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桥郑燮的作品欣赏（二）诗书画三绝 书法艺术 郑板桥书法，用隶体掺入行楷，自称“六分半书”，人称“板桥体”。其画，多以兰草竹石为主，兰竹几成其心灵的郑板桥的书法艺术，在中国书法史上是独树一帜的。 由他23岁写的《小楷欧阳修《秋声赋》和30岁写的《小楷范质诗》推知，板桥早年学书从欧阳询入手。其字体工整秀劲，但略显拘谨：这与当时书坛盛行匀整秀媚的馆阁体，并以此作为科举取士的标准字体有关。对此，郑板桥曾说：“蝇头小楷太匀停，长恐工书损性灵。”在他40岁中进士以后就很少再写了。郑板桥书法最被称道的是“六分半书”，即以“汉八分”（隶书的一种）杂人楷、行、草而独创一格的“板桥体”。 郑燮 《行书自作唐多令词扇》上海博物馆藏 “六分半”书，是郑板桥对自己独创性书法的一种谐谑称谓。隶书中有一种笔画多波磔的“八分书”，所谓“六分半”，其意大体是隶书，但掺杂了楷，行、篆、草等别的书体。《行书曹操诗》轴（如同，现藏扬州博物馆）可视为“六分半”体的代表作。此件写曹操《观沧海》诗，幅面很大，平均每宇有10平方厘米以上，字体隶意颇浓，兼有篆和楷；形体扁长相间，宅势以方正为主而略有摆宕。拙朴扩悍，恰与曹诗雄伟阔大的风格相似。郑板桥曾在《赠潘桐冈》诗中称道自己的书法：“吾曹笔阵凌云烟，扫空氛翳铺青天。一行两行书数字，南箕北斗排星躔。” 郑板桥书法作品的章法也很有特色，他能将大小、长短、方圆、肥瘦、疏密错落穿插，如“乱石铺街”，纵放中含着规矩。看似随笔挥洒，整体观之却产生跳跃灵动的节奏感。如作于乾隆二十七年的《行书论书》横幅，时已七十高龄，乃晚年佳作。大意是说苏东坡喜用宣城诸葛氏齐锋笔，写起来十分如意，后来改用别的笔，就手心不相应。板桥自己喜用泰州邓氏羊毫笔，写起来婉转飞动，无不如意。于是把泰州邓氏羊毫比作宣城诸葛齐锋，最后说：“予何敢妄拟东坡?而用笔作书皆爱肥不爱瘦，亦坡之意也。”整幅作品结字大大小小，笔划粗粗细细，态势欹欹斜斜，点画、提按、使转如乐行于耳，鸟飞于空，鱼游于水，在一种态情任意的节律中显露着骨力和神采：清人何绍基说他的字“间以兰竹意致，尤为别趣”。从这件作品的章法、结体和笔画，不难看出他“波磔奇古形翩翩”的兰竹娄神。左虎平2023.4.24膜拜於芜湖》https://t.cn/A6NaMDkO
晚读与晚记
文 | 俞晓群
前文《早读与早记》，谈到许多读书大家的观点，总结起来，少年读书大约有三大优势：一是记忆力好，有生理因素，所以读书能够记得牢；二是心理纯净，很少有杂念，且免于外界干扰，所以读书能够专心；三是时间充裕，精力充沛，所以读书能够激发孩子的潜能。
所谓“童子功”的训练与养成，正是以此作为基础。再者，少年读书有两大劣势：一是知识准备少，识字少，所以读书的范围受到限制；二是理解力差，自主性差，所以读书的目的性受到限制。
成年读书，时间界定在二十岁以后。此前没有认真读书的人，此后还有补救的可能么？再想练童子功是不可能了，比如记忆力，再想像幼童时代那样过目能诵，终生不忘，怎么可能呢？但补救的办法还是有的，成年人也有增强记忆的解决方案。清代姚鼐在《与陈定明书》中即写道：“凡书少时未读，中年阅之便恐难记，必随手抄纂。退之‘记事提要，纂言钩玄’，固古今为学之定法也。”此中“记事提要，纂言钩玄”一句，出自唐代韩愈《进学解》：“纪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姚鼐说，这是古今为学的定法；其实也是为早年读书不精的人，指出一条补救的路径。
