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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文艺】林森：“知青”原点与时间之书 ——论韩少功长篇小说《日夜书》（下篇）
“日”与“夜”之二：革命与日常
《日夜书》在革命与日常之间处理得最有意味、最为复杂的人物，显然是马涛。作为叙述者陶小布的妻子马楠的哥哥，在《日夜书》中，马涛占据了极大的篇幅，也是全书中韩少功刻画得最耗心力的一位人物。马涛是一位“革命者”，或者说自以为的“革命者”，他读书甚多，有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体内涌动着革命者的坚韧，不少的知青都被他的魅力所倾倒，包括小说中的“我”——陶小布。除了有革命的理想，马涛也有胆量，在因密谋被揭发入狱之后，他仍然不改其志，他犹如永动机，一直喷涌出“革命”的力量。而且，他身上保持着这种状态数十年，直到多年后身处国外，仍是一副引领全世界思想革命的派头。在这个意义上，马涛是一个超脱之人，他几乎放弃了所有的世俗生活，为了某种“理想之光”便把一切都压了上去，从不后悔。我们可以不认可他的思想，可我们又很难不为他这种追索的毅力所震撼。马涛的让人难忘，当然不仅是因为这“伟光正”的一面，甚至可以说，韩少功刻画他、读者记住他，完全是因为他的另外一面。作为革命者的反面，马涛在日常生活当中，完全没有了那种面对历史、面对思想、面对时代的如鱼得水，他失去了那种“对自己入迷的书过目不忘，能一字不漏地背出某一段，甚至能准确锁定哪一页，讲一个小说或电影里的故事，也能风生水起和准确无误”的“超能力”。在日常生活当中，他“把姓王的喊成姓刘的，把杀猪的叫成弹棉花的，把人家的三大姨叫成四姑娘……”饭烧焦了，他路过几次也不熄火。马涛的这种“与生命相脱节的纯粹来自知识演绎的思想狂妄。他内心的自我膨胀和傲慢来自于知识给人带来的心理优越，他忽略了思想的奇葩只有落实到常识的现实才能开出真实的花”。马涛把一家人尤其是马楠伤害极深，陶小布作为旁观者，在讲述之时饱含愤恨。马涛对家人、朋友的伤害是持久性地，他甚至把自己的女儿笑月也丢给马楠，基本放弃了自己作为父亲的责任，这也酿成了小说结尾处笑月自杀的惨剧。而马涛本人，对那些被他伤害的人毫无知觉，只认为所有人都轻慢了他，他的“伟大”被所有人扼杀了——他认为马楠为保护他而在他下狱期间烧掉他的手稿，造成了他曾提出的某个伟大思想未被承认，这对他是摧毁性的。马涛的这些自以为是和思想狂妄，都身披一件“伟大”的外衣，他永远觉得身边人没有给他创造足够多的条件，让他一展身手，于是把“匕首”一次次刺向最亲的人。
革命的轰轰烈烈和日常的鸡毛蒜皮，在这里形成了某种刺眼的对比。一个个疑问也由此诞生：以牺牲身边最亲的人来完成的“革命”，是否具有合法性？连最亲的人都可以如此肆意践踏的理想，是否仍然值得尊敬？革命与日常的摩擦、冲突，是否就像“夜”未能融于“日”？
日”与“夜”之三：身体与精神
《日夜书》里，韩少功极力回归传统长篇的表达，更多地以故事本身来讲述，作者的强行介入不多，但也还是有。韩少功在故事讲述的中间，插入一些章节，分析人物的身体和精神状况，有“泄点与醉点”“准精神病”“器官与身体”等几个章节。“泄点与醉点”先分析了这两者的不同，这两个描述生理高潮的概念，“泄点”相当于饮食当中的“吃饱”，“醉点”相当于饮食当中的“吃好”。之后则是分析N、安燕、姚大甲、吴天保、贺亦民等人的性经历，试图从这里头，挖掘性经历与他们的性格演变、命运走向之间的隐秘关系。“准精神病”则是以蔡海伦、马楠、万哥、马涛几人的某些几近精神病的性格表现作为分析对象：蔡海伦无论任何场合，都把女权挂在嘴边，把所有的话题都引向关于女权的争论；马楠任何时候都让陶小布表达对她的爱，以此来证明他没有变心；万哥是一个穷怕的人，到南方最早开放的城市见识一番之后，心态失衡，导致后来被骗，而这个经历颇多的人，最后变成了喋喋不休的“营养专家”；马涛永远活在他的伟大理想和现实庸常的摩擦当中。“器官与身体”则主要是关于贺亦民的奇人奇事，贺身材很矮，也不识几个字，要谈女朋友还得请别人介绍《红楼梦》等名著中的典故，以方便其“找话题”，就是这么一个人，竟极有偏才，发现了电表上的极大漏洞，长期用电而表不走动，他还有多项技术专利……这个奇人也是畸人，他的腿与腰、手、脑、舌、耳、心等器官被韩少功缓缓道来。
