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八大行星#
金星（英语、拉丁语：Venus，天文符号：♀），在太阳系的八大行星中，是从太阳向外的第二颗行星，轨道公转周期为224.7天，没有天然的卫星。金星在中国古代称为太白、明星或大嚣，早晨出现于东方称启明，晚上出现于西方称长庚。到西汉时期，《史记‧天官书》作者司马迁从实际观测发现太白为白色，与“五行”学说联系在一起，正式把它命名为金星。英文名称源自罗马神话的爱与美的女神维纳斯（Venus），古希腊人称为阿佛洛狄忒，也是希腊神话中爱与美的女神。金星的天文符号用维纳斯的梳妆镜来表示。
金星在夜空中的亮度仅次于月球，是第二亮的天体，视星等可以达到-4.7等，足以在地面照射出影子。由于金星是在地球内侧的内行星，它永远不会远离太阳运行：它的离日度最大值为47.8°。金星是一颗与地球相似的类地行星，常被称为地球的姊妹星。它有着四颗类地行星中最浓厚的大气层，其中超过96%都是二氧化碳，金星表面的大气压力是地球的92倍。其表面的平均温度高达735 K（462 °C），是太阳系中最热的行星，比最靠近太阳的水星还要热。
金星被一层高反射、不透明的硫酸云覆盖着，阻挡了来自太空中，可能抵达表面的可见光。它在过去可能拥有海洋，但是随着失控的温室效应导致温度上升而全部蒸发掉。水最有可能因为缺乏行星磁场而受到光致蜕变分解成氢和氧，而自由氢被太阳风吹散，逃逸到星际空间。2020年9月15日，科学家在金星大气层中侦测到磷化氢存在，这可能是地外生命存在的迹象。
（图文来源：百度百科）
@湘潭大学青年传媒中心 @湘潭大学三翼校园
金星（英语、拉丁语：Venus，天文符号：♀），在太阳系的八大行星中，是从太阳向外的第二颗行星，轨道公转周期为224.7天，没有天然的卫星。金星在中国古代称为太白、明星或大嚣，早晨出现于东方称启明，晚上出现于西方称长庚。到西汉时期，《史记‧天官书》作者司马迁从实际观测发现太白为白色，与“五行”学说联系在一起，正式把它命名为金星。英文名称源自罗马神话的爱与美的女神维纳斯（Venus），古希腊人称为阿佛洛狄忒，也是希腊神话中爱与美的女神。金星的天文符号用维纳斯的梳妆镜来表示。
金星在夜空中的亮度仅次于月球，是第二亮的天体，视星等可以达到-4.7等，足以在地面照射出影子。由于金星是在地球内侧的内行星，它永远不会远离太阳运行：它的离日度最大值为47.8°。金星是一颗与地球相似的类地行星，常被称为地球的姊妹星。它有着四颗类地行星中最浓厚的大气层，其中超过96%都是二氧化碳，金星表面的大气压力是地球的92倍。其表面的平均温度高达735 K（462 °C），是太阳系中最热的行星，比最靠近太阳的水星还要热。
金星被一层高反射、不透明的硫酸云覆盖着，阻挡了来自太空中，可能抵达表面的可见光。它在过去可能拥有海洋，但是随着失控的温室效应导致温度上升而全部蒸发掉。水最有可能因为缺乏行星磁场而受到光致蜕变分解成氢和氧，而自由氢被太阳风吹散，逃逸到星际空间。2020年9月15日，科学家在金星大气层中侦测到磷化氢存在，这可能是地外生命存在的迹象。
（图文来源：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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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世永艺术简介
谢世永， 字：轼咏 ，号：五龙山人。汉族 男 生于1966年10月，甘肃省天水人。
