红尘看破了不过是云烟，生命看破了不过是无常，美丽看破了不过是躯壳，爱情看破了不过是聚散，人生看破了不过是悲欢。

人生就是这样，时刻贪婪着的永远是金钱，时刻梦想着的永远是名利，时刻烦恼着的永远是成败，时刻计较着的永远是得失。

其实，有啥可争的，有啥可烦的，荣华富贵皆是过眼烟云，百年之后都是一把尘土。活着时你争我夺，得到的人满心的欢喜，失去的人满肚子怨气。一旦人没了，烟消了，云也散了；钱飞了，财也跑了；名空了，利也断了。

所以为了一时的贪求和索取，天天满腹怨言，满腔怨气，损了感情，伤了身体，折了寿命，这又何必？

得意时，一定要看淡；失意时，一定要看开；心累时，一定要看轻。看清了很多不靠谱的人，却不必轻易揭穿；讨厌着很多看不惯的人，却不必轻易翻脸。心胸大度些，人才活得舒坦；心里阳光些，眼前就不会阴暗。

烟火红尘，无所不有；大千世界，繁华无数；求无止境，得无满足。无欲无求，才能轻松。

生命短暂，快乐是天，心若计较，处处都是怨言；人生有限，想开是福，心若放宽，时时都是晴天。看淡，心中一片花海；看开，头顶一方蓝天。

人若无恙，则岁月静好；心若无恙，则时光欢畅。别给心添堵，不给人设障，逆境时不自弃，顺境时不张扬。

只要心态阳光，就会乐观向上。只要看淡看轻，就会快乐一生！

作者：彩云追月~

“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睿智的年月，那是蒙昧的年月；那是信心百倍的时期，那是疑虑重重的时期；那是阳光普照的季节，那是黑暗笼罩的季节；那是充满希望的春天，那是让人绝望的冬天；我们面前无所不有，我们面前一无所有；我们大家都在直升天堂，我们大家都在直下地狱——简而言之，那个时代和当今这个时代是如此相似，因而一些吵嚷不休的权威们也坚持认为，不管它是好是坏，都只能用“最……”来评价它。”

——《双城记》查尔斯·狄更斯

《知识分子二十讲》•抄读第1625天
西美尔对都市社会的观点，充满了对现代性的爱恨交织的复杂情绪，他的观点与稍后的本雅明对波德莱尔的创造性洞见的阐释有着密切的关系。这种双重交织是对悲剧性的一种生动写照——无法化解的矛盾辩证地缠绕在一起：绝对仅仅在个人及其遭遇的独特性中展示自身，永恒隐身于瞬间即逝的事件背后，常态隐身于唯一性的背后。最重要的是，现代性的戏剧性来自于“文化的悲剧”,来自于人类缺乏消化吸收因精神创造力的解放所产生的过量的文化产品的能力。文化的进程一旦启动，便获得自身的推动力，发展出自己的逻辑，并成倍成倍地生产出新的现实，后者在个人看来，是一个外在的客观世界，它是如此的强大，如此的难以接近，从而根本无法“重新掌握它”。对象化的文化的丰富，导致人类个体文化的贫乏，个人现在根据omniahabentes,nihil possidentes的原则行动【拉丁语，虽拥有一切，实质上却一无所有。圣方济各的原则是；一无所有却无所不有。----译者注】(正如京特·S.斯滕特把圣方济各的著名原则颠倒过来那样)。对对象化客体的疯狂的追求，恰恰使得重新恢复已丧失意义的努力成为徒劳。西美尔哀叹“非普遍性的知识分子”(partial intellectuals)的降生(这个术语后来是由福柯提出的),哀叹一个时代的逝去，在这个时代里，那本渊博的《政治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成为当时这个时代的所有文化人的共同财产，并受到诸如狄更斯或罗斯金等“非专业人士”的广泛评论。这种对现代性的看法，来自于大都市知识分子的视角，他们所梦寐以求的是作为les philosophes遗产的那种角色能够延续下去，然而现在的状况使这种延续几乎不可能，而且这种状况恰恰是哲学家遗产的巨大成功所导致的。

——[英国]齐格蒙•鲍曼《立法者的衰落》*233—234页
震惊体验，是现代性文化景观的志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