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队伍建设】同江市人民检察院:
公检同堂培训 以共学促共识
为构建新型公检关系、促进公检刑事办案的能力提升,切实推进公检协作配合取得实效,进一步完善公检协作机制建设,提升打击犯罪水平,5月30日,同江市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一级检察官陈怀宇,以讯问笔录的制作和应用为切入点进行刑事检察专题授课、答疑解惑,公安局党委副书记、政委程鑫、公安民警和检察干警共同参加了此次同堂培训。
培训中,陈怀宇表示办案人员认真履行讯问职责至关重要,通过认真讯问犯罪嫌疑人,往往可以避免一些错案的发生。为确保案件经得起法律检验,办案人员必须要规范讯问行为、提高讯问水平。同时,陈怀宇还结合自身办案实际,从讯问犯罪嫌疑人的目的、不同阶段的讯问有何不同、讯问前的准备工作、讯问语言有何注意事项和讯问笔录的常见瑕疵等方面进行讲解剖析。
此次培训,陈怀宇从细微处着手,从宏观上把握,通过详细解读实际案例与分享办案经验的方式,让参训干警认识到一份规范的讯问笔录,必须做到程序合法、内容完整、用语得当、表述准确到位、记录客观、内容关联、结构合理,为提升办案质效打下坚实基础。
公检同堂培训是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中“建立检察官与人民警察等同堂培训制度”的重要举措。深化公检业务交流,统一司法执法理念、执法标准,是司法机关凝聚共识,提升专业素能的有效举措,对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具有重要意义。
公检同堂培训 以共学促共识
为构建新型公检关系、促进公检刑事办案的能力提升,切实推进公检协作配合取得实效,进一步完善公检协作机制建设,提升打击犯罪水平,5月30日,同江市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一级检察官陈怀宇,以讯问笔录的制作和应用为切入点进行刑事检察专题授课、答疑解惑,公安局党委副书记、政委程鑫、公安民警和检察干警共同参加了此次同堂培训。
培训中,陈怀宇表示办案人员认真履行讯问职责至关重要,通过认真讯问犯罪嫌疑人,往往可以避免一些错案的发生。为确保案件经得起法律检验,办案人员必须要规范讯问行为、提高讯问水平。同时,陈怀宇还结合自身办案实际,从讯问犯罪嫌疑人的目的、不同阶段的讯问有何不同、讯问前的准备工作、讯问语言有何注意事项和讯问笔录的常见瑕疵等方面进行讲解剖析。
此次培训,陈怀宇从细微处着手,从宏观上把握,通过详细解读实际案例与分享办案经验的方式,让参训干警认识到一份规范的讯问笔录,必须做到程序合法、内容完整、用语得当、表述准确到位、记录客观、内容关联、结构合理,为提升办案质效打下坚实基础。
公检同堂培训是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意见》中“建立检察官与人民警察等同堂培训制度”的重要举措。深化公检业务交流,统一司法执法理念、执法标准,是司法机关凝聚共识,提升专业素能的有效举措,对实现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具有重要意义。
河北赵窑遗址发现22万平方米商代中型聚落
来源:新华社
新华社石家庄6月5日电(记者高博 杜一方)记者从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获悉,近年来河北商代考古取得丰硕成果,其中对赵窑遗址的考古发掘,确认了商代中型聚落的面积达到22万平方米。
赵窑遗址位于河北省武安市北安乐乡赵窑村一带,处于洺河流域,为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0年、1975年先后两次发掘。2020至2022年,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武安市文物保护中心对赵窑遗址开展持续性考古工作,共计完成发掘面积1300平方米。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商周考古研究部主任魏曙光表示,赵窑遗址文化内涵丰富,年代从仰韶早期延续至汉代,其面积达110万平方米,2021至2022年考古工作确认商代中型聚落的面积达到22万平方米,包含居址类遗存与墓葬。
考古发现表明,这一商代居址主体为中商时期,发现道路、环壕、陶窑、窖穴、石砌水道和成排分布的房址等遗迹。居址中出土卜甲、原始青瓷片、仿铜陶器、骨雕凤鸟纹笄等一批高等级器物,墓葬主要有腰坑、殉狗、俯身葬等商式墓葬的特点。考古人员还在房屋发现室内热力循环结构,可能为火炕的较早形态。
魏曙光介绍,继1960年之后,赵窑遗址再次在铜器与陶器上发现“↑”符号,结合赵窑遗址等级、规模,推测赵窑遗址可能为商代“矢族”或“矢国”的中心聚落即都邑。
“赵窑遗址中商时期聚落规模大、内涵丰富、布局严谨,为同时期所少见。居室中不同采暖方式对于研究中商时期环境变迁以及北方冬季御寒取暖策略有重要意义。”魏曙光说,赵窑遗址的发掘,展现了中商时期地方都邑的聚落形态,填补了冀南考古学文化编年体系的空白,建立较为完整的商文化谱系,并揭示商周之际的考古学文化的演进历程。
来源:新华社
