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见科技#【中国与西方！两百年来的技术追赶之路】
西方的崛起
中国在古代领先于全世界这个问题没啥可说的，但是具体什么时候被西方超过的呢？
我不引用咱们国家自己的说法，引用伊恩莫里斯的，他是斯坦福大学教授，经常被人说成是“种族主义者”和“白人至上主义者”，就连他也认为，西方大概在1750年左右追上了东方，下边的这张图是他在书里贴的：
那问题来了，西方做了什么导致他们快速赶上呢？
这个关系链现在主流学术界已经捋得很清了。
首先是发现了新大陆。西欧人在新大陆又发现了大量黄金白银等贵金属。
如果单纯发现大量钱并不是好事，有点像央行给大家印发了大量货币一样，蒋委员长干过这事，后来跑去台湾当岛主了。
好在当时东方比西方发达得多，西方可以拿这些美洲黄金去东方搞购物，在这个过程中慢慢提升生产力。
这也就解释了为啥中国没法搞地理大发现。中国就算发现了美洲，也没啥用，因为有了那么多金银，你拿那玩意干啥？西欧穷得要死，又没有一个更大的国家可以交易这玩意；而且西方人搞大航海的目的是找中国，中国出去找啥？你连个目标都没，哪来的动机上路？类似郑和下西洋那种操作，收益率太低，就跟美国去非洲搞基建一样不划算，注定没法持续。
同理，中国可以深耕非洲，西方国家却不行，因为以西方国家的家底，也看不上非洲那点食。再说了，以欧洲国家的人力成本，他们在非洲的绝大部分项目根本没法开展。
西欧人拿到美洲的黄金后，当时在现在菲律宾、马来西亚那一带买香料，在印度买棉布，在中国买瓷器和茶叶，这个过程中西欧越来越富，慢慢也可以投入大生产。
也正是因为贸易原因，中国和西方的沟通和交流非常充分。中西方在火器方面基本没有代沟，戚继光的队伍里就大量装备了火器，明朝边军也有大量的火器，甚至明朝和日本不是在朝鲜打了一仗嘛，双方都大量装备了这玩意。
不过当时冶炼技术不成熟，枪管里有大量的气泡，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火器都出现严重的炸膛问题。那时候每次开枪都跟赌俄罗斯轮盘似的，膛一炸，半边脸就没了。明朝工部每年都会生产大量的火器，但是边军并不喜欢用这玩意，经常堆在仓库里没人用。戚继光有本书，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翻翻，里边讲了这些事。
随后中国进入了清朝，境内基本上宁静了，中间平定了三藩，跟一些部落大打出手，当时清军的战力没啥问题，视野范围内的敌人都能打得过，所以大清彻底失去了改良武器的动机，就好像你住在一楼就没动机去装电梯一样。
但是西方不一样。欧洲大陆被几条山脉和大河切割开来，形成统一国家非常困难，碎了一地的几百个国家打来打去；各国为了市场、宗教、殖民地打成一团。有人统计过，自从1600年之后三百年，西欧那么大一块地，和中国差不多大，一天和平都没有，几乎是天天打。
新教教徒和天主教徒打；
基督教和穆斯林打；
法国人和英国人打；
英国人和所有人打；
......
为了在战场上取得胜利，各国不断升级武器，改革军制。谁武力强，谁就可以有更多的殖民地，殖民地的人既可以当牲口，又可以向他们倾销工业品，获得更大的财富。
所以西方在扩大工业产能和增加大炮口径方面的比拼越来越激烈。这种竞争让各国绞尽脑汁，不断研发全新技术压制其他国家，并且设计了复杂的选拔机制，选拔最牛逼的人才到国家科学院去研究新技术，国家开出赏金悬赏各种创意来解决各种问题。
而在中国，火枪被发明出来后经历过四次关键改进，但由于清朝对这玩意没啥需求，就一直没继续改进，从此大清的火器也就停留在了明朝水平。多说一句，中国古代发明的是黑火药，可以放烟花，也可以用在枪炮上，一直到拿破仑战争、克里米亚、美国南北战争和英国布尔战争，欧洲陆军都是使用黑火药作为枪炮弹药。随后发明了“无烟火药”，完全另一种东西，效率高残留物少，现在的枪里都是用这种火药。
一般说的科学精神，也是在这个时段出现。技术人员的地位和收入越来越高，大学也开始大量介入研究科学技术什么的，在那之前，大学主要是研究神学的，科学属于非主流。大学里边都是些神父，直到美国成立哈佛、耶鲁那会儿，这两所学校主要职能还是神学院，培养神父。
而且西方跟中国相比，有个明显的问题，他们人少。
这本来是劣势，但正因为这个原因，西欧倾向于用机械和工具来解决问题。中国这边往往能增加人力就不增加技术，越来越多的人力被投入到土地上，边际产出越来越低，黄宗智发明“内卷”这个词正是描述中国当时的状态。
由于没有海外扩张和军备竞赛，中国这边对技术需求一直不高，技术人员的地位也上不去。
这很好理解嘛，一个精通人工智能的高手到了我们老家也一文不值，但是在北上等一线城市，却可以开出上百万年薪来。本质都是需求，一个技术或者人才到底有没有价值，跟需不需要他有决定性关系。
欧洲在地理大发现之前，技术人员也没啥地位，只是随着对技术工人的需求越来越强，这些人的地位也水涨船高。国内有些人动不动就扯什么文化、思想之类的东西，本质都是文科知识分子们理解不了复杂的逻辑关系杜撰出来的歪理邪说。
西欧的这个发展过程非常非常漫长，又持续了上百年，不过这是个“积跬步以至千里”的过程，尽管进展缓慢，但它有个“从量变到质变”的特点，慢慢地，西方在下边这些领域的进展越来越明显：
在海上定位越来越准确（经纬度测算，不断改进六分仪、星图、象限仪、望远镜等航海工具）。
生产工具也做了大量改进，比如纺织机和蒸汽机，都发生了质的变化。
杀人工具越来越专业，随着不断改进冶金工业，炸膛现象也越来越少，后来又增加了膛线。很快发现了“雷酸汞”，这玩意对武器的影响是决定性的，从此撞针在子弹屁股上敲一下，子弹就飞出去了。
终于在工业革命之后，机器挖煤，机器运输，机器自己纺织，人的工作变成了驾驶、操作工具就可以输出比自己大几百几千倍的功率，人类也就进入了一个新纪元。
等到下一次东西方相碰撞，已经是鸦片战争，中国已经全面落后了。
随后的事大家也都知道，我这段时间一直在讲，整整折腾了近两百年。
科技进步的真正动力是啥？
通过上文的描述，大家也看出来了，对利润和战争胜利的需求是技术进步的关键。
就比如对你说上班是为了实现公司的价值，升华自己的情操，估计你也没啥动力，破口大骂给你灌输这玩意的人是傻叉，谁愿意做谁去做。