成年读书，无论早年读书打下的基础如何，勤奋还是第一要务。如宋代王应麟《困学纪闻》中所言：“康节先生劝学曰：二十岁之后，三十岁之前，朝经暮史，昼子夜集。”此中康节先生即宋代邵雍，他说二十岁之后、三十岁之前，早晨读经书，晚上读史书；白天读子书，夜晚读集书。可见其对于读书的理解与追求，已经大不同于早年的被动阅读，而是一种自觉的、有计划的行为。
再如明代进士杨天祥，见《读书法汇引广东通志》有记他的读书故事：“杨天祥字休征，正德丁丑进士，遗友人书曰：古人读书破万卷，予自弱冠励志读书，至今十五年，一年之中，除令节家庆及疾病之日，不过六十日，其三百日皆诵读，日不下三简，一年不下九百简，十有五年不下一万五千简。方之古人十万卷，仅十之一二。”此中杨氏称“自弱冠励志读书”，已经是二十岁的年龄。此后他坚持苦读十五年，最终达到“读书破万卷”的境界；但他依然感叹，自己读书的数量，还是不及古人十万卷之一二。
成人读书，早年读过的书，往往还需要再读。宋代曾巩《王氏余师录》记载一段故事：“陈后山初携文卷见南丰先生。先生问曰：‘曾读《史记》否？’后山对曰：‘自幼即读之矣。’南丰曰：‘不然，要当且置他书，熟读《史记》三两年尔！’如南丰之言读之，后再以文卷见南丰，南丰曰：‘如是足也。’”
成人读书，与少年读书比较，还是各有优势的。比如清代唐彪即认为，真正读书，还是要在成年之后。他在《读书作文谱》中写道：“读书能记，不尽在记性，在乎能解。何以见之？少时记性胜于壮年，不必言矣；然尽有少时读书不过十余行，而壮年反能读三四十行；或少时阅书一二张，犹昏然不记，壮年阅书数十张，竟皆能记其大略者。无他，少时不能解，故不能记；壮年能解，所以能记也。”此中唐彪所言，一是说明少年与成年记忆的方式不同；再一是强调读书的时候，成人理解力的重要性，它对于阅读质量的影响，甚至有胜于少年记忆力的作用。
成人读书，世间也有不遵循常人规律的奇才，也有大器晚成的人。比如宋代苏洵，他在《上欧阳内翰书》中写道：“洵少年不学，生二十五岁，始知读书，从士君子游。年既已晚，而又不遂刻意厉行，以古人自期；而视与己同列者，皆不胜己，则遂以为可矣。”此文是说，苏洵二十五岁开始读书，既不用功，还自比古人，见到周围的人都不如自己，故而十分自满。接着苏洵继续写道，后来他遇到困难，开始读古人的文章，发现古人的言辞用意，与自己大不相同；自我反思，他觉得自己还有进步的空间。于是他将自己此前的数百篇文章都烧掉了，开始“取《论语》《孟子》《韩子》，及其圣人贤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终日以读之者，七八年矣。”结果，苏洵越读书越入迷，由此经历了一个从惶然、骇然到豁然以明的觉悟过程。
成人读书，“少年不识愁滋味”的时光，不会再有；诸如事务繁忙、心绪烦乱等状态，会终日相随。即使在这样的境况下，坚持读书也是非常必要的。《三国志·吕蒙传》中，有《江表传》记载：孙权问他手下的大将吕蒙、蒋钦：“你们担此军中重任，还读书吗？”吕蒙说：“事情太多，恐怕无暇再读书了。”孙权说：“我又不是让你们去做经学博士，只是让你们做事情的时候，坚持读书以推往知来，做事才会有所参照。另外你们再忙，还有我忙吗？”接着孙权说道：“孤少时历《诗》《书》《礼记》《左传》《国语》，惟不读《易》；至统事以来，省三史诸家兵法，自以为大有所益。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学必得之，宁当不为乎？宜急读《孙子六鞱》《左传》《国语》及三史！孔子言：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光武当兵马之务，手不释卷；孟德亦自谓老而好学，卿何独不自勉勖哉？”此后，吕蒙遵循孙权的教义，开始认真读书，终日不倦，他的阅读与见识，甚至有胜于旧儒们的学问。
