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O申报热情高涨 新“堰塞湖”如何化解？】
一、“堰塞湖”形成之因
据证监会公告显示，截至7月5日，IPO排队企业数突破500家，达501家。去年同期，这一数据仅为315家，这意味着一年来拟IPO企业数量增幅达55.87%。
IPO排队企业再次超过500家，出乎市场预料，这虽然不是IPO排队的峰值，但仍然引起了市场的关注，历史上IPO排队通道的企业数最高曾超过800家。在IPO发行常态化的背景下，不少人士表示“IPO堰塞湖”再来。
这轮“IPO堰塞湖”始于6月，仅6月单月就有172家新申报企业进入IPO排队通道，让原本较低的IPO水位猛然升高。2017年10月份证监会第十七届发审委履职后，在“审核从严”的监管理念下，在“终身追责”的责任追究机制下，IPO过会率大幅下滑，不仅导致众多拟上市企业知难而退，更有为数不少的企业纷纷撤回申请材料。至去年8月底，IPO排队企业下降至289家，排队企业数量也首次步入“2”时代，谁料到仅仅几个月后，这一数量非但没有减少，而是一跃进入到了“5”时代。
究其原因，一方面，和财务数据截止日期有关，根据IPO发审相关规则，IPO申报企业财务数据有效期为“6+1”，即正常情况财务数据有效期是6个月，为了在排队期间减少更新财报的次数，不少企业选择在6月份申报材料；另一方面，今年以来IPO过会率维持在较高水平，让不少观望中的企业加快了上市进度。
今年1~6月，证监会共审核61家企业的IPO申请，其中50家获通过，占比82%，较2018年同期57.5%的通过率大幅提高。
一家大型券商的投行人士表示，IPO通过率的提高激发了企业的申报热情，不少之前还在观望中的企业纷纷报送材料，尤其是中小型企业，原本在科创板和主板之间犹豫徘徊，随着科创板多轮问询的推进、监管对科创板企业定位和审核细节的曝光，让不少企业选择了传统的IPO赛道。
“我接触过一家原本拟申报科创板的企业，公司希望通过注册制能够更快上市，但在了解科创板细致问询经过以及监管对研发投入的关注后，还是觉得企业更适合传统的IPO通道。”上述投行人士指出，IPO常态化发行和过会率的提高也让企业愿意等待。
另外，市场审核的隐形红线“主8创5”有所松动，即“IPO新申报企业，主板要求最近一年净利润超过8000万元，创业板要求不低于5000万元”。从今年实际申报的情况来看，有所变化，如上海凯鑫分离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欲申报创业板，但它2018年净利润约为4200万元。
二、解决“堰塞湖”之困
“IPO申报企业增多并非坏事。”川财证券分析师杨欧雯指出，在IPO常态化发行的背景下，企业积极申报增加了资本市场的后备力量，只要把好“入口关”，让符合首发条件、信息披露详尽、质量好的企业进入市场，对投资者和市场稳健运行都是好事。
要降低IPO水位，让好公司尽快上市，一是要继续坚持从严审核，对粉饰业绩、公司治理存在问题的企业敢于说“不”；二是要在事前事中阶段尽早介入，通过现场检查等方式排查出不符合条件的排队企业，震慑抱有侥幸心理的闯关者。
中原证券研究所所长王博表示，虽然今年IPO过会率升高，但审核从严的标准未变，一是审核重点维度多元化，问询范围更广，将IPO候选企业的规范运行情况、公司治理情况和信息披露情况作为审核重点，问询机制落实更到位；二是从源头上把关上市公司的质量，根据上市公司质量的实际情况来决定审核进度，宁缺毋滥；三是以信息披露作为审核核心，科创板注册制试点经验有望在A股审核中常态化推广。
从2019年被否企业涉及问题及审核结果来看，发审委关注重点仍集中在财务真实性及合理性、毛利率相关问题、关联交易和业务独立性质疑、持续盈利能力、供应商和客户相关问题、合法合规问题、内部控制规范性问题、员工问题及股权相关问题等方面。
“证监会对IPO的发行审核监管并未放松。”资深投行人士王骥跃指出，那些不符合首发标准，却抱着闯一闯、试一试的态度来碰运气的企业，最好尽早撤回材料，一旦被发审委否决或是在现场检查中查出问题，将影响以后的融资之路。