但如果公司说只要你好好上班，让你三年北京买房，五年财富自由，你是不是愿意搬到公司去住？就算你不愿意去，有的是人愿意去。
科技的进步也是这个逻辑。研发技术本身是很痛苦的，要承受艰苦的研究过程、巨大的不确定性，以及投资打水漂的可能性，如果没有足够的激励，没人会去做那玩意。只有研发科技会让人和组织有收益的时候，大家才会投入巨资搞这玩意。
科技、贸易、战争，他们仨本质是一个正反馈循环，三方纠结进化。
科技可以提升战争和生产效率；
战争可以抢殖民地扩大势力范围；
殖民地和生产增加财富；
财富又可以反哺科技。
航海、冶金、火药和天文等技能点，又为了服务上边的那些业务，所有技能点都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而点的，最终的目的无一例外是利润。
所以马克思把大航海称为“对黄金的神圣化渴望”。
所有人都渴望能通过改进技术提高效率进而分一杯羹，这个过程中，无论是各国科学院，还是民间技工，都发挥出了巨大的作用。
工业革命时代改变世界的三项技术，珍妮纺织机、改进蒸汽机和火车头，都是基层技术工的成果。这些本来出身微寒的人通过创新彻底改变了命运，瓦特爱迪生什么的后来都成了超级巨富。
此外国家和民间，军用和民用，一直都交织在一起。我举个例子大家感受下。
众所周知，对粮食产量影响最大的是农药和化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农药和化肥的出现让人类人口暴涨，改变了世界格局，有了现在的局面。
但是农药有个关键原料，也就是氨，需要大量的氨。这玩意本来是从硝酸钠当中提取，但产量一直上不来，直到德国化学家弗里茨-哈伯突发奇想，他反应过来制氨的关键是氮，空气中不都是氮嘛。于是他通过复杂的技术，利用空气中的氮气和氢气直接合成了氨。
不过德国研究这玩意最早的目的并不是种地，主要目的是快速生产硝酸铵，一种烈性炸药，随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在战场上打成一团；德国疯狂生产硝酸铵，装炮弹射向英法阵地，法国的一代人就是在这玩意的爆炸声中被撕得粉碎。顺便说一句，前段时间黎巴嫩大爆炸，起因就是2750吨硝酸铵发生爆炸。
也正是这个原因，哈伯得了个“战争化工之父”，估计哈伯也无奈，拜托，老子是想种地来着，怎么就成了战争之父了。战争结束后，这种制氨技术被用在了种地上，果然产量大增，这项技术也就成了改变人类历史的几项关键技术之一。
这人后来因为合成氨得了诺贝尔化学奖，不过全世界都在谴责他在战争中干的缺德事（倒也不是他干的，只是确实有参与）。他媳妇也顶不住压力自杀了，老头一生抑郁寡欢。
不过这玩意客观上改变了世界，从那以后，人类可以少数人种地大部分人脱产去干别的。据说在那之前全世界有一半的人在种地，之后只需要1/3。
到现在，人类已经彻底摆脱了粮食危机，是的，粮食是够吃的，但是有些地方的老百姓家那只狗都比其他国家一家子人吃得多。
后来的原子能和计算机同理，本来都是军事技术。美国搞原子能计划的目的是研究原子弹，计算机是用来算导弹弹道的。这些技术都是过了很多年才转化成了民用技术。我看腾讯搞的那个科学周里有个“科学探索奖”，也是着重奖励这种前瞻性的科研成果。
来源于九边 ，作者九边 #日本政府拟对东京奥运外国观众免隔离# #拜登称特朗普拒绝承认选举结果令人尴尬#
西方的崛起
中国在古代领先于全世界这个问题没啥可说的，但是具体什么时候被西方超过的呢？
我不引用咱们国家自己的说法，引用伊恩莫里斯的，他是斯坦福大学教授，经常被人说成是“种族主义者”和“白人至上主义者”，就连他也认为，西方大概在1750年左右追上了东方，下边的这张图是他在书里贴的：
那问题来了，西方做了什么导致他们快速赶上呢？
这个关系链现在主流学术界已经捋得很清了。
首先是发现了新大陆。西欧人在新大陆又发现了大量黄金白银等贵金属。
如果单纯发现大量钱并不是好事，有点像央行给大家印发了大量货币一样，蒋委员长干过这事，后来跑去台湾当岛主了。
好在当时东方比西方发达得多，西方可以拿这些美洲黄金去东方搞购物，在这个过程中慢慢提升生产力。
这也就解释了为啥中国没法搞地理大发现。中国就算发现了美洲，也没啥用，因为有了那么多金银，你拿那玩意干啥？西欧穷得要死，又没有一个更大的国家可以交易这玩意；而且西方人搞大航海的目的是找中国，中国出去找啥？你连个目标都没，哪来的动机上路？类似郑和下西洋那种操作，收益率太低，就跟美国去非洲搞基建一样不划算，注定没法持续。
同理，中国可以深耕非洲，西方国家却不行，因为以西方国家的家底，也看不上非洲那点食。再说了，以欧洲国家的人力成本，他们在非洲的绝大部分项目根本没法开展。
西欧人拿到美洲的黄金后，当时在现在菲律宾、马来西亚那一带买香料，在印度买棉布，在中国买瓷器和茶叶，这个过程中西欧越来越富，慢慢也可以投入大生产。
也正是因为贸易原因，中国和西方的沟通和交流非常充分。中西方在火器方面基本没有代沟，戚继光的队伍里就大量装备了火器，明朝边军也有大量的火器，甚至明朝和日本不是在朝鲜打了一仗嘛，双方都大量装备了这玩意。
不过当时冶炼技术不成熟，枪管里有大量的气泡，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火器都出现严重的炸膛问题。那时候每次开枪都跟赌俄罗斯轮盘似的，膛一炸，半边脸就没了。明朝工部每年都会生产大量的火器，但是边军并不喜欢用这玩意，经常堆在仓库里没人用。戚继光有本书，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翻翻，里边讲了这些事。
随后中国进入了清朝，境内基本上宁静了，中间平定了三藩，跟一些部落大打出手，当时清军的战力没啥问题，视野范围内的敌人都能打得过，所以大清彻底失去了改良武器的动机，就好像你住在一楼就没动机去装电梯一样。
但是西方不一样。欧洲大陆被几条山脉和大河切割开来，形成统一国家非常困难，碎了一地的几百个国家打来打去；各国为了市场、宗教、殖民地打成一团。有人统计过，自从1600年之后三百年，西欧那么大一块地，和中国差不多大，一天和平都没有，几乎是天天打。
新教教徒和天主教徒打；
基督教和穆斯林打；
法国人和英国人打；
英国人和所有人打；
......
