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点实验室巡礼# 【“借”一双慧眼 “析”复杂世界——走进中国科学院分离分析化学重点实验室】直到今天，回想起5年前的那场“逆行”，李海洋仍能深深地感受到“科研工作解国家燃眉之急”所带来的价值感和自豪感。
2015年8月12日，天津港，一场始料未及的危险化学品仓库爆炸事故猝然发生，其中，爆炸仓库有大约700吨以氰化钠为主的剧毒危险化学品。事发后，空气、水、土壤质量等环境指标急需准确监测。
次日，大连消防队找到中国科学院分离分析化学重点实验室（以下简称分离分析化学重点实验室）寻求支援。作为实验室快速分离和检测课题组组长，李海洋立刻组建小组，连夜改制自主研发的两台仪器（车载便携式飞行时间质谱仪和高灵敏离子迁移谱仪）并前往现场，分别在距爆炸点200米左右的环境以及爆炸中心区域进行了长达20天的持续监测。
结果不负众望。带去的仪器具有灵敏度高、测试结果准确可靠等优异的性能和稳定的工作状态，为前线指挥工作提供了重要基础数据。“做科学研究、研发国产仪器，能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候冲到一线并解决问题，就是我们的初衷与最大的满足感。”李海洋说。
以扎实的基础研究为根，以满足国家需求为本，在12年的发展历程中，分离分析化学重点实验室面向基础核心的科学问题，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难题，努力做到领域中的“不可替代”。
创色谱，拓展新天地
在分离分析化学中，色谱是最强大的手段之一，它使复杂的研究对象“出得来、分得开”，犹如科学家的“慧眼”，帮他们剖开现象看到本质，解析复杂的大千世界。
分离分析化学重点实验室成立于2008年。不过，它的成长经历可追溯到半个多世纪前。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国家石油化工和国防军工发展的迫切需要，以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大连化物所）卢佩章院士为代表的色谱研究先驱者身负使命，勇担重任——发展气—固体积色谱法，实现了水煤气合成产品的气体组分分析；发展气液色谱法用于大庆石油炼制产品的分析，在此基础上研制出国内首台SP-02色谱仪并推广生产；研制了腐蚀性气体分析的方法和仪器，为“两弹一星”服务……
改革开放带来了科学的春天，色谱学及其应用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和延伸。在卢佩章的带领下，大连化物所在加强色谱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开展了智能色谱攻坚，研制出带有色谱专家系统的智能气相和液相色谱仪。
与此同时，在卢佩章的组织带领下，《色谱》杂志创办，为中国色谱学科发展服务，引导越来越多的人才加入分离分析研究队伍。
20世纪90年代，通过研制新型色谱分离材料，构建新型色谱分离模式，色谱在环境样品、天然产物等复杂样品的分离分析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进入21世纪，针对生命科学、环境资源、公共安全等国家重大领域的实际需求，瞄准分析化学的国际前沿，分离分析化学重点实验室在张玉奎院士的带领下，锐意进取，形成了高效分离、全景表征和功能解析三大研究方向，并在色谱理论、方法创建、仪器研发应用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
“由于上述研究对象具有组成复杂、理化性质迥异、浓度分布范围宽、时空动态变化等特点，对分析方法提出巨大挑战。分离分析方法的突破有助于促进这些领域的快速发展。”分离分析化学重点实验室主任许国旺表示，他们希望通过发展高效、高分辨、高灵敏和高通量的色谱—质谱联用技术获取海量的组学数据并对其进行深入解析，解决国家重大领域需求，建成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分离测量化学研究中心，引领学科发展。
应需求，解国之疑难
许国旺表示，分离分析化学属于应用基础学科，这决定了他们的科研工作首要的是面向国家重大需求。
1987年，梁鑫淼进入大连化物所攻读色谱专业，师从卢佩章和张玉奎。在毕业时，他选择了中药的化学物质基础研究。
“中药创新发展和中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是国家的战略需求。中药是一个典型的复杂体系，其最大的科学问题是中药的物质组成结构与功能，最核心的技术问题是中药制药技术，以及如何提高中药产品的质量和质量一致性等。解决这些问题，分离分析技术是关键。”梁鑫淼说。
经过30多年的艰辛探索，梁鑫淼在国际上首次提出了“本草物质组”的理论与方法学，建立了系统的分离分析和纯化制备技术体系，在中药药效物质基础、中药标准化、中药先进制造和产业化升级等方面取得了诸多原创性成果。
