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尽人生沧桑的九句诗：①18岁：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②21岁：有一美人兮，见之不忘。一日不见兮，思之如狂。③24岁：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④27岁：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⑤30岁：不如意事常九八，可与语人无二三。⑥40岁：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⑦55岁：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⑧70岁：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⑨80岁：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晚读与晚记
俞晓群
前文《早读与早记》，谈到许多读书大家的观点，总结起来，少年读书大约有三大优势：一是记忆力好，有生理因素，所以读书能够记得牢；二是心理纯净，很少有杂念，且免于外界干扰，所以读书能够专心；三是时间充裕，精力充沛，所以读书能够激发孩子的潜能。
所谓“童子功”的训练与养成，正是以此作为基础。再者，少年读书有两大劣势：一是知识准备少，识字少，所以读书的范围受到限制；二是理解力差，自主性差，所以读书的目的性受到限制。
成年读书，时间界定在二十岁以后。此前没有认真读书的人，此后还有补救的可能么？再想练童子功是不可能了，比如记忆力，再想像幼童时代那样过目能诵，终生不忘，怎么可能呢？但补救的办法还是有的，成年人也有增强记忆的解决方案。清代姚鼐在《与陈定明书》中即写道：“凡书少时未读，中年阅之便恐难记，必随手抄纂。退之‘记事提要，纂言钩玄’，固古今为学之定法也。”此中“记事提要，纂言钩玄”一句，出自唐代韩愈《进学解》：“纪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姚鼐说，这是古今为学的定法；其实也是为早年读书不精的人，指出一条补救的路径。
成年读书，无论早年读书打下的基础如何，勤奋还是第一要务。如宋代王应麟《困学纪闻》中所言：“康节先生劝学曰：二十岁之后，三十岁之前，朝经暮史，昼子夜集。”此中康节先生即宋代邵雍，他说二十岁之后、三十岁之前，早晨读经书，晚上读史书；白天读子书，夜晚读集书。可见其对于读书的理解与追求，已经大不同于早年的被动阅读，而是一种自觉的、有计划的行为。
再如明代进士杨天祥，见《读书法汇引广东通志》有记他的读书故事：“杨天祥字休征，正德丁丑进士，遗友人书曰：古人读书破万卷，予自弱冠励志读书，至今十五年，一年之中，除令节家庆及疾病之日，不过六十日，其三百日皆诵读，日不下三简，一年不下九百简，十有五年不下一万五千简。方之古人十万卷，仅十之一二。”此中杨氏称“自弱冠励志读书”，已经是二十岁的年龄。此后他坚持苦读十五年，最终达到“读书破万卷”的境界；但他依然感叹，自己读书的数量，还是不及古人十万卷之一二。
成人读书，早年读过的书，往往还需要再读。宋代曾巩《王氏余师录》记载一段故事：“陈后山初携文卷见南丰先生。先生问曰：‘曾读《史记》否？’后山对曰：‘自幼即读之矣。’南丰曰：‘不然，要当且置他书，熟读《史记》三两年尔！’如南丰之言读之，后再以文卷见南丰，南丰曰：‘如是足也。’”
成人读书，与少年读书比较，还是各有优势的。比如清代唐彪即认为，真正读书，还是要在成年之后。他在《读书作文谱》中写道：“读书能记，不尽在记性，在乎能解。何以见之？少时记性胜于壮年，不必言矣；然尽有少时读书不过十余行，而壮年反能读三四十行；或少时阅书一二张，犹昏然不记，壮年阅书数十张，竟皆能记其大略者。无他，少时不能解，故不能记；壮年能解，所以能记也。”此中唐彪所言，一是说明少年与成年记忆的方式不同；再一是强调读书的时候，成人理解力的重要性，它对于阅读质量的影响，甚至有胜于少年记忆力的作用。
