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一部历史片：《沉默》】
公元4世纪，基督教通过《米兰敕令》与《萨洛尼卡敕令》成为了罗马帝国的国教，随之影响到帝国全境。在中世纪时，基督教逐渐散布到整个欧洲，随着文艺复兴的开始，又从欧洲走向全世界。

1100多年以后，西班牙纳瓦拉地区的巴斯克没落贵族后代方济各·沙勿略与依纳爵·罗耀拉一起在法国成立了耶稣会，面对当时日益兴起的宗教改革运动，耶稣会致力于从教会内部进行改革以对抗新教势力。同时，耶稣会把目光放向地理大发现后的世界，对于基督教向全世界扩张影响力的进程起到了很大的助推作用。

1547年，沙勿略在印度果阿传教时，结识了日本人弥次郎，在沙勿略的感化下，弥次郎受洗成为教徒。在接受天主教思想的同时，也向这位伟大的传教士介绍了家乡日本的风土人情，这引起了沙勿略很大的兴趣。

在1549年的圣母升天节当天，沙勿略与两位修士一起乘船辗转来到日本鹿儿岛，成为第一位踏上日本国土的天主教传教士。不到半年时间，日本萨摩地区便有600余人受洗入教。当然，天主教在日本发展的历史也是充满血与泪的。在桃山与江户时期，教徒们就遭受过迫害，宗教行为也被禁绝。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踏绘——将十字架或耶稣肖像放在地上，要求信徒踩踏以强迫其弃教，如果信徒拒绝，那么将会被严厉地治罪。

在《沉默》这部影片中，就出现了许多踏绘的镜头，除此之外还出现了许多更为残酷的刑罚，比如“穴吊”。《沉默》是美国老一代导演马丁·斯科塞斯执导的宗教三部曲中最后的一部，这部节奏略显温吞，充满受难、背叛、隐忍的影片改编自日本著名作家远藤周作的同名小说。影片对于东西方文化的冲突，宗教中背叛与正信的解释以及日本天主教历史中的曲折和矛盾进行了淋漓尽致的剖析。在我看这部电影时，脑海里一直不断重复着伊壁鸠鲁悖论。

在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国教的600多年前，古希腊哲学家伊比鸠鲁提出的“罪恶问题”（伊壁鸠鲁悖论）似乎就已经预见性地指出了基督教的弱点（当然，伊庇鲁斯悖论的讨论范围是整个神学）。
如果是上帝想阻止“恶”而阻止不了，那么上帝就是无能的；
如果是上帝能阻止“恶”而不愿阻止，那么上帝就是坏的；
如果是上帝既不想阻止也阻止不了“恶”，那么上帝就是既无能又坏；
如果是上帝既想阻止又能阻止“恶”，那为什么我们的世界依然充满了“恶”呢？

面对这一难题，直到18世纪初时，才由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通过他的著作《神义论》进行了正式、全面地解答。即人对罪恶的定义——即使是我们所认为“最罪恶”的事情也是上帝能够预见和确保的。

然而事实上真的如此吗？我们不妨带着这些疑问，再重新审视一遍这部电影，也许会有更多的感悟与收获。

全欧洲只有一个新教国家的艺术安然无恙地渡过了宗教改革运动的危机，那就是尼德兰。那里的绘画已经兴旺了许多年，艺术家找到了一条道路摆脱他们的困境。他们不仅仅是致力于肖像绘画，凡是新教不可能反对的题材类型，他们都有过专门研究。自早期的凡·艾克时代以来，尼德兰艺术家一直被公认是精于模仿自然的大师。虽然意大利人为他们独擅的美丽的人体运动形象踌躇满志，但是不能不承认以无比的耐心和精确去描绘一朵花、一棵树、一座仓房或一群羊，“佛兰德人”会胜过他们。所以，当人们不再需要他们去画祭坛画和其他表现宗教信仰的画，北方艺术家自然而然地就去努力为他们世所公认的专长寻找市场，画出一些旨在显示他们再现事物外观绝技的作品。对于这些地区的艺术家来说，连专门化也不是完全新颖的东西。我们记得艺术危机发生之前，希罗尼穆斯·博施已经专门研究画地狱和恶魔了。此时，绘画的范围变得更狭窄，画家们进一步走上了专门化道路。他们力图发展北方艺术传统，这种传统一直可以回溯到中世纪写本页边的诙谐图和15世纪艺术中所表现的现实生活的场面。画家有意识地画一些作品来发展某一分支的题材或某一种类的题材，特别是日常生活画面，这种画后来叫“genre picture”。

约翰·诺克斯（John Knox 1505-1572）著名宗教改革领袖，创办了苏格兰长老会，身列日内瓦“宗教改革纪念碑”的四巨人之一。1540年改信新教。他曾被法国人俘虏，沦为划船的奴隶，之后回到英格兰担任新教牧师。“血腥玛丽”上台后逃亡欧陆，在日内瓦加尔文门下受教。1559年重返苏格兰，致力于传播新教教义、将他的同胞从当时的宗教腐败中拯救出来。他在信仰之战中历经多次流亡，曾与苏格兰女王对垒，带领苏格兰教会进行宗教改革，被誉为“清教主义的创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