此中孙权所引两段故事：“光武帝手不释卷，曹孟德老而好学”。其中光武帝故事，见《后汉书·光武帝本纪》：光武帝“王莽天凤中，乃之长安，受《尚书》，略通大义。”曹操故事，见《三国志·魏书》：曹操“是以创造大业，文武并施，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他们既是那个时代的英雄，也是勤学善思的典范。
再者据《三国志》记载，《诸葛亮集》中，记有刘备写给儿子刘禅的遗诏，列出刘备为刘禅开的书单：“可读《汉书》《礼记》，间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未送，道亡，可自更求闻达。”后来章炳麟指出：“及昭烈课子，仲谋教吕蒙，始用《汉书》三史，自是通史致用，遂为通则。”他是说，从刘备、孙权起始，将《汉书》等史书列入书目，自此以后，读史书以致用，才成为读书人通行的准则。
成年读书，到了晚年，人们的阅读会发生很大变化。一是可读的书会越来越少，比如民国时期的林纾，在《高梦旦畏庐三集序》中写道：“自言少时博览群书；五十岁以后，案上只有《诗》《礼》二疏《左》《史》《南华》及《汉书》韩欧之文，此外则《说文》《广雅》，无他书矣。”二是读书的方法，也会随着身体的衰老，发生许多变化，比如宋代孙觉，《醉翁寱语》中记载：“孙莘老喜读书，晚年病目，乃择卒伍中识字稍解者二人，授以句读。每瞑目危坐，命二人更读于旁，终一，则易一人，饮之酒一杯使退，卒亦自喜。可为老年读书法。”还有唐代张参《渊鉴类函》写道：“张参年老，常手写九经，以为读书不如写书。”
我自觉得，他们这样做貌似老而弥坚，其实是因为眼力不行了，看不见了，只能请人阅读，只能独自默写。细想之下，人生确实可怜可悲，可哀可叹。人常言“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其实在更多的时候，老年的伤悲，是与少壮的努力与否，毫无关系的。
文 | 俞晓群
前文《早读与早记》，谈到许多读书大家的观点，总结起来，少年读书大约有三大优势：一是记忆力好，有生理因素，所以读书能够记得牢；二是心理纯净，很少有杂念，且免于外界干扰，所以读书能够专心；三是时间充裕，精力充沛，所以读书能够激发孩子的潜能。
所谓“童子功”的训练与养成，正是以此作为基础。再者，少年读书有两大劣势：一是知识准备少，识字少，所以读书的范围受到限制；二是理解力差，自主性差，所以读书的目的性受到限制。
成年读书，时间界定在二十岁以后。此前没有认真读书的人，此后还有补救的可能么？再想练童子功是不可能了，比如记忆力，再想像幼童时代那样过目能诵，终生不忘，怎么可能呢？但补救的办法还是有的，成年人也有增强记忆的解决方案。清代姚鼐在《与陈定明书》中即写道：“凡书少时未读，中年阅之便恐难记，必随手抄纂。退之‘记事提要，纂言钩玄’，固古今为学之定法也。”此中“记事提要，纂言钩玄”一句，出自唐代韩愈《进学解》：“纪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姚鼐说，这是古今为学的定法；其实也是为早年读书不精的人，指出一条补救的路径。
成年读书，无论早年读书打下的基础如何，勤奋还是第一要务。如宋代王应麟《困学纪闻》中所言：“康节先生劝学曰：二十岁之后，三十岁之前，朝经暮史，昼子夜集。”此中康节先生即宋代邵雍，他说二十岁之后、三十岁之前，早晨读经书，晚上读史书；白天读子书，夜晚读集书。可见其对于读书的理解与追求，已经大不同于早年的被动阅读，而是一种自觉的、有计划的行为。