为了在战场上取得胜利，各国不断升级武器，改革军制。谁武力强，谁就可以有更多的殖民地，殖民地的人既可以当牲口，又可以向他们倾销工业品，获得更大的财富。
所以西方在扩大工业产能和增加大炮口径方面的比拼越来越激烈。这种竞争让各国绞尽脑汁，不断研发全新技术压制其他国家，并且设计了复杂的选拔机制，选拔最牛逼的人才到国家科学院去研究新技术，国家开出赏金悬赏各种创意来解决各种问题。
而在中国，火枪被发明出来后经历过四次关键改进，但由于清朝对这玩意没啥需求，就一直没继续改进，从此大清的火器也就停留在了明朝水平。多说一句，中国古代发明的是黑火药，可以放烟花，也可以用在枪炮上，一直到拿破仑战争、克里米亚、美国南北战争和英国布尔战争，欧洲陆军都是使用黑火药作为枪炮弹药。随后发明了“无烟火药”，完全另一种东西，效率高残留物少，现在的枪里都是用这种火药。
一般说的科学精神，也是在这个时段出现。技术人员的地位和收入越来越高，大学也开始大量介入研究科学技术什么的，在那之前，大学主要是研究神学的，科学属于非主流。大学里边都是些神父，直到美国成立哈佛、耶鲁那会儿，这两所学校主要职能还是神学院，培养神父。
而且西方跟中国相比，有个明显的问题，他们人少。
这本来是劣势，但正因为这个原因，西欧倾向于用机械和工具来解决问题。中国这边往往能增加人力就不增加技术，越来越多的人力被投入到土地上，边际产出越来越低，黄宗智发明“内卷”这个词正是描述中国当时的状态。
由于没有海外扩张和军备竞赛，中国这边对技术需求一直不高，技术人员的地位也上不去。
这很好理解嘛，一个精通人工智能的高手到了我们老家也一文不值，但是在北上等一线城市，却可以开出上百万年薪来。本质都是需求，一个技术或者人才到底有没有价值，跟需不需要他有决定性关系。
欧洲在地理大发现之前，技术人员也没啥地位，只是随着对技术工人的需求越来越强，这些人的地位也水涨船高。国内有些人动不动就扯什么文化、思想之类的东西，本质都是文科知识分子们理解不了复杂的逻辑关系杜撰出来的歪理邪说。
西欧的这个发展过程非常非常漫长，又持续了上百年，不过这是个“积跬步以至千里”的过程，尽管进展缓慢，但它有个“从量变到质变”的特点，慢慢地，西方在下边这些领域的进展越来越明显：
在海上定位越来越准确（经纬度测算，不断改进六分仪、星图、象限仪、望远镜等航海工具）。
生产工具也做了大量改进，比如纺织机和蒸汽机，都发生了质的变化。
杀人工具越来越专业，随着不断改进冶金工业，炸膛现象也越来越少，后来又增加了膛线。很快发现了“雷酸汞”，这玩意对武器的影响是决定性的，从此撞针在子弹屁股上敲一下，子弹就飞出去了。
终于在工业革命之后，机器挖煤，机器运输，机器自己纺织，人的工作变成了驾驶、操作工具就可以输出比自己大几百几千倍的功率，人类也就进入了一个新纪元。
等到下一次东西方相碰撞，已经是鸦片战争，中国已经全面落后了。
随后的事大家也都知道，我这段时间一直在讲，整整折腾了近两百年。
科技进步的真正动力是啥？
通过上文的描述，大家也看出来了，对利润和战争胜利的需求是技术进步的关键。
就比如对你说上班是为了实现公司的价值，升华自己的情操，估计你也没啥动力，破口大骂给你灌输这玩意的人是傻叉，谁愿意做谁去做。
但如果公司说只要你好好上班，让你三年北京买房，五年财富自由，你是不是愿意搬到公司去住？就算你不愿意去，有的是人愿意去。
科技的进步也是这个逻辑。研发技术本身是很痛苦的，要承受艰苦的研究过程、巨大的不确定性，以及投资打水漂的可能性，如果没有足够的激励，没人会去做那玩意。只有研发科技会让人和组织有收益的时候，大家才会投入巨资搞这玩意。
科技、贸易、战争，他们仨本质是一个正反馈循环，三方纠结进化。
科技可以提升战争和生产效率；
战争可以抢殖民地扩大势力范围；
殖民地和生产增加财富；
财富又可以反哺科技。
航海、冶金、火药和天文等技能点，又为了服务上边的那些业务，所有技能点都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而点的，最终的目的无一例外是利润。
所以马克思把大航海称为“对黄金的神圣化渴望”。
所有人都渴望能通过改进技术提高效率进而分一杯羹，这个过程中，无论是各国科学院，还是民间技工，都发挥出了巨大的作用。
工业革命时代改变世界的三项技术，珍妮纺织机、改进蒸汽机和火车头，都是基层技术工的成果。这些本来出身微寒的人通过创新彻底改变了命运，瓦特爱迪生什么的后来都成了超级巨富。
此外国家和民间，军用和民用，一直都交织在一起。我举个例子大家感受下。
众所周知，对粮食产量影响最大的是农药和化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农药和化肥的出现让人类人口暴涨，改变了世界格局，有了现在的局面。
但是农药有个关键原料，也就是氨，需要大量的氨。这玩意本来是从硝酸钠当中提取，但产量一直上不来，直到德国化学家弗里茨-哈伯突发奇想，他反应过来制氨的关键是氮，空气中不都是氮嘛。于是他通过复杂的技术，利用空气中的氮气和氢气直接合成了氨。
不过德国研究这玩意最早的目的并不是种地，主要目的是快速生产硝酸铵，一种烈性炸药，随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在战场上打成一团；德国疯狂生产硝酸铵，装炮弹射向英法阵地，法国的一代人就是在这玩意的爆炸声中被撕得粉碎。顺便说一句，前段时间黎巴嫩大爆炸，起因就是2750吨硝酸铵发生爆炸。
