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虞弘墓：隋代外国夫妇，异域风情浮雕，有的画面让人血脉贲张】
有的人在历史上默默无名，没有在正史中留下自己的只言片语，但在现实的人生中却是低调的人生赢家，出身高贵，周游列国，在动荡的南北朝时代历经三朝，做上高官，又得善终。在千百年后的今天，又凭借一座十几平米的墓葬为世人所知，流芳千古。
今天小编要介绍的，就是这样在一千五百多年前的中国山西大地上的外国人——虞弘夫妇和他的墓葬
一、虞弘夫妻合葬墓，墓志上书写了一段传奇的人生
虞弘墓位于太原盆地晋源区王郭村村南一条东西向的土路上，路边紧挨着农民的住房，是在1999年7月被一位村民在挖水渠时无意中发现的。距虞弘墓西南600米，就是北齐东安王娄睿墓。
虞弘墓并不大，只有仅仅十几平方米，小小的墓室内有两具腐朽的人骨，经专家鉴定，是一男一女，男主人虞弘本人的线粒体DNA序列具有欧洲序列特征，而虞弘夫人的线粒体DNA序列则同时具有欧洲序列和亚洲序列特征，是生活在隋代中国的一对外国夫妇。
墓主人和夫人
随后发现的墓志为我们揭开了墓主人虞弘的传奇人生，虞弘出生在中亚一个小国——鱼国的贵族世家，虞弘祖父曾任北魏“鱼国领民酋长”，说明那时鱼国就已经与北魏有了联系。
后来到了虞弘的父亲这一代，鱼国成为北方草原柔然汗国的的附庸，虞弘之父改仕北方草原柔然汗国，虞弘从小就跟着父亲奉命出使波斯、土谷浑和安息等地。北齐文宣帝时，虞弘作为使节来到中原。
不幸的是，出使期间，柔然和北齐政权关系破裂，虞弘被当作人质扣留。可世事难料，没过多久柔然王朝被高车族灭亡了。虞弘从此成了断了线的风筝，福祸相生，可能由于虞弘所依附的柔然不复存在的缘故，北齐政权开始启用他。随后又在在北周、隋朝均受到重用。
可能是因为虞弘的本民族已经不存在的原因，北齐政权也就对他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于是开始启用他。最高做到检校萨保府，萨保府是当时专门为管理外国人设置的机构，位高权重。虞弘临终前为隋朝的仪同三司、封爵广兴县开国伯， 59 岁时死于晋阳城，葬于592年。
虞弘墓墓志
二、异域风情的汉白玉浮雕
在墓葬中，最为人所关注的，莫关于在棺椁上的汉白玉浮雕彩绘图像，这些充满西域风情的宴饮图、乐舞图、射猎图、家居图，都显示出所绘人物深目高鼻，充满了异域风情。在这里有各式各样的人物形象，为研究历史上的波斯、中亚等地的文化风俗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
出场次数最多的，莫过于有波斯文化特征的人物，从哪里可以看出是波斯文化呢？最显眼的莫过于人或动物身后的飘带，在壁画中违背地心引力上上后方翻飞，虞弘墓超过一半的图像都有这个飘带。其次是有波斯风格的贯头衫，从身体下部两侧开襟，从头穿过袍领部，与粟特地区流行的款式不同，粟特地区是从两边或中间开襟。
波斯人形象
墓主人在图像中就是以波斯人的形象出现，除了以上两点，墓主人还有两处细节体现了他的尊贵身份，一个是波浪长发，这是波斯人中的祭司或守门人等特殊角色才有的特征，另一个是日月形冠，因为当时的波斯萨珊王朝崇拜日、月、星三光，新月托日形象体现了波斯人的信仰，这种日月形王冠为萨珊王室专用，成为王权的象征。
图像中出镜率次高的，是粟特人和突厥人，但从主体服饰上看，已经体现不出粟特和突厥特征，穿着的主要都是波斯式的贯头衫，只能从其他细节上进行分辨。一个是发型，中亚粟特地区多短发，形式表现为前额齐平，耳后稍长、时向后翘起。这也是安伽墓、史君墓等拥有确切铭文纪年的入华粟特人墓葬中体现出的特征。与短发相配套的短发发饰也成了判断线索，比如墓中出土的男子持瓶奉侍立俑所戴微呈小圆锥形帽。
粟特人
同样的，发型也可以作为判断突厥文化的线索，区分于波斯的波浪长发、粟特的短发，古代突厥文化往往是披发，体现为单马尾的长直发或“辫发”。除了发型，图画人物腰间的鞣躞带也是伴随突厥兴起的装饰，作用有点像现在的腰包，通常悬挂小刀、胡禄以及算囊，后期到唐代还被列入冠服制度。