再如明代进士杨天祥，见《读书法汇引广东通志》有记他的读书故事：“杨天祥字休征，正德丁丑进士，遗友人书曰：古人读书破万卷，予自弱冠励志读书，至今十五年，一年之中，除令节家庆及疾病之日，不过六十日，其三百日皆诵读，日不下三简，一年不下九百简，十有五年不下一万五千简。方之古人十万卷，仅十之一二。”此中杨氏称“自弱冠励志读书”，已经是二十岁的年龄。此后他坚持苦读十五年，最终达到“读书破万卷”的境界；但他依然感叹，自己读书的数量，还是不及古人十万卷之一二。
成人读书，早年读过的书，往往还需要再读。宋代曾巩《王氏余师录》记载一段故事：“陈后山初携文卷见南丰先生。先生问曰：‘曾读《史记》否？’后山对曰：‘自幼即读之矣。’南丰曰：‘不然，要当且置他书，熟读《史记》三两年尔！’如南丰之言读之，后再以文卷见南丰，南丰曰：‘如是足也。’”
成人读书，与少年读书比较，还是各有优势的。比如清代唐彪即认为，真正读书，还是要在成年之后。他在《读书作文谱》中写道：“读书能记，不尽在记性，在乎能解。何以见之？少时记性胜于壮年，不必言矣；然尽有少时读书不过十余行，而壮年反能读三四十行；或少时阅书一二张，犹昏然不记，壮年阅书数十张，竟皆能记其大略者。无他，少时不能解，故不能记；壮年能解，所以能记也。”此中唐彪所言，一是说明少年与成年记忆的方式不同；再一是强调读书的时候，成人理解力的重要性，它对于阅读质量的影响，甚至有胜于少年记忆力的作用。
成人读书，世间也有不遵循常人规律的奇才，也有大器晚成的人。比如宋代苏洵，他在《上欧阳内翰书》中写道：“洵少年不学，生二十五岁，始知读书，从士君子游。年既已晚，而又不遂刻意厉行，以古人自期；而视与己同列者，皆不胜己，则遂以为可矣。”此文是说，苏洵二十五岁开始读书，既不用功，还自比古人，见到周围的人都不如自己，故而十分自满。接着苏洵继续写道，后来他遇到困难，开始读古人的文章，发现古人的言辞用意，与自己大不相同；自我反思，他觉得自己还有进步的空间。于是他将自己此前的数百篇文章都烧掉了，开始“取《论语》《孟子》《韩子》，及其圣人贤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终日以读之者，七八年矣。”结果，苏洵越读书越入迷，由此经历了一个从惶然、骇然到豁然以明的觉悟过程。
成人读书，“少年不识愁滋味”的时光，不会再有；诸如事务繁忙、心绪烦乱等状态，会终日相随。即使在这样的境况下，坚持读书也是非常必要的。《三国志·吕蒙传》中，有《江表传》记载：孙权问他手下的大将吕蒙、蒋钦：“你们担此军中重任，还读书吗？”吕蒙说：“事情太多，恐怕无暇再读书了。”孙权说：“我又不是让你们去做经学博士，只是让你们做事情的时候，坚持读书以推往知来，做事才会有所参照。另外你们再忙，还有我忙吗？”接着孙权说道：“孤少时历《诗》《书》《礼记》《左传》《国语》，惟不读《易》；至统事以来，省三史诸家兵法，自以为大有所益。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学必得之，宁当不为乎？宜急读《孙子六鞱》《左传》《国语》及三史！孔子言：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光武当兵马之务，手不释卷；孟德亦自谓老而好学，卿何独不自勉勖哉？”此后，吕蒙遵循孙权的教义，开始认真读书，终日不倦，他的阅读与见识，甚至有胜于旧儒们的学问。