7月8日，证监会对6家IPO排队企业出具警示函，包括鲁华泓锦、句容宁武、嘉曼服饰、斯达半导体、之江生物、明冠新材料等，梳理上述企业存在的共性问题，多和信息披露有关，如鲁华泓锦存在未对有关固定资产进行减值测试、部分固定资产入账价值不准确、部分修理费确认不及时、部分政府补助的会计处理不恰当、收入确认会计政策及应收票据的信息披露与事实不符等问题；明冠新材料存在关联交易信息披露不完整、固定资产会计核算不规范等问题。
据了解，这6家企业均是在此前IPO现场检查中发现了问题，其中有2家虽然已经撤回了申报材料但仍被出具行政监管措施，从严监管可见一斑。证监会昨日表示，已于近日安排启动44家在审企业的现场检查工作。
大型券商投行人士表示，现场检查和从严审核，可以筛选出真正的好公司，也会让企图蒙混过关的企业完全暴露，相信随着监管力度的持续增强，“IPO堰塞湖”会逐步消退。
一、“堰塞湖”形成之因
据证监会公告显示，截至7月5日，IPO排队企业数突破500家，达501家。去年同期，这一数据仅为315家，这意味着一年来拟IPO企业数量增幅达55.87%。
IPO排队企业再次超过500家，出乎市场预料，这虽然不是IPO排队的峰值，但仍然引起了市场的关注，历史上IPO排队通道的企业数最高曾超过800家。在IPO发行常态化的背景下，不少人士表示“IPO堰塞湖”再来。
这轮“IPO堰塞湖”始于6月，仅6月单月就有172家新申报企业进入IPO排队通道，让原本较低的IPO水位猛然升高。2017年10月份证监会第十七届发审委履职后，在“审核从严”的监管理念下，在“终身追责”的责任追究机制下，IPO过会率大幅下滑，不仅导致众多拟上市企业知难而退，更有为数不少的企业纷纷撤回申请材料。至去年8月底，IPO排队企业下降至289家，排队企业数量也首次步入“2”时代，谁料到仅仅几个月后，这一数量非但没有减少，而是一跃进入到了“5”时代。
究其原因，一方面，和财务数据截止日期有关，根据IPO发审相关规则，IPO申报企业财务数据有效期为“6+1”，即正常情况财务数据有效期是6个月，为了在排队期间减少更新财报的次数，不少企业选择在6月份申报材料；另一方面，今年以来IPO过会率维持在较高水平，让不少观望中的企业加快了上市进度。
今年1~6月，证监会共审核61家企业的IPO申请，其中50家获通过，占比82%，较2018年同期57.5%的通过率大幅提高。
一家大型券商的投行人士表示，IPO通过率的提高激发了企业的申报热情，不少之前还在观望中的企业纷纷报送材料，尤其是中小型企业，原本在科创板和主板之间犹豫徘徊，随着科创板多轮问询的推进、监管对科创板企业定位和审核细节的曝光，让不少企业选择了传统的IPO赛道。
“我接触过一家原本拟申报科创板的企业，公司希望通过注册制能够更快上市，但在了解科创板细致问询经过以及监管对研发投入的关注后，还是觉得企业更适合传统的IPO通道。”上述投行人士指出，IPO常态化发行和过会率的提高也让企业愿意等待。
另外，市场审核的隐形红线“主8创5”有所松动，即“IPO新申报企业，主板要求最近一年净利润超过8000万元，创业板要求不低于5000万元”。从今年实际申报的情况来看，有所变化，如上海凯鑫分离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欲申报创业板，但它2018年净利润约为4200万元。
二、解决“堰塞湖”之困
“IPO申报企业增多并非坏事。”川财证券分析师杨欧雯指出，在IPO常态化发行的背景下，企业积极申报增加了资本市场的后备力量，只要把好“入口关”，让符合首发条件、信息披露详尽、质量好的企业进入市场，对投资者和市场稳健运行都是好事。
要降低IPO水位，让好公司尽快上市，一是要继续坚持从严审核，对粉饰业绩、公司治理存在问题的企业敢于说“不”；二是要在事前事中阶段尽早介入，通过现场检查等方式排查出不符合条件的排队企业，震慑抱有侥幸心理的闯关者。