也正是这个原因，哈伯得了个“战争化工之父”，估计哈伯也无奈，拜托，老子是想种地来着，怎么就成了战争之父了。战争结束后，这种制氨技术被用在了种地上，果然产量大增，这项技术也就成了改变人类历史的几项关键技术之一。
这人后来因为合成氨得了诺贝尔化学奖，不过全世界都在谴责他在战争中干的缺德事（倒也不是他干的，只是确实有参与）。他媳妇也顶不住压力自杀了，老头一生抑郁寡欢。
不过这玩意客观上改变了世界，从那以后，人类可以少数人种地大部分人脱产去干别的。据说在那之前全世界有一半的人在种地，之后只需要1/3。
到现在，人类已经彻底摆脱了粮食危机，是的，粮食是够吃的，但是有些地方的老百姓家那只狗都比其他国家一家子人吃得多。
后来的原子能和计算机同理，本来都是军事技术。美国搞原子能计划的目的是研究原子弹，计算机是用来算导弹弹道的。这些技术都是过了很多年才转化成了民用技术。我看腾讯搞的那个科学周里有个“科学探索奖”，也是着重奖励这种前瞻性的科研成果。
来源于九边 ，作者九边 #日本政府拟对东京奥运外国观众免隔离# #拜登称特朗普拒绝承认选举结果令人尴尬#
大概十一点多 还是没谈好 也不知后面是否还需过来 最近或许有些不便 嗯 随他再说了 对不起啊 还是些有的没的琐碎的 预报十八感觉又热了 那里的温度好么 都好么 可都还好么 气温起起伏伏 当心身体啊尤其外面的时候 思念牵挂着平行的时空 心在千里之外 在途的朝朝暮暮 你眼里的星空依旧 照亮心的归途 我在 一直都会在的 只为你停留 为你等候 安好 安好 安好啊 辛苦了 别太累了啊 别太累了啊 我心疼的 好好休息啊 好好休息啊 好好休息啊[可爱] https://t.cn/R2WxYwR
#去年中国约有83万结核病新发患者#【为什么中国每年还有超过80万人得结核病？】位于江苏徐州的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院（独立学院）近日被曝有22名学生诊断为肺结核，引发舆论关注。就在10月14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发布《2020年全球结核病报告》。报告显示，2019年，中国估算的结核病新发患者数为83.3万人（2018年为86.6万人）。
结核病似乎早已经淡出普通人的视野，然而，现实中，中国每年依然有超过80万人新发结核病。防控结核病的症结在哪里？
【中国的现状】
结核病是结核分枝杆菌引起的、主要通过呼吸道传播的疾病。结核病患者发病时将细菌排入空气（例如咳嗽时），并造成传播， 90%的结核病发生在肺部，也就是肺结核。
结核病患者到了晚期身体消瘦，营养不良、贫血导致皮肤苍白，故结核病又被称为“白色瘟疫”。
从事结核病等传染病研究的世界卫生组织驻华办公室技术官员陈仲丹博士介绍，结核病是世界传染病的头号杀手，也是全球十大死因之一（全球十大死因还包括心血管、心脑血管疾病、意外、自杀等等）。结核病是排在第十位的死因，全世界每天有将近4000人死于结核病，3万人发病。
根据报告，2020年，中国结核病的发病率为58/10万，发病率在30个结核病高负担国家中排在第28位（由高到低），但是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庞大，中国2019年中国估算的新发结合病患者数约占全球的8.4%，约83.3万，居全球第三位，仅次于印度和印度尼西亚。
实际上，2019年在国家信息系统中报告的结核病患者数量为72.8万人，也就是说存在约10.5万人的缺口，这些人未得到精准的诊断和针对性的治疗。
世界卫生组织曾提出2035年终结结核病流行（End TB）的目标。北京胸科医院副院长李亮称，这一目标的核心指标是将结核病的发病率降低到10/10万以下。不过，对全球和中国而言，要想在2035年之前达到这一目标有不小的难度。2018年中国估算结核病发病率为61/10万，2019年为58/10万。李亮坦言，“如果在防控策略、诊断技术、治疗药物以及预防用疫苗研究上没有大的突破，到2035年实现这个目标难度非常大。”
【诊断的局限】
传染病控制要抓住“三要素”：首先要发现传染源，其次要切断传播途径，第三是保护易感人群。发现传染源，需要依靠诊断技术。由于传统诊断技术的局限以及新技术落地困难，使得国内结核病患者的发现尚未出现突破性进展。
结核病的诊断主要有三类方法。
首先是细菌学诊断——对患者的痰液采样做检测，看有没有结核菌。
细菌学诊断也有几种不同的具体方法：一种是“痰涂片”，把痰液涂在玻片进行染色，看有没有结核菌的存在，如果阳性则说明有结核菌，如果阴性说明没有发现结核菌。
还有一种是“痰培养”，把痰液放在培养基里面，给它营养，让细菌长大，如果经过一段时间，发现培养基里面有结核菌，那就可以说明是结核病。这是两种最常见的细菌学诊断方法。
这两种方法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也是到目前为止，全世界包括我国广泛用于诊断结核病的方法。痰培养的诊断方式目前是结核病诊断的金标准。
不过，这类技术方法受到制约。不管是痰涂片还是痰培养，阳性率只有30%-40%左右，也就是说，如果有10个结核病病人，大约只有3个人的痰涂片会得到阳性结果，4个人的痰培养结果会是阳性。影响结果的因素包括结核菌的数量、检测技术和操作等。
此外，细菌学诊断的速度也不能令人满意。痰涂片可以一天内出结果，痰培养必须一到两周才能出结果。而且，痰涂片的检查存在假阳性的问题，因为除了结核菌可以导致痰涂片阳性以外，其他菌也可以导致结果阳性，比如非结核分枝杆菌、麻风杆菌。