此中孙权所引两段故事：“光武帝手不释卷，曹孟德老而好学”。其中光武帝故事，见《后汉书·光武帝本纪》：光武帝“王莽天凤中，乃之长安，受《尚书》，略通大义。”曹操故事，见《三国志·魏书》：曹操“是以创造大业，文武并施，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他们既是那个时代的英雄，也是勤学善思的典范。
再者据《三国志》记载，《诸葛亮集》中，记有刘备写给儿子刘禅的遗诏，列出刘备为刘禅开的书单：“可读《汉书》《礼记》，间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未送，道亡，可自更求闻达。”后来章炳麟指出：“及昭烈课子，仲谋教吕蒙，始用《汉书》三史，自是通史致用，遂为通则。”他是说，从刘备、孙权起始，将《汉书》等史书列入书目，自此以后，读史书以致用，才成为读书人通行的准则。
成年读书，到了晚年，人们的阅读会发生很大变化。一是可读的书会越来越少，比如民国时期的林纾，在《高梦旦畏庐三集序》中写道：“自言少时博览群书；五十岁以后，案上只有《诗》《礼》二疏《左》《史》《南华》及《汉书》韩欧之文，此外则《说文》《广雅》，无他书矣。”二是读书的方法，也会随着身体的衰老，发生许多变化，比如宋代孙觉，《醉翁寱语》中记载：“孙莘老喜读书，晚年病目，乃择卒伍中识字稍解者二人，授以句读。每瞑目危坐，命二人更读于旁，终一，则易一人，饮之酒一杯使退，卒亦自喜。可为老年读书法。”还有唐代张参《渊鉴类函》写道：“张参年老，常手写九经，以为读书不如写书。”
我自觉得，他们这样做貌似老而弥坚，其实是因为眼力不行了，看不见了，只能请人阅读，只能独自默写。细想之下，人生确实可怜可悲，可哀可叹。人常言“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其实在更多的时候，老年的伤悲，是与少壮的努力与否，毫无关系的。
老头——空~~心
《嘲竹》
丁文江
竹似伪君子，外坚中却空。
成群能蔽日，独立不禁风。
根细善钻穴，腰柔贯鞠躬。
文人多爱此，生气息相同。
《养竹记》
唐代 · 白居易
竹似贤，何哉？竹本固，
固以树德，君子见其本，
则思善建不拔者。
竹性直，直以立身；
君子见其性，则思中立不倚者。
竹心空，空以体道；君子见其心，
则思应用虚受者。
竹节贞，贞以立志；
君子见其节，则思砥砺名行，夷险一致者。
夫如是，故君子人多树之，为庭实焉。
呦吼：ps.丁文江（1887年4月13日—1936年1月5日），字在君，江苏泰兴人，地质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地质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地质机构——中国地质调查所。《独立评论》的创办人之一。
【论竹子被无辜拉踩的一生。】
【郑板桥 清 花鸟画兰花竹子欣赏】
郑板桥（1693年11月22日—1766年1月22日），原名郑燮，字克柔，号理庵，又号板桥，人称板桥先生，江苏兴化人，祖籍苏州。清代书画家、文学家。
康熙秀才，雍正十年举人，乾隆元年（1736年）进士。官山东范县、潍县县令，政绩显著，后客居扬州，以卖画为生，为“扬州八怪”重要代表人物。
郑板桥擅画兰、竹、石、松、菊等，而画兰竹五十余年，成就最为突出。取法于徐渭、石涛、八大诸人，而自成家法，体貌疏朗，风格劲峭。工书法，用汉八分杂入楷行草，自称六分半书。并将书法用笔融于绘画之中。主张继承传统十分学七要抛三，不泥古法， 重视艺术的独创性和风格的多样化，所谓未画之先，不立一格，既画之后，不留一格，对今天仍有借鉴意义。诗文真挚风趣，为人民大众所喜诵。亦能治印。[25]其诗书画，世称“三绝”，是清代比较有代表性的文人画家。