披发、腰间配鞣躞带的突厥人形象
三、令人不忍直视的搏斗画面，多元文化的混搭风格
与展现出多种文化特征的人物形象相对应的，画像中的很多细节也呈现出多元文化的特征。其中，出现动物频率最高的，莫过于狮子，在这一系列图像中，狮子总是作为搏斗对象出现的，有的图案是粟特男子骑驼射杀狮子的场面。有的图案是猎人、猎狗和骆驼相互配合抵抗狮子袭击的场景。搏斗的画面总定格在最激烈的时刻，让人看得血脉贲张，心跳加速。
最令人不忍直视的，是一幅人狮搏斗图，雄狮张着大口把武士的头完全咬在口中，该武士、尽管头部已被雄狮咬入口中，却依然右手握剑，尽力将剑插入狮腹。整个画面甚为惨烈，给人以强烈的震撼。
在佛教传统中，狮子是护法者形象，它在传入中国后往往是作为护卫者和辟邪物出现，比如现在在很多单位门口随处可见的石狮子。而在波斯萨珊文化中，狮子却成了恶的代表，成为了人类的天敌，因此，大量的人类或其他动物与狮子的搏斗，代表了波斯文化中善与恶的对立与抗争。
但在画面其他细节的处理上，却有从印度东传的佛教文化的意味，最典型的是隐藏在图像边角边框上的装饰纹样，比如在椁座上栏18个壁龛的间隔上的莲花纹饰，代表了佛教中的净土。椁壁浮雕边框上的忍冬纹，遭遇寒冬而不凋谢，在佛教教义中更有着灵魂不灭、轮回永生的韵味。
除了波斯文化和印度佛教元素，中国的汉文化传统也低调地体现在墓葬中，虽然在画像上没有直接体现，却反映在葬具形式上。虞弘墓使用中国汉地传统的石质葬具形式，为长斜坡墓道单室砖墓。单室砖墓最早可追溯到西晋，在北朝完全实现了由汉代多室墓到单室墓的变迁，为入主中原的北魏统治者所继承。
小结 为什么山西有这么开放包容的文化特质
波斯、突厥、粟特等各种人物形象，波斯、印度佛教、汉文化等各种文化特征，丰富的文化要素体现在虞弘墓中，充分证明了在一千多年前的山西地区开放包容的文化特质，为何能如此开放？
这与山西地区悠久的对外文化交流积淀分不开。今山西省大部分地区古代属于并州，尤其是太原地区一直属于并州。早在春秋战国，西亚商品已经到达晋南。在侯马周围晋国王公贵族墓葬中，锥形棱柱状红玛瑙佩饰是其中一种常见的文物，与伊朗高原远古墓葬出土的红玛瑙非常接近，从形状到颜色都所差无几，说明了两地之间悠久的文化联系和源远。从丝绸之路开通后，更有大量的西域人和西域商品进入并州，成为外来民族成员落脚的首选之地。
这与南北朝时期民族大融合的背景分不开。北魏王朝的建立结束了自西晋以来持续近一个半世纪的混乱征伐局面，使得北方地区进入了相对安稳的发展环境，山西作为北魏平城、北齐晋阳所在地，所具备的政治、经济地位不容小觑。史载“授南单于玺绶，令入居云中”，可见北魏前，山西已经成为民族交流的前沿阵地。受北方草原文化的影响，当地文化传统呈现出多元化、复杂化的整体风格，虞弘墓就是其中的集中体现。
重要的战略地缘位置、特殊的历史交融时期，共同形成了南北朝时期开放的文化氛围。较为宽松的文化环境，才得以让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要素都集中呈现在虞弘墓中，在十几平米的墓葬中，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
#少林寺多座石碑被游客摸出包浆#
有的人在历史上默默无名，没有在正史中留下自己的只言片语，但在现实的人生中却是低调的人生赢家，出身高贵，周游列国，在动荡的南北朝时代历经三朝，做上高官，又得善终。在千百年后的今天，又凭借一座十几平米的墓葬为世人所知，流芳千古。
今天小编要介绍的，就是这样在一千五百多年前的中国山西大地上的外国人——虞弘夫妇和他的墓葬
一、虞弘夫妻合葬墓，墓志上书写了一段传奇的人生
虞弘墓位于太原盆地晋源区王郭村村南一条东西向的土路上，路边紧挨着农民的住房，是在1999年7月被一位村民在挖水渠时无意中发现的。距虞弘墓西南600米，就是北齐东安王娄睿墓。
虞弘墓并不大，只有仅仅十几平方米，小小的墓室内有两具腐朽的人骨，经专家鉴定，是一男一女，男主人虞弘本人的线粒体DNA序列具有欧洲序列特征，而虞弘夫人的线粒体DNA序列则同时具有欧洲序列和亚洲序列特征，是生活在隋代中国的一对外国夫妇。