今年，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医药通过临床筛选出了有效方剂“三药三方”，第一个“方”就是清肺排毒汤。梁鑫淼团队对其组分和有效机理进行深入研究，发现了对抗机体炎症及改善呼吸窘迫症状的中药靶向活性分子，为进一步发挥中药作用提供了科学数据支撑。
在梁鑫淼看来，当下中药发展仍面临巨大困境，主要在于基础研究水平和核心技术研发能力不足。比如，中药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缺乏合适的评价体系，中药制造工艺缺乏核心技术体系等。为解决这些问题，今年3月，江西省中科院大连化物所中药科学中心正式落成，梁鑫淼担任中心主任。
“我们将聚焦中药药效物质基础和安全性的关键科学问题，阐明中药科学内涵、引领新药创制、提升中药质量。”梁鑫淼说，与此同时，他们还将建成世界上第一个系统研究中药/传统药物的物质组成结构与功能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形成综合性核心技术体系，解决中医药的“卡脖子”问题。
除了中医药现代化，实验室还针对生命科学、环境资源、公共安全等国家重点领域的需求，研发了一系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分析仪器和装置并实现产业化；开发出具有潜在降血糖功能的鹿胶原肽制备技术，实现了东北鹿资源高值化综合利用，为国家和地方经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做到“国家最需要，我们最适合”。
“下一步，我们的目标要更紧密地结合国家需求。”许国旺说。
重人才，激创新活力
分离分析化学重点实验室历经两代色谱人的艰辛探索，为推动中国走向色谱强国作了重要贡献。“根据统计，2010年以来，我国在分离分析领域SCI论文发表数和被引用数世界排名第一，H因子也与国际水平相当。”言语间，张玉奎流露出自豪之情。
同时他也深感，要继续攀登科学高峰，应大胆重用年轻人，“因为青年人才是驱动学科发展和取得创新突破的重要动力”。
2011年，刚刚博士毕业的王方军由于在蛋白质组学新方法研究领域表现出色，被大连化物所破格直接聘为副研究员。留所不久，时任分离分析化学重点实验室主任邹汉法给王方军“压”下一个“973”课题的重任，并希望他做最创新的研究，技术路线也“激进”一点，直接研究生命分析化学最重要的难题之一 ——整体蛋白质的直接质谱分析。
然而，该课题的难度超出了王方军的预想，“这是一个真正的硬骨头”，困扰他最大的问题是难以对大分子量蛋白质进行高效碎裂解离和精细结构表征。
2016年，王方军大胆提出搭建极紫外激光—高分辨质谱装置，采用波长50~150nm的极紫外光子对进入质谱离子阱中的整体蛋白质进行直接光解离，从而实现对蛋白质序列和精细结构的高效表征。重点实验室全力支持他的想法，积极协调与大连相干光源极紫外激光装置的合作事宜，并支持他建立了生物分子结构表征新方法创新特区组。
在近4年的时间中，王方军与合作者“从零开始”，解决了高能激光超高真空系统—质谱接口设计与制造、光束与离子束对准等关键技术难点，在今年4月成功研制出世界第一台极紫外自由电子激光—高分辨质谱装置。初步结果表明，与该领域最好的欧洲同步辐射中心相比，蛋白质光电离效率方面提高了100倍，可直接对分子量3万道尔顿的蛋白质进行全序列覆盖的解离测序。
“实验室特别支持年轻人发展，只要有好的想法，实验室在团队、经费、平台上就给予支持，让我们大胆地做真正创新的工作。”王方军说。
生物分离与界面分子机制创新特区组组长卿光焱也深有感触。
2018年初，卿光焱加入大连化物所。他敏感地意识到把智能材料与分离分析相融合，有可能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他的想法得到了实验室的全力支持。这两年，他带领团队以肿瘤癌症标志物——唾液酸糖链检测为研究对象不断探索，于今年4月提出了基于动态共价化学精确捕获唾液酸糖链的新策略，为精确捕捉与癌症和免疫疾病发生密切相关的糖链信息提供了先进的捕获材料。
“与传统静态稳定的策略不同，我们的策略巧妙地利用了材料的动态和不稳定性。目前，方法和材料正在进行产业化应用，展现出了独特的优势和应用前景。”卿光焱告诉《中国科学报》，这些都得益于实验室对人才成长开辟“特区”。“实验室的信任鼓励我们不断创新探索，挑战自己，挑战权威，抢占科技前沿。”
如今，分离分析化学重点实验室已经培养了一批具有重要国际影响的中青年科学家，形成了一支在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科技创新团队。
善合作，促“全链条”发展
学科交叉，是分离分析化学重点实验室最大的特点之一。“开展‘全链条’研究，从基础理论研究到技术开发和仪器研制，再到成果转移转化，这是在卢佩章时代就已形成的风格。”张玉奎告诉《中国科学报》。