新华社石家庄6月5日电(记者高博 杜一方)记者从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获悉,近年来河北商代考古取得丰硕成果,其中对赵窑遗址的考古发掘,确认了商代中型聚落的面积达到22万平方米。
赵窑遗址位于河北省武安市北安乐乡赵窑村一带,处于洺河流域,为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0年、1975年先后两次发掘。2020至2022年,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武安市文物保护中心对赵窑遗址开展持续性考古工作,共计完成发掘面积1300平方米。
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商周考古研究部主任魏曙光表示,赵窑遗址文化内涵丰富,年代从仰韶早期延续至汉代,其面积达110万平方米,2021至2022年考古工作确认商代中型聚落的面积达到22万平方米,包含居址类遗存与墓葬。
考古发现表明,这一商代居址主体为中商时期,发现道路、环壕、陶窑、窖穴、石砌水道和成排分布的房址等遗迹。居址中出土卜甲、原始青瓷片、仿铜陶器、骨雕凤鸟纹笄等一批高等级器物,墓葬主要有腰坑、殉狗、俯身葬等商式墓葬的特点。考古人员还在房屋发现室内热力循环结构,可能为火炕的较早形态。
魏曙光介绍,继1960年之后,赵窑遗址再次在铜器与陶器上发现“↑”符号,结合赵窑遗址等级、规模,推测赵窑遗址可能为商代“矢族”或“矢国”的中心聚落即都邑。
“赵窑遗址中商时期聚落规模大、内涵丰富、布局严谨,为同时期所少见。居室中不同采暖方式对于研究中商时期环境变迁以及北方冬季御寒取暖策略有重要意义。”魏曙光说,赵窑遗址的发掘,展现了中商时期地方都邑的聚落形态,填补了冀南考古学文化编年体系的空白,建立较为完整的商文化谱系,并揭示商周之际的考古学文化的演进历程。
【浅谈对乡村振兴背景下城乡协同融合发展的思考】
乡村振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新的历史阶段的必然要求,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开新局、育先机”的战略抉择,是为全球解决乡村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创新实践。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与现代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乡村已经不仅仅是第一产业的承载地和农民的活动场所,同时也要承接大量的城市外溢需求;城市也不仅仅是二三产业的承载地和“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受和需求中心”。城乡之间的界限功能在不断变得模糊、交叉和融合。
保留乡村特色 协同推进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
中国的乡村振兴,并不是简单的“人口向城市转移、建设向城市看齐”。目前还有5亿多农村人口的广袤乡村不可能整齐划一地向城市化迈进,而必须是在保留乡村特色的基础上,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协同推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不但取得了“消灭绝对贫困,全面实现小康”这个举世瞩目的成就,还进一步擘画了乡村振兴的宏伟蓝图。
乡村与城市从来都不是两个完全割裂的世界。相关学术界的研究已经从过去“城乡一体化”视角逐步转移到城乡互动、协同融合视角,立足于把城市和乡村视为经济社会的有机整体来考虑如何合理优化配置要素资源。
推动“城乡协同融合发展”理应成为新时代正确处理工农城乡关系,加快形成城乡互动、要素互通、优势互补、深度融合、协同发展态势,最终实现乡村振兴、民族复兴的根本指导理论。
城乡协同融合发展 利于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是我国城乡协同融合发展的两大现实背景。站在城乡协同的角度来看,农业问题不仅仅是粮食安全问题,而是整个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压舱石”。目前,农村一、二、三产业协同发展水平较低,“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和条件,没有“产业兴旺”提升自我造血功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回馈农村”就是一句空话。
2000年以来,乡村面临各类管理人才的极度缺乏,各地普遍出台政策为乡村治理及经济发展招才引智,大学生“村官”为乡村两委班子注入了新鲜血液,在脱贫攻坚和助力乡村振兴的主战场上发挥了巨大作用。