成人读书，世间也有不遵循常人规律的奇才，也有大器晚成的人。比如宋代苏洵，他在《上欧阳内翰书》中写道：“洵少年不学，生二十五岁，始知读书，从士君子游。年既已晚，而又不遂刻意厉行，以古人自期；而视与己同列者，皆不胜己，则遂以为可矣。”此文是说，苏洵二十五岁开始读书，既不用功，还自比古人，见到周围的人都不如自己，故而十分自满。接着苏洵继续写道，后来他遇到困难，开始读古人的文章，发现古人的言辞用意，与自己大不相同；自我反思，他觉得自己还有进步的空间。于是他将自己此前的数百篇文章都烧掉了，开始“取《论语》《孟子》《韩子》，及其圣人贤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终日以读之者，七八年矣。”结果，苏洵越读书越入迷，由此经历了一个从惶然、骇然到豁然以明的觉悟过程。
成人读书，“少年不识愁滋味”的时光，不会再有；诸如事务繁忙、心绪烦乱等状态，会终日相随。即使在这样的境况下，坚持读书也是非常必要的。《三国志·吕蒙传》中，有《江表传》记载：孙权问他手下的大将吕蒙、蒋钦：“你们担此军中重任，还读书吗？”吕蒙说：“事情太多，恐怕无暇再读书了。”孙权说：“我又不是让你们去做经学博士，只是让你们做事情的时候，坚持读书以推往知来，做事才会有所参照。另外你们再忙，还有我忙吗？”接着孙权说道：“孤少时历《诗》《书》《礼记》《左传》《国语》，惟不读《易》；至统事以来，省三史诸家兵法，自以为大有所益。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学必得之，宁当不为乎？宜急读《孙子六鞱》《左传》《国语》及三史！孔子言：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光武当兵马之务，手不释卷；孟德亦自谓老而好学，卿何独不自勉勖哉？”此后，吕蒙遵循孙权的教义，开始认真读书，终日不倦，他的阅读与见识，甚至有胜于旧儒们的学问。
此中孙权所引两段故事：“光武帝手不释卷，曹孟德老而好学”。其中光武帝故事，见《后汉书·光武帝本纪》：光武帝“王莽天凤中，乃之长安，受《尚书》，略通大义。”曹操故事，见《三国志·魏书》：曹操“是以创造大业，文武并施，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他们既是那个时代的英雄，也是勤学善思的典范。
再者据《三国志》记载，《诸葛亮集》中，记有刘备写给儿子刘禅的遗诏，列出刘备为刘禅开的书单：“可读《汉书》《礼记》，间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未送，道亡，可自更求闻达。”后来章炳麟指出：“及昭烈课子，仲谋教吕蒙，始用《汉书》三史，自是通史致用，遂为通则。”他是说，从刘备、孙权起始，将《汉书》等史书列入书目，自此以后，读史书以致用，才成为读书人通行的准则。
成年读书，到了晚年，人们的阅读会发生很大变化。一是可读的书会越来越少，比如民国时期的林纾，在《高梦旦畏庐三集序》中写道：“自言少时博览群书；五十岁以后，案上只有《诗》《礼》二疏《左》《史》《南华》及《汉书》韩欧之文，此外则《说文》《广雅》，无他书矣。”二是读书的方法，也会随着身体的衰老，发生许多变化，比如宋代孙觉，《醉翁寱语》中记载：“孙莘老喜读书，晚年病目，乃择卒伍中识字稍解者二人，授以句读。每瞑目危坐，命二人更读于旁，终一，则易一人，饮之酒一杯使退，卒亦自喜。可为老年读书法。”还有唐代张参《渊鉴类函》写道：“张参年老，常手写九经，以为读书不如写书。”
我自觉得，他们这样做貌似老而弥坚，其实是因为眼力不行了，看不见了，只能请人阅读，只能独自默写。细想之下，人生确实可怜可悲，可哀可叹。人常言“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其实在更多的时候，老年的伤悲，是与少壮的努力与否，毫无关系的。