身体作用于精神，精神也支撑着身体。很显然，这相对、相反的概念，被插入完整、线性的叙事当中，不仅仅是一种技术上的花活儿，而是要在人物的命运向前发展的时候，稍微歇一歇，停下来思考那些被故事裹挟着往前的人物，除了社会的、时代的浪潮裹挟，还有没有一些不被注意的因素，潜在地影响着那群人的生命走向？作为个体，精神方面的追求、喜好甚至怪癖，其实也在左右着一个人——虽然这可能很难被我们所看见。除了精神，身体、样貌也跟一个人的成长息息相关，贺亦民就是一个例子。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泄点”和“醉点”，这本是身体上的反应，可这种身体反应，又往往抵达精神层面。身体和精神，显然不是割裂的，而是相连一体、互相转化的，就像“日”与“夜”的永远相连，不可分割。
日”与“夜”之四：少年与老年
《日夜书》里，人物从知青时期的少年，变成活在当下，逐步退出职场的老年。针对少年时期，韩少功少见地在自己的长篇小说当中书写爱情了——而对情感的书写，往往被视为韩少功的一个“薄弱环节”。《日夜书》不仅仅写爱情，甚至也有了性描写，这更是韩少功作品中罕见的。马楠为救哥哥马涛，去找徐副主任，被夺了初夜。后来的第22章、23章里，陶小布和马楠两人进行着让人唏嘘心碎的“第一次”。所谓的性描写，当然不是为了描写性，而是在对话、动作当中，写出马楠和陶小布所受到的身体、心理伤害。陶小布失败的第一次，当然是因为介怀马楠被徐副主任夺取了初夜——虽然他极力否认；马楠后来没法生育，跟当初的徐副主任是不是也有着某些隐秘的关系？这些被时代抛到山沟沟里的少年人，其被时代给予的伤害，通过一次“失败”的性关系，被折射出来。他们下乡之前的那种冲天豪情，被现实雨打风吹去。可以看出，韩少功在书写知青这一段少年生活的时候，既对那个时代保持着警惕性的思考，“将与自己同时代并且命运交集在一起的人作为麻雀，加以刻薄地剖析”，也有对这一段少年经历保持着某种刻骨的痛惜。
老年这一段，韩少功还写了职场，写了办公室政治。比如说第28章突然出现的陆学文，这个在厅长陶小布手下任副厅长的活宝，和陶小布来了一场“宫斗”。韩少功也写到了家庭里的日常，马涛和妻子离婚后，把女儿笑月丢给了马楠，陶小布和马楠之间为笑月的教育，发生了诸多摩擦。而马涛作为一个“时代英雄”，自以为在国外能呼风唤雨，却不过落得一个被鄙夷、嘲笑的下场，他开启一场国内之旅时，已经身患绝症，仍再次把陶小布等人折磨得七零八落。陶小布只能把这当成一个绝症之人的最后任性，把所有委屈吞回肚子。
抛弃掉历史的浪潮，仅仅时间本身，仅仅是少年变成老年的过程，就让人如此触目惊心。这种时间不舍昼夜的流逝感，通过少年和老年的对比，更显清晰，这也是属于作者的感怀，如黄灯所言，“在史铁生无法克服生理的极限早已离世之后，在张承志已越来越远离主流并自动边缘化的形单影只中，韩少功是否感到了一代人被历史的风吹雨打之后的落寞和悲凉？”
“日”与“夜”之五：畸人与英雄
《日夜书》里，韩少功一反《暗示》当中人物和故事只提供例证的方式，开始用心刻画一个个活灵活现的人物。关于这一点，韩少功自己也说：“《日夜书》讲的是一些‘50后’国人的故事……他们是畸人，也是英雄。说畸人，是他们困于社会和时代的局限，有怯懦，有幻想，有自负，有盲目，有粗鄙……说英雄，是他们抗打击，能折腾，用于反抗，富于激情，相当于一片蓬蓬勃勃的野草，有顽强的生命力度和底层根系。”韩少功本人特别清楚这一代人身上的两面性，他看到了那些同龄人，在这数十年里的人生轨迹和恩怨纠葛，在这里，有人性暗淡的一面，也有人性光辉的一面；有时代不堪的一面，也有时代动人心魄的一面。很显然，真正有价值的思想、真正感人的人物，都绝非仅有所谓“正面”“正能量”的那一面，一定是两面甚至多面的混杂交织，其丰富性才足以让人从不同的入口进入，其丰富性才经得起推敲和细品，畸人和英雄同为一体两面，也是“日”与“夜”混杂交织的一种。
可以看出，韩少功在《日夜书》里，通过一组组相对概念的对照、彼此映射，来构建他心中的“50后”一代人的生命历程。它们有时是界限分明的，黑就是黑白就是白、日就是日夜就是夜；可更多时候，它们又是混合交织、互相转化的，黑可以逐步过度到白、日可以慢慢变成夜。所谓《日夜书》，有日、有夜，也得有“书”，有记录的冲动、有书写中的沉思和犹豫，才能组成这一代人、这一个时代的故事。
感性的“回归”
《日夜书》有着结构方面上的考量，比如说，大量的插叙、倒叙，使得过去的时空和后来的时空，得以穿插、映照。这种手法的运用，对于大体上知晓中国历史发展脉络的读者，阅读障碍不算太大，可对于境外的读者，其进入难度肯定是存在的，以至于《日夜书》的台湾繁体字版、韩文版，不得不“将这部小说里的情节布局稍作调整”。除了跳跃和闪回的大量运用，还在一些章节中间插入“泄点与醉点”“准精神病”“器官与身体”等几个章节，隔断完整的阅读，让读者有放慢脚步、略作沉思的时间。