如今,农村经济基础已经上了一个新台阶,农民在解决基本生活问题的基础上,消费能力有了进一步提高。2020年农村地区全部脱贫以后,农民人均消费水平有了大幅度提升,这对全面启动国内大市场,实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对比城镇居民收入支出数据,农民收入和消费增长都明显快于城镇居民也是不争的事实。这是近年来党和政府持续加大对农业农村地区投入,决胜脱贫攻坚的结果,也是进一步推动城乡协同融合发展实现乡村振兴的基础和条件。
社会保障是扩大消费的基础,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完善也是制约农村居民消费的一大因素。近年来,我国已经基本普及了农民最低生活保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村养老保险等主要的社会保障制度。但是也应当看到,与城镇居民相比较,农村社会保障还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社会保障压力的加大,也会直接影响到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改善和消费能力的提升。
站在新的历史维度 重新解构新型城乡关系
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必须将乡村振兴放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战略基点来考量,在保留乡村底色的前提下促进城乡地位平等、优势互补、协同发展,实现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的全方位融合及综合效益最大化,意义重大。要站在新的历史维度重新理解和构建新型城乡关系,把乡村与城市视为一个大的复杂而开放系统中的两个子系统,这两个子系统也都是由类别复杂、若干等级的子系统所组成的系统集成。如此,乡村与城市之间不再是以往基于资本、土地、人力、市场、环境等各类要素资源的竞争关系,而是在运用市场体制机制作用发挥各自资源禀赋,形成深度融合、发展充分、城乡平等、共存共荣的新型竞合关系。
一是促进产业协同,实现产业兴旺。产业协同,包含了以要素流动及政策调整为因变量的城市与乡村之间、产业与产业之间跨区域、跨空间、跨层次、跨门类的各种协同效应。以美丽乡村建设为例,其实践证明,各产业内部可以通过要素集中产生规模协同效应,如土地流转;各产业之间可以通过要素流动产生流动协同效应,如城市资本投资乡村;两种以上的不同层次产业之间通过复杂要素组合产生融合协同效应,如“互联网+农业+农产品加工业+文旅”的新型乡村文旅。产业协同开辟新视野、孕育新思路、生发新业态、创造新效益,为乡村振兴提供必要的、可持续的经济基础。
二是深化要素改革,激发内生动力。现代化生产要素投入是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的物质基础和必要条件,是产业协同提升效益的“催化剂”。乡村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要从三个层面不断深化:第一扩大乡村生产要素的内涵和外延,除了土地、人力、资本、管理等传统生产要素之外,环境资源、大数据资源、区域特色物质资源和文化资源等等都要纳入乡村市场要素的范畴;第二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促进生产要素乡村产业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区域之间等的广泛流动,在进一步规范现有农业用地、资本、人力等生产要素市场的基础上,积极培育城乡统一的产权市场、集体建设用地市场、碳交易市场、大数据资源市场、科技成果转换市场等;第三继续发挥政策引导作用,鼓励现代化生产要素下乡入村,为乡村发展持续注入新鲜血液。
三是聚焦数字赋能,弥合城乡鸿沟。随着时代发展,数字化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乡村发展也搭上了数字赋能的快车。要加大投入力度,立足乡村需求完善数字新基建,提升公共服务数字化的基础条件,为乡村提供更多更先进的平台。要聚焦乡村发展,做好教育培训,提高乡村互联网从业者、使用者、服务者的数字素养。要引导社会各方广泛参与,政府与社会力量同向发力,深入开展乡村数字赋能普惠行动,推动乡村产业向更深更广处融合,催生新业态,创造新引擎。要完善城乡共建共享机制,畅通数字化流通渠道,打通城乡壁垒,鼓励城市优质教育、文化、医疗等公共服务资源和商业贸易资源通过数字渠道下乡入村,使乡村居民享受到数字红利。要运用数字赋能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建设安定和谐的社会环境,提升乡村居民幸福指数。
四是打造生态资本,提升发展潜力。乡村的优势在生态,潜力和希望也在生态,良好生态环境不仅是宜居的需要,也是乡村最大资产和财富,生态环境资本化是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解决乡村振兴资本积累的有效途径。要创新生态资源价值实现形式,促进生态资产向资本转化。