第二种方法是影像学方法。也就是通过胸片、CT看患者的肺上有没有结核病的病灶，这个方法在临床上应用广泛，尤其对于那些痰液里找不到结核菌的病人，用这种方法意义更大，它在使用上非常方便，而且国内的医疗机构在胸片、CT等影像学设备技术应用上已经比较普及，影像学诊断也比较快。
但是，影像学方法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通过胸片、CT看患者的肺上有没有结核病的病灶，这需要医生的经验。如果遇到不典型的结核病病灶，影像诊断可能出现假阳性、假阴性问题，容易造成漏诊和误诊。
第三个方法是免疫学方法，就是抽血看有没有结核病的抗原和抗体，这个方法应用得不多，主要原因是现在还没有发现结核病最特异的抗原抗体，如果抗原抗体不特异，诊断结果的准确度就比较低，这也是目前困扰结核病免疫学诊断方法的重要问题。出于此，世卫组织目前不推荐免疫学诊断用于临床诊断，只推荐用于参考。
【新技术落地瓶颈】
“从诊断来讲，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是亟需引进更快速、更敏感、更简单的诊断工具。”李亮介绍，目前最大进步是有一种分子生物学检测技术已引进到结核病诊断中，这种方法通过基因技术可以快速提高细菌学检查的敏感性，其原理是通过基因扩增技术，使得即使只有很少量的菌也能被发现。
值得注意的是，一种名为Gene-Xpert的分子生物学检测产品已上市十多年。90分钟就可以出结果，诊断过程大概全程需要2个小时。除诊断普通结核病外，该产品还可以诊断是否是利福平耐药结核病。
李亮认为，分子生物学检测技术代表未来方向，其敏感性高、操作方便、生物安全性也有保障，“未来成为诊断金标准将是时间的问题”。
目前北京胸科医院等一些大医院已经引进这项技术，北京胸科医院每天检测量能达到几百人，“不过这一技术在基层使用并不理想”，李亮表示，原因之一是这项检测技术还没有被纳入医保，做一次检测目前价格在700元左右。
陈仲丹介绍，目前国内大约采购了1000多台Gene-Xpert检测设备，但检测试剂确实比较贵，一些地方存在“仪器配了，但试剂买不起”情况。
实际上，大量结核病患者是在基层就诊。检测资源错配加剧了结核病患者的发现之难。专家们呼吁能把新技术纳入医保，使其在基层被更多地采用。
【主动发现的困难】
目前，“结核病人的发现主要依靠患者的因症就诊，也就是病人出现症状以后到医院检查才发现是结核病患者”，李亮向南都记者解释，有一半结核病患者没有任何症状，这些患者不去医院，可能就发现不了。
此外，即使是出现结核病症状的患者，由于大众结核病知识的知晓率较低，患结核病后不能及时就诊，使得现有因症就诊方式不能掌握、治疗所有的肺结核患者，不能有效切断患者在人群中的传播链。
李亮介绍，下一步策略是要从现在被动的因症就诊转变为主动发现，也就是对于重点人群做结核病主动筛查，这样可最大程度发现结核病患者。据媒体报道，主动筛查目前只限于利用国际项目的试点地区开展，由于没有经费支持而尚未在全国推广。
【不完美的疫苗】
一项研究显示，我国结核病人群感染基数大（约5.5亿人携带结核菌），从感染到发病一般要经历较长过程。
陈仲丹介绍，从全球看，大概1/4的人感染结核菌，但感染结核杆菌的人只有10%-15%可以发生结核病，不是一感染就发病，发生几率有10%-15%。
疫苗是预防传染病最有效办法。不过，目前全世界都缺乏针对结核病的有效疫苗。婴儿出生24小时内就要接种的免疫规划疫苗卡介苗仅能预防部分儿童重症结核及结核性脑膜炎的发生，对成人结核病的预防几乎没有作用。
陈仲丹表示，目前结核病的疫苗正在从两个方面突破，一是预防用疫苗，防止人们感染结核菌；二是治疗性疫苗，对于感染结核菌的人，减少发病情况。
值得关注的是，一个名为“M72/AS01E”的潜在结核疫苗在二期B临床试验中显示了50%的有效率，目前已经获批进行下一步临床试验。
【耐药结核的压力】
在讨论中国的结核病负担时，耐药结核是不能忽视的问题。
根据WHO的数据，2019年我国估算新增利福平耐药结核病(RR-TB)及耐多药结核病(MDR-TB)6.5万人，占全世界总数的13%。
不过，在这6.5万估算的耐药结核患者中，只有不足30%（18300人）得到诊断和报告。在报告的约1.8万患者中，76%的人启动二线治疗，治疗成功率约为54%。
也就是说，我国的耐药结核患者没有完全发现和识别出来。一个主要差距就是病原学的确诊比例不高。陈仲丹解释，2019年，中国45.4%的肺结核患者是病原学确诊病例（其他病例是临床诊断），尽管这个数字在2018年36%的基础上有一定的增加，但仍有差距。全球平均水平是57%，在高收入的欧美国家，84%的肺结核病例是病原学诊断出来的。
耐药结核患者的发现有几个关键步骤：首先要确诊病人，通过病原学确诊是结核病患者，找到该病人的细菌，才能对细菌开展耐药检测，看是否是耐药的结核菌。所以，“如果报告结核病病原学确诊这一步没有做好，即使确诊病例中耐药检测比例很高，总体的比例依然很低。”陈仲丹说。
相对于普通结核病６至９个月的治疗周期，耐药结核病治疗周期长达18至24个月，以往治愈率低于50％，治疗费用平均达5万元人民币以上，有的甚至高达几十万元。
什么样的患者会发展为耐药结核病？这有两种可能性。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结核病预防控制中心规划部原主任姜世闻介绍，一种是有些病人不规律服药、断断停停，这样就会导致耐药产生。第二种情况是原发耐药，患者本身就感染了耐药菌，发病的时候呈现出来就是耐药结核。