2014年，在所里的大力支持下，许国旺牵头开展“糖尿病的系统生物学研究”项目，凝聚蛋白质组学、代谢组学、微流控芯片、荧光探针和天然产物等分离分析平台以及转化医学优势科研力量，共同攻关2型糖尿病的精准分子分型和治疗机制。研究建立了2型糖尿病新分子分型框架体系，开展了二甲双胍刺激前后细胞的全蛋白质组、磷酸化蛋白质组和外泌体蛋白质组的分析，深入探讨了二甲双胍对2型糖尿病的调控机制及与AMPK的关系。此外，研究还促进了器官芯片、荧光染料、单细胞技术在2型糖尿病研究中的应用。
“合作和交流，促进我们取得更多创新成果。”许国旺说。
此外，团队针对糖尿病并发症——“视网膜病变”进行研究，从905个病人血样中发现和验证组合标记物12—HETE和2—哌啶酮，有望基于血液对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进行筛查。
“多学科交叉合作，充分展现了我们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也提升了我们重点实验室的整体水平。” 许国旺说。
除了所内课题组之间的合作，分离分析化学重点实验室还与医院建立联合实验室。在中国工程院院士杨胜利的帮助下，分离分析化学重点实验室与郑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建立合作，促进了慢加急肝损伤治疗新方案的形成。这为分析化学家与医生沟通交流搭建了很好的平台，加快了研究成果的转移转化。
浩瀚的生命宇宙，需要生命领域的“北斗卫星”去精确分析生物分子在生命网络中的活动轨迹。实验室研究员徐兆超团队就是这样一批“造星星的人”，“星星”就是他们创造的会发光、会闪烁的荧光分子。
徐兆超告诉《中国科学报》，他们从事的是生物靶标的荧光分析，包括荧光分子的构效关系研究，开发高荧光强度和光稳定性荧光染料、生物分子标记技术、无背景免洗荧光探针和超分辨荧光成像技术等，最终完成在活细胞中对生物分子的动态超分辨荧光成像。
在分离分析化学重点实验室，他的“星星”有了更多用武之地。他从组学研究中找到需求，“组学中要解析整个细胞中功能分子的网络，它具有动态、多组分和分子水平的特征，科研人员需要高选择性、高灵敏度和超高时空动态分辨的荧光染料”。
通过与其他学科科研人员的碰撞，他不断将高性能的荧光分子应用于新颖的生物靶标，并合作开展精准化学生物学跨尺度研究，这些研究被越来越多国内外研究者所关注。
“合作让每一颗‘星星’都有价值，他们能照亮生命。”徐兆超笑着说。
几度春秋，分离分析化学重点实验室承载着科研人的梦想，创先进技术，开辟领域；解国之所需，以产带学；善精诚合作，同心同德；承化物精神，树德树人。数载岁月，分离分析化学重点实验室怀壮志前行，严谨治学、协力攻坚、煦育菁华，盼科研硕果累累，望未来欣欣向荣！https://t.cn/A6bekl0C
2015年8月12日，天津港，一场始料未及的危险化学品仓库爆炸事故猝然发生，其中，爆炸仓库有大约700吨以氰化钠为主的剧毒危险化学品。事发后，空气、水、土壤质量等环境指标急需准确监测。
次日，大连消防队找到中国科学院分离分析化学重点实验室（以下简称分离分析化学重点实验室）寻求支援。作为实验室快速分离和检测课题组组长，李海洋立刻组建小组，连夜改制自主研发的两台仪器（车载便携式飞行时间质谱仪和高灵敏离子迁移谱仪）并前往现场，分别在距爆炸点200米左右的环境以及爆炸中心区域进行了长达20天的持续监测。
结果不负众望。带去的仪器具有灵敏度高、测试结果准确可靠等优异的性能和稳定的工作状态，为前线指挥工作提供了重要基础数据。“做科学研究、研发国产仪器，能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候冲到一线并解决问题，就是我们的初衷与最大的满足感。”李海洋说。
以扎实的基础研究为根，以满足国家需求为本，在12年的发展历程中，分离分析化学重点实验室面向基础核心的科学问题，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难题，努力做到领域中的“不可替代”。
创色谱，拓展新天地
在分离分析化学中，色谱是最强大的手段之一，它使复杂的研究对象“出得来、分得开”，犹如科学家的“慧眼”，帮他们剖开现象看到本质，解析复杂的大千世界。
分离分析化学重点实验室成立于2008年。不过，它的成长经历可追溯到半个多世纪前。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国家石油化工和国防军工发展的迫切需要，以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大连化物所）卢佩章院士为代表的色谱研究先驱者身负使命，勇担重任——发展气—固体积色谱法，实现了水煤气合成产品的气体组分分析；发展气液色谱法用于大庆石油炼制产品的分析，在此基础上研制出国内首台SP-02色谱仪并推广生产；研制了腐蚀性气体分析的方法和仪器，为“两弹一星”服务……