《日夜书》的首版简介上写着“知青一代的精神史，具有社会广角与人性深度的心灵书写，灵动的言表与深刻的思辨自然融合，当代文学独步标高之作。”“当代文学独步标高之作”这话我们可以当广告词来理解，前面的话则是对这部小说的概括。相对国内其他作家的作品，这句话是没有问题的，但相对韩少功自己的作品，其“思辨”其实是在“后撤”的，因为韩少功最擅长的思想，在这部小说里，得到了最大的“压制”。《马桥词典》和《暗示》中，韩少功本人经常会跑出来，和作为叙事者的“我”混为一体，而且，因为这两部小说中，那个叙事者“我”都是没有姓名的，这就让作者韩少功和叙事者“我”的串场特别厉害。而在《日夜书》中，这一做法基本绝迹，韩少功本人隐遁了，只有作为叙事者的陶小布存在。从这一个小切片便可发现，韩少功在努力压制着思考的冲动，让故事本身去阐释，让故事自然生发意义，也就是说，在《日夜书》里，感性在大面积“回归”。
为什么在思考一代人命运的作品当中，韩少功放弃了自己最擅长的思辨，而“臣服”于故事本身？我觉得最大的原因在于，韩少功或许认为，他本人的思辨与历史的“真实”相比，他更愿意诚实地记录，而不是交出个人的思考——又或许，年满耳顺之年的韩少功，内心萦绕着当年知青生活里遇到的念念不忘的人，他的记录冲动远远大于他的思考冲动。“岁月流逝，数十年一晃就过去了。弹指之间，千年变局。天地之间，唯心是归。当熠熠闪光的那么多人和物正变得模糊，相伴相守的日子渐次凋零，受惠者的一眼回望岂是多余？……放下技法，放下风格，放下创新野心，放下禁忌掐算和风险规避，一切从内心开始，便成了一件轻松的事。”把这些既畸人又英雄的旧日故交记录下来，以免他们被遗忘在历史的烟尘处，是韩少功写《日夜书》最大的缘由。把这些后来成为了官员、工人、民营企业家、艺术家、流亡者的知青一代如实呈现，让后人从活生生的人物和生活中，感受当时的历史现场，便是《日夜书》最大的价值。
也正是出于这最质朴的记录、“书”的初心，“感性”在《日夜书》里得到了“回归”，《日夜书》也成为韩少功笔下最像传统长篇小说的作品。韩少功的中短篇小说，完全符合我们对经典中短篇的理解，很少在作品当中直接以思辨性的语言进行介入，而多以故事来自然呈现。可长篇小说里，他的探索性太强，于是老老实实地讲故事，成为了一种“奢侈”，《日夜书》的出现，算是一个意外的特例。
——原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20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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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森，作家，《天涯》杂志副主编。主要著作有小说集《小镇》《捧一个冰椰子度过漫长夏日》《海风今岁寒》《小镇及其他》，长篇小说《关关雎鸠》《暖若春风》《岛》，诗集《海岛的忧郁》《月落星归》、随笔集《乡野之神》等。曾获茅盾文学新人奖、人民文学奖、百花文学奖、华语青年作家奖、北京文学奖、长江文艺双年奖、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海南文学双年奖等，作品入选收获文学排行榜、中国小说排行榜、《扬子江评论》文学排行榜等。
“日”与“夜”之二：革命与日常
《日夜书》在革命与日常之间处理得最有意味、最为复杂的人物，显然是马涛。作为叙述者陶小布的妻子马楠的哥哥，在《日夜书》中，马涛占据了极大的篇幅，也是全书中韩少功刻画得最耗心力的一位人物。马涛是一位“革命者”，或者说自以为的“革命者”，他读书甚多，有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体内涌动着革命者的坚韧，不少的知青都被他的魅力所倾倒，包括小说中的“我”——陶小布。除了有革命的理想，马涛也有胆量，在因密谋被揭发入狱之后，他仍然不改其志，他犹如永动机，一直喷涌出“革命”的力量。而且，他身上保持着这种状态数十年，直到多年后身处国外，仍是一副引领全世界思想革命的派头。在这个意义上，马涛是一个超脱之人，他几乎放弃了所有的世俗生活，为了某种“理想之光”便把一切都压了上去，从不后悔。我们可以不认可他的思想，可我们又很难不为他这种追索的毅力所震撼。马涛的让人难忘，当然不仅是因为这“伟光正”的一面，甚至可以说，韩少功刻画他、读者记住他，完全是因为他的另外一面。作为革命者的反面，马涛在日常生活当中，完全没有了那种面对历史、面对思想、面对时代的如鱼得水，他失去了那种“对自己入迷的书过目不忘，能一字不漏地背出某一段，甚至能准确锁定哪一页，讲一个小说或电影里的故事，也能风生水起和准确无误”的“超能力”。