中原证券研究所所长王博表示，虽然今年IPO过会率升高，但审核从严的标准未变，一是审核重点维度多元化，问询范围更广，将IPO候选企业的规范运行情况、公司治理情况和信息披露情况作为审核重点，问询机制落实更到位；二是从源头上把关上市公司的质量，根据上市公司质量的实际情况来决定审核进度，宁缺毋滥；三是以信息披露作为审核核心，科创板注册制试点经验有望在A股审核中常态化推广。
从2019年被否企业涉及问题及审核结果来看，发审委关注重点仍集中在财务真实性及合理性、毛利率相关问题、关联交易和业务独立性质疑、持续盈利能力、供应商和客户相关问题、合法合规问题、内部控制规范性问题、员工问题及股权相关问题等方面。
“证监会对IPO的发行审核监管并未放松。”资深投行人士王骥跃指出，那些不符合首发标准，却抱着闯一闯、试一试的态度来碰运气的企业，最好尽早撤回材料，一旦被发审委否决或是在现场检查中查出问题，将影响以后的融资之路。
7月8日，证监会对6家IPO排队企业出具警示函，包括鲁华泓锦、句容宁武、嘉曼服饰、斯达半导体、之江生物、明冠新材料等，梳理上述企业存在的共性问题，多和信息披露有关，如鲁华泓锦存在未对有关固定资产进行减值测试、部分固定资产入账价值不准确、部分修理费确认不及时、部分政府补助的会计处理不恰当、收入确认会计政策及应收票据的信息披露与事实不符等问题；明冠新材料存在关联交易信息披露不完整、固定资产会计核算不规范等问题。
据了解，这6家企业均是在此前IPO现场检查中发现了问题，其中有2家虽然已经撤回了申报材料但仍被出具行政监管措施，从严监管可见一斑。证监会昨日表示，已于近日安排启动44家在审企业的现场检查工作。
大型券商投行人士表示，现场检查和从严审核，可以筛选出真正的好公司，也会让企图蒙混过关的企业完全暴露，相信随着监管力度的持续增强，“IPO堰塞湖”会逐步消退。
书法的品评方法
/弘耑
儒
家论人的差别等次，有士、贤、圣的三种分类，有“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的进学次第，且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层层事功。道家与佛家做出世的事业，也分别有地仙、天仙、金仙以及罗汉、菩萨、佛陀的三重境界。从初地以至高层的分析评定，最上最高境界的论证落实，是对前事往行的报告总结，是后来事业发展的参考依据和超越齐驱前人的有力保证。同时也具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以及“先觉觉后觉”的重要意义。
上古之人在创造、完善文字的同时，虽然有意无意地追求文字书写的合理美观，有书写文字的能工好手存在，但当时还没有书法审美的专课，没有书法家的正式名位，也就没有书法家、书法作品的品鉴和爵位。所以说上古有书而无品。到中古的时候方才有书品，有对书法作品、书法家的评判和研究；而将书法、书法家分列成上中下三等九品之类，又是稍后的事了。
到了秦汉魏晋的时候，人们对于书法艺术审美的意识逐步觉醒发达。考察当时的实际情况，书法审美大致有两种倾向：一种偏重于书法形态的审美，另一种偏重于书法情性的审美。自汉末蔡邕《九势》，至西晋成公绥《隶书体》、卫恒《四体书势》、索靖《草书状》，下及东晋卫夫人《笔阵图》、王羲之《书论》，着眼点主要放在书法的书体、形势、状态上面。自汉末钟繇《书论》，至六朝虞和《论书表》、庾肩吾《书品》、萧衍《古今书人优劣评》、王僧虔《笔意赞》，着眼点主要放在书法的情性、神韵上面。二者的倾向以书法审美的大致情势来区分，不排斥二者在某种程度上的兼顾性。
古代在评价人物的时候，往往采取上、中、下三分的方法，来品评人物的高下优劣。儒家经典《论语》中就有“上智”、 “中人”、 “下愚”的等级差别。翻译到中土来的佛经《观无量寿佛经》将上升到净土佛国的众生分为“上品上生”、“上品中生”、“上品下生”，“中品上生”、“中品中生”、“中品下生”’“下品上生”、“下品中生”、“下品下生”，总为三品九生。《汉书》的《古今人表》里，也将上、中、下各品划成上中下三等，确立了九品的等级原则，来进行人物的品鉴。再往后，魏代在选拔官吏时，采用了“九品中正制”，也是依据九品的方法进行的。显然，书法的品评方法是受以上品评人物的原则启发的，是取法于人的品鉴套路的。
