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四经·君正》：“因天之生也以养生，胃之文”“文则明，武则强”
原创：熊春锦 德慧智
道德人生最幸福，德才兼备最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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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四经·君正》：“因天之生也以养生，胃之文。”万物皆属于道生之而德畜之，称之为天生万物，德的能量扶生万物，这就是天道的文治。《黄帝四经·四度》：“动精参于天地胃之文，诛禁时当胃之武”“文则明，武则强”；“因天时，伐天毁，胃之武。武刃而以文随亓后，则有成功矣”。“用二文一武者王。”治人事天的动和静，全都符合天地自然的法则和秩序时，就称之为“文”。因为天道所生的物相全都具有生灭的必然规律性，顺应天的杀伐能量，对物相中应该灭亡的进行清理配合，诛杀与禁制的时机选择得准确得当，就称之为“武”。“文”是“德”光明的表现，“武”所示现的是能量的强盛。洞察并且顺应天时及时征伐清理天道将要毁灭的物相目标，也就是替天行道的武力使用。运用武力清理应当消亡的物相以后，用道德文化及时配合其后进行应用，就存在着成功的必然性。治事治国过程中，恰当地运用这两个文治与一个武治，必然成就王者的事业。也就是《黄帝四经·君正》中所说的：“因天之杀也以伐死，胃之武。文武并行，则天下从矣。”将这种文武同步一体应用在治理中，也就天下必然响应与服从。
中国传统文化中用“文治武功”一词，高度概括心火礼德治理的完整内容，将两个庞大的系统浓缩在一句成语之中。文治武功，就是易学中离卦之象的一体两面，也就是现代语境的文化与军事，这两者一柔一刚，刚柔相济，有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是治理学内壮其体、内强其身的核心内容。
但是，由于文化的教育、文埶、宣传三大系统，全都是软实力，在历史上的很长时期内，都并不被人们在修身和治国中，真正高度予以重视。
人们所偏重的往往只是武功的军事与科技，轻视文治中教育、文埶、宣传这些内在真正强大的核心与基础。
例如，中国历史上高度重视文化复兴，有过两次历史机遇，那就是汉代和唐代的复兴道德根文化，诞生出文景之治、光武中兴和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的丰硕成果。但是我们必需注意到，中国历史上只出现过文化复兴，而且全都是皇权行为，虽然能够创造历史的辉煌，时效却只有几十年的短暂效应；皇权却从未提倡过文埶(艺)复兴。这是中国历史中的缺憾。
西方的历史则不然，由于其缺乏深厚的文化底蕴，文化复兴与他们无缘，相反却促成了全社会性的文艺复兴。从下至上的文艺复兴与从上至下的文化复兴，各有特色，作用力与影响力相差较大。西方的文艺复兴由于符合“为大于其细，图难于其易”的原则，形成强大的社会综合能量，影响世界几百年，并且孕育了工业和科技革命性的发展。中国的古代的文化复兴，在如何对待“埶”的问题上，在周朝以后就不仅不再是“毋故埶”，而且是弃埶用藝，视藝为巧。错误解读“绝巧弃利”，并未能将道德文化的营养，顺利地转化为强大的社会创造力，未能将文化复兴与文埶复兴同时抓住，成为强大的社会创造力。这一历史经验教训，非常值得治理者们吸取而永志不忘。
配图：玉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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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帝四经·君正》：“因天之生也以养生，胃之文。”万物皆属于道生之而德畜之，称之为天生万物，德的能量扶生万物，这就是天道的文治。《黄帝四经·四度》：“动精参于天地胃之文，诛禁时当胃之武”“文则明，武则强”；“因天时，伐天毁，胃之武。武刃而以文随亓后，则有成功矣”。“用二文一武者王。”治人事天的动和静，全都符合天地自然的法则和秩序时，就称之为“文”。因为天道所生的物相全都具有生灭的必然规律性，顺应天的杀伐能量，对物相中应该灭亡的进行清理配合，诛杀与禁制的时机选择得准确得当，就称之为“武”。“文”是“德”光明的表现，“武”所示现的是能量的强盛。洞察并且顺应天时及时征伐清理天道将要毁灭的物相目标，也就是替天行道的武力使用。运用武力清理应当消亡的物相以后，用道德文化及时配合其后进行应用，就存在着成功的必然性。治事治国过程中，恰当地运用这两个文治与一个武治，必然成就王者的事业。也就是《黄帝四经·君正》中所说的：“因天之杀也以伐死，胃之武。文武并行，则天下从矣。”将这种文武同步一体应用在治理中，也就天下必然响应与服从。