墓主人和夫人
随后发现的墓志为我们揭开了墓主人虞弘的传奇人生，虞弘出生在中亚一个小国——鱼国的贵族世家，虞弘祖父曾任北魏“鱼国领民酋长”，说明那时鱼国就已经与北魏有了联系。
后来到了虞弘的父亲这一代，鱼国成为北方草原柔然汗国的的附庸，虞弘之父改仕北方草原柔然汗国，虞弘从小就跟着父亲奉命出使波斯、土谷浑和安息等地。北齐文宣帝时，虞弘作为使节来到中原。
不幸的是，出使期间，柔然和北齐政权关系破裂，虞弘被当作人质扣留。可世事难料，没过多久柔然王朝被高车族灭亡了。虞弘从此成了断了线的风筝，福祸相生，可能由于虞弘所依附的柔然不复存在的缘故，北齐政权开始启用他。随后又在在北周、隋朝均受到重用。
可能是因为虞弘的本民族已经不存在的原因，北齐政权也就对他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于是开始启用他。最高做到检校萨保府，萨保府是当时专门为管理外国人设置的机构，位高权重。虞弘临终前为隋朝的仪同三司、封爵广兴县开国伯， 59 岁时死于晋阳城，葬于592年。
虞弘墓墓志
二、异域风情的汉白玉浮雕
在墓葬中，最为人所关注的，莫关于在棺椁上的汉白玉浮雕彩绘图像，这些充满西域风情的宴饮图、乐舞图、射猎图、家居图，都显示出所绘人物深目高鼻，充满了异域风情。在这里有各式各样的人物形象，为研究历史上的波斯、中亚等地的文化风俗提供了重要参考资料。
出场次数最多的，莫过于有波斯文化特征的人物，从哪里可以看出是波斯文化呢？最显眼的莫过于人或动物身后的飘带，在壁画中违背地心引力上上后方翻飞，虞弘墓超过一半的图像都有这个飘带。其次是有波斯风格的贯头衫，从身体下部两侧开襟，从头穿过袍领部，与粟特地区流行的款式不同，粟特地区是从两边或中间开襟。
波斯人形象
墓主人在图像中就是以波斯人的形象出现，除了以上两点，墓主人还有两处细节体现了他的尊贵身份，一个是波浪长发，这是波斯人中的祭司或守门人等特殊角色才有的特征，另一个是日月形冠，因为当时的波斯萨珊王朝崇拜日、月、星三光，新月托日形象体现了波斯人的信仰，这种日月形王冠为萨珊王室专用，成为王权的象征。
图像中出镜率次高的，是粟特人和突厥人，但从主体服饰上看，已经体现不出粟特和突厥特征，穿着的主要都是波斯式的贯头衫，只能从其他细节上进行分辨。一个是发型，中亚粟特地区多短发，形式表现为前额齐平，耳后稍长、时向后翘起。这也是安伽墓、史君墓等拥有确切铭文纪年的入华粟特人墓葬中体现出的特征。与短发相配套的短发发饰也成了判断线索，比如墓中出土的男子持瓶奉侍立俑所戴微呈小圆锥形帽。
粟特人
同样的，发型也可以作为判断突厥文化的线索，区分于波斯的波浪长发、粟特的短发，古代突厥文化往往是披发，体现为单马尾的长直发或“辫发”。除了发型，图画人物腰间的鞣躞带也是伴随突厥兴起的装饰，作用有点像现在的腰包，通常悬挂小刀、胡禄以及算囊，后期到唐代还被列入冠服制度。
披发、腰间配鞣躞带的突厥人形象
三、令人不忍直视的搏斗画面，多元文化的混搭风格
与展现出多种文化特征的人物形象相对应的，画像中的很多细节也呈现出多元文化的特征。其中，出现动物频率最高的，莫过于狮子，在这一系列图像中，狮子总是作为搏斗对象出现的，有的图案是粟特男子骑驼射杀狮子的场面。有的图案是猎人、猎狗和骆驼相互配合抵抗狮子袭击的场景。搏斗的画面总定格在最激烈的时刻，让人看得血脉贲张，心跳加速。
最令人不忍直视的，是一幅人狮搏斗图，雄狮张着大口把武士的头完全咬在口中，该武士、尽管头部已被雄狮咬入口中，却依然右手握剑，尽力将剑插入狮腹。整个画面甚为惨烈，给人以强烈的震撼。
在佛教传统中，狮子是护法者形象，它在传入中国后往往是作为护卫者和辟邪物出现，比如现在在很多单位门口随处可见的石狮子。而在波斯萨珊文化中，狮子却成了恶的代表，成为了人类的天敌，因此，大量的人类或其他动物与狮子的搏斗，代表了波斯文化中善与恶的对立与抗争。