代表作品有《修竹新篁图》《清光留照图》《兰竹芳馨图》《甘谷菊泉图》《丛兰荆棘图》等，著有《郑板桥集》。
诗书画三绝
书法艺术
郑板桥书法，用隶体掺入行楷，自称“六分半书”，人称“板桥体”。其画，多以兰草竹石为主，兰竹几成其心灵的郑板桥的书法艺术，在中国书法史上是独树一帜的。
由他23岁写的《小楷欧阳修《秋声赋》和30岁写的《小楷范质诗》推知，板桥早年学书从欧阳询入手。其字体工整秀劲，但略显拘谨：这与当时书坛盛行匀整秀媚的馆阁体，并以此作为科举取士的标准字体有关。对此，郑板桥曾说：“蝇头小楷太匀停，长恐工书损性灵。”在他40岁中进士以后就很少再写了。郑板桥书法最被称道的是“六分半书”，即以“汉八分”（隶书的一种）杂人楷、行、草而独创一格的“板桥体”。
郑燮 《行书自作唐多令词扇》上海博物馆藏
“六分半”书，是郑板桥对自己独创性书法的一种谐谑称谓。隶书中有一种笔画多波磔的“八分书”，所谓“六分半”，其意大体是隶书，但掺杂了楷，行、篆、草等别的书体。《行书曹操诗》轴（如同，现藏扬州博物馆）可视为“六分半”体的代表作。此件写曹操《观沧海》诗，幅面很大，平均每宇有10平方厘米以上，字体隶意颇浓，兼有篆和楷；形体扁长相间，宅势以方正为主而略有摆宕。拙朴扩悍，恰与曹诗雄伟阔大的风格相似。郑板桥曾在《赠潘桐冈》诗中称道自己的书法：“吾曹笔阵凌云烟，扫空氛翳铺青天。一行两行书数字，南箕北斗排星躔。”
郑板桥书法作品的章法也很有特色，他能将大小、长短、方圆、肥瘦、疏密错落穿插，如“乱石铺街”，纵放中含着规矩。看似随笔挥洒，整体观之却产生跳跃灵动的节奏感。如作于乾隆二十七年的《行书论书》横幅，时已七十高龄，乃晚年佳作。大意是说苏东坡喜用宣城诸葛氏齐锋笔，写起来十分如意，后来改用别的笔，就手心不相应。板桥自己喜用泰州邓氏羊毫笔，写起来婉转飞动，无不如意。于是把泰州邓氏羊毫比作宣城诸葛齐锋，最后说：“予何敢妄拟东坡?而用笔作书皆爱肥不爱瘦，亦坡之意也。”整幅作品结字大大小小，笔划粗粗细细，态势欹欹斜斜，点画、提按、使转如乐行于耳，鸟飞于空，鱼游于水，在一种态情任意的节律中显露着骨力和神采：清人何绍基说他的字“间以兰竹意致，尤为别趣”。从这件作品的章法、结体和笔画，不难[24] 看出他“波磔奇古形翩翩”的兰竹娄神。
绘画艺术
郑板桥出身于书香门第，康熙末年中秀才，雍正十年中举人，乾隆元年中进士，五十岁起先后任山东范县、潍县知县计十二年。“得志加泽于民”的思想，使得他在仕途对连年灾荒的平民百姓采取了“开仓赈贷”“捐廉代输”等举措，这引起了贪官污吏、恶豪劣绅的不满，被贬官。之后，他靠卖画维持生活。郑板桥的一生，经历了坎坷，饱尝了酸甜苦辣，看透了世态炎凉，他敢于把这一切都糅进他的作品中。郑板桥的题画诗已摆脱传统单纯的以诗就画或以画就诗的窠臼，他每画必题以诗，有题必佳，达到“画状画之像”“诗发难画之意”，诗画映照，无限拓展画面的广度，郑板桥的题画诗是关注现实生活的，有着深刻的思想内容，他以如枪似剑的文字，针砭时弊，正如他在《兰竹石图》中云：“要有掀天揭地之文，震电惊雷之字，呵神骂鬼之谈，无古无今之画，固不在寻常蹊径中也。”
吏治清明
郑板桥情系百姓，与民同忧。乾隆六年（1741年）春，因科举及第考中进士的郑板桥被派往山东范县任县令，开始了他长达12年的官宦生涯。他为官力求简肃，视排衙喝道之类的礼仪为桎梏。为察看民情、访问疾苦，他常不坐轿子，不许鸣锣开道，不许打“回避”“肃静”的牌子，身着便服，脚穿草鞋到乡下察访。即便夜间去查巡，也仅差一人提着写有“板桥”二字的灯笼引路。因为他常常微服“陇上闲眠看耦耕”，以致“几回大府来相问”，竟找不到他的人影子。