中国传统文化中用“文治武功”一词，高度概括心火礼德治理的完整内容，将两个庞大的系统浓缩在一句成语之中。文治武功，就是易学中离卦之象的一体两面，也就是现代语境的文化与军事，这两者一柔一刚，刚柔相济，有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是治理学内壮其体、内强其身的核心内容。
但是，由于文化的教育、文埶、宣传三大系统，全都是软实力，在历史上的很长时期内，都并不被人们在修身和治国中，真正高度予以重视。
人们所偏重的往往只是武功的军事与科技，轻视文治中教育、文埶、宣传这些内在真正强大的核心与基础。
例如，中国历史上高度重视文化复兴，有过两次历史机遇，那就是汉代和唐代的复兴道德根文化，诞生出文景之治、光武中兴和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的丰硕成果。但是我们必需注意到，中国历史上只出现过文化复兴，而且全都是皇权行为，虽然能够创造历史的辉煌，时效却只有几十年的短暂效应；皇权却从未提倡过文埶(艺)复兴。这是中国历史中的缺憾。
西方的历史则不然，由于其缺乏深厚的文化底蕴，文化复兴与他们无缘，相反却促成了全社会性的文艺复兴。从下至上的文艺复兴与从上至下的文化复兴，各有特色，作用力与影响力相差较大。西方的文艺复兴由于符合“为大于其细，图难于其易”的原则，形成强大的社会综合能量，影响世界几百年，并且孕育了工业和科技革命性的发展。中国的古代的文化复兴，在如何对待“埶”的问题上，在周朝以后就不仅不再是“毋故埶”，而且是弃埶用藝，视藝为巧。错误解读“绝巧弃利”，并未能将道德文化的营养，顺利地转化为强大的社会创造力，未能将文化复兴与文埶复兴同时抓住，成为强大的社会创造力。这一历史经验教训，非常值得治理者们吸取而永志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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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不韦说：务农是一本百利，经商是一本万利，从政则是一本万万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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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智能之商，在早期仍然深深带有道商的精神烙印。这精神烙印，其实在智能时代的战国春秋时期，仍然还有典型的表现。其中，最典型的慧智共运型的商人姓范，就诞生在江浙这一带。范蠡，可以说是中国最早在智能时期也就是轴心转换时期当中的一个硕果仅存的智慧共运型商人。在他之后，紧接着的就是秦朝的吕不韦。吕不韦，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唯智能型商人，因为他的商道充满着智能的狡诈和计谋的运用，而失于道和德，这是一个分水岭。把这两个代表人物一抓住以后，这两个商业历史上的代表人物，可以说是两个标杆，就给我们非常清晰界定出什么是道商、什么是儒商、什么是俗商。
吕不韦，他提出：务农是一本百利，经商是一本万利，从政则是一本万万利。三个“利”字，就把他送进了智能型的唯利是图的这样一个宝塔尖里，因此在他的身上，很难找到道商的最高智慧。吕不韦的最后下场也是非常凄惨的，因为他离开了道和德，没有从正道经营自己的商业人生，而是在商界和政治界玩弄权术和计谋，他最终的失败，也就成了一个必然的不可回避的结果。
根据史记和历史上的一些记载，都是说商界的祖师范蠡到秦国去卖铜器，而以“商”为一个标识，后来就沿袭下来，有了“商人”这个名词。实际上，这是局限于编修以后的历史所形成的认知。其实，早在夏、商、殷、周时期，道商一直是非常鼎盛地活跃在中国的社会舞台上。只是那个时候的商，由于社会遵循着一种比较典型的道德伦理观念的制约，遵循着尊道贵德和敬天爱地的制约，商界与其它业界一样，是比较平等的，而没有将它另类分化出来，也就是说，商人这一职业早就存在。
在西周的鼎盛时期，从现存的历史当中，也还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的历史脉络。