改革开放带来了科学的春天，色谱学及其应用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和延伸。在卢佩章的带领下，大连化物所在加强色谱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开展了智能色谱攻坚，研制出带有色谱专家系统的智能气相和液相色谱仪。
与此同时，在卢佩章的组织带领下，《色谱》杂志创办，为中国色谱学科发展服务，引导越来越多的人才加入分离分析研究队伍。
20世纪90年代，通过研制新型色谱分离材料，构建新型色谱分离模式，色谱在环境样品、天然产物等复杂样品的分离分析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进入21世纪，针对生命科学、环境资源、公共安全等国家重大领域的实际需求，瞄准分析化学的国际前沿，分离分析化学重点实验室在张玉奎院士的带领下，锐意进取，形成了高效分离、全景表征和功能解析三大研究方向，并在色谱理论、方法创建、仪器研发应用等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
“由于上述研究对象具有组成复杂、理化性质迥异、浓度分布范围宽、时空动态变化等特点，对分析方法提出巨大挑战。分离分析方法的突破有助于促进这些领域的快速发展。”分离分析化学重点实验室主任许国旺表示，他们希望通过发展高效、高分辨、高灵敏和高通量的色谱—质谱联用技术获取海量的组学数据并对其进行深入解析，解决国家重大领域需求，建成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分离测量化学研究中心，引领学科发展。
应需求，解国之疑难
许国旺表示，分离分析化学属于应用基础学科，这决定了他们的科研工作首要的是面向国家重大需求。
1987年，梁鑫淼进入大连化物所攻读色谱专业，师从卢佩章和张玉奎。在毕业时，他选择了中药的化学物质基础研究。
“中药创新发展和中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是国家的战略需求。中药是一个典型的复杂体系，其最大的科学问题是中药的物质组成结构与功能，最核心的技术问题是中药制药技术，以及如何提高中药产品的质量和质量一致性等。解决这些问题，分离分析技术是关键。”梁鑫淼说。
经过30多年的艰辛探索，梁鑫淼在国际上首次提出了“本草物质组”的理论与方法学，建立了系统的分离分析和纯化制备技术体系，在中药药效物质基础、中药标准化、中药先进制造和产业化升级等方面取得了诸多原创性成果。
今年，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医药通过临床筛选出了有效方剂“三药三方”，第一个“方”就是清肺排毒汤。梁鑫淼团队对其组分和有效机理进行深入研究，发现了对抗机体炎症及改善呼吸窘迫症状的中药靶向活性分子，为进一步发挥中药作用提供了科学数据支撑。
在梁鑫淼看来，当下中药发展仍面临巨大困境，主要在于基础研究水平和核心技术研发能力不足。比如，中药的有效性和安全性缺乏合适的评价体系，中药制造工艺缺乏核心技术体系等。为解决这些问题，今年3月，江西省中科院大连化物所中药科学中心正式落成，梁鑫淼担任中心主任。
“我们将聚焦中药药效物质基础和安全性的关键科学问题，阐明中药科学内涵、引领新药创制、提升中药质量。”梁鑫淼说，与此同时，他们还将建成世界上第一个系统研究中药/传统药物的物质组成结构与功能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形成综合性核心技术体系，解决中医药的“卡脖子”问题。
除了中医药现代化，实验室还针对生命科学、环境资源、公共安全等国家重点领域的需求，研发了一系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分析仪器和装置并实现产业化；开发出具有潜在降血糖功能的鹿胶原肽制备技术，实现了东北鹿资源高值化综合利用，为国家和地方经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做到“国家最需要，我们最适合”。
“下一步，我们的目标要更紧密地结合国家需求。”许国旺说。
重人才，激创新活力
分离分析化学重点实验室历经两代色谱人的艰辛探索，为推动中国走向色谱强国作了重要贡献。“根据统计，2010年以来，我国在分离分析领域SCI论文发表数和被引用数世界排名第一，H因子也与国际水平相当。”言语间，张玉奎流露出自豪之情。
同时他也深感，要继续攀登科学高峰，应大胆重用年轻人，“因为青年人才是驱动学科发展和取得创新突破的重要动力”。
2011年，刚刚博士毕业的王方军由于在蛋白质组学新方法研究领域表现出色，被大连化物所破格直接聘为副研究员。留所不久，时任分离分析化学重点实验室主任邹汉法给王方军“压”下一个“973”课题的重任，并希望他做最创新的研究，技术路线也“激进”一点，直接研究生命分析化学最重要的难题之一 ——整体蛋白质的直接质谱分析。
然而，该课题的难度超出了王方军的预想，“这是一个真正的硬骨头”，困扰他最大的问题是难以对大分子量蛋白质进行高效碎裂解离和精细结构表征。