但在画面其他细节的处理上，却有从印度东传的佛教文化的意味，最典型的是隐藏在图像边角边框上的装饰纹样，比如在椁座上栏18个壁龛的间隔上的莲花纹饰，代表了佛教中的净土。椁壁浮雕边框上的忍冬纹，遭遇寒冬而不凋谢，在佛教教义中更有着灵魂不灭、轮回永生的韵味。
除了波斯文化和印度佛教元素，中国的汉文化传统也低调地体现在墓葬中，虽然在画像上没有直接体现，却反映在葬具形式上。虞弘墓使用中国汉地传统的石质葬具形式，为长斜坡墓道单室砖墓。单室砖墓最早可追溯到西晋，在北朝完全实现了由汉代多室墓到单室墓的变迁，为入主中原的北魏统治者所继承。
小结 为什么山西有这么开放包容的文化特质
波斯、突厥、粟特等各种人物形象，波斯、印度佛教、汉文化等各种文化特征，丰富的文化要素体现在虞弘墓中，充分证明了在一千多年前的山西地区开放包容的文化特质，为何能如此开放？
这与山西地区悠久的对外文化交流积淀分不开。今山西省大部分地区古代属于并州，尤其是太原地区一直属于并州。早在春秋战国，西亚商品已经到达晋南。在侯马周围晋国王公贵族墓葬中，锥形棱柱状红玛瑙佩饰是其中一种常见的文物，与伊朗高原远古墓葬出土的红玛瑙非常接近，从形状到颜色都所差无几，说明了两地之间悠久的文化联系和源远。从丝绸之路开通后，更有大量的西域人和西域商品进入并州，成为外来民族成员落脚的首选之地。
这与南北朝时期民族大融合的背景分不开。北魏王朝的建立结束了自西晋以来持续近一个半世纪的混乱征伐局面，使得北方地区进入了相对安稳的发展环境，山西作为北魏平城、北齐晋阳所在地，所具备的政治、经济地位不容小觑。史载“授南单于玺绶，令入居云中”，可见北魏前，山西已经成为民族交流的前沿阵地。受北方草原文化的影响，当地文化传统呈现出多元化、复杂化的整体风格，虞弘墓就是其中的集中体现。
重要的战略地缘位置、特殊的历史交融时期，共同形成了南北朝时期开放的文化氛围。较为宽松的文化环境，才得以让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要素都集中呈现在虞弘墓中，在十几平米的墓葬中，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
#少林寺多座石碑被游客摸出包浆#
立足于此，或能揭开老子留下五千文的真正意图！#每日一道#
在道教的神仙信仰体系中，赤松子是一位有着相当高神阶的上古大仙。书中记载，赤松子是神农时期的雨师，具有“随风雨而上下”的神通。
《淮南子·齐俗》中写道：“（赤松子）吹呕呼吸，吐故纳新，遗形去智，抱素反真，以游玄眇，上通云天。”后人注，赤松子因病重入山修行，目的是寻找超越生死的良方。从这则记载中可以看到，赤松子最后寻到的良方便是道教历来所推崇的导引术和丹药服食。
《列仙传》中对此事有更加详细的记载，曰：“服水玉以教神农，能入火自烧。往往至昆仑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中，随风雨上下。”由此可知，赤松子是道教早期通过自身修炼而上升成仙的典范。
道家最具有传世价值的经典非老子《道德经》莫属。相传，当年老子见周之衰而隐去，因受关令尹喜邀请遂留下五千文。现如今，《道德经》早已经超越了道家范围，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各家共同敬奉的一部尊经，甚至在世界范围内都有很深的影响力。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曾评价说，道是万物之本、天地之源，中国人把认识道的各种形式看作是最高的学术标准，中国人承认的基本原则即是“道”，所以老子和他的《道德经》是值得受到万世敬仰的。
三种不同解读
在面对老子这位伟大的圣人及其流传下来的思想巨作时，后人曾从多个角度对其中思想做出解读。常见的有以下三种不同解读：
