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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佛教史》，李勤合、滑红彬著
佛教乃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对于中国佛教史的研究早已成为了显学。前些年我为了写《觅宗记》，阅读了不少相关专著，而后用五年时间陆续探访到不少与佛教有关的历史遗迹，庐山的慧远大师是中国佛教史上的著名人物，而我曾前往庐山去探访慧远的遗迹，遗憾的是那时并不认识滑红彬，并且我前往庐山时，他的这部大作还未出版，故而我的庐山之行仅找到了两个寻访点。如今翻阅滑红彬与李勤合合著的这本专著，原来庐山上有这么多的佛教遗迹，看来有必要重上庐山，来增补我当年所撰之文的谫陋。
本专著的第一章论述的是庐山佛教史的开端，其首先要讲述庐山在中国早期佛教史上所处的地位：
有关中国佛教传入路线的争论一直没有最终的结论，笔者相信是多元的，即印度佛教从北方陆路和南方海路差不多同时传入中国大陆；而且，北方僧人和南方僧人之间也存在着互相交流。
既然有了这样的南北交流，而庐山又处在南北的水陆要冲，故该书中称：“当僧人南下北上时，庐山成为了当时佛教文化的重要码头。”该书中提到的佛教人物是从安世高讲起，他原本是安息国的太子，后来把王位让给叔父，转而专心修道，他在汉桓帝时到达中国，在洛阳从事译经。
汉灵帝末年，洛阳一带社会动荡，安世高来到了江南，而后住在庐山附近的宫亭湖庙，成为了“最早到达中国传法的异域僧人之一，也是迄今所知到达中国南方的第一位僧人”，正因为如此，“安世高庐山弘法是庐山佛教史的起点，也是南方佛教史的起点。”因此，安世高在庐山住过的宫亭庙也就成为了他的纪念地，而本书中详尽地考察了宫亭庙的来由，因为慧远在《庐山记》及郦道元在《水经注》中都提到了此庙。
该专著中认为，宫亭庙里所供奉的即是湖神，同时也是庐山神之一，故多种信仰叠加在此庙中。该书有趣之处乃是引用了一些历史故事来做观念上的推导，比如引用了《太平广记》中记载的东汉豫章郡太守栾巴清除庐山神的故事。栾巴认为“庙鬼诈为天官，损百姓日久，罪当治之”，但栾巴并未说出这个庐山神是怎样的长期损坏百姓利益，总之他要铲除此神，此神了解到栾巴的动机，于是就变成书生模样，并且娶了齐郡太守的女儿为妻。但此神的所为还是被栾巴得悉，于是向上级提请要到齐郡太守府中捉拿此神，而故事的后半段也自然是人们熟悉的套路：
巴谓太守：“贤婿非人也，是老鬼诈为庙神。今走至此，故来取之。”太守召之不出。巴曰：“出之甚易。”请太守笔砚设案，巴乃作符。符成长啸，空中忽有人将符去，亦不见人形，一座皆惊。符至，书生向妇涕泣曰：“去必死矣。”须臾，书生自赍符来至庭，见巴不敢前。巴叱曰：“老鬼何不复尔形。”应声即便为一狸，叩头乞活，巴教杀之，皆见空中刀下，狸头堕地。太守女已生一儿，复化为鲤，亦杀之。
总之，栾巴把宫亭庙神杀掉了，还杀掉了庙神的儿子。然本专著为什么要引用这个故事呢？书中的答案是：
此段记载自然有虚构的成分，其中的栾巴为豫章太守，代表着儒家，又有道术，被纳入神仙道家体系，但从他的行径语言来看，仍以儒家为主，这是道家无法改造彻底的地方。栾巴经历艰辛，最终除掉庐山庙神，显示了儒家的胜利。
这样的解读真可谓宏观，至少我在读这则故事时，确实没有想到有这样的宏大背景。而后专著中又分别引用了《安世高别传》《荆州记》《宣验记》和《塔寺记》等书中对于宫亭庙神的记载，对于这些记载，该书给出的结论是：