2016年，王方军大胆提出搭建极紫外激光—高分辨质谱装置，采用波长50~150nm的极紫外光子对进入质谱离子阱中的整体蛋白质进行直接光解离，从而实现对蛋白质序列和精细结构的高效表征。重点实验室全力支持他的想法，积极协调与大连相干光源极紫外激光装置的合作事宜，并支持他建立了生物分子结构表征新方法创新特区组。
在近4年的时间中，王方军与合作者“从零开始”，解决了高能激光超高真空系统—质谱接口设计与制造、光束与离子束对准等关键技术难点，在今年4月成功研制出世界第一台极紫外自由电子激光—高分辨质谱装置。初步结果表明，与该领域最好的欧洲同步辐射中心相比，蛋白质光电离效率方面提高了100倍，可直接对分子量3万道尔顿的蛋白质进行全序列覆盖的解离测序。
“实验室特别支持年轻人发展，只要有好的想法，实验室在团队、经费、平台上就给予支持，让我们大胆地做真正创新的工作。”王方军说。
生物分离与界面分子机制创新特区组组长卿光焱也深有感触。
2018年初，卿光焱加入大连化物所。他敏感地意识到把智能材料与分离分析相融合，有可能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他的想法得到了实验室的全力支持。这两年，他带领团队以肿瘤癌症标志物——唾液酸糖链检测为研究对象不断探索，于今年4月提出了基于动态共价化学精确捕获唾液酸糖链的新策略，为精确捕捉与癌症和免疫疾病发生密切相关的糖链信息提供了先进的捕获材料。
“与传统静态稳定的策略不同，我们的策略巧妙地利用了材料的动态和不稳定性。目前，方法和材料正在进行产业化应用，展现出了独特的优势和应用前景。”卿光焱告诉《中国科学报》，这些都得益于实验室对人才成长开辟“特区”。“实验室的信任鼓励我们不断创新探索，挑战自己，挑战权威，抢占科技前沿。”
如今，分离分析化学重点实验室已经培养了一批具有重要国际影响的中青年科学家，形成了一支在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科技创新团队。
善合作，促“全链条”发展
学科交叉，是分离分析化学重点实验室最大的特点之一。“开展‘全链条’研究，从基础理论研究到技术开发和仪器研制，再到成果转移转化，这是在卢佩章时代就已形成的风格。”张玉奎告诉《中国科学报》。
2014年，在所里的大力支持下，许国旺牵头开展“糖尿病的系统生物学研究”项目，凝聚蛋白质组学、代谢组学、微流控芯片、荧光探针和天然产物等分离分析平台以及转化医学优势科研力量，共同攻关2型糖尿病的精准分子分型和治疗机制。研究建立了2型糖尿病新分子分型框架体系，开展了二甲双胍刺激前后细胞的全蛋白质组、磷酸化蛋白质组和外泌体蛋白质组的分析，深入探讨了二甲双胍对2型糖尿病的调控机制及与AMPK的关系。此外，研究还促进了器官芯片、荧光染料、单细胞技术在2型糖尿病研究中的应用。
“合作和交流，促进我们取得更多创新成果。”许国旺说。
此外，团队针对糖尿病并发症——“视网膜病变”进行研究，从905个病人血样中发现和验证组合标记物12—HETE和2—哌啶酮，有望基于血液对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进行筛查。
“多学科交叉合作，充分展现了我们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也提升了我们重点实验室的整体水平。” 许国旺说。
除了所内课题组之间的合作，分离分析化学重点实验室还与医院建立联合实验室。在中国工程院院士杨胜利的帮助下，分离分析化学重点实验室与郑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建立合作，促进了慢加急肝损伤治疗新方案的形成。这为分析化学家与医生沟通交流搭建了很好的平台，加快了研究成果的转移转化。
浩瀚的生命宇宙，需要生命领域的“北斗卫星”去精确分析生物分子在生命网络中的活动轨迹。实验室研究员徐兆超团队就是这样一批“造星星的人”，“星星”就是他们创造的会发光、会闪烁的荧光分子。
徐兆超告诉《中国科学报》，他们从事的是生物靶标的荧光分析，包括荧光分子的构效关系研究，开发高荧光强度和光稳定性荧光染料、生物分子标记技术、无背景免洗荧光探针和超分辨荧光成像技术等，最终完成在活细胞中对生物分子的动态超分辨荧光成像。
在分离分析化学重点实验室，他的“星星”有了更多用武之地。他从组学研究中找到需求，“组学中要解析整个细胞中功能分子的网络，它具有动态、多组分和分子水平的特征，科研人员需要高选择性、高灵敏度和超高时空动态分辨的荧光染料”。
通过与其他学科科研人员的碰撞，他不断将高性能的荧光分子应用于新颖的生物靶标，并合作开展精准化学生物学跨尺度研究，这些研究被越来越多国内外研究者所关注。
“合作让每一颗‘星星’都有价值，他们能照亮生命。”徐兆超笑着说。
几度春秋，分离分析化学重点实验室承载着科研人的梦想，创先进技术，开辟领域；解国之所需，以产带学；善精诚合作，同心同德；承化物精神，树德树人。数载岁月，分离分析化学重点实验室怀壮志前行，严谨治学、协力攻坚、煦育菁华，盼科研硕果累累，望未来欣欣向荣！https://t.cn/A6bekl0C