复旦大学基础医学院教授高谦表示，结核病耐药的产生分为获得性耐药和传播性耐药，前者由治疗不当产生，后者由被其他耐药结核病患者体内携带的耐药结核菌感染产生。如果以传播性耐药为主，应注重发现和控制传染源；如果获得性耐药为主，应配合精准治疗和提高患者依从性。
哪一种情况才是导致中国耐药结核的主要原因呢？高谦研究发现，中国超过80％的耐多药结核病患者是传播导致。
这意味着，中国应对耐多药结核应采取控制传播为主的控制策略：重视传染源控制；制订和实施相应法律法规，有效隔离传染源；实现患者的精准治疗，医生应在获知患者耐药情况下制订治疗方案。
【患者管理模式需要重新审视】
结核病（特别是耐药结核病）患者治疗疗程长，服药品种多，因此病人配合治疗的依从性不佳，患者管理难度比较大，这也是结核病目前不能有效控制的一个原因。
李亮认为，应该参考其他呼吸道传染病的控制方法，对结核病患者做必要的隔离。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开始采取不住院治疗的结核病患者管理模式，这是当时从国际引进的做法。考虑到结核病是慢性传染，如果长期在医院隔离，会占用大量资源，造成病人和病人、病人和医护人员之间的传播，效益不高，所以推广居家治疗。
“这一做法在过去有必要性，但是现在看，应该要重新审视。”李亮呼吁，条件成熟的地方，应该要推广结核病患者的住院隔离治疗。
对结核病患者实行住院隔离治疗牵扯到住院方案、管理手段和措施、住院期间饮食、家庭情况等一系列问题，李亮认同要综合考虑，但“这是未来的方向”。一些国家采取的做法是：不一定到医院隔离，而是到一个隔离场所集中管理。
【支付的困境：期盼新药进入医保甲级目录】
关于结核病的防治也有好消息，比如结核病新药研发和推广加速了。北京胸科医院副院长李亮介绍，贝达喹啉和德拉马尼这两种新药引进国内之后，部分耐药患者已经开始使用这两种药物，并且取得了良好的疗效。
李亮介绍，目前全国有近1500名病人免费使用了贝达喹啉，治愈率高达85%，而此前耐药结核的治愈率不足50%。
问题是结核病治疗周期长，患者经济负担高，而新药因为价格贵会让许多患者望而却步。以贝达喹啉为例，一个疗程6个月需67200元人民币；德拉马尼一个疗程的价格也在61200元。贝达喹啉和德拉马尼去年年底都被纳入医保乙级目录内，但患者仍需自付一部分。李亮希望让这些新药尽快进入甲级医保目录，让更多病人用得起这些新药、好药，使更多人受益。
在这两种药物外，陈仲丹介绍，耐药结核病的治疗会用到抗生素，有的抗生素也已经在国家医保目录中，比如利奈唑胺原来每天的价格是200-300元，若治疗周期达到18个月，光一个药的费用就可能达到18万。目前，这种抗生素已经经过谈判进入医保目录，价格降低了90%。
“不过，还有很多抗生素的适应症中没有结核病，所以结核病患者用这些药物在报销上会面临各地不同的报销政策，存在一定障碍。”陈仲丹说。
据陈仲丹介绍，在中国，结核病诊疗还不是完全免费的服务，特别是耐药结核病治疗的药物和服务不完全由医疗保险和国家结核病项目覆盖。
有不同研究表明，在中国有高达90%的耐药结核病患者经历了灾难性支出，结核病和耐多药结核病(MDR-TB)是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主要疾病之一。
一方面治疗周期长，另一方面治疗又很贵，对患者而言，能够坚持治疗，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而如果不能坚持、得不到很好的管理，这些患者就可能成为移动的传染源。https://t.cn/A6GLSwgD
结核病似乎早已经淡出普通人的视野，然而，现实中，中国每年依然有超过80万人新发结核病。防控结核病的症结在哪里？
【中国的现状】
结核病是结核分枝杆菌引起的、主要通过呼吸道传播的疾病。结核病患者发病时将细菌排入空气（例如咳嗽时），并造成传播， 90%的结核病发生在肺部，也就是肺结核。
结核病患者到了晚期身体消瘦，营养不良、贫血导致皮肤苍白，故结核病又被称为“白色瘟疫”。
从事结核病等传染病研究的世界卫生组织驻华办公室技术官员陈仲丹博士介绍，结核病是世界传染病的头号杀手，也是全球十大死因之一（全球十大死因还包括心血管、心脑血管疾病、意外、自杀等等）。结核病是排在第十位的死因，全世界每天有将近4000人死于结核病，3万人发病。
根据报告，2020年，中国结核病的发病率为58/10万，发病率在30个结核病高负担国家中排在第28位（由高到低），但是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庞大，中国2019年中国估算的新发结合病患者数约占全球的8.4%，约83.3万，居全球第三位，仅次于印度和印度尼西亚。
实际上，2019年在国家信息系统中报告的结核病患者数量为72.8万人，也就是说存在约10.5万人的缺口，这些人未得到精准的诊断和针对性的治疗。
世界卫生组织曾提出2035年终结结核病流行（End TB）的目标。北京胸科医院副院长李亮称，这一目标的核心指标是将结核病的发病率降低到10/10万以下。不过，对全球和中国而言，要想在2035年之前达到这一目标有不小的难度。2018年中国估算结核病发病率为61/10万，2019年为58/10万。李亮坦言，“如果在防控策略、诊断技术、治疗药物以及预防用疫苗研究上没有大的突破，到2035年实现这个目标难度非常大。”