最初的书法品评，或者着眼于笔法形势，或者着眼于情性神采；或者依据自然天成的气息，或者依据于人工精美的造意，但都是根据人来论书，或根据书来评人。我们看王羲之的《自论书》，就有将自己与草圣张芝、楷圣钟繇相比较优劣的文字。在南朝宋虞和《论书表》中，已经出现上、中、下的品评层次。至于南朝庾肩吾著《书品》，更将善书者120人个个分门别类，定为三等九品。再如唐代李嗣真《书后品》，参照庾氏的方式而分别列为十等。
张怀璀《书断》论书法的神、妙、能时说：“包罗古今，不越三品。”宋代朱文长《续书断》承接张氏三品之说而明言：“此谓神、妙、能者，以言乎上中下之号而已。”明白告诉人们，神妙能即是上中下的代名，而尊神品上品为第一，妙品中品为第二，能品下品为第三。明代项穆《书法雅言》“因人而告造其成，就书而分论其等”，立“正宗”、“大家”、“名家”、“正源”、“傍流”五种等级品格。清代龚自珍又说：“书家有三等”，第一为“通人之书”，第二为“书家之书”，第三为“馆阁之书”。清代之际更有品家以碑帖为品评的对象，分论各自的特色优劣，如侯仁朔著《侯氏书品》，取秦中碑帖，区分为“古”、“正”、“奇”、“险”四品，各加评论；康有为著《广艺舟双楫》，也将六朝各碑书法分为“神”、 “妙”“高”、“楷”、“逸”、“能”六品，综合论述高下特色。至此，书品作为一门审美的专课，内容渐臻丰富而完备。
历代评论书法，有说“上品”的，有说“超然逸品”的，有说“正宗”的，有说“神品”的，也有讲“通人之书”的。名称虽然不同，但所指都是一回事，即书法的最高境界。
庾肩吾说：“若探妙测深，尽形得势；烟花落纸，将动风采；带字欲飞，疑神化之所为，非世人之所学，惟张有道、钟元常、王右军其人也……若孔门以书，三子入室矣。允为上之上。”
李嗣真说：“仓颉造书，鬼哭天廪，史捅堙灭，陈仓籍甚。秦相刻铭，烂若舒锦，钟、张、羲、献，超然逸品。”
项穆说：“会古通今，不激不厉，规矩谙练，骨态清和，众体兼能，天然逸出，巍然端雅，奕矣奇解。此谓大成以集，妙入时中，继往开来，永垂模轨——一之正宗也。”
包世臣说：“平和简静，遒丽天成，曰神品。”
龚自珍曰：“书家有三等，一为通人之书。”
汉代魏晋之书法，以张芝、钟繇、王羲之为上品大家，为神品第一，历代似无疑议。从现今尚能见到的墨迹碑帖看三圣遗迹，庾氏所说的“王工夫不及张，天然过之；天然不及钟，工夫过之”，当属比较客观的评论。袁昂《古今书评》说：“张伯英如汉武爱道，凭虚欲仙。”可以想象，张芝的工夫造到了多么神奇的地步了。“凭虚欲仙”是神意无方的一种效果，是技进乎道的一种境界。王羲之自云没有这种“池水尽墨”的精熟工夫、神气逸出的虚仙效果，但在笔法字体的含容量与发掘的丰富性上要胜张芝一筹。看王羲之的各种书迹，确给人以一种万物交融并生的气象。所以李世民要特加赞赏：“所以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在唐太宗的眼里，王氏的书法好像名山大川，妙物胜景一般，愈游愈奇，愈玩愈悦，怪不得升天之际还要将天下第一的《兰亭序》带到灵界去欣赏研究。一代明主与一代书圣的书法缘分也属奇深。古时对钟繇的书法评价极高，尤其是正书，真是千古以来一人而已。现世尚能见到数种钟太傅的遗迹，篇篇不尽相同，尤其是后来发现的墨迹本《荐季直表》，真正是三画各异其趣，笔法字形尽万物之异象，章法体势如同自然之生态，确是“云鹄游天，群鸿戏海”般的境界。书法之奇造妙制到了这种地步，怪不得心气很高的王逸少也不得不谦虚一番了。三子书法，各造其极，同列榜首，允为后学之表率，永作上品之典范。
书法既有高下，学法必有选择，如孔孟直以尧舜为尚，厉祖皆以成佛证道为功。王羲之说：“顷寻诸名书，钟张信为绝伦，其余不足观。”这是“取法乎上”之辞；又说：“若直取俗字，则不能先发。”此又是“法乎下”之戒言。萧衍说：“又子敬之不迨逸少，犹逸少之不迨元常；学子敬者如画虎也，学元常者如画龙也。”这是说龙虎高下悬殊，取法当慎辨。孙过庭说：“余志学之年，留心翰墨，味钟张之余烈，挹羲献之前规，极虑专精，时逾二纪，有乖入木之术，无间临池之志。”孙氏自是能言善学，孜孜以求，直以上品四子为法，“其余不足观者”之意已在其中了。