第一种解读认为，《道德经》是一部军事权谋之作，如文中曾多次提到与战争有关的事项，第30章写道“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50章写道“入军不被甲兵，凶无所投其角，虎无所用其爪，兵无所容其刃”，69章写道“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以此得出老子是在表达某种军事思想和战争策略的结论。在此理论支持下，人们便将《道德经》重点阅读人群设置在行军打仗的军士将领，是希望用老子对战争的看法求得存身制胜之道。
第二种解读认为，《道德经》是一部养生作品，如文中数次警诫人们要爱惜自己的身体，第7章写道“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13章写道“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54章写道“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持有此种观点的人们认为，老子提到的“自然”和“无为”的观点是在提倡世人要顺应时间节令和自我身体的实况调整生活方式，清静身心，以求益寿延年。所以，此时《道德经》的阅读受众就不会有明显的阶级区分，任何一位想要修证大道的人都可以从五千圣文中去参悟祖师思想的内涵。这一种观点，也是当下最为普遍、流行的解读方式。
第三种解读认为，《道德经》是一部权谋作品，其通篇看似是在提倡清静无为的主张，内涵却是以退为进的权诈，也由此认定老子是一位政治阴谋家，他的隐去是因为周衰不得志而做出的保命之举。持有此观点的人，从《道德经》的第7章“后起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26章“奈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轻则失根，躁则失君”，52章“用其光，复归其明，无遗身殃”，66章“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等章节中断章取义了老子某些言语并做了主观想象性的发挥，甚至更认为老子提出的“绝圣弃智”和“小国寡民”是对进步意义的否定。曾对《道德经》做出此种解读的人们多是局限于时代和历史的原因，所以会出现有意无意地对老子思想作出歪解的情况。在此影响下，《道德经》一书的主要受众变成了真正的政治权谋者，从而使中华优秀的古典文化反倒成为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老子留下五千文的真正意图
《道德经》作为一部历经千年而不朽的作品，对其进行符合时代性的解读是可以常说常新的。但因为解读者自身的文化水准以及地域、文化等方面千差万别，所以也就容易理解出千万种不同的“道德”经意，并由此产生不同的道祖人物形象。综合来说，以上这三种解读《道德经》的观点并及其他文中没有提到的方面，都是对本经文的片面解读。之所以片面，究其根源是没有认知到老子作此文的真正意图，反而从文字表象中去倒推、去猜测，最终成了舍本逐末的行为。
要研究老子留下五千文的真正意图，还需从《史记》“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的大隐行为说起。老子一生为史官，深知历代王朝得失的根本。作为举国之大学问者，面对周代末期家国分崩离析的局面，他并没有如其他诸家一样提出明确的积极治国之道去挽救乱世狂澜，而是选择了看似消极的归隐。这可作出两种解读，一是老子真如后世所说是个消极派的代表，面对乱世只懂得明哲保身。但细思后会发现，这则猜度是立不住脚跟的。
老子既然已经决定隐去，为何还要留下五千言作为后世遗训？老子作为孔子和尹喜的老师，也从未见二者对其有任何负面评价；道教尊老子为道祖，乃是以功行立教，而非是世外之隐。这三点事实，与说老子是消极归隐派的说法完全不符。反倒是孔子的那句“老子犹龙”，却把人们的思绪引向了第二种猜度，即老子“见周之衰”是因为在乱世中他已经看不到有可以明道的圣人，所以大道不可传，于是只能把真文留世，他的归隐其实是在等待真正可以治天下的圣人出现。“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这才是老子归去的真正原因。