俞晓群
前文《早读与早记》，谈到许多读书大家的观点，总结起来，少年读书大约有三大优势：一是记忆力好，有生理因素，所以读书能够记得牢；二是心理纯净，很少有杂念，且免于外界干扰，所以读书能够专心；三是时间充裕，精力充沛，所以读书能够激发孩子的潜能。
所谓“童子功”的训练与养成，正是以此作为基础。再者，少年读书有两大劣势：一是知识准备少，识字少，所以读书的范围受到限制；二是理解力差，自主性差，所以读书的目的性受到限制。
成年读书，时间界定在二十岁以后。此前没有认真读书的人，此后还有补救的可能么？再想练童子功是不可能了，比如记忆力，再想像幼童时代那样过目能诵，终生不忘，怎么可能呢？但补救的办法还是有的，成年人也有增强记忆的解决方案。清代姚鼐在《与陈定明书》中即写道：“凡书少时未读，中年阅之便恐难记，必随手抄纂。退之‘记事提要，纂言钩玄’，固古今为学之定法也。”此中“记事提要，纂言钩玄”一句，出自唐代韩愈《进学解》：“纪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姚鼐说，这是古今为学的定法；其实也是为早年读书不精的人，指出一条补救的路径。
成年读书，无论早年读书打下的基础如何，勤奋还是第一要务。如宋代王应麟《困学纪闻》中所言：“康节先生劝学曰：二十岁之后，三十岁之前，朝经暮史，昼子夜集。”此中康节先生即宋代邵雍，他说二十岁之后、三十岁之前，早晨读经书，晚上读史书；白天读子书，夜晚读集书。可见其对于读书的理解与追求，已经大不同于早年的被动阅读，而是一种自觉的、有计划的行为。
再如明代进士杨天祥，见《读书法汇引广东通志》有记他的读书故事：“杨天祥字休征，正德丁丑进士，遗友人书曰：古人读书破万卷，予自弱冠励志读书，至今十五年，一年之中，除令节家庆及疾病之日，不过六十日，其三百日皆诵读，日不下三简，一年不下九百简，十有五年不下一万五千简。方之古人十万卷，仅十之一二。”此中杨氏称“自弱冠励志读书”，已经是二十岁的年龄。此后他坚持苦读十五年，最终达到“读书破万卷”的境界；但他依然感叹，自己读书的数量，还是不及古人十万卷之一二。
成人读书，早年读过的书，往往还需要再读。宋代曾巩《王氏余师录》记载一段故事：“陈后山初携文卷见南丰先生。先生问曰：‘曾读《史记》否？’后山对曰：‘自幼即读之矣。’南丰曰：‘不然，要当且置他书，熟读《史记》三两年尔！’如南丰之言读之，后再以文卷见南丰，南丰曰：‘如是足也。’”
成人读书，与少年读书比较，还是各有优势的。比如清代唐彪即认为，真正读书，还是要在成年之后。他在《读书作文谱》中写道：“读书能记，不尽在记性，在乎能解。何以见之？少时记性胜于壮年，不必言矣；然尽有少时读书不过十余行，而壮年反能读三四十行；或少时阅书一二张，犹昏然不记，壮年阅书数十张，竟皆能记其大略者。无他，少时不能解，故不能记；壮年能解，所以能记也。”此中唐彪所言，一是说明少年与成年记忆的方式不同；再一是强调读书的时候，成人理解力的重要性，它对于阅读质量的影响，甚至有胜于少年记忆力的作用。
成人读书，世间也有不遵循常人规律的奇才，也有大器晚成的人。比如宋代苏洵，他在《上欧阳内翰书》中写道：“洵少年不学，生二十五岁，始知读书，从士君子游。年既已晚，而又不遂刻意厉行，以古人自期；而视与己同列者，皆不胜己，则遂以为可矣。”此文是说，苏洵二十五岁开始读书，既不用功，还自比古人，见到周围的人都不如自己，故而十分自满。接着苏洵继续写道，后来他遇到困难，开始读古人的文章，发现古人的言辞用意，与自己大不相同；自我反思，他觉得自己还有进步的空间。于是他将自己此前的数百篇文章都烧掉了，开始“取《论语》《孟子》《韩子》，及其圣人贤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终日以读之者，七八年矣。”结果，苏洵越读书越入迷，由此经历了一个从惶然、骇然到豁然以明的觉悟过程。