书品之学将历代书家、书法分辨高下优劣，分列出上神、中妙、下能之属的等级差别，尤其是对上神书品的再三颂扬表彰，推波助澜地导致书学必须面对“取法乎上”、“取法乎中”、“取法乎下”这一现实问题，当然也就有了“法乎上”、“法乎中”、“法乎下”的计较和分别。
“取法乎上”，当然最合乎常理。就拿当老师来说，上到中师方具备小学教师的资历，上到高师方具足中学教师的资格。以常情推之，学中等的只能得到下边的，学上等的方能达到中间的，于是“取法乎上”便作为取法之上法而成为书学的座右铭、书学的无上咒。
“取法乎上”作为历代书学的同识共论，很少有人看到它存在的问题而提出异议质疑，很少有人看到它给书学带来的严重危害性质。
取法乎中仅可得到下，取法乎上也只能得到中。每观晋唐以后书论文字，竟然没有哪一章、哪一节明白清楚地论述过取法乎什么方能得乎上。书法最上最高的境界究竟如何方能企及呢?想当年子路斗胆问孔子：“敢问死?”孔子回答道：“未知生，焉知死。”死后的境界是人生的一个大问题，触及到每个人过去与未来的生命历程景象。可惜子路没有追根究底问个清楚明白，问问生从何来，死往何处，生与死之间有没有内在的联系。就因为少了这一节问答，致使圣门儒教坐失了人生问题上一大截教义，而不如道释二家对此有精深的玄解。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书学上的一个大问题，上品的方向问题，上品的正确途径问题。取法乎什么方可得到上?法乎何方可造到上品大家的地步?这是书学上生死攸关的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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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论人的差别等次，有士、贤、圣的三种分类，有“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的进学次第，且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层层事功。道家与佛家做出世的事业，也分别有地仙、天仙、金仙以及罗汉、菩萨、佛陀的三重境界。从初地以至高层的分析评定，最上最高境界的论证落实，是对前事往行的报告总结，是后来事业发展的参考依据和超越齐驱前人的有力保证。同时也具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以及“先觉觉后觉”的重要意义。
上古之人在创造、完善文字的同时，虽然有意无意地追求文字书写的合理美观，有书写文字的能工好手存在，但当时还没有书法审美的专课，没有书法家的正式名位，也就没有书法家、书法作品的品鉴和爵位。所以说上古有书而无品。到中古的时候方才有书品，有对书法作品、书法家的评判和研究；而将书法、书法家分列成上中下三等九品之类，又是稍后的事了。
到了秦汉魏晋的时候，人们对于书法艺术审美的意识逐步觉醒发达。考察当时的实际情况，书法审美大致有两种倾向：一种偏重于书法形态的审美，另一种偏重于书法情性的审美。自汉末蔡邕《九势》，至西晋成公绥《隶书体》、卫恒《四体书势》、索靖《草书状》，下及东晋卫夫人《笔阵图》、王羲之《书论》，着眼点主要放在书法的书体、形势、状态上面。自汉末钟繇《书论》，至六朝虞和《论书表》、庾肩吾《书品》、萧衍《古今书人优劣评》、王僧虔《笔意赞》，着眼点主要放在书法的情性、神韵上面。二者的倾向以书法审美的大致情势来区分，不排斥二者在某种程度上的兼顾性。
古代在评价人物的时候，往往采取上、中、下三分的方法，来品评人物的高下优劣。儒家经典《论语》中就有“上智”、 “中人”、 “下愚”的等级差别。翻译到中土来的佛经《观无量寿佛经》将上升到净土佛国的众生分为“上品上生”、“上品中生”、“上品下生”，“中品上生”、“中品中生”、“中品下生”’“下品上生”、“下品中生”、“下品下生”，总为三品九生。《汉书》的《古今人表》里，也将上、中、下各品划成上中下三等，确立了九品的等级原则，来进行人物的品鉴。再往后，魏代在选拔官吏时，采用了“九品中正制”，也是依据九品的方法进行的。显然，书法的品评方法是受以上品评人物的原则启发的，是取法于人的品鉴套路的。