立足于此，也就可以解决老子《道德经》的第一读者是谁的问题了。很显然，老子作此文是写给具有经天纬地、理身治天下的圣人阅读的，这是一部在讲述如何治天下才能实现“民自化”的作品。《道德经》全篇有29处提到了“圣人”二字，核心观点在于告诉圣人要行无为之事，以规诫人们自身欲念的“有为”为治世策略，进一步提升百姓的道德水准，使民众不会受到群情耽染而效自然生存之态。
在理想的图景中，天下皆是己身，万乘之国与寡民小国别无二致，因为人们心中无分别，所以也就不会再出现刀兵之灾。当百姓把无为自然作为生活的根本时，他们便不会去考虑究竟是谁在引导着自己的社会生活，而只谓其“我自然”，认为这就是生活本来应该成为的模样。至此，治国之圣人才实现了从“有为”向“无为”的进一步升华，是真正得了“为无为”的思想精髓。
走向圣人之路的开始
道家有“为皇者师、帝者师、王者师”的传承，这大抵也是起源于老子。所以在周末期的乱世中，老子不会如其他各家一样以积极治世的方法来彰显道家思想的光华，而是一直在等待着能够真正读懂《道德经》的圣人再次降世，从而以大道哲理完成天下一统的太平理想。老子深深明白于乱世中的争鸣只会让百姓之心更加迷惑，唯有懂得从尘世之中后退一步，才是真正向着超越更进了一部。这也是那句“后其身而身先”所要传达的真实意图。
尽管《道德经》是一部写给圣人治天下的经典，但并不能因此就排除掉普通人阅读并参悟的可能性。道家是一个提倡身国同治的流派，治国与治身源于同一个理，圣人唯有先完成治身的目标才能具有治国的才情。“道德”一理蕴于万物之中，并非圣人才具有道德，而是每个人都能从道祖之言中去参悟到属于自己修道的方式，此便是自我之“德”的彰显。所以，不论是把《道德经》作为军事秘术还是养生秘典，这都是对亘古不变的“道”的外显，是对多端变化之“德”的表述，源于同一，却又形象万千。明白这一理，才不会把《道德经》定性为某一方面专著，否则便会“贻笑大方之家”。
修道、证道的过程包含不同的层次，对《道德经》的理解和认知也是分阶段、分层次的。正如林语堂所言：“任何一个翻阅《道德经》的人最初一定会大笑；然后笑他自己竟然会这样笑；最后会觉得很需要这种学说。”唯有“虚怀若谷”，才是真正开始理解老子《道德经》的前提；唯有首先认识到自己的渺小，才是真正走向圣人之路的开始。
作者：清虚道人 腾讯道学
在道教的神仙信仰体系中，赤松子是一位有着相当高神阶的上古大仙。书中记载，赤松子是神农时期的雨师，具有“随风雨而上下”的神通。
《淮南子·齐俗》中写道：“（赤松子）吹呕呼吸，吐故纳新，遗形去智，抱素反真，以游玄眇，上通云天。”后人注，赤松子因病重入山修行，目的是寻找超越生死的良方。从这则记载中可以看到，赤松子最后寻到的良方便是道教历来所推崇的导引术和丹药服食。
《列仙传》中对此事有更加详细的记载，曰：“服水玉以教神农，能入火自烧。往往至昆仑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中，随风雨上下。”由此可知，赤松子是道教早期通过自身修炼而上升成仙的典范。
道家最具有传世价值的经典非老子《道德经》莫属。相传，当年老子见周之衰而隐去，因受关令尹喜邀请遂留下五千文。现如今，《道德经》早已经超越了道家范围，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各家共同敬奉的一部尊经，甚至在世界范围内都有很深的影响力。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曾评价说，道是万物之本、天地之源，中国人把认识道的各种形式看作是最高的学术标准，中国人承认的基本原则即是“道”，所以老子和他的《道德经》是值得受到万世敬仰的。
三种不同解读
在面对老子这位伟大的圣人及其流传下来的思想巨作时，后人曾从多个角度对其中思想做出解读。常见的有以下三种不同解读：