中国国际工艺美术师，中国书画家协会会员，CETV中国教育电视台《水墨丹青》栏目组会员，中华文化研究院名人堂名人，中华文化研究院艺术顾问。人民艺术收藏网签约艺术家，中国书画摄影家协会理事。一级书画家，中国书画摄影协会培训中心教授。阅尽大千春世界，牡丹终古是花王”、“雅称花中为首冠，年年长占断春光”。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对牡丹的赞咏之词浩如烟海。在中国的国画艺术中，牡丹是历代艺术家描绘的重要题材之一，众多画家也将他们对牡丹的喜爱通过国画这种艺术形式毫无保留的展现出来。因此，牡丹花成了国画中的常客，描绘牡丹的作品多如繁星，大红大绿，往往容易把牡丹画俗 。谢世永先生的牡丹国画作品或含苞待放,或迎春吐艳，画牡丹最重要是要表达牡丹花高贵不俗和雍容大度的气质，但用色不当，绚红搭绿，尖跳刺目，臃肿软疲，俗不可耐。他在探索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道路上，以金冬心、吴缶庐等先人为楷模，书法入画，将书法和绘画冶为一炉，一洗俗嚣，他运笔是书法的自然流露，绘画是书法的进一步升华。先生笔下的写意墨荷，水墨点染，笔墨粗简，构图取势简洁疏朗，笔法有张有弛、有快有慢，用别具丰神的艺术语言，一展荷之亭亭玉立，开朗而舒展，尽情地表现了自己对荷花的独特感悟，清新灵动，水韵绵绵，巧妙创造出了心灵荷花意象，散发出浓浓的生命诗意。他的水墨荷花动中有静，静中有动，表现出动静相成的艺术审美境界，他在笔墨语言形态上进行了新的探索和追求，追求书法笔意，水墨意境，结构张力，使作品的审美内涵显得更为空灵，更有气韵，由此而产生禅化的意境。
展卷细品，他笔下的花鸟，取象于平中见奇，淡中见雅，运用条幅与方形的构图，使其韵味无穷。看他的作画，很强烈的感觉到用线的流畅、柔和、霸气和俊美，时时透出一股灵气。在花与鸟之间，点缀着或黄、或青、或深、或淡的枝叶，在静与动之间，呈现出一片平静祥和的气氛。他笔下的花鸟可谓是形神兼备，栩栩如生，构思巧妙。
看他的作画，笔法的自由放纵，画格的清新纯朴，总是洋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他的画既有高超的造型能力，又具高雅的笔墨格调，意境超然脱俗。就是这样的信仰与热爱，让绘画在他的心里生根发芽。
展卷细品，他笔下的花鸟，取象于平中见奇，淡中见雅，运用条幅与方形的构图，使其韵味无穷。看他的作画，很强烈的感觉到用线的流畅、柔和、霸气和俊美，时时透出一股灵气。在花与鸟之间，点缀着或黄、或青、或深、或淡的枝叶，在静与动之间，呈现出一片平静祥和的气氛。他笔下的花鸟可谓是形神兼备，栩栩如生，老鹰也是国画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主题，成为了一种国画的代名词，有很多画家都寄情于画老鹰，体现自己的思想抱负。先生笔下一只静立岩石上的苍鹰入画，浓淡墨绘出羽毛，鹰爪刻画颇为细腻，它高昂着头，眼神炯炯，虽未动，气势却十足，天高处，才有好风景，给人以振奋向上之感，与背景的老辣的古松，共同组合成一道亮丽的风景。
图片
近僧之人，心中干净、单纯，不慕浮华，与世无争。他不善言谈，不会交往，一方桌案就是他的生活天地。他的绘画是一种心灵的需求，一种心灵与自然沟通，它的画面是一种非常单纯而直接的与自然的对话，他的作品没有对过去的留恋，没有对现在的徘徊，但又蕴含着一种强大的、积极向上的力量，有的时候又仿佛像一个人在旷野中吟唱着隔世之音。
艺术作品无论大小，唯有经得起推敲，经得起品赏的，才是真正的好作品！今著名画家谢世永老师的丹青作品，则正是属于可赏可鉴的臻品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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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世永， 字：轼咏 ，号：五龙山人。汉族 男 生于1966年10月，甘肃省天水人。