最初的书法品评，或者着眼于笔法形势，或者着眼于情性神采；或者依据自然天成的气息，或者依据于人工精美的造意，但都是根据人来论书，或根据书来评人。我们看王羲之的《自论书》，就有将自己与草圣张芝、楷圣钟繇相比较优劣的文字。在南朝宋虞和《论书表》中，已经出现上、中、下的品评层次。至于南朝庾肩吾著《书品》，更将善书者120人个个分门别类，定为三等九品。再如唐代李嗣真《书后品》，参照庾氏的方式而分别列为十等。
张怀璀《书断》论书法的神、妙、能时说：“包罗古今，不越三品。”宋代朱文长《续书断》承接张氏三品之说而明言：“此谓神、妙、能者，以言乎上中下之号而已。”明白告诉人们，神妙能即是上中下的代名，而尊神品上品为第一，妙品中品为第二，能品下品为第三。明代项穆《书法雅言》“因人而告造其成，就书而分论其等”，立“正宗”、“大家”、“名家”、“正源”、“傍流”五种等级品格。清代龚自珍又说：“书家有三等”，第一为“通人之书”，第二为“书家之书”，第三为“馆阁之书”。清代之际更有品家以碑帖为品评的对象，分论各自的特色优劣，如侯仁朔著《侯氏书品》，取秦中碑帖，区分为“古”、“正”、“奇”、“险”四品，各加评论；康有为著《广艺舟双楫》，也将六朝各碑书法分为“神”、 “妙”“高”、“楷”、“逸”、“能”六品，综合论述高下特色。至此，书品作为一门审美的专课，内容渐臻丰富而完备。
历代评论书法，有说“上品”的，有说“超然逸品”的，有说“正宗”的，有说“神品”的，也有讲“通人之书”的。名称虽然不同，但所指都是一回事，即书法的最高境界。
庾肩吾说：“若探妙测深，尽形得势；烟花落纸，将动风采；带字欲飞，疑神化之所为，非世人之所学，惟张有道、钟元常、王右军其人也……若孔门以书，三子入室矣。允为上之上。”
李嗣真说：“仓颉造书，鬼哭天廪，史捅堙灭，陈仓籍甚。秦相刻铭，烂若舒锦，钟、张、羲、献，超然逸品。”
项穆说：“会古通今，不激不厉，规矩谙练，骨态清和，众体兼能，天然逸出，巍然端雅，奕矣奇解。此谓大成以集，妙入时中，继往开来，永垂模轨——一之正宗也。”
包世臣说：“平和简静，遒丽天成，曰神品。”
龚自珍曰：“书家有三等，一为通人之书。”
汉代魏晋之书法，以张芝、钟繇、王羲之为上品大家，为神品第一，历代似无疑议。从现今尚能见到的墨迹碑帖看三圣遗迹，庾氏所说的“王工夫不及张，天然过之；天然不及钟，工夫过之”，当属比较客观的评论。袁昂《古今书评》说：“张伯英如汉武爱道，凭虚欲仙。”可以想象，张芝的工夫造到了多么神奇的地步了。“凭虚欲仙”是神意无方的一种效果，是技进乎道的一种境界。王羲之自云没有这种“池水尽墨”的精熟工夫、神气逸出的虚仙效果，但在笔法字体的含容量与发掘的丰富性上要胜张芝一筹。看王羲之的各种书迹，确给人以一种万物交融并生的气象。所以李世民要特加赞赏：“所以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在唐太宗的眼里，王氏的书法好像名山大川，妙物胜景一般，愈游愈奇，愈玩愈悦，怪不得升天之际还要将天下第一的《兰亭序》带到灵界去欣赏研究。一代明主与一代书圣的书法缘分也属奇深。古时对钟繇的书法评价极高，尤其是正书，真是千古以来一人而已。现世尚能见到数种钟太傅的遗迹，篇篇不尽相同，尤其是后来发现的墨迹本《荐季直表》，真正是三画各异其趣，笔法字形尽万物之异象，章法体势如同自然之生态，确是“云鹄游天，群鸿戏海”般的境界。书法之奇造妙制到了这种地步，怪不得心气很高的王逸少也不得不谦虚一番了。三子书法，各造其极，同列榜首，允为后学之表率，永作上品之典范。
书法既有高下，学法必有选择，如孔孟直以尧舜为尚，厉祖皆以成佛证道为功。王羲之说：“顷寻诸名书，钟张信为绝伦，其余不足观。”这是“取法乎上”之辞；又说：“若直取俗字，则不能先发。”此又是“法乎下”之戒言。萧衍说：“又子敬之不迨逸少，犹逸少之不迨元常；学子敬者如画虎也，学元常者如画龙也。”这是说龙虎高下悬殊，取法当慎辨。孙过庭说：“余志学之年，留心翰墨，味钟张之余烈，挹羲献之前规，极虑专精，时逾二纪，有乖入木之术，无间临池之志。”孙氏自是能言善学，孜孜以求，直以上品四子为法，“其余不足观者”之意已在其中了。