由上引材料，我们可知，安世高度宫亭庙神之传说在整个南方都有流传，但与上面儒道两家故事一样，此种传说皆是单向流传，即分别有儒、道、释三家各自流传，亦可谓自说自话。宫亭庙神本为民间信仰，其信众多为从事河道运输的商人和工人，他们在知识占有方面明显逊于其他三家，因此在文献传播方面，我们只看见儒、道、释三家各自战胜宫亭庙神的记载，而见不到民间信仰的声音。
庐山上的寺院以东林寺最具名气，虽然该寺不是庐山上建造的第一座丛林，但因为该寺是大师慧远所创，所以名气极响。东晋时期，高僧道安决定带僧徒前往襄阳，他们路径新野时，道安把弟子作了分散，他本人带着慧远等四百多弟子前往襄阳，另外派竺法汰等弟子到扬州和四川等地去传法，其中慧永一人准备前往罗浮，他经过庐山时，被郡人陶范苦留，于是就在庐山上建起一座寺院，此寺即后来的西林寺。
太元四年，秦将苻丕等打襄阳，道安被刺史朱序所拘，于是他将身边的弟子再作分散，慧远跟弟弟慧持等人离开师父来到了浔阳，后来在庐山见到了先期到达的慧永，慧永邀请慧远一同住在西林寺内，但慧远觉得他们来的人太多，于是在西林寺的附近建造了新的寺院，这就是后来的东林寺。而我前往东林寺时，就是去探访慧远的墓。
我前往庐山寻找的另一位高僧就是佛驮跋陀罗，对于这位高僧在庐山佛教史上的地位，该书称：
佛驮跋陀罗是庐山佛教史上第二位著名的西域高僧，他居住庐山的时间虽然不长，但他传译留下的禅法在庐山影响甚巨，后人乃把他作为东林十八贤之一，永远景仰。
佛驮跋陀罗大约在晋义熙六年左右来到长安，然他所传之法，与早在这里的鸠摩罗什僧团所传之法有着较大差异，为此引起了长安佛教界的争论，并被一些僧人挤出了长安，而后他来到了庐山。我的《觅宗记》一书所包含的内容乃是自隋唐之后形成的不同佛教宗派，这个时段被称为佛教的“宗派时期”，之前的早期佛教时期则被通称为“学派时期”，而后者我虽然已经寻访到了一些高僧遗迹，但还未完整成文，等我写到这个时段时，会再上庐山，那时当然要去见一见李勤合与滑红彬两位先生，向他们请益。
佛教乃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对于中国佛教史的研究早已成为了显学。前些年我为了写《觅宗记》，阅读了不少相关专著，而后用五年时间陆续探访到不少与佛教有关的历史遗迹，庐山的慧远大师是中国佛教史上的著名人物，而我曾前往庐山去探访慧远的遗迹，遗憾的是那时并不认识滑红彬，并且我前往庐山时，他的这部大作还未出版，故而我的庐山之行仅找到了两个寻访点。如今翻阅滑红彬与李勤合合著的这本专著，原来庐山上有这么多的佛教遗迹，看来有必要重上庐山，来增补我当年所撰之文的谫陋。
本专著的第一章论述的是庐山佛教史的开端，其首先要讲述庐山在中国早期佛教史上所处的地位：
有关中国佛教传入路线的争论一直没有最终的结论，笔者相信是多元的，即印度佛教从北方陆路和南方海路差不多同时传入中国大陆；而且，北方僧人和南方僧人之间也存在着互相交流。
既然有了这样的南北交流，而庐山又处在南北的水陆要冲，故该书中称：“当僧人南下北上时，庐山成为了当时佛教文化的重要码头。”该书中提到的佛教人物是从安世高讲起，他原本是安息国的太子，后来把王位让给叔父，转而专心修道，他在汉桓帝时到达中国，在洛阳从事译经。
汉灵帝末年，洛阳一带社会动荡，安世高来到了江南，而后住在庐山附近的宫亭湖庙，成为了“最早到达中国传法的异域僧人之一，也是迄今所知到达中国南方的第一位僧人”，正因为如此，“安世高庐山弘法是庐山佛教史的起点，也是南方佛教史的起点。”因此，安世高在庐山住过的宫亭庙也就成为了他的纪念地，而本书中详尽地考察了宫亭庙的来由，因为慧远在《庐山记》及郦道元在《水经注》中都提到了此庙。