第一种解读认为，《道德经》是一部军事权谋之作，如文中曾多次提到与战争有关的事项，第30章写道“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50章写道“入军不被甲兵，凶无所投其角，虎无所用其爪，兵无所容其刃”，69章写道“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以此得出老子是在表达某种军事思想和战争策略的结论。在此理论支持下，人们便将《道德经》重点阅读人群设置在行军打仗的军士将领，是希望用老子对战争的看法求得存身制胜之道。
第二种解读认为，《道德经》是一部养生作品，如文中数次警诫人们要爱惜自己的身体，第7章写道“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13章写道“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54章写道“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持有此种观点的人们认为，老子提到的“自然”和“无为”的观点是在提倡世人要顺应时间节令和自我身体的实况调整生活方式，清静身心，以求益寿延年。所以，此时《道德经》的阅读受众就不会有明显的阶级区分，任何一位想要修证大道的人都可以从五千圣文中去参悟祖师思想的内涵。这一种观点，也是当下最为普遍、流行的解读方式。
第三种解读认为，《道德经》是一部权谋作品，其通篇看似是在提倡清静无为的主张，内涵却是以退为进的权诈，也由此认定老子是一位政治阴谋家，他的隐去是因为周衰不得志而做出的保命之举。持有此观点的人，从《道德经》的第7章“后起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26章“奈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轻则失根，躁则失君”，52章“用其光，复归其明，无遗身殃”，66章“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等章节中断章取义了老子某些言语并做了主观想象性的发挥，甚至更认为老子提出的“绝圣弃智”和“小国寡民”是对进步意义的否定。曾对《道德经》做出此种解读的人们多是局限于时代和历史的原因，所以会出现有意无意地对老子思想作出歪解的情况。在此影响下，《道德经》一书的主要受众变成了真正的政治权谋者，从而使中华优秀的古典文化反倒成为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老子留下五千文的真正意图
《道德经》作为一部历经千年而不朽的作品，对其进行符合时代性的解读是可以常说常新的。但因为解读者自身的文化水准以及地域、文化等方面千差万别，所以也就容易理解出千万种不同的“道德”经意，并由此产生不同的道祖人物形象。综合来说，以上这三种解读《道德经》的观点并及其他文中没有提到的方面，都是对本经文的片面解读。之所以片面，究其根源是没有认知到老子作此文的真正意图，反而从文字表象中去倒推、去猜测，最终成了舍本逐末的行为。
要研究老子留下五千文的真正意图，还需从《史记》“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的大隐行为说起。老子一生为史官，深知历代王朝得失的根本。作为举国之大学问者，面对周代末期家国分崩离析的局面，他并没有如其他诸家一样提出明确的积极治国之道去挽救乱世狂澜，而是选择了看似消极的归隐。这可作出两种解读，一是老子真如后世所说是个消极派的代表，面对乱世只懂得明哲保身。但细思后会发现，这则猜度是立不住脚跟的。