在日常生活当中，他“把姓王的喊成姓刘的，把杀猪的叫成弹棉花的，把人家的三大姨叫成四姑娘……”饭烧焦了，他路过几次也不熄火。马涛的这种“与生命相脱节的纯粹来自知识演绎的思想狂妄。他内心的自我膨胀和傲慢来自于知识给人带来的心理优越，他忽略了思想的奇葩只有落实到常识的现实才能开出真实的花”。马涛把一家人尤其是马楠伤害极深，陶小布作为旁观者，在讲述之时饱含愤恨。马涛对家人、朋友的伤害是持久性地，他甚至把自己的女儿笑月也丢给马楠，基本放弃了自己作为父亲的责任，这也酿成了小说结尾处笑月自杀的惨剧。而马涛本人，对那些被他伤害的人毫无知觉，只认为所有人都轻慢了他，他的“伟大”被所有人扼杀了——他认为马楠为保护他而在他下狱期间烧掉他的手稿，造成了他曾提出的某个伟大思想未被承认，这对他是摧毁性的。马涛的这些自以为是和思想狂妄，都身披一件“伟大”的外衣，他永远觉得身边人没有给他创造足够多的条件，让他一展身手，于是把“匕首”一次次刺向最亲的人。
革命的轰轰烈烈和日常的鸡毛蒜皮，在这里形成了某种刺眼的对比。一个个疑问也由此诞生：以牺牲身边最亲的人来完成的“革命”，是否具有合法性？连最亲的人都可以如此肆意践踏的理想，是否仍然值得尊敬？革命与日常的摩擦、冲突，是否就像“夜”未能融于“日”？
日”与“夜”之三：身体与精神
《日夜书》里，韩少功极力回归传统长篇的表达，更多地以故事本身来讲述，作者的强行介入不多，但也还是有。韩少功在故事讲述的中间，插入一些章节，分析人物的身体和精神状况，有“泄点与醉点”“准精神病”“器官与身体”等几个章节。“泄点与醉点”先分析了这两者的不同，这两个描述生理高潮的概念，“泄点”相当于饮食当中的“吃饱”，“醉点”相当于饮食当中的“吃好”。之后则是分析N、安燕、姚大甲、吴天保、贺亦民等人的性经历，试图从这里头，挖掘性经历与他们的性格演变、命运走向之间的隐秘关系。“准精神病”则是以蔡海伦、马楠、万哥、马涛几人的某些几近精神病的性格表现作为分析对象：蔡海伦无论任何场合，都把女权挂在嘴边，把所有的话题都引向关于女权的争论；马楠任何时候都让陶小布表达对她的爱，以此来证明他没有变心；万哥是一个穷怕的人，到南方最早开放的城市见识一番之后，心态失衡，导致后来被骗，而这个经历颇多的人，最后变成了喋喋不休的“营养专家”；马涛永远活在他的伟大理想和现实庸常的摩擦当中。“器官与身体”则主要是关于贺亦民的奇人奇事，贺身材很矮，也不识几个字，要谈女朋友还得请别人介绍《红楼梦》等名著中的典故，以方便其“找话题”，就是这么一个人，竟极有偏才，发现了电表上的极大漏洞，长期用电而表不走动，他还有多项技术专利……这个奇人也是畸人，他的腿与腰、手、脑、舌、耳、心等器官被韩少功缓缓道来。
身体作用于精神，精神也支撑着身体。很显然，这相对、相反的概念，被插入完整、线性的叙事当中，不仅仅是一种技术上的花活儿，而是要在人物的命运向前发展的时候，稍微歇一歇，停下来思考那些被故事裹挟着往前的人物，除了社会的、时代的浪潮裹挟，还有没有一些不被注意的因素，潜在地影响着那群人的生命走向？作为个体，精神方面的追求、喜好甚至怪癖，其实也在左右着一个人——虽然这可能很难被我们所看见。除了精神，身体、样貌也跟一个人的成长息息相关，贺亦民就是一个例子。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泄点”和“醉点”，这本是身体上的反应，可这种身体反应，又往往抵达精神层面。身体和精神，显然不是割裂的，而是相连一体、互相转化的，就像“日”与“夜”的永远相连，不可分割。
日”与“夜”之四：少年与老年
《日夜书》里，人物从知青时期的少年，变成活在当下，逐步退出职场的老年。针对少年时期，韩少功少见地在自己的长篇小说当中书写爱情了——而对情感的书写，往往被视为韩少功的一个“薄弱环节”。《日夜书》不仅仅写爱情，甚至也有了性描写，这更是韩少功作品中罕见的。马楠为救哥哥马涛，去找徐副主任，被夺了初夜。后来的第22章、23章里，陶小布和马楠两人进行着让人唏嘘心碎的“第一次”。所谓的性描写，当然不是为了描写性，而是在对话、动作当中，写出马楠和陶小布所受到的身体、心理伤害。陶小布失败的第一次，当然是因为介怀马楠被徐副主任夺取了初夜——虽然他极力否认；马楠后来没法生育，跟当初的徐副主任是不是也有着某些隐秘的关系？这些被时代抛到山沟沟里的少年人，其被时代给予的伤害，通过一次“失败”的性关系，被折射出来。他们下乡之前的那种冲天豪情，被现实雨打风吹去。可以看出，韩少功在书写知青这一段少年生活的时候，既对那个时代保持着警惕性的思考，“将与自己同时代并且命运交集在一起的人作为麻雀，加以刻薄地剖析”，也有对这一段少年经历保持着某种刻骨的痛惜。