该专著中认为，宫亭庙里所供奉的即是湖神，同时也是庐山神之一，故多种信仰叠加在此庙中。该书有趣之处乃是引用了一些历史故事来做观念上的推导，比如引用了《太平广记》中记载的东汉豫章郡太守栾巴清除庐山神的故事。栾巴认为“庙鬼诈为天官，损百姓日久，罪当治之”，但栾巴并未说出这个庐山神是怎样的长期损坏百姓利益，总之他要铲除此神，此神了解到栾巴的动机，于是就变成书生模样，并且娶了齐郡太守的女儿为妻。但此神的所为还是被栾巴得悉，于是向上级提请要到齐郡太守府中捉拿此神，而故事的后半段也自然是人们熟悉的套路：
巴谓太守：“贤婿非人也，是老鬼诈为庙神。今走至此，故来取之。”太守召之不出。巴曰：“出之甚易。”请太守笔砚设案，巴乃作符。符成长啸，空中忽有人将符去，亦不见人形，一座皆惊。符至，书生向妇涕泣曰：“去必死矣。”须臾，书生自赍符来至庭，见巴不敢前。巴叱曰：“老鬼何不复尔形。”应声即便为一狸，叩头乞活，巴教杀之，皆见空中刀下，狸头堕地。太守女已生一儿，复化为鲤，亦杀之。
总之，栾巴把宫亭庙神杀掉了，还杀掉了庙神的儿子。然本专著为什么要引用这个故事呢？书中的答案是：
此段记载自然有虚构的成分，其中的栾巴为豫章太守，代表着儒家，又有道术，被纳入神仙道家体系，但从他的行径语言来看，仍以儒家为主，这是道家无法改造彻底的地方。栾巴经历艰辛，最终除掉庐山庙神，显示了儒家的胜利。
这样的解读真可谓宏观，至少我在读这则故事时，确实没有想到有这样的宏大背景。而后专著中又分别引用了《安世高别传》《荆州记》《宣验记》和《塔寺记》等书中对于宫亭庙神的记载，对于这些记载，该书给出的结论是：
由上引材料，我们可知，安世高度宫亭庙神之传说在整个南方都有流传，但与上面儒道两家故事一样，此种传说皆是单向流传，即分别有儒、道、释三家各自流传，亦可谓自说自话。宫亭庙神本为民间信仰，其信众多为从事河道运输的商人和工人，他们在知识占有方面明显逊于其他三家，因此在文献传播方面，我们只看见儒、道、释三家各自战胜宫亭庙神的记载，而见不到民间信仰的声音。
庐山上的寺院以东林寺最具名气，虽然该寺不是庐山上建造的第一座丛林，但因为该寺是大师慧远所创，所以名气极响。东晋时期，高僧道安决定带僧徒前往襄阳，他们路径新野时，道安把弟子作了分散，他本人带着慧远等四百多弟子前往襄阳，另外派竺法汰等弟子到扬州和四川等地去传法，其中慧永一人准备前往罗浮，他经过庐山时，被郡人陶范苦留，于是就在庐山上建起一座寺院，此寺即后来的西林寺。
太元四年，秦将苻丕等打襄阳，道安被刺史朱序所拘，于是他将身边的弟子再作分散，慧远跟弟弟慧持等人离开师父来到了浔阳，后来在庐山见到了先期到达的慧永，慧永邀请慧远一同住在西林寺内，但慧远觉得他们来的人太多，于是在西林寺的附近建造了新的寺院，这就是后来的东林寺。而我前往东林寺时，就是去探访慧远的墓。
我前往庐山寻找的另一位高僧就是佛驮跋陀罗，对于这位高僧在庐山佛教史上的地位，该书称：
佛驮跋陀罗是庐山佛教史上第二位著名的西域高僧，他居住庐山的时间虽然不长，但他传译留下的禅法在庐山影响甚巨，后人乃把他作为东林十八贤之一，永远景仰。
佛驮跋陀罗大约在晋义熙六年左右来到长安，然他所传之法，与早在这里的鸠摩罗什僧团所传之法有着较大差异，为此引起了长安佛教界的争论，并被一些僧人挤出了长安，而后他来到了庐山。我的《觅宗记》一书所包含的内容乃是自隋唐之后形成的不同佛教宗派，这个时段被称为佛教的“宗派时期”，之前的早期佛教时期则被通称为“学派时期”，而后者我虽然已经寻访到了一些高僧遗迹，但还未完整成文，等我写到这个时段时，会再上庐山，那时当然要去见一见李勤合与滑红彬两位先生，向他们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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