对于百姓的疾苦，他时时刻刻都挂在心上。他一生善于画竹，尤其善于据竹写诗。在潍县任县令时，他的顶头上司、山东巡抚包括向他索求书画，他画了拿手的竹子，并在上面题诗一首：“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乾隆十一年（1746年），郑板桥调署潍县，在潍县任上七年，竟有五年发生旱蝗水灾，生民涂炭，哀鸿遍野。他一面向朝廷据实禀报灾情，请求赈济；一面以工代赈，兴修城池道路，招收远近饥民赴工就食，并责令邑中大户轮流在道边开厂煮粥，供妇孺耄耋充饥。同时，责令囤积居奇者迅速将积粟按通常价格卖给饥民。他自己也节衣缩食，为饥民捐出官俸。在最危急之时，他毅然决定打开官仓放粮。乾隆十七年（1752年），他愤然辞官，回到故乡江苏兴化定居。
《嘲竹》
丁文江
竹似伪君子，外坚中却空。
成群能蔽日，独立不禁风。
根细善钻穴，腰柔贯鞠躬。
文人多爱此，生气息相同。
《养竹记》
唐代 · 白居易
竹似贤，何哉？竹本固，
固以树德，君子见其本，
则思善建不拔者。
竹性直，直以立身；
君子见其性，则思中立不倚者。
竹心空，空以体道；君子见其心，
则思应用虚受者。
竹节贞，贞以立志；
君子见其节，则思砥砺名行，夷险一致者。
夫如是，故君子人多树之，为庭实焉。
呦吼：ps.丁文江（1887年4月13日—1936年1月5日），字在君，江苏泰兴人，地质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地质事业的奠基人之一，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地质机构——中国地质调查所。《独立评论》的创办人之一。
【论竹子被无辜拉踩的一生。】
【郑板桥 清 花鸟画兰花竹子欣赏】
郑板桥（1693年11月22日—1766年1月22日），原名郑燮，字克柔，号理庵，又号板桥，人称板桥先生，江苏兴化人，祖籍苏州。清代书画家、文学家。
康熙秀才，雍正十年举人，乾隆元年（1736年）进士。官山东范县、潍县县令，政绩显著，后客居扬州，以卖画为生，为“扬州八怪”重要代表人物。
郑板桥擅画兰、竹、石、松、菊等，而画兰竹五十余年，成就最为突出。取法于徐渭、石涛、八大诸人，而自成家法，体貌疏朗，风格劲峭。工书法，用汉八分杂入楷行草，自称六分半书。并将书法用笔融于绘画之中。主张继承传统十分学七要抛三，不泥古法， 重视艺术的独创性和风格的多样化，所谓未画之先，不立一格，既画之后，不留一格，对今天仍有借鉴意义。诗文真挚风趣，为人民大众所喜诵。亦能治印。[25]其诗书画，世称“三绝”，是清代比较有代表性的文人画家。
代表作品有《修竹新篁图》《清光留照图》《兰竹芳馨图》《甘谷菊泉图》《丛兰荆棘图》等，著有《郑板桥集》。
诗书画三绝
书法艺术
郑板桥书法，用隶体掺入行楷，自称“六分半书”，人称“板桥体”。其画，多以兰草竹石为主，兰竹几成其心灵的郑板桥的书法艺术，在中国书法史上是独树一帜的。
由他23岁写的《小楷欧阳修《秋声赋》和30岁写的《小楷范质诗》推知，板桥早年学书从欧阳询入手。其字体工整秀劲，但略显拘谨：这与当时书坛盛行匀整秀媚的馆阁体，并以此作为科举取士的标准字体有关。对此，郑板桥曾说：“蝇头小楷太匀停，长恐工书损性灵。”在他40岁中进士以后就很少再写了。郑板桥书法最被称道的是“六分半书”，即以“汉八分”（隶书的一种）杂人楷、行、草而独创一格的“板桥体”。
郑燮 《行书自作唐多令词扇》上海博物馆藏