老年这一段，韩少功还写了职场，写了办公室政治。比如说第28章突然出现的陆学文，这个在厅长陶小布手下任副厅长的活宝，和陶小布来了一场“宫斗”。韩少功也写到了家庭里的日常，马涛和妻子离婚后，把女儿笑月丢给了马楠，陶小布和马楠之间为笑月的教育，发生了诸多摩擦。而马涛作为一个“时代英雄”，自以为在国外能呼风唤雨，却不过落得一个被鄙夷、嘲笑的下场，他开启一场国内之旅时，已经身患绝症，仍再次把陶小布等人折磨得七零八落。陶小布只能把这当成一个绝症之人的最后任性，把所有委屈吞回肚子。
抛弃掉历史的浪潮，仅仅时间本身，仅仅是少年变成老年的过程，就让人如此触目惊心。这种时间不舍昼夜的流逝感，通过少年和老年的对比，更显清晰，这也是属于作者的感怀，如黄灯所言，“在史铁生无法克服生理的极限早已离世之后，在张承志已越来越远离主流并自动边缘化的形单影只中，韩少功是否感到了一代人被历史的风吹雨打之后的落寞和悲凉？”
“日”与“夜”之五：畸人与英雄
《日夜书》里，韩少功一反《暗示》当中人物和故事只提供例证的方式，开始用心刻画一个个活灵活现的人物。关于这一点，韩少功自己也说：“《日夜书》讲的是一些‘50后’国人的故事……他们是畸人，也是英雄。说畸人，是他们困于社会和时代的局限，有怯懦，有幻想，有自负，有盲目，有粗鄙……说英雄，是他们抗打击，能折腾，用于反抗，富于激情，相当于一片蓬蓬勃勃的野草，有顽强的生命力度和底层根系。”韩少功本人特别清楚这一代人身上的两面性，他看到了那些同龄人，在这数十年里的人生轨迹和恩怨纠葛，在这里，有人性暗淡的一面，也有人性光辉的一面；有时代不堪的一面，也有时代动人心魄的一面。很显然，真正有价值的思想、真正感人的人物，都绝非仅有所谓“正面”“正能量”的那一面，一定是两面甚至多面的混杂交织，其丰富性才足以让人从不同的入口进入，其丰富性才经得起推敲和细品，畸人和英雄同为一体两面，也是“日”与“夜”混杂交织的一种。
可以看出，韩少功在《日夜书》里，通过一组组相对概念的对照、彼此映射，来构建他心中的“50后”一代人的生命历程。它们有时是界限分明的，黑就是黑白就是白、日就是日夜就是夜；可更多时候，它们又是混合交织、互相转化的，黑可以逐步过度到白、日可以慢慢变成夜。所谓《日夜书》，有日、有夜，也得有“书”，有记录的冲动、有书写中的沉思和犹豫，才能组成这一代人、这一个时代的故事。
感性的“回归”
《日夜书》有着结构方面上的考量，比如说，大量的插叙、倒叙，使得过去的时空和后来的时空，得以穿插、映照。这种手法的运用，对于大体上知晓中国历史发展脉络的读者，阅读障碍不算太大，可对于境外的读者，其进入难度肯定是存在的，以至于《日夜书》的台湾繁体字版、韩文版，不得不“将这部小说里的情节布局稍作调整”。除了跳跃和闪回的大量运用，还在一些章节中间插入“泄点与醉点”“准精神病”“器官与身体”等几个章节，隔断完整的阅读，让读者有放慢脚步、略作沉思的时间。
《日夜书》的首版简介上写着“知青一代的精神史，具有社会广角与人性深度的心灵书写，灵动的言表与深刻的思辨自然融合，当代文学独步标高之作。”“当代文学独步标高之作”这话我们可以当广告词来理解，前面的话则是对这部小说的概括。相对国内其他作家的作品，这句话是没有问题的，但相对韩少功自己的作品，其“思辨”其实是在“后撤”的，因为韩少功最擅长的思想，在这部小说里，得到了最大的“压制”。《马桥词典》和《暗示》中，韩少功本人经常会跑出来，和作为叙事者的“我”混为一体，而且，因为这两部小说中，那个叙事者“我”都是没有姓名的，这就让作者韩少功和叙事者“我”的串场特别厉害。而在《日夜书》中，这一做法基本绝迹，韩少功本人隐遁了，只有作为叙事者的陶小布存在。从这一个小切片便可发现，韩少功在努力压制着思考的冲动，让故事本身去阐释，让故事自然生发意义，也就是说，在《日夜书》里，感性在大面积“回归”。
为什么在思考一代人命运的作品当中，韩少功放弃了自己最擅长的思辨，而“臣服”于故事本身？我觉得最大的原因在于，韩少功或许认为，他本人的思辨与历史的“真实”相比，他更愿意诚实地记录，而不是交出个人的思考——又或许，年满耳顺之年的韩少功，内心萦绕着当年知青生活里遇到的念念不忘的人，他的记录冲动远远大于他的思考冲动。“岁月流逝，数十年一晃就过去了。弹指之间，千年变局。天地之间，唯心是归。当熠熠闪光的那么多人和物正变得模糊，相伴相守的日子渐次凋零，受惠者的一眼回望岂是多余？……放下技法，放下风格，放下创新野心，放下禁忌掐算和风险规避，一切从内心开始，便成了一件轻松的事。”把这些既畸人又英雄的旧日故交记录下来，以免他们被遗忘在历史的烟尘处，是韩少功写《日夜书》最大的缘由。把这些后来成为了官员、工人、民营企业家、艺术家、流亡者的知青一代如实呈现，让后人从活生生的人物和生活中，感受当时的历史现场，便是《日夜书》最大的价值。