【诊断的局限】
传染病控制要抓住“三要素”：首先要发现传染源，其次要切断传播途径，第三是保护易感人群。发现传染源，需要依靠诊断技术。由于传统诊断技术的局限以及新技术落地困难，使得国内结核病患者的发现尚未出现突破性进展。
结核病的诊断主要有三类方法。
首先是细菌学诊断——对患者的痰液采样做检测，看有没有结核菌。
细菌学诊断也有几种不同的具体方法：一种是“痰涂片”，把痰液涂在玻片进行染色，看有没有结核菌的存在，如果阳性则说明有结核菌，如果阴性说明没有发现结核菌。
还有一种是“痰培养”，把痰液放在培养基里面，给它营养，让细菌长大，如果经过一段时间，发现培养基里面有结核菌，那就可以说明是结核病。这是两种最常见的细菌学诊断方法。
这两种方法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也是到目前为止，全世界包括我国广泛用于诊断结核病的方法。痰培养的诊断方式目前是结核病诊断的金标准。
不过，这类技术方法受到制约。不管是痰涂片还是痰培养，阳性率只有30%-40%左右，也就是说，如果有10个结核病病人，大约只有3个人的痰涂片会得到阳性结果，4个人的痰培养结果会是阳性。影响结果的因素包括结核菌的数量、检测技术和操作等。
此外，细菌学诊断的速度也不能令人满意。痰涂片可以一天内出结果，痰培养必须一到两周才能出结果。而且，痰涂片的检查存在假阳性的问题，因为除了结核菌可以导致痰涂片阳性以外，其他菌也可以导致结果阳性，比如非结核分枝杆菌、麻风杆菌。
第二种方法是影像学方法。也就是通过胸片、CT看患者的肺上有没有结核病的病灶，这个方法在临床上应用广泛，尤其对于那些痰液里找不到结核菌的病人，用这种方法意义更大，它在使用上非常方便，而且国内的医疗机构在胸片、CT等影像学设备技术应用上已经比较普及，影像学诊断也比较快。
但是，影像学方法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通过胸片、CT看患者的肺上有没有结核病的病灶，这需要医生的经验。如果遇到不典型的结核病病灶，影像诊断可能出现假阳性、假阴性问题，容易造成漏诊和误诊。
第三个方法是免疫学方法，就是抽血看有没有结核病的抗原和抗体，这个方法应用得不多，主要原因是现在还没有发现结核病最特异的抗原抗体，如果抗原抗体不特异，诊断结果的准确度就比较低，这也是目前困扰结核病免疫学诊断方法的重要问题。出于此，世卫组织目前不推荐免疫学诊断用于临床诊断，只推荐用于参考。
【新技术落地瓶颈】
“从诊断来讲，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是亟需引进更快速、更敏感、更简单的诊断工具。”李亮介绍，目前最大进步是有一种分子生物学检测技术已引进到结核病诊断中，这种方法通过基因技术可以快速提高细菌学检查的敏感性，其原理是通过基因扩增技术，使得即使只有很少量的菌也能被发现。
值得注意的是，一种名为Gene-Xpert的分子生物学检测产品已上市十多年。90分钟就可以出结果，诊断过程大概全程需要2个小时。除诊断普通结核病外，该产品还可以诊断是否是利福平耐药结核病。
李亮认为，分子生物学检测技术代表未来方向，其敏感性高、操作方便、生物安全性也有保障，“未来成为诊断金标准将是时间的问题”。
目前北京胸科医院等一些大医院已经引进这项技术，北京胸科医院每天检测量能达到几百人，“不过这一技术在基层使用并不理想”，李亮表示，原因之一是这项检测技术还没有被纳入医保，做一次检测目前价格在700元左右。
陈仲丹介绍，目前国内大约采购了1000多台Gene-Xpert检测设备，但检测试剂确实比较贵，一些地方存在“仪器配了，但试剂买不起”情况。
实际上，大量结核病患者是在基层就诊。检测资源错配加剧了结核病患者的发现之难。专家们呼吁能把新技术纳入医保，使其在基层被更多地采用。
【主动发现的困难】
目前，“结核病人的发现主要依靠患者的因症就诊，也就是病人出现症状以后到医院检查才发现是结核病患者”，李亮向南都记者解释，有一半结核病患者没有任何症状，这些患者不去医院，可能就发现不了。
此外，即使是出现结核病症状的患者，由于大众结核病知识的知晓率较低，患结核病后不能及时就诊，使得现有因症就诊方式不能掌握、治疗所有的肺结核患者，不能有效切断患者在人群中的传播链。
李亮介绍，下一步策略是要从现在被动的因症就诊转变为主动发现，也就是对于重点人群做结核病主动筛查，这样可最大程度发现结核病患者。据媒体报道，主动筛查目前只限于利用国际项目的试点地区开展，由于没有经费支持而尚未在全国推广。
【不完美的疫苗】
一项研究显示，我国结核病人群感染基数大（约5.5亿人携带结核菌），从感染到发病一般要经历较长过程。
陈仲丹介绍，从全球看，大概1/4的人感染结核菌，但感染结核杆菌的人只有10%-15%可以发生结核病，不是一感染就发病，发生几率有10%-15%。
疫苗是预防传染病最有效办法。不过，目前全世界都缺乏针对结核病的有效疫苗。婴儿出生24小时内就要接种的免疫规划疫苗卡介苗仅能预防部分儿童重症结核及结核性脑膜炎的发生，对成人结核病的预防几乎没有作用。
陈仲丹表示，目前结核病的疫苗正在从两个方面突破，一是预防用疫苗，防止人们感染结核菌；二是治疗性疫苗，对于感染结核菌的人，减少发病情况。
值得关注的是，一个名为“M72/AS01E”的潜在结核疫苗在二期B临床试验中显示了50%的有效率，目前已经获批进行下一步临床试验。
【耐药结核的压力】
在讨论中国的结核病负担时，耐药结核是不能忽视的问题。