首先,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资产和资本的属性盘点山水林田湖草沙等自然资源,在科学估算的基础上合理确定其价值与使用价值并依法确权。其次,要加快城乡统一的碳交易市场建设步伐,运用市场机制规范生态资源和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体系,运用价格导向提高生态项目收益率,吸引更多的市场主体参与乡村生态建设,充分挖掘乡村碳交易资源,保障生态产品供给。第三,要健全生态资源法律保障体系,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扩大生态产品需求,运用法律手段规制市场行为,在国内率先构建起供需两旺、流通顺畅、规范活跃的碳交易市场。第四,是发展绿色金融,加大生态农业投入,持续推进农业固碳增效,实现乡村“碳库”有效增容扩容,积极参与并有效引领国际碳交易市场建设,把我国乡村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生态资本优势。(来源: 新华网)
乡村振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到新的历史阶段的必然要求,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开新局、育先机”的战略抉择,是为全球解决乡村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的创新实践。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与现代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乡村已经不仅仅是第一产业的承载地和农民的活动场所,同时也要承接大量的城市外溢需求;城市也不仅仅是二三产业的承载地和“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受和需求中心”。城乡之间的界限功能在不断变得模糊、交叉和融合。
保留乡村特色 协同推进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
中国的乡村振兴,并不是简单的“人口向城市转移、建设向城市看齐”。目前还有5亿多农村人口的广袤乡村不可能整齐划一地向城市化迈进,而必须是在保留乡村特色的基础上,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协同推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不但取得了“消灭绝对贫困,全面实现小康”这个举世瞩目的成就,还进一步擘画了乡村振兴的宏伟蓝图。
乡村与城市从来都不是两个完全割裂的世界。相关学术界的研究已经从过去“城乡一体化”视角逐步转移到城乡互动、协同融合视角,立足于把城市和乡村视为经济社会的有机整体来考虑如何合理优化配置要素资源。
推动“城乡协同融合发展”理应成为新时代正确处理工农城乡关系,加快形成城乡互动、要素互通、优势互补、深度融合、协同发展态势,最终实现乡村振兴、民族复兴的根本指导理论。
城乡协同融合发展 利于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是我国城乡协同融合发展的两大现实背景。站在城乡协同的角度来看,农业问题不仅仅是粮食安全问题,而是整个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压舱石”。目前,农村一、二、三产业协同发展水平较低,“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和条件,没有“产业兴旺”提升自我造血功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回馈农村”就是一句空话。
2000年以来,乡村面临各类管理人才的极度缺乏,各地普遍出台政策为乡村治理及经济发展招才引智,大学生“村官”为乡村两委班子注入了新鲜血液,在脱贫攻坚和助力乡村振兴的主战场上发挥了巨大作用。
如今,农村经济基础已经上了一个新台阶,农民在解决基本生活问题的基础上,消费能力有了进一步提高。2020年农村地区全部脱贫以后,农民人均消费水平有了大幅度提升,这对全面启动国内大市场,实现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对比城镇居民收入支出数据,农民收入和消费增长都明显快于城镇居民也是不争的事实。这是近年来党和政府持续加大对农业农村地区投入,决胜脱贫攻坚的结果,也是进一步推动城乡协同融合发展实现乡村振兴的基础和条件。
社会保障是扩大消费的基础,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完善也是制约农村居民消费的一大因素。近年来,我国已经基本普及了农民最低生活保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村养老保险等主要的社会保障制度。但是也应当看到,与城镇居民相比较,农村社会保障还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社会保障压力的加大,也会直接影响到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改善和消费能力的提升。