中国国际工艺美术师，中国书画家协会会员，CETV中国教育电视台《水墨丹青》栏目组会员，中华文化研究院名人堂名人，中华文化研究院艺术顾问。人民艺术收藏网签约艺术家，中国书画摄影家协会理事。一级书画家，中国书画摄影协会培训中心教授。阅尽大千春世界，牡丹终古是花王”、“雅称花中为首冠，年年长占断春光”。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对牡丹的赞咏之词浩如烟海。在中国的国画艺术中，牡丹是历代艺术家描绘的重要题材之一，众多画家也将他们对牡丹的喜爱通过国画这种艺术形式毫无保留的展现出来。因此，牡丹花成了国画中的常客，描绘牡丹的作品多如繁星，大红大绿，往往容易把牡丹画俗 。谢世永先生的牡丹国画作品或含苞待放,或迎春吐艳，画牡丹最重要是要表达牡丹花高贵不俗和雍容大度的气质，但用色不当，绚红搭绿，尖跳刺目，臃肿软疲，俗不可耐。他在探索中国传统绘画艺术的道路上，以金冬心、吴缶庐等先人为楷模，书法入画，将书法和绘画冶为一炉，一洗俗嚣，他运笔是书法的自然流露，绘画是书法的进一步升华。先生笔下的写意墨荷，水墨点染，笔墨粗简，构图取势简洁疏朗，笔法有张有弛、有快有慢，用别具丰神的艺术语言，一展荷之亭亭玉立，开朗而舒展，尽情地表现了自己对荷花的独特感悟，清新灵动，水韵绵绵，巧妙创造出了心灵荷花意象，散发出浓浓的生命诗意。他的水墨荷花动中有静，静中有动，表现出动静相成的艺术审美境界，他在笔墨语言形态上进行了新的探索和追求，追求书法笔意，水墨意境，结构张力，使作品的审美内涵显得更为空灵，更有气韵，由此而产生禅化的意境。
展卷细品，他笔下的花鸟，取象于平中见奇，淡中见雅，运用条幅与方形的构图，使其韵味无穷。看他的作画，很强烈的感觉到用线的流畅、柔和、霸气和俊美，时时透出一股灵气。在花与鸟之间，点缀着或黄、或青、或深、或淡的枝叶，在静与动之间，呈现出一片平静祥和的气氛。他笔下的花鸟可谓是形神兼备，栩栩如生，构思巧妙。
看他的作画，笔法的自由放纵，画格的清新纯朴，总是洋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他的画既有高超的造型能力，又具高雅的笔墨格调，意境超然脱俗。就是这样的信仰与热爱，让绘画在他的心里生根发芽。
展卷细品，他笔下的花鸟，取象于平中见奇，淡中见雅，运用条幅与方形的构图，使其韵味无穷。看他的作画，很强烈的感觉到用线的流畅、柔和、霸气和俊美，时时透出一股灵气。在花与鸟之间，点缀着或黄、或青、或深、或淡的枝叶，在静与动之间，呈现出一片平静祥和的气氛。他笔下的花鸟可谓是形神兼备，栩栩如生，老鹰也是国画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主题，成为了一种国画的代名词，有很多画家都寄情于画老鹰，体现自己的思想抱负。先生笔下一只静立岩石上的苍鹰入画，浓淡墨绘出羽毛，鹰爪刻画颇为细腻，它高昂着头，眼神炯炯，虽未动，气势却十足，天高处，才有好风景，给人以振奋向上之感，与背景的老辣的古松，共同组合成一道亮丽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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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僧之人，心中干净、单纯，不慕浮华，与世无争。他不善言谈，不会交往，一方桌案就是他的生活天地。他的绘画是一种心灵的需求，一种心灵与自然沟通，它的画面是一种非常单纯而直接的与自然的对话，他的作品没有对过去的留恋，没有对现在的徘徊，但又蕴含着一种强大的、积极向上的力量，有的时候又仿佛像一个人在旷野中吟唱着隔世之音。
艺术作品无论大小，唯有经得起推敲，经得起品赏的，才是真正的好作品！今著名画家谢世永老师的丹青作品，则正是属于可赏可鉴的臻品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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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合一，南朝文人的“山居”生活】经先秦两汉的漫长发展，到了魏晋六朝，自然山水逐渐进入到文人墨客的笔下，成为兼具物质性和人文性的审美对象，并深刻影响了文士的生活方式。在南朝时期，“山居”成为当时颇为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这不仅与南方不断得到开发有关，也反映了南朝文人亲近自然山水、追求个性独立的审美观念的新变。#每天读国学#