根据WHO的数据，2019年我国估算新增利福平耐药结核病(RR-TB)及耐多药结核病(MDR-TB)6.5万人，占全世界总数的13%。
不过，在这6.5万估算的耐药结核患者中，只有不足30%（18300人）得到诊断和报告。在报告的约1.8万患者中，76%的人启动二线治疗，治疗成功率约为54%。
也就是说，我国的耐药结核患者没有完全发现和识别出来。一个主要差距就是病原学的确诊比例不高。陈仲丹解释，2019年，中国45.4%的肺结核患者是病原学确诊病例（其他病例是临床诊断），尽管这个数字在2018年36%的基础上有一定的增加，但仍有差距。全球平均水平是57%，在高收入的欧美国家，84%的肺结核病例是病原学诊断出来的。
耐药结核患者的发现有几个关键步骤：首先要确诊病人，通过病原学确诊是结核病患者，找到该病人的细菌，才能对细菌开展耐药检测，看是否是耐药的结核菌。所以，“如果报告结核病病原学确诊这一步没有做好，即使确诊病例中耐药检测比例很高，总体的比例依然很低。”陈仲丹说。
相对于普通结核病６至９个月的治疗周期，耐药结核病治疗周期长达18至24个月，以往治愈率低于50％，治疗费用平均达5万元人民币以上，有的甚至高达几十万元。
什么样的患者会发展为耐药结核病？这有两种可能性。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结核病预防控制中心规划部原主任姜世闻介绍，一种是有些病人不规律服药、断断停停，这样就会导致耐药产生。第二种情况是原发耐药，患者本身就感染了耐药菌，发病的时候呈现出来就是耐药结核。
复旦大学基础医学院教授高谦表示，结核病耐药的产生分为获得性耐药和传播性耐药，前者由治疗不当产生，后者由被其他耐药结核病患者体内携带的耐药结核菌感染产生。如果以传播性耐药为主，应注重发现和控制传染源；如果获得性耐药为主，应配合精准治疗和提高患者依从性。
哪一种情况才是导致中国耐药结核的主要原因呢？高谦研究发现，中国超过80％的耐多药结核病患者是传播导致。
这意味着，中国应对耐多药结核应采取控制传播为主的控制策略：重视传染源控制；制订和实施相应法律法规，有效隔离传染源；实现患者的精准治疗，医生应在获知患者耐药情况下制订治疗方案。
【患者管理模式需要重新审视】
结核病（特别是耐药结核病）患者治疗疗程长，服药品种多，因此病人配合治疗的依从性不佳，患者管理难度比较大，这也是结核病目前不能有效控制的一个原因。
李亮认为，应该参考其他呼吸道传染病的控制方法，对结核病患者做必要的隔离。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开始采取不住院治疗的结核病患者管理模式，这是当时从国际引进的做法。考虑到结核病是慢性传染，如果长期在医院隔离，会占用大量资源，造成病人和病人、病人和医护人员之间的传播，效益不高，所以推广居家治疗。
“这一做法在过去有必要性，但是现在看，应该要重新审视。”李亮呼吁，条件成熟的地方，应该要推广结核病患者的住院隔离治疗。
对结核病患者实行住院隔离治疗牵扯到住院方案、管理手段和措施、住院期间饮食、家庭情况等一系列问题，李亮认同要综合考虑，但“这是未来的方向”。一些国家采取的做法是：不一定到医院隔离，而是到一个隔离场所集中管理。
【支付的困境：期盼新药进入医保甲级目录】
关于结核病的防治也有好消息，比如结核病新药研发和推广加速了。北京胸科医院副院长李亮介绍，贝达喹啉和德拉马尼这两种新药引进国内之后，部分耐药患者已经开始使用这两种药物，并且取得了良好的疗效。
李亮介绍，目前全国有近1500名病人免费使用了贝达喹啉，治愈率高达85%，而此前耐药结核的治愈率不足50%。
问题是结核病治疗周期长，患者经济负担高，而新药因为价格贵会让许多患者望而却步。以贝达喹啉为例，一个疗程6个月需67200元人民币；德拉马尼一个疗程的价格也在61200元。贝达喹啉和德拉马尼去年年底都被纳入医保乙级目录内，但患者仍需自付一部分。李亮希望让这些新药尽快进入甲级医保目录，让更多病人用得起这些新药、好药，使更多人受益。
在这两种药物外，陈仲丹介绍，耐药结核病的治疗会用到抗生素，有的抗生素也已经在国家医保目录中，比如利奈唑胺原来每天的价格是200-300元，若治疗周期达到18个月，光一个药的费用就可能达到18万。目前，这种抗生素已经经过谈判进入医保目录，价格降低了90%。
“不过，还有很多抗生素的适应症中没有结核病，所以结核病患者用这些药物在报销上会面临各地不同的报销政策，存在一定障碍。”陈仲丹说。
据陈仲丹介绍，在中国，结核病诊疗还不是完全免费的服务，特别是耐药结核病治疗的药物和服务不完全由医疗保险和国家结核病项目覆盖。
有不同研究表明，在中国有高达90%的耐药结核病患者经历了灾难性支出，结核病和耐多药结核病(MDR-TB)是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主要疾病之一。
一方面治疗周期长，另一方面治疗又很贵，对患者而言，能够坚持治疗，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而如果不能坚持、得不到很好的管理，这些患者就可能成为移动的传染源。https://t.cn/A6GLSwg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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