站在新的历史维度 重新解构新型城乡关系
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必须将乡村振兴放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战略基点来考量,在保留乡村底色的前提下促进城乡地位平等、优势互补、协同发展,实现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的全方位融合及综合效益最大化,意义重大。要站在新的历史维度重新理解和构建新型城乡关系,把乡村与城市视为一个大的复杂而开放系统中的两个子系统,这两个子系统也都是由类别复杂、若干等级的子系统所组成的系统集成。如此,乡村与城市之间不再是以往基于资本、土地、人力、市场、环境等各类要素资源的竞争关系,而是在运用市场体制机制作用发挥各自资源禀赋,形成深度融合、发展充分、城乡平等、共存共荣的新型竞合关系。
一是促进产业协同,实现产业兴旺。产业协同,包含了以要素流动及政策调整为因变量的城市与乡村之间、产业与产业之间跨区域、跨空间、跨层次、跨门类的各种协同效应。以美丽乡村建设为例,其实践证明,各产业内部可以通过要素集中产生规模协同效应,如土地流转;各产业之间可以通过要素流动产生流动协同效应,如城市资本投资乡村;两种以上的不同层次产业之间通过复杂要素组合产生融合协同效应,如“互联网+农业+农产品加工业+文旅”的新型乡村文旅。产业协同开辟新视野、孕育新思路、生发新业态、创造新效益,为乡村振兴提供必要的、可持续的经济基础。
二是深化要素改革,激发内生动力。现代化生产要素投入是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的物质基础和必要条件,是产业协同提升效益的“催化剂”。乡村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要从三个层面不断深化:第一扩大乡村生产要素的内涵和外延,除了土地、人力、资本、管理等传统生产要素之外,环境资源、大数据资源、区域特色物质资源和文化资源等等都要纳入乡村市场要素的范畴;第二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促进生产要素乡村产业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区域之间等的广泛流动,在进一步规范现有农业用地、资本、人力等生产要素市场的基础上,积极培育城乡统一的产权市场、集体建设用地市场、碳交易市场、大数据资源市场、科技成果转换市场等;第三继续发挥政策引导作用,鼓励现代化生产要素下乡入村,为乡村发展持续注入新鲜血液。
三是聚焦数字赋能,弥合城乡鸿沟。随着时代发展,数字化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乡村发展也搭上了数字赋能的快车。要加大投入力度,立足乡村需求完善数字新基建,提升公共服务数字化的基础条件,为乡村提供更多更先进的平台。要聚焦乡村发展,做好教育培训,提高乡村互联网从业者、使用者、服务者的数字素养。要引导社会各方广泛参与,政府与社会力量同向发力,深入开展乡村数字赋能普惠行动,推动乡村产业向更深更广处融合,催生新业态,创造新引擎。要完善城乡共建共享机制,畅通数字化流通渠道,打通城乡壁垒,鼓励城市优质教育、文化、医疗等公共服务资源和商业贸易资源通过数字渠道下乡入村,使乡村居民享受到数字红利。要运用数字赋能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建设安定和谐的社会环境,提升乡村居民幸福指数。
四是打造生态资本,提升发展潜力。乡村的优势在生态,潜力和希望也在生态,良好生态环境不仅是宜居的需要,也是乡村最大资产和财富,生态环境资本化是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解决乡村振兴资本积累的有效途径。要创新生态资源价值实现形式,促进生态资产向资本转化。
首先,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以资产和资本的属性盘点山水林田湖草沙等自然资源,在科学估算的基础上合理确定其价值与使用价值并依法确权。其次,要加快城乡统一的碳交易市场建设步伐,运用市场机制规范生态资源和生态产品价值核算体系,运用价格导向提高生态项目收益率,吸引更多的市场主体参与乡村生态建设,充分挖掘乡村碳交易资源,保障生态产品供给。第三,要健全生态资源法律保障体系,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扩大生态产品需求,运用法律手段规制市场行为,在国内率先构建起供需两旺、流通顺畅、规范活跃的碳交易市场。第四,是发展绿色金融,加大生态农业投入,持续推进农业固碳增效,实现乡村“碳库”有效增容扩容,积极参与并有效引领国际碳交易市场建设,把我国乡村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生态资本优势。(来源: 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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