据史料记载，南朝百余年间，文人“山居”生活大致有以下三种类型：一是较为纯粹的遁世隐逸。如南齐的褚伯玉“少有隐操，寡嗜欲。……居瀑布山。性耐寒暑，时人比之王仲都。在山三十余年，隔绝人物。”（《南齐书·褚伯玉传》）其“山居”生活以离群索居为特点；二是年老之后退隐“山居”。如萧梁时期的王规，晚年“辞疾不拜，于钟山宋煕寺筑室居焉”，是一种看透宦海浮沉后的超然选择；三是以“山居”而兼讲学和游山玩水，最具普遍性。如沈麟士曾“隐居余干吴差山，讲经教授，从学士数十百人，各营屋宇，依止其侧”（《南史·沈麟士传》）；顾欢“隐遁不仕，于剡天台山开馆聚徒，受业者常近百人……晚节服食，不与人通。每旦出户，山鸟集其掌取食”（《南齐书·顾欢传》）。这两人的“山居”生活，实际兼有避世和授徒讲学的双重性质。
《梁书·何胤传》中记载，何胤先后在东山、若邪山及秦望山隐居，也是以讲授儒学为主。沈德威在梁太清末年“遁于天目山，筑室以居，虽处乱离，而笃学无倦，遂治经业”（《陈书·沈德威传》）。张讥“性恬静，不求荣利，常慕闲逸，所居宅营山池，植花果，讲《周易》《老》《庄》而教授焉”（《陈书·张讥传》）。
南朝文人的“山居”生活，在文学中也有生动的表现。谢灵运即是代表人物之一，他在继承祖业的基础上，“并有故宅及墅，遂移籍会稽，修营别业，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与隐士王弘之、孔淳之等纵放为娱，有终焉之志。”（《宋书·谢灵运传》）在谢灵运看来，“山居”是一种具有悠久传统的生活方式，他的《山居赋》以始宁墅为蓝本，从上古穴居一路说到当时的文人山居，旁征博引，纵横捭阖，不仅细致描绘了自己始宁墅的内外设置，写到了山中的亭台楼榭，山川形胜，飞禽走兽，花草树木，重点表现了山居“有异乎市廛”的生活情趣，而且结合抒发了自己的思古幽情和“心放俗外”的隐逸情怀。
南朝时期另一位深入描绘“山居”生活的著名文人，是齐梁时代的刘峻，其代表作品有《东阳金华山栖志》《始居山营室诗》等。与谢灵运对“始宁墅”穷形尽相的描摹相比，刘峻则重在表现“山居”生活的人文特性。他本来是安成康王萧秀的幕僚，后来“复以疾去，因游东阳紫岩山，筑室居焉，为《山栖志》，其文甚美。”《东阳金华山栖志》以自己隐居金华山十余年的生活为基础，特别是以所居山舍为中心，采取移步换景式的全景描述，把从山麓抵达自己山居之所的过程完全呈现出来，辅之以介绍金华山的诸多文化景观，可谓是一幅精彩细致的金华山名胜导游图。
另外，此文也可与其《始居山营室诗》一诗对读，更能看出刘峻对山居生活的精心安排，其山居之所“凿户窥嶕峣，开轩望崭崱”，选择了开阔平整之处，既适合建造面积可观的房宇，满足基本生活的需要，又方便广招生徒讲学。可见其生活属于前文所述的第三种“山居”类型。
《梁书》刘峻本传曾记载“峻居东阳，吴、会人士多从其学”。追随其问学者有官员、士人、道士和僧侣等，不一而足。这说明刘峻的“山居”之所已演化成儒释道学术文化交流之地。而其居所周围则是“激水檐前溜，修竹堂阴植。香风鸣紫莺，高梧巢绿翼。泉脉洞杳杳，流波下不极。”（《始居山营室诗》）。茂林修竹，潺潺流水，飞禽翔集，幽雅的环境显示出田园诗意般的生活情趣，也体现了刘峻作为主人对居所安排的良苦用心。《山栖志》中的描述与此大致相似：“寺观前皆植修竹，檀栾萧飋，被陵缘阜。竹外则有良田，区畛通接。山泉膏液，郁润肥腴。”这种诗情画意的美丽图景与上述之多元文化融汇的特征可算是相得益彰，南朝文人“山居”生活的丰富多彩，于此可见一斑。