也正是出于这最质朴的记录、“书”的初心，“感性”在《日夜书》里得到了“回归”，《日夜书》也成为韩少功笔下最像传统长篇小说的作品。韩少功的中短篇小说，完全符合我们对经典中短篇的理解，很少在作品当中直接以思辨性的语言进行介入，而多以故事来自然呈现。可长篇小说里，他的探索性太强，于是老老实实地讲故事，成为了一种“奢侈”，《日夜书》的出现，算是一个意外的特例。
——原发《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20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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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森，作家，《天涯》杂志副主编。主要著作有小说集《小镇》《捧一个冰椰子度过漫长夏日》《海风今岁寒》《小镇及其他》，长篇小说《关关雎鸠》《暖若春风》《岛》，诗集《海岛的忧郁》《月落星归》、随笔集《乡野之神》等。曾获茅盾文学新人奖、人民文学奖、百花文学奖、华语青年作家奖、北京文学奖、长江文艺双年奖、中国作家鄂尔多斯文学奖、海南文学双年奖等，作品入选收获文学排行榜、中国小说排行榜、《扬子江评论》文学排行榜等。
#洛阳24小时# 【洛阳有个紫微城！曾为“万宫之宫”，就在这地方[并不简单]】在洛阳，有一个地方非常著名，却不为人们所熟知，那就是紫微城。
紫微城在哪里？就在隋唐洛阳城的西北隅。它的正南门是应天门，主要建筑有明堂、天堂、九洲池……有人会说，这不就是隋唐洛阳城宫城吗？
对，紫微城就是隋唐洛阳城宫城的名字。现在，我们来讲讲和它有关的那些往事。
▶️宇文恺与紫微城
算起来，洛阳紫微城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了。
作为隋唐洛阳城的宫城，它始建于隋大业元年(公元605年)，自唐至宋一直沿用，共存在了530余年。世人惊叹于它的辉煌壮丽，曾称它为“万宫之宫”，而这要归功于一个人，他就是隋东都洛阳城的总设计师——宇文恺。
宇文恺是鲜卑贵族，生于公元555年。他出身武将世家，却从小喜欢读书，满脑子奇思妙想。公元604年，隋炀帝登基，次年改元大业，迁都洛阳。营建东京(后称东都)洛阳城的重任，就落在了将作大匠宇文恺的肩上。
把洛阳城建成什么样呢？宇文恺揣测隋炀帝的心思，很快定下了“宏侈”的基调，就是不计成本，怎么恢宏壮丽怎么来。在设计上，他突出了天人合一的理念，将洛阳城分为宫城、皇城、外郭城，分别对应天上的星官紫微垣、太微垣和天市垣。
所谓星官，就是类似星座的恒星组合。在古人看来，紫微垣、太微垣和天市垣是天上的三座城，其中紫微垣以北极为中枢，也称紫微宫，是天帝所居的地方。隋炀帝既是天子，他所在的宫城自然相当于天帝所居的紫微宫，因此要称紫微城。
关于洛阳紫微城得名的由来，史书中也多有记载。如《新唐书》中称：“宫城在皇城北……以象北辰籓卫，曰紫微城。”《元河南志》则称：“宫城曰紫微城，其城象紫微宫，因以名，在都城之西北隅。”
宇文恺只用不到一年时间，就建成了“穷极壮丽”的洛阳城。其中，紫微城由卫尉卿刘权、秘书丞韦万顷负责营建，他们征用兵夫70万，两个月筑好城墙，又役使了大量人力建造宫殿。
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宇文恺巧思绝伦，紫微城等处的宫殿都是他设计的，看上去极其奢侈华丽，“前代都邑莫之比焉”。
隋炀帝对此十分满意，他很快迁居前朝后寝的紫微城，在这里雄视天下，发号施令。紫微城的建筑格局颇具特色，也成了后来宫城建设的范本。
▶️紫微城中乾阳殿
宇文恺设计的紫微城前朝后寝，总面积约4.2平方公里，包括一些小城和池苑等，功能比较齐全。
乾阳殿是紫微城的主殿，规模宏大，装饰精美，令人视之目炫。大业二年(公元606年)，隋炀帝曾在这里接受万国朝贺，还留下了《冬至乾阳殿受朝诗》，称“端拱朝万国，守文继百王”，并在诗中表达了对“新邑建嵩岳，双阙临洛阳”的喜悦之情。
隋炀帝迁都洛阳，是为了更好地掌控天下。他以洛阳为中心，开凿了南至余杭(今杭州)、北达涿郡(今北京)的南北大运河，并积极经营西域，打通丝路，吸引各国客商来洛阳进行交易。