“六分半”书，是郑板桥对自己独创性书法的一种谐谑称谓。隶书中有一种笔画多波磔的“八分书”，所谓“六分半”，其意大体是隶书，但掺杂了楷，行、篆、草等别的书体。《行书曹操诗》轴（如同，现藏扬州博物馆）可视为“六分半”体的代表作。此件写曹操《观沧海》诗，幅面很大，平均每宇有10平方厘米以上，字体隶意颇浓，兼有篆和楷；形体扁长相间，宅势以方正为主而略有摆宕。拙朴扩悍，恰与曹诗雄伟阔大的风格相似。郑板桥曾在《赠潘桐冈》诗中称道自己的书法：“吾曹笔阵凌云烟，扫空氛翳铺青天。一行两行书数字，南箕北斗排星躔。”
郑板桥书法作品的章法也很有特色，他能将大小、长短、方圆、肥瘦、疏密错落穿插，如“乱石铺街”，纵放中含着规矩。看似随笔挥洒，整体观之却产生跳跃灵动的节奏感。如作于乾隆二十七年的《行书论书》横幅，时已七十高龄，乃晚年佳作。大意是说苏东坡喜用宣城诸葛氏齐锋笔，写起来十分如意，后来改用别的笔，就手心不相应。板桥自己喜用泰州邓氏羊毫笔，写起来婉转飞动，无不如意。于是把泰州邓氏羊毫比作宣城诸葛齐锋，最后说：“予何敢妄拟东坡?而用笔作书皆爱肥不爱瘦，亦坡之意也。”整幅作品结字大大小小，笔划粗粗细细，态势欹欹斜斜，点画、提按、使转如乐行于耳，鸟飞于空，鱼游于水，在一种态情任意的节律中显露着骨力和神采：清人何绍基说他的字“间以兰竹意致，尤为别趣”。从这件作品的章法、结体和笔画，不难[24] 看出他“波磔奇古形翩翩”的兰竹娄神。
绘画艺术
郑板桥出身于书香门第，康熙末年中秀才，雍正十年中举人，乾隆元年中进士，五十岁起先后任山东范县、潍县知县计十二年。“得志加泽于民”的思想，使得他在仕途对连年灾荒的平民百姓采取了“开仓赈贷”“捐廉代输”等举措，这引起了贪官污吏、恶豪劣绅的不满，被贬官。之后，他靠卖画维持生活。郑板桥的一生，经历了坎坷，饱尝了酸甜苦辣，看透了世态炎凉，他敢于把这一切都糅进他的作品中。郑板桥的题画诗已摆脱传统单纯的以诗就画或以画就诗的窠臼，他每画必题以诗，有题必佳，达到“画状画之像”“诗发难画之意”，诗画映照，无限拓展画面的广度，郑板桥的题画诗是关注现实生活的，有着深刻的思想内容，他以如枪似剑的文字，针砭时弊，正如他在《兰竹石图》中云：“要有掀天揭地之文，震电惊雷之字，呵神骂鬼之谈，无古无今之画，固不在寻常蹊径中也。”
吏治清明
郑板桥情系百姓，与民同忧。乾隆六年（1741年）春，因科举及第考中进士的郑板桥被派往山东范县任县令，开始了他长达12年的官宦生涯。他为官力求简肃，视排衙喝道之类的礼仪为桎梏。为察看民情、访问疾苦，他常不坐轿子，不许鸣锣开道，不许打“回避”“肃静”的牌子，身着便服，脚穿草鞋到乡下察访。即便夜间去查巡，也仅差一人提着写有“板桥”二字的灯笼引路。因为他常常微服“陇上闲眠看耦耕”，以致“几回大府来相问”，竟找不到他的人影子。
对于百姓的疾苦，他时时刻刻都挂在心上。他一生善于画竹，尤其善于据竹写诗。在潍县任县令时，他的顶头上司、山东巡抚包括向他索求书画，他画了拿手的竹子，并在上面题诗一首：“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
乾隆十一年（1746年），郑板桥调署潍县，在潍县任上七年，竟有五年发生旱蝗水灾，生民涂炭，哀鸿遍野。他一面向朝廷据实禀报灾情，请求赈济；一面以工代赈，兴修城池道路，招收远近饥民赴工就食，并责令邑中大户轮流在道边开厂煮粥，供妇孺耄耋充饥。同时，责令囤积居奇者迅速将积粟按通常价格卖给饥民。他自己也节衣缩食，为饥民捐出官俸。在最危急之时，他毅然决定打开官仓放粮。乾隆十七年（1752年），他愤然辞官，回到故乡江苏兴化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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