这种融自然性、人文性和艺术性于一体的“山居”生活，在南朝文士中不仅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而且深刻影响了当时文人的生活理念，即在日常生活中追求审美化艺术化。据《南齐书·竟陵文宣王子良传》记载，萧子良“移居鸡笼山邸，集学士抄五经、百家，依《皇览》例为《四部要略》千卷。招致名僧，讲语佛法，造经呗新声，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他在鸡笼山的居所集合如此众多且思想各异的文士，从事图书修撰。不同思想相互激荡，造就颇具声律之美的“经呗新声”，形成了一道引人注目的文化景观。这对“永明体”诗歌的新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萧子良在《行宅诗》中也写了自己“山居”生活的感受：“幼赏悦禽鱼，早性羡蓬艾”，诗序中说明了他之所以有如此选择，主要是受自然山水的感召：“余禀性端疏，属爱闲外。往岁羁役浙东，备历江山之美。名都胜境，极尽登临。山原石道，步步新情，回池绝涧，往往旧识。以吟以咏，聊用述心。”表现“山居”生活的审美体验，也多见于其他南朝文人的作品。如梁代吴均《山中杂诗》三首：“山际见来烟，竹中窥落日。鸟向檐上飞，云中窗里出。”（其一）“绿竹可充食，女萝可代裙。山中自有宅，桂树笼青云。”（其二）“具区穷地险，嵇山万里余。奈何梁隐士，一去无还书。”（其三）何逊《答高博士诗》：“北窗凉夏首，幽居多卉木。飞蜨弄晚花，清池映疏竹。为宴得快性，安闲聊鼓腹。将子厌嚣尘，就予开耳目。”吴均诗中的“山居”生活透露出那些厌倦尘俗之士归隐山林的恬静之趣，何逊之诗则表现了“山居”生活所形成的思想理念对文人的日常生活的深刻影响。即使没有自然山林的物质条件，自己的生活依然可以通过花草竹木、清流绕径的设计获得脱俗快性之感。这显示出南朝文人以山水花竹娱情、怡然自得的生活情趣。
唐长孺先生曾指出，在南迁之后，经历北方战乱的世家大族占据了山川林泽的广大土地，这是南朝文人体验“山居”生活的现在基础。而玄学物我两忘、逍遥自由的文化追求，则推动了文人走向山林草野，借此寻求人生和自然的真谛。加之东汉后期以来隐逸风尚的流行，都促使众多南朝文人自觉选择“山居”生活。不仅体现了重视生活质量、全身养性的生活态度，也表现出追求天人合一、自得其乐的审美趣味。因此，南朝文人的“山居”生活，与西方“诗意地栖居”的理想具有深层的相通之处，也是我国古代文人群体精神旨趣和审美理想的重要表征。
据史料记载，南朝百余年间，文人“山居”生活大致有以下三种类型：一是较为纯粹的遁世隐逸。如南齐的褚伯玉“少有隐操，寡嗜欲。……居瀑布山。性耐寒暑，时人比之王仲都。在山三十余年，隔绝人物。”（《南齐书·褚伯玉传》）其“山居”生活以离群索居为特点；二是年老之后退隐“山居”。如萧梁时期的王规，晚年“辞疾不拜，于钟山宋煕寺筑室居焉”，是一种看透宦海浮沉后的超然选择；三是以“山居”而兼讲学和游山玩水，最具普遍性。如沈麟士曾“隐居余干吴差山，讲经教授，从学士数十百人，各营屋宇，依止其侧”（《南史·沈麟士传》）；顾欢“隐遁不仕，于剡天台山开馆聚徒，受业者常近百人……晚节服食，不与人通。每旦出户，山鸟集其掌取食”（《南齐书·顾欢传》）。这两人的“山居”生活，实际兼有避世和授徒讲学的双重性质。
《梁书·何胤传》中记载，何胤先后在东山、若邪山及秦望山隐居，也是以讲授儒学为主。沈德威在梁太清末年“遁于天目山，筑室以居，虽处乱离，而笃学无倦，遂治经业”（《陈书·沈德威传》）。张讥“性恬静，不求荣利，常慕闲逸，所居宅营山池，植花果，讲《周易》《老》《庄》而教授焉”（《陈书·张讥传》）。
南朝文人的“山居”生活，在文学中也有生动的表现。谢灵运即是代表人物之一，他在继承祖业的基础上，“并有故宅及墅，遂移籍会稽，修营别业，傍山带江，尽幽居之美。与隐士王弘之、孔淳之等纵放为娱，有终焉之志。”（《宋书·谢灵运传》）在谢灵运看来，“山居”是一种具有悠久传统的生活方式，他的《山居赋》以始宁墅为蓝本，从上古穴居一路说到当时的文人山居，旁征博引，纵横捭阖，不仅细致描绘了自己始宁墅的内外设置，写到了山中的亭台楼榭，山川形胜，飞禽走兽，花草树木，重点表现了山居“有异乎市廛”的生活情趣，而且结合抒发了自己的思古幽情和“心放俗外”的隐逸情怀。