【公元1520年代：杨廷和改革】
1521年，明武宗朱厚照去世。在武宗去世、新君未至时，内阁首辅杨廷和挺身而出、正色立于朝堂，以为国为民的担当精神安定政局、革除弊政，及时推出了一系列积极的改革措施，为时局稳定及后续时代的开启奠定了基础。
公元1520年，是明武宗朱厚照在位的倒数第二个年头。明武宗在位期间荒疏朝政，致使社会经济不断恶化，各种矛盾空前尖锐，使乃父明孝宗励精图治所创造的“弘治中兴”如昙花一现般消逝。
1521年，武宗去世。在武宗去世、新君未至时，内阁首辅杨廷和挺身而出，安定政局、革除弊政，进行了一场改革，为嘉靖、隆庆、万历时代的开启奠定了基础。
平稳天下
武宗统治后期，佞幸江彬擅权，他诱惑武宗巡幸多地，招致群臣反对，内阁首辅杨廷和等人多次劝谏，“语极危苦”，但武宗一概不理。1520年秋九月，明武宗在“御驾亲征”捉拿反叛藩王朱宸濠的回銮途中，于淮安清江浦积水池钓鱼时，因所乘小舟沉没而落水，在左右将其救出后即身染重病，最终不起，于次年三月去世。
武宗尚无子嗣，其父孝宗皇帝又无其他子嗣，朝局顿时紧张起来。司礼监太监奉太后之命到内阁与杨廷和等商议继任新君人选。但此时手握重权的各位佞幸为求后福都各有支持人选，杨廷和为防止他们插手干预，赶紧下令关闭内阁大门，而后援引皇明祖训中“兄终弟及”的条款，建议由明武宗从弟、兴献王之长子朱厚熜(即明世宗)继承帝位，得到阁臣梁储、蒋冕、毛纪的支持。
应当说这个建议是合情合理的，明代非常重视儒家礼法制度，朱厚熜是武宗祖父宪宗支系堂兄弟里血缘关系最近且又年长者，由其继承皇位最为合适。商议妥当后，杨廷和等人在令司礼监太监回奏太后的同时，又恭候于左顺门下，直到太监以遗诏、太后懿旨名义宣布，“天下事大定矣”。
杨廷和当之无愧是国之重臣，历仕宪宗、孝宗、武宗、世宗四朝，并两度担任首辅。杨廷和为人性格安静慎重、颇有风度，为文明白畅达、法度严谨，十九岁就登进士第。杨廷和少年成名，他的儿子杨慎更被认为是明代三才子之首。几乎尽人皆知的《三国演义》开篇词，“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就是杨慎的手笔。王夫之评价杨慎的诗，“三百年来最上乘”。
安定政局
继任新君的人选虽定，但掌权的江彬集团仍未剪除，朝局仍不稳定。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杨廷和以其高超的谋略和出色的胆识，经过一番周密部署，最终消灭江彬集团。
武宗死后，杨廷和先是立即解散由江彬统领的豹房官军，不让江彬参与守城等事宜，削其兵权。此举引起了江彬的猜疑，他称病不出，却暗地里安排心腹、以观其变，在东、西、北三禁门埋伏兵士，又让心腹许泰去探听杨廷和的意思。
杨廷和是何许人也，居官多年，见了多少风风雨雨，立即洞悉其阴谋，在许泰等人大骂江彬时，故意“以温语慰之”，并专门写信感谢江彬“大事幸赖镇定”，以麻痹江彬。
接着，杨廷和又火速与阁臣蒋冕、毛纪等商议，利用江彬与宦官集团的矛盾，说服大宦官魏彬、温祥等人，并请温祥疏通张太后。而后，以坤宁宫安兽吻必须由江彬亲自参与为由，将其诱捕，并迅速逮了他的同党李琮、神周等人，为嘉靖初政扫清了道路。
革除弊政
武宗在位十六年，弊政丛生，严重威胁到明王朝的稳定。他去世后，杨廷和利用武宗遗诏、世宗登极诏书的名义，推行了一系列改革。
杨廷和以武宗遗旨的名义，遣散豹房军士，让宦官张永统领、抚恤，令威武团练军还营，诸边镇及保定军各自还镇；革除皇店、军门办事官校，令其各还原来的卫所；赏赐哈密、吐鲁番、佛郎机贡使，让他们回国；又遣散豹房番僧、少林寺僧、教坊乐人以及不合常例的南京马快船等。将在京师陪伴武宗寻欢作乐的各类人等打发出京。
紧接着，在武宗的正式遗诏中，又下令停止京师一切不急需的工程，特别是武宗在京城的游乐场所，放还四方进献的女子，南征抓捕的罪囚中除确与宁王朱宸濠谋反相关者一律查明释放，又将宣府行宫中的金宝收归内库以备接济边储及赏赐等用。
这些措施的实行，迅速革除武宗时代最为突出的弊政，对公认有问题的率先改革，得到朝野上下的拥护，“中外大悦”。
接着，杨廷和老成谋国，又认真研究了正德以来的“奸人弊政，将悉以登极诏书除之”，将改革理念写入世宗的登极诏书中。该诏近8000言，涉及内容有八十余条。
因为诏书中革除弊政的措施涉及方方面面，所以诏书的颁布过程也颇有波折。
在朱厚熜登极前一天，诏书已上呈，这时文书房官跑来跟杨廷和商议，打算除去其中“不便者数事”。
杨廷和坚决抵制，并尖锐地提出：“以前遇到龃龉之处，你们动辄就说是皇帝的意思，现在看来恐怕未必如此吧。如果非要改的话，我今天拜贺新天子登极，明日就要申请退休，并且还要当面问问，新君初来，到底是谁想更改诏书。”来人哑口无言。
同时，阁臣蒋冕、毛纪也相继陈述利害，这才确保诏书顺利颁行。杨廷和、蒋冕、毛纪都是内阁重臣，三人能够正色立于朝堂，对时局的稳定和发展确实功不可没。
改革措施
世宗登极诏书中的改革内容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裁抑宦官势力。杨廷和力纠刘瑾专权之弊，大力裁抑宦官势力。他陆续将张永、魏彬等虽掌握权力、却民愤不大的大宦官放置到南京。又在诏中下令，正德年间差出“取佛、买办、织造、烧造”的宦官以及腹里、地方及各边、各关新添的分守、守备宦官，“诏书到日即便回京”；对未撤回的担任镇守及副总兵的宦官，则以敕书的名义详细规定其职权，令其不得干预地方政务。