尽管隋炀帝有雄才大略，且渴望建功立业，但他的弱点也很明显，那就是好大喜功、贪图享乐。公元618年，他在巡幸江都(今扬州)时被部下宇文化及杀死，乾阳殿也一度被毁，后来武则天在其址上建起明堂，仍为紫微城的核心所在。
最早毁掉乾阳殿的是秦王李世民。公元621年，他击败王世充，攻克洛阳城，见乾阳殿过于奢华，便命人将其焚毁。不过，他登基之后就后悔了，打算在原址上重建乾阳殿，结果遭到了大臣张玄素的反对。
那是公元630年，唐太宗李世民已在位5年。他称东都为洛阳宫，想派人重建乾阳殿，以备巡幸。
张玄素为官清廉，直言敢谏。他认为此事万万不可，对唐太宗极力劝阻：“当初隋人建乾阳殿，我是亲眼所见。那些用作梁、柱的巨木近处都没有，要从江西的豫章一带采来，2000人才能拖动一根柱子。柱下即使装上铁轮，拖出一二里也就坏了，即使有几百人备着换铁轮，一天也不过拖动二三十里。这样粗略一算，一根柱子就要费10万人力。”
在张玄素看来，经过隋末战乱，百姓生活困苦，唐太宗此时要重建乾阳殿，简直就连隋炀帝也不如。唐太宗不服，问：“你说我不如隋炀帝，那我比桀、纣怎么样？”张玄素说：“如果要重建乾阳殿，那就和他们一样为祸天下了。”
这下，唐太宗终于醒悟过来，放弃了重建乾阳殿的念头。
▶️则天门上紫微观
紫微城又称紫微宫，其正南门即应天门，隋时称则天门，有“以天为法”，治理天下之意。
《大业杂记》中记载：“则天门两重观，观上曰：‘紫微观’。左右连阙，阙高百二十尺。”这是一座雄伟壮观的城楼，代表着古代城门建制的最高等级。对隋王朝来说，它见证过万国来朝的荣耀，也记录了亡国之君的屈辱。
公元618年，隋炀帝在江都被弑时，越王杨侗正留守东都洛阳。
这是一个年仅15岁的少年，他“美姿容，性宽厚”，比隋炀帝更得人心。可是，身为隋炀帝之孙，他不得不收拾祖父留下的烂摊子，甚至为此付出自己的生命。
当年五月，隋炀帝身死的消息传回洛阳，越王杨侗便被推上皇位，并改年号为皇泰。也正因此，史书中常称他为皇泰主或皇泰帝。
辅佐少年皇帝杨侗的有七个人，包括段达、王世充、元文都等，时人称为“七贵”。这七人各怀心思，王世充手握兵权，便抢先发难，趁夜包围宫城，欲诛杀元文都等。元文都闻讯，忙奉杨侗到乾阳殿，陈兵自卫，闭门拒守。
当时，王世充已大开杀戒。他见紫微宫宫门紧闭，就命部下进攻，杨侗派人登上紫微观喝问：“你兴兵作乱，意欲何为？”王世充道：“请朝廷杀了元文都。”
元文都说：“我今朝一死，陛下也要大难临头了！”杨侗无奈，哭着交出元文都。果然，王世充杀死元文都，又入宫换掉了所有侍卫，才到乾阳殿面见杨侗。杨侗谴责他不守为臣之道，并质问道：“你肆意逞强，敢杀我吗？！”
王世充为人狡诈，口是心非。他痛哭流涕地认错，又披发为誓，骗取了小皇帝的信任。随后，他独揽了朝政大权，并入住紫微宫，派人监视杨侗的一举一动。
皇泰二年(公元619年)四月，王世充逼杨侗禅位于他，并改国号为郑。杨侗先是被幽禁于含凉殿，后于当年五月被害，时年16岁。临死前，他以布为席，焚香礼佛，只望再也不生帝王尊贵家。
王世充改则天门为顺天门，固守洛阳与李世民对抗。公元621年，李世民攻入城内，火焚乾阳殿，同时也毁了则天门及紫微观。不过，没过多少年，它们就被重建，继续书写着紫微城的故事。（洛阳晚报 记者 张广英）
紫微城在哪里？就在隋唐洛阳城的西北隅。它的正南门是应天门，主要建筑有明堂、天堂、九洲池……有人会说，这不就是隋唐洛阳城宫城吗？
对，紫微城就是隋唐洛阳城宫城的名字。现在，我们来讲讲和它有关的那些往事。
▶️宇文恺与紫微城
算起来，洛阳紫微城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了。
作为隋唐洛阳城的宫城，它始建于隋大业元年(公元605年)，自唐至宋一直沿用，共存在了530余年。世人惊叹于它的辉煌壮丽，曾称它为“万宫之宫”，而这要归功于一个人，他就是隋东都洛阳城的总设计师——宇文恺。
宇文恺是鲜卑贵族，生于公元555年。他出身武将世家，却从小喜欢读书，满脑子奇思妙想。公元604年，隋炀帝登基，次年改元大业，迁都洛阳。营建东京(后称东都)洛阳城的重任，就落在了将作大匠宇文恺的肩上。
把洛阳城建成什么样呢？宇文恺揣测隋炀帝的心思，很快定下了“宏侈”的基调，就是不计成本，怎么恢宏壮丽怎么来。在设计上，他突出了天人合一的理念，将洛阳城分为宫城、皇城、外郭城，分别对应天上的星官紫微垣、太微垣和天市垣。
所谓星官，就是类似星座的恒星组合。在古人看来，紫微垣、太微垣和天市垣是天上的三座城，其中紫微垣以北极为中枢，也称紫微宫，是天帝所居的地方。隋炀帝既是天子，他所在的宫城自然相当于天帝所居的紫微宫，因此要称紫微城。
关于洛阳紫微城得名的由来，史书中也多有记载。如《新唐书》中称：“宫城在皇城北……以象北辰籓卫，曰紫微城。”《元河南志》则称：“宫城曰紫微城，其城象紫微宫，因以名，在都城之西北隅。”