南朝时期另一位深入描绘“山居”生活的著名文人，是齐梁时代的刘峻，其代表作品有《东阳金华山栖志》《始居山营室诗》等。与谢灵运对“始宁墅”穷形尽相的描摹相比，刘峻则重在表现“山居”生活的人文特性。他本来是安成康王萧秀的幕僚，后来“复以疾去，因游东阳紫岩山，筑室居焉，为《山栖志》，其文甚美。”《东阳金华山栖志》以自己隐居金华山十余年的生活为基础，特别是以所居山舍为中心，采取移步换景式的全景描述，把从山麓抵达自己山居之所的过程完全呈现出来，辅之以介绍金华山的诸多文化景观，可谓是一幅精彩细致的金华山名胜导游图。
另外，此文也可与其《始居山营室诗》一诗对读，更能看出刘峻对山居生活的精心安排，其山居之所“凿户窥嶕峣，开轩望崭崱”，选择了开阔平整之处，既适合建造面积可观的房宇，满足基本生活的需要，又方便广招生徒讲学。可见其生活属于前文所述的第三种“山居”类型。
《梁书》刘峻本传曾记载“峻居东阳，吴、会人士多从其学”。追随其问学者有官员、士人、道士和僧侣等，不一而足。这说明刘峻的“山居”之所已演化成儒释道学术文化交流之地。而其居所周围则是“激水檐前溜，修竹堂阴植。香风鸣紫莺，高梧巢绿翼。泉脉洞杳杳，流波下不极。”（《始居山营室诗》）。茂林修竹，潺潺流水，飞禽翔集，幽雅的环境显示出田园诗意般的生活情趣，也体现了刘峻作为主人对居所安排的良苦用心。《山栖志》中的描述与此大致相似：“寺观前皆植修竹，檀栾萧飋，被陵缘阜。竹外则有良田，区畛通接。山泉膏液，郁润肥腴。”这种诗情画意的美丽图景与上述之多元文化融汇的特征可算是相得益彰，南朝文人“山居”生活的丰富多彩，于此可见一斑。
这种融自然性、人文性和艺术性于一体的“山居”生活，在南朝文士中不仅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而且深刻影响了当时文人的生活理念，即在日常生活中追求审美化艺术化。据《南齐书·竟陵文宣王子良传》记载，萧子良“移居鸡笼山邸，集学士抄五经、百家，依《皇览》例为《四部要略》千卷。招致名僧，讲语佛法，造经呗新声，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他在鸡笼山的居所集合如此众多且思想各异的文士，从事图书修撰。不同思想相互激荡，造就颇具声律之美的“经呗新声”，形成了一道引人注目的文化景观。这对“永明体”诗歌的新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萧子良在《行宅诗》中也写了自己“山居”生活的感受：“幼赏悦禽鱼，早性羡蓬艾”，诗序中说明了他之所以有如此选择，主要是受自然山水的感召：“余禀性端疏，属爱闲外。往岁羁役浙东，备历江山之美。名都胜境，极尽登临。山原石道，步步新情，回池绝涧，往往旧识。以吟以咏，聊用述心。”表现“山居”生活的审美体验，也多见于其他南朝文人的作品。如梁代吴均《山中杂诗》三首：“山际见来烟，竹中窥落日。鸟向檐上飞，云中窗里出。”（其一）“绿竹可充食，女萝可代裙。山中自有宅，桂树笼青云。”（其二）“具区穷地险，嵇山万里余。奈何梁隐士，一去无还书。”（其三）何逊《答高博士诗》：“北窗凉夏首，幽居多卉木。飞蜨弄晚花，清池映疏竹。为宴得快性，安闲聊鼓腹。将子厌嚣尘，就予开耳目。”吴均诗中的“山居”生活透露出那些厌倦尘俗之士归隐山林的恬静之趣，何逊之诗则表现了“山居”生活所形成的思想理念对文人的日常生活的深刻影响。即使没有自然山林的物质条件，自己的生活依然可以通过花草竹木、清流绕径的设计获得脱俗快性之感。这显示出南朝文人以山水花竹娱情、怡然自得的生活情趣。
唐长孺先生曾指出，在南迁之后，经历北方战乱的世家大族占据了山川林泽的广大土地，这是南朝文人体验“山居”生活的现在基础。而玄学物我两忘、逍遥自由的文化追求，则推动了文人走向山林草野，借此寻求人生和自然的真谛。加之东汉后期以来隐逸风尚的流行，都促使众多南朝文人自觉选择“山居”生活。不仅体现了重视生活质量、全身养性的生活态度，也表现出追求天人合一、自得其乐的审美趣味。因此，南朝文人的“山居”生活，与西方“诗意地栖居”的理想具有深层的相通之处，也是我国古代文人群体精神旨趣和审美理想的重要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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