同时，又以内府各监局“官员、内使增添太多，供用浩繁，甚非祖宗旧制”为由，令司礼监依弘治前数额清理。还严厉打击私自净身希图收用者。嘉靖帝即位后，继续严驭近侍，史书评价嘉靖时期宦官势力被大大约制，杨廷和功不可没。
其二，任用贤人，开通言路。正德年间，宦官、佞幸相继专权，政治黑暗、言路堵塞。世宗登极诏中规定，将正德年间因为忠直谏诤、操守正直而被贬职、免职者以及因言事忤旨而被迫致仕、养病者，特别是正德十四年因劝谏武宗巡游跪门而被责打、降级者予以平反，死者给予谕祭、封赠，生者官复原职，甚至酌情升用。
同时，又严令给事中、御史等言官务必要忠于职守，凡是涉及朝廷政事得失、天下军民利病等要事务必直言无隐，遇有贪暴奸邪的文武官员务必陈实迹加以纠劾。
其三，裁汰冗员，纾缓民力。明代自成化朝以来，不经吏部正规程序、由皇帝直接任命的传奉官日渐增多，不但恶化了政风，而且产生冗员。正德间这种情况更加严重。
此外，南北两京各卫所也有很多无籍之徒冒充军卫，并添设了诸多旗军校尉、勇士、力士、军匠等，造成冗员泛滥。登极诏下令，将正德元年以来“诸色人等传升、乞升大小官职”尽数裁革，并严格清理冒充军卫人员。诏书里这一项就革除冗员十四万八千多人，每年为国家节省粮食一百五十五万石还多。
此外，登极诏中还规定了一些纾缓民力的措施，下令将正德十五年底之前各处实征税粮、马草、丝绢、布匹及皇庄庄田籽粒等尽数免除，对因饥寒困苦而被迫啸聚为非的普通军民准许其改过自新，并加以抚恤、免其差徭，最大限度地缓和了社会矛盾。
在武宗去世至世宗登极的三十多天里，杨廷和秉政中枢，拥立新君、革除弊政，保障了政权的顺利过渡，为后续时代的开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虽然在嘉靖初政不久，杨廷和就因大礼议之争而被迫退休，但他的改革成效却得到了肯定。据《明史》记载：“久之，帝问大学士李时太仓所积几何？时对曰：可支数年。由陛下初年诏书裁革冗员所致。”
嘉靖皇帝听后慨然：“此杨廷和功，不可没也。”此时据杨廷和去职已经十数年，但他改革的积极影响仍旧存在，即使是嘉靖皇帝对此也不得不承认。
1521年，明武宗朱厚照去世。在武宗去世、新君未至时，内阁首辅杨廷和挺身而出、正色立于朝堂，以为国为民的担当精神安定政局、革除弊政，及时推出了一系列积极的改革措施，为时局稳定及后续时代的开启奠定了基础。
公元1520年，是明武宗朱厚照在位的倒数第二个年头。明武宗在位期间荒疏朝政，致使社会经济不断恶化，各种矛盾空前尖锐，使乃父明孝宗励精图治所创造的“弘治中兴”如昙花一现般消逝。
1521年，武宗去世。在武宗去世、新君未至时，内阁首辅杨廷和挺身而出，安定政局、革除弊政，进行了一场改革，为嘉靖、隆庆、万历时代的开启奠定了基础。
平稳天下
武宗统治后期，佞幸江彬擅权，他诱惑武宗巡幸多地，招致群臣反对，内阁首辅杨廷和等人多次劝谏，“语极危苦”，但武宗一概不理。1520年秋九月，明武宗在“御驾亲征”捉拿反叛藩王朱宸濠的回銮途中，于淮安清江浦积水池钓鱼时，因所乘小舟沉没而落水，在左右将其救出后即身染重病，最终不起，于次年三月去世。
武宗尚无子嗣，其父孝宗皇帝又无其他子嗣，朝局顿时紧张起来。司礼监太监奉太后之命到内阁与杨廷和等商议继任新君人选。但此时手握重权的各位佞幸为求后福都各有支持人选，杨廷和为防止他们插手干预，赶紧下令关闭内阁大门，而后援引皇明祖训中“兄终弟及”的条款，建议由明武宗从弟、兴献王之长子朱厚熜(即明世宗)继承帝位，得到阁臣梁储、蒋冕、毛纪的支持。
应当说这个建议是合情合理的，明代非常重视儒家礼法制度，朱厚熜是武宗祖父宪宗支系堂兄弟里血缘关系最近且又年长者，由其继承皇位最为合适。商议妥当后，杨廷和等人在令司礼监太监回奏太后的同时，又恭候于左顺门下，直到太监以遗诏、太后懿旨名义宣布，“天下事大定矣”。
杨廷和当之无愧是国之重臣，历仕宪宗、孝宗、武宗、世宗四朝，并两度担任首辅。杨廷和为人性格安静慎重、颇有风度，为文明白畅达、法度严谨，十九岁就登进士第。杨廷和少年成名，他的儿子杨慎更被认为是明代三才子之首。几乎尽人皆知的《三国演义》开篇词，“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就是杨慎的手笔。王夫之评价杨慎的诗，“三百年来最上乘”。
安定政局
继任新君的人选虽定，但掌权的江彬集团仍未剪除，朝局仍不稳定。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杨廷和以其高超的谋略和出色的胆识，经过一番周密部署，最终消灭江彬集团。
武宗死后，杨廷和先是立即解散由江彬统领的豹房官军，不让江彬参与守城等事宜，削其兵权。此举引起了江彬的猜疑，他称病不出，却暗地里安排心腹、以观其变，在东、西、北三禁门埋伏兵士，又让心腹许泰去探听杨廷和的意思。
杨廷和是何许人也，居官多年，见了多少风风雨雨，立即洞悉其阴谋，在许泰等人大骂江彬时，故意“以温语慰之”，并专门写信感谢江彬“大事幸赖镇定”，以麻痹江彬。