老子既然已经决定隐去，为何还要留下五千言作为后世遗训？老子作为孔子和尹喜的老师，也从未见二者对其有任何负面评价；道教尊老子为道祖，乃是以功行立教，而非是世外之隐。这三点事实，与说老子是消极归隐派的说法完全不符。反倒是孔子的那句“老子犹龙”，却把人们的思绪引向了第二种猜度，即老子“见周之衰”是因为在乱世中他已经看不到有可以明道的圣人，所以大道不可传，于是只能把真文留世，他的归隐其实是在等待真正可以治天下的圣人出现。“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这才是老子归去的真正原因。
立足于此，也就可以解决老子《道德经》的第一读者是谁的问题了。很显然，老子作此文是写给具有经天纬地、理身治天下的圣人阅读的，这是一部在讲述如何治天下才能实现“民自化”的作品。《道德经》全篇有29处提到了“圣人”二字，核心观点在于告诉圣人要行无为之事，以规诫人们自身欲念的“有为”为治世策略，进一步提升百姓的道德水准，使民众不会受到群情耽染而效自然生存之态。
在理想的图景中，天下皆是己身，万乘之国与寡民小国别无二致，因为人们心中无分别，所以也就不会再出现刀兵之灾。当百姓把无为自然作为生活的根本时，他们便不会去考虑究竟是谁在引导着自己的社会生活，而只谓其“我自然”，认为这就是生活本来应该成为的模样。至此，治国之圣人才实现了从“有为”向“无为”的进一步升华，是真正得了“为无为”的思想精髓。
走向圣人之路的开始
道家有“为皇者师、帝者师、王者师”的传承，这大抵也是起源于老子。所以在周末期的乱世中，老子不会如其他各家一样以积极治世的方法来彰显道家思想的光华，而是一直在等待着能够真正读懂《道德经》的圣人再次降世，从而以大道哲理完成天下一统的太平理想。老子深深明白于乱世中的争鸣只会让百姓之心更加迷惑，唯有懂得从尘世之中后退一步，才是真正向着超越更进了一部。这也是那句“后其身而身先”所要传达的真实意图。
尽管《道德经》是一部写给圣人治天下的经典，但并不能因此就排除掉普通人阅读并参悟的可能性。道家是一个提倡身国同治的流派，治国与治身源于同一个理，圣人唯有先完成治身的目标才能具有治国的才情。“道德”一理蕴于万物之中，并非圣人才具有道德，而是每个人都能从道祖之言中去参悟到属于自己修道的方式，此便是自我之“德”的彰显。所以，不论是把《道德经》作为军事秘术还是养生秘典，这都是对亘古不变的“道”的外显，是对多端变化之“德”的表述，源于同一，却又形象万千。明白这一理，才不会把《道德经》定性为某一方面专著，否则便会“贻笑大方之家”。
修道、证道的过程包含不同的层次，对《道德经》的理解和认知也是分阶段、分层次的。正如林语堂所言：“任何一个翻阅《道德经》的人最初一定会大笑；然后笑他自己竟然会这样笑；最后会觉得很需要这种学说。”唯有“虚怀若谷”，才是真正开始理解老子《道德经》的前提；唯有首先认识到自己的渺小，才是真正走向圣人之路的开始。
作者：清虚道人 腾讯道学
这无异于说，一个政治的领导者，不要以水为镜，而应当以民为镜。主张周人必须以殷人的失败为借鉴。周公的这种强烈的历史感和现实感，与ト辞所见的殷人对上帝的盲目信仰，极为不同。而且可以说，在周初以及周以前，中国古代王朝政治传统中已经出现了重民或民本思想的萌芽。与商朝取代夏朝不同的是，周公对殷商的政治失败与天命的关联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与以前的王朝更替不同，周公决不简单地接受或心安理得地享受更替的事实，而是把历史现象上升到宗教和哲学的高度，自觉追索天命与历史人事的究竟关联。在他看来，殷王“身厥命”，即认为自己身负天命而任意非为，结果是“坠殷命”，即招致大命的丧失和王朝的败亡。这个事例强烈刺激了周公的政治忧患意识并导致了他的宗教观念的改变，他不再像殷人那样把天命不自觉地理解为永恒的赐予，而是认识到，人不能把世事的一切都归于天命的必然性，历史不是完全由天（上帝）决定的，人的行为的主动性实际参与着历史过程，人应从自己的行为中寻绎历史变动的因果性。新的王朝的统治者必须“迪畏天显小民，经德秉哲”才能受命保命。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