成人读书，“少年不识愁滋味”的时光，不会再有；诸如事务繁忙、心绪烦乱等状态，会终日相随。即使在这样的境况下，坚持读书也是非常必要的。《三国志·吕蒙传》中，有《江表传》记载：孙权问他手下的大将吕蒙、蒋钦：“你们担此军中重任，还读书吗？”吕蒙说：“事情太多，恐怕无暇再读书了。”孙权说：“我又不是让你们去做经学博士，只是让你们做事情的时候，坚持读书以推往知来，做事才会有所参照。另外你们再忙，还有我忙吗？”接着孙权说道：“孤少时历《诗》《书》《礼记》《左传》《国语》，惟不读《易》；至统事以来，省三史诸家兵法，自以为大有所益。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学必得之，宁当不为乎？宜急读《孙子六鞱》《左传》《国语》及三史！孔子言：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光武当兵马之务，手不释卷；孟德亦自谓老而好学，卿何独不自勉勖哉？”此后，吕蒙遵循孙权的教义，开始认真读书，终日不倦，他的阅读与见识，甚至有胜于旧儒们的学问。
此中孙权所引两段故事：“光武帝手不释卷，曹孟德老而好学”。其中光武帝故事，见《后汉书·光武帝本纪》：光武帝“王莽天凤中，乃之长安，受《尚书》，略通大义。”曹操故事，见《三国志·魏书》：曹操“是以创造大业，文武并施，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他们既是那个时代的英雄，也是勤学善思的典范。
再者据《三国志》记载，《诸葛亮集》中，记有刘备写给儿子刘禅的遗诏，列出刘备为刘禅开的书单：“可读《汉书》《礼记》，间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未送，道亡，可自更求闻达。”后来章炳麟指出：“及昭烈课子，仲谋教吕蒙，始用《汉书》三史，自是通史致用，遂为通则。”他是说，从刘备、孙权起始，将《汉书》等史书列入书目，自此以后，读史书以致用，才成为读书人通行的准则。
成年读书，到了晚年，人们的阅读会发生很大变化。一是可读的书会越来越少，比如民国时期的林纾，在《高梦旦畏庐三集序》中写道：“自言少时博览群书；五十岁以后，案上只有《诗》《礼》二疏《左》《史》《南华》及《汉书》韩欧之文，此外则《说文》《广雅》，无他书矣。”二是读书的方法，也会随着身体的衰老，发生许多变化，比如宋代孙觉，《醉翁寱语》中记载：“孙莘老喜读书，晚年病目，乃择卒伍中识字稍解者二人，授以句读。每瞑目危坐，命二人更读于旁，终一，则易一人，饮之酒一杯使退，卒亦自喜。可为老年读书法。”还有唐代张参《渊鉴类函》写道：“张参年老，常手写九经，以为读书不如写书。”
我自觉得，他们这样做貌似老而弥坚，其实是因为眼力不行了，看不见了，只能请人阅读，只能独自默写。细想之下，人生确实可怜可悲，可哀可叹。人常言“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其实在更多的时候，老年的伤悲，是与少壮的努力与否，毫无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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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如一场修行。得意时，一日看尽长安花;艰难时，潦倒新停浊酒杯。但生命的跋涉不能回头，哪怕畏途巉岩不可攀，也要会当凌绝顶;哪怕无人会登临意;也要猛志固常在。我们从经典中，汲取九万里风鹏正举的力量，历练也无风雨也无晴的豁然，待到重阳日，我们还来就菊花。
人生如一场修行。得意时，一日看尽长安花;艰难时，潦倒新停浊酒杯。但生命的跋涉不能回头，哪怕畏途巉岩不可攀，也要会当凌绝顶;哪怕无人会登临意;也要猛志固常在。我们从经典中，汲取九万里风鹏正举的力量，历练也无风雨也无晴的豁然，待到重阳日，我们还来就菊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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