接着，杨廷和又火速与阁臣蒋冕、毛纪等商议，利用江彬与宦官集团的矛盾，说服大宦官魏彬、温祥等人，并请温祥疏通张太后。而后，以坤宁宫安兽吻必须由江彬亲自参与为由，将其诱捕，并迅速逮了他的同党李琮、神周等人，为嘉靖初政扫清了道路。
革除弊政
武宗在位十六年，弊政丛生，严重威胁到明王朝的稳定。他去世后，杨廷和利用武宗遗诏、世宗登极诏书的名义，推行了一系列改革。
杨廷和以武宗遗旨的名义，遣散豹房军士，让宦官张永统领、抚恤，令威武团练军还营，诸边镇及保定军各自还镇；革除皇店、军门办事官校，令其各还原来的卫所；赏赐哈密、吐鲁番、佛郎机贡使，让他们回国；又遣散豹房番僧、少林寺僧、教坊乐人以及不合常例的南京马快船等。将在京师陪伴武宗寻欢作乐的各类人等打发出京。
紧接着，在武宗的正式遗诏中，又下令停止京师一切不急需的工程，特别是武宗在京城的游乐场所，放还四方进献的女子，南征抓捕的罪囚中除确与宁王朱宸濠谋反相关者一律查明释放，又将宣府行宫中的金宝收归内库以备接济边储及赏赐等用。
这些措施的实行，迅速革除武宗时代最为突出的弊政，对公认有问题的率先改革，得到朝野上下的拥护，“中外大悦”。
接着，杨廷和老成谋国，又认真研究了正德以来的“奸人弊政，将悉以登极诏书除之”，将改革理念写入世宗的登极诏书中。该诏近8000言，涉及内容有八十余条。
因为诏书中革除弊政的措施涉及方方面面，所以诏书的颁布过程也颇有波折。
在朱厚熜登极前一天，诏书已上呈，这时文书房官跑来跟杨廷和商议，打算除去其中“不便者数事”。
杨廷和坚决抵制，并尖锐地提出：“以前遇到龃龉之处，你们动辄就说是皇帝的意思，现在看来恐怕未必如此吧。如果非要改的话，我今天拜贺新天子登极，明日就要申请退休，并且还要当面问问，新君初来，到底是谁想更改诏书。”来人哑口无言。
同时，阁臣蒋冕、毛纪也相继陈述利害，这才确保诏书顺利颁行。杨廷和、蒋冕、毛纪都是内阁重臣，三人能够正色立于朝堂，对时局的稳定和发展确实功不可没。
改革措施
世宗登极诏书中的改革内容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裁抑宦官势力。杨廷和力纠刘瑾专权之弊，大力裁抑宦官势力。他陆续将张永、魏彬等虽掌握权力、却民愤不大的大宦官放置到南京。又在诏中下令，正德年间差出“取佛、买办、织造、烧造”的宦官以及腹里、地方及各边、各关新添的分守、守备宦官，“诏书到日即便回京”；对未撤回的担任镇守及副总兵的宦官，则以敕书的名义详细规定其职权，令其不得干预地方政务。
同时，又以内府各监局“官员、内使增添太多，供用浩繁，甚非祖宗旧制”为由，令司礼监依弘治前数额清理。还严厉打击私自净身希图收用者。嘉靖帝即位后，继续严驭近侍，史书评价嘉靖时期宦官势力被大大约制，杨廷和功不可没。
其二，任用贤人，开通言路。正德年间，宦官、佞幸相继专权，政治黑暗、言路堵塞。世宗登极诏中规定，将正德年间因为忠直谏诤、操守正直而被贬职、免职者以及因言事忤旨而被迫致仕、养病者，特别是正德十四年因劝谏武宗巡游跪门而被责打、降级者予以平反，死者给予谕祭、封赠，生者官复原职，甚至酌情升用。
同时，又严令给事中、御史等言官务必要忠于职守，凡是涉及朝廷政事得失、天下军民利病等要事务必直言无隐，遇有贪暴奸邪的文武官员务必陈实迹加以纠劾。
其三，裁汰冗员，纾缓民力。明代自成化朝以来，不经吏部正规程序、由皇帝直接任命的传奉官日渐增多，不但恶化了政风，而且产生冗员。正德间这种情况更加严重。
此外，南北两京各卫所也有很多无籍之徒冒充军卫，并添设了诸多旗军校尉、勇士、力士、军匠等，造成冗员泛滥。登极诏下令，将正德元年以来“诸色人等传升、乞升大小官职”尽数裁革，并严格清理冒充军卫人员。诏书里这一项就革除冗员十四万八千多人，每年为国家节省粮食一百五十五万石还多。
此外，登极诏中还规定了一些纾缓民力的措施，下令将正德十五年底之前各处实征税粮、马草、丝绢、布匹及皇庄庄田籽粒等尽数免除，对因饥寒困苦而被迫啸聚为非的普通军民准许其改过自新，并加以抚恤、免其差徭，最大限度地缓和了社会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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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必须坚持立足民族又面向世界。中国的命运与世界的命运紧密相关。我们要把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与扩大对外开放结合进来，尊重各国的历史特点、文化传统，尊重各国人民选择的发展道路，善于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增强中华文明生机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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