宇文恺只用不到一年时间，就建成了“穷极壮丽”的洛阳城。其中，紫微城由卫尉卿刘权、秘书丞韦万顷负责营建，他们征用兵夫70万，两个月筑好城墙，又役使了大量人力建造宫殿。
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宇文恺巧思绝伦，紫微城等处的宫殿都是他设计的，看上去极其奢侈华丽，“前代都邑莫之比焉”。
隋炀帝对此十分满意，他很快迁居前朝后寝的紫微城，在这里雄视天下，发号施令。紫微城的建筑格局颇具特色，也成了后来宫城建设的范本。
▶️紫微城中乾阳殿
宇文恺设计的紫微城前朝后寝，总面积约4.2平方公里，包括一些小城和池苑等，功能比较齐全。
乾阳殿是紫微城的主殿，规模宏大，装饰精美，令人视之目炫。大业二年(公元606年)，隋炀帝曾在这里接受万国朝贺，还留下了《冬至乾阳殿受朝诗》，称“端拱朝万国，守文继百王”，并在诗中表达了对“新邑建嵩岳，双阙临洛阳”的喜悦之情。
隋炀帝迁都洛阳，是为了更好地掌控天下。他以洛阳为中心，开凿了南至余杭(今杭州)、北达涿郡(今北京)的南北大运河，并积极经营西域，打通丝路，吸引各国客商来洛阳进行交易。
尽管隋炀帝有雄才大略，且渴望建功立业，但他的弱点也很明显，那就是好大喜功、贪图享乐。公元618年，他在巡幸江都(今扬州)时被部下宇文化及杀死，乾阳殿也一度被毁，后来武则天在其址上建起明堂，仍为紫微城的核心所在。
最早毁掉乾阳殿的是秦王李世民。公元621年，他击败王世充，攻克洛阳城，见乾阳殿过于奢华，便命人将其焚毁。不过，他登基之后就后悔了，打算在原址上重建乾阳殿，结果遭到了大臣张玄素的反对。
那是公元630年，唐太宗李世民已在位5年。他称东都为洛阳宫，想派人重建乾阳殿，以备巡幸。
张玄素为官清廉，直言敢谏。他认为此事万万不可，对唐太宗极力劝阻：“当初隋人建乾阳殿，我是亲眼所见。那些用作梁、柱的巨木近处都没有，要从江西的豫章一带采来，2000人才能拖动一根柱子。柱下即使装上铁轮，拖出一二里也就坏了，即使有几百人备着换铁轮，一天也不过拖动二三十里。这样粗略一算，一根柱子就要费10万人力。”
在张玄素看来，经过隋末战乱，百姓生活困苦，唐太宗此时要重建乾阳殿，简直就连隋炀帝也不如。唐太宗不服，问：“你说我不如隋炀帝，那我比桀、纣怎么样？”张玄素说：“如果要重建乾阳殿，那就和他们一样为祸天下了。”
这下，唐太宗终于醒悟过来，放弃了重建乾阳殿的念头。
▶️则天门上紫微观
紫微城又称紫微宫，其正南门即应天门，隋时称则天门，有“以天为法”，治理天下之意。
《大业杂记》中记载：“则天门两重观，观上曰：‘紫微观’。左右连阙，阙高百二十尺。”这是一座雄伟壮观的城楼，代表着古代城门建制的最高等级。对隋王朝来说，它见证过万国来朝的荣耀，也记录了亡国之君的屈辱。
公元618年，隋炀帝在江都被弑时，越王杨侗正留守东都洛阳。
这是一个年仅15岁的少年，他“美姿容，性宽厚”，比隋炀帝更得人心。可是，身为隋炀帝之孙，他不得不收拾祖父留下的烂摊子，甚至为此付出自己的生命。
当年五月，隋炀帝身死的消息传回洛阳，越王杨侗便被推上皇位，并改年号为皇泰。也正因此，史书中常称他为皇泰主或皇泰帝。
辅佐少年皇帝杨侗的有七个人，包括段达、王世充、元文都等，时人称为“七贵”。这七人各怀心思，王世充手握兵权，便抢先发难，趁夜包围宫城，欲诛杀元文都等。元文都闻讯，忙奉杨侗到乾阳殿，陈兵自卫，闭门拒守。
当时，王世充已大开杀戒。他见紫微宫宫门紧闭，就命部下进攻，杨侗派人登上紫微观喝问：“你兴兵作乱，意欲何为？”王世充道：“请朝廷杀了元文都。”
元文都说：“我今朝一死，陛下也要大难临头了！”杨侗无奈，哭着交出元文都。果然，王世充杀死元文都，又入宫换掉了所有侍卫，才到乾阳殿面见杨侗。杨侗谴责他不守为臣之道，并质问道：“你肆意逞强，敢杀我吗？！”
王世充为人狡诈，口是心非。他痛哭流涕地认错，又披发为誓，骗取了小皇帝的信任。随后，他独揽了朝政大权，并入住紫微宫，派人监视杨侗的一举一动。
皇泰二年(公元619年)四月，王世充逼杨侗禅位于他，并改国号为郑。杨侗先是被幽禁于含凉殿，后于当年五月被害，时年16岁。临死前，他以布为席，焚香礼佛，只望再也不生帝王尊贵家。
王世充改则天门为顺天门，固守洛阳与李世民对抗。公元621年，李世民攻入城内，火焚乾阳殿，同时也毁了则天门及紫微观。不过，没过多少年，它们就被重建，继续书写着紫微城的故事。（洛阳晚报 记者 张广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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