书品之学将历代书家、书法分辨高下优劣，分列出上神、中妙、下能之属的等级差别，尤其是对上神书品的再三颂扬表彰，推波助澜地导致书学必须面对“取法乎上”、“取法乎中”、“取法乎下”这一现实问题，当然也就有了“法乎上”、“法乎中”、“法乎下”的计较和分别。
“取法乎上”，当然最合乎常理。就拿当老师来说，上到中师方具备小学教师的资历，上到高师方具足中学教师的资格。以常情推之，学中等的只能得到下边的，学上等的方能达到中间的，于是“取法乎上”便作为取法之上法而成为书学的座右铭、书学的无上咒。
“取法乎上”作为历代书学的同识共论，很少有人看到它存在的问题而提出异议质疑，很少有人看到它给书学带来的严重危害性质。
取法乎中仅可得到下，取法乎上也只能得到中。每观晋唐以后书论文字，竟然没有哪一章、哪一节明白清楚地论述过取法乎什么方能得乎上。书法最上最高的境界究竟如何方能企及呢?想当年子路斗胆问孔子：“敢问死?”孔子回答道：“未知生，焉知死。”死后的境界是人生的一个大问题，触及到每个人过去与未来的生命历程景象。可惜子路没有追根究底问个清楚明白，问问生从何来，死往何处，生与死之间有没有内在的联系。就因为少了这一节问答，致使圣门儒教坐失了人生问题上一大截教义，而不如道释二家对此有精深的玄解。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书学上的一个大问题，上品的方向问题，上品的正确途径问题。取法乎什么方可得到上?法乎何方可造到上品大家的地步?这是书学上生死攸关的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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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山西太原五台·大朝台
南台锦绣峰普济寺
五台山的东西北中四台，为起伏连绵的一组山脉，唯有南台远离尘嚣别为一峰，孤单耸峙。南台顶也是五台中最矮的山峰，仅有2500米的高度，但山势陡峭千峦弥布，又因海拔较低，春夏二季繁华似锦五彩缤纷，因之取名为“锦绣峰”。
时值深秋，无缘欣赏到繁华似锦，却恰好能领略到想象中三晋大地那种苍凉气息。
南台顶有寺普济寺，寺内供奉着智慧文殊菩萨。
普济寺同样是隋文帝诏令所建，是五个台顶保存得最完整最具审美的一所寺庙。首先特别的是寺门就是前殿拜佛的地方，拜过前殿佛，从寺门左右进入，顿时别有洞天。
后殿三间石窑洞中，内供“一佛二菩萨”石雕佛像，其中的石雕普贤像已是宋元遗物。
充满藏教色彩的唐代木建筑是三佛殿过去现在未来佛和后殿供奉的智慧文殊菩萨。
后殿高处还有一座石砌普贤塔，可登顶眺望南台景色。
正是：
干寻宝刹摩云出,百道飞泉带雨来。
欲证菩提何处是,暂从法地一徘徊。
至此我们的2020大朝台大完满结束，撒花 https://t.cn/AimcDYrR
南台锦绣峰普济寺
五台山的东西北中四台，为起伏连绵的一组山脉，唯有南台远离尘嚣别为一峰，孤单耸峙。南台顶也是五台中最矮的山峰，仅有2500米的高度，但山势陡峭千峦弥布，又因海拔较低，春夏二季繁华似锦五彩缤纷，因之取名为“锦绣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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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殿高处还有一座石砌普贤塔，可登顶眺望南台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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