五千年以来，在轴心时代开始以后，随着儒学智能时代在商、殷、周、秦汉的展开，社会就逐步远离了道生德养、众生平等的观念，逐步产生了社会的等级划分，以士、农、工、商为序的层级，实际上就在愚智的影响下，在这个文化背景下逐步形成了，所以古代的上九流就有了一个分类。从这个分类当中，我们可以看出，愚智的文化等级观念、层次观念是非常明显的。除了帝王、圣贤、隐士、童仙、文人、古士，然后才是农、工、商，是这样子的一个等级逐步分下来的，将帝王列为上九流之上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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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智能之商，在早期仍然深深带有道商的精神烙印。这精神烙印，其实在智能时代的战国春秋时期，仍然还有典型的表现。其中，最典型的慧智共运型的商人姓范，就诞生在江浙这一带。范蠡，可以说是中国最早在智能时期也就是轴心转换时期当中的一个硕果仅存的智慧共运型商人。在他之后，紧接着的就是秦朝的吕不韦。吕不韦，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唯智能型商人，因为他的商道充满着智能的狡诈和计谋的运用，而失于道和德，这是一个分水岭。把这两个代表人物一抓住以后，这两个商业历史上的代表人物，可以说是两个标杆，就给我们非常清晰界定出什么是道商、什么是儒商、什么是俗商。
吕不韦，他提出：务农是一本百利，经商是一本万利，从政则是一本万万利。三个“利”字，就把他送进了智能型的唯利是图的这样一个宝塔尖里，因此在他的身上，很难找到道商的最高智慧。吕不韦的最后下场也是非常凄惨的，因为他离开了道和德，没有从正道经营自己的商业人生，而是在商界和政治界玩弄权术和计谋，他最终的失败，也就成了一个必然的不可回避的结果。
根据史记和历史上的一些记载，都是说商界的祖师范蠡到秦国去卖铜器，而以“商”为一个标识，后来就沿袭下来，有了“商人”这个名词。实际上，这是局限于编修以后的历史所形成的认知。其实，早在夏、商、殷、周时期，道商一直是非常鼎盛地活跃在中国的社会舞台上。只是那个时候的商，由于社会遵循着一种比较典型的道德伦理观念的制约，遵循着尊道贵德和敬天爱地的制约，商界与其它业界一样，是比较平等的，而没有将它另类分化出来，也就是说，商人这一职业早就存在。
在西周的鼎盛时期，从现存的历史当中，也还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的历史脉络。
五千年以来，在轴心时代开始以后，随着儒学智能时代在商、殷、周、秦汉的展开，社会就逐步远离了道生德养、众生平等的观念，逐步产生了社会的等级划分，以士、农、工、商为序的层级，实际上就在愚智的影响下，在这个文化背景下逐步形成了，所以古代的上九流就有了一个分类。从这个分类当中，我们可以看出，愚智的文化等级观念、层次观念是非常明显的。除了帝王、圣贤、隐士、童仙、文人、古士，然后才是农、工、商，是这样子的一个等级逐步分下来的，将帝王列为上九流之上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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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在《百病百药》当中提倡要隐恶扬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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绮语，就是语言虽然辞藻华丽，语句美妙，善于恭维，却是假话连篇，文过饰非；绮语虽然悦耳动听，但是投人所好的阿谀逢迎，是违心的吹捧。
在古代官方有时会组织一班文人，用诗歌艳词来赞美当政者，这就是一种绮语。这种文风影响深远，至今还残存未去，在文艺界、新闻界都存在类似现象。虽然有的是以文字或语言表达，有的转换成歌舞形式，但是其副作用都是一样的，损伤的还是每个参与者本身和广大的受众。为什么现代社会很多媒体失去了公信力，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把握好对绮语和妄言的控制。除了阿诀奉承的华丽语言，那些没有标准、败德丧名、乱风乱俗、瞎说惹祸以及所谓无节操无底线的媚俗低俗之语，也都属于绮语的范围。
前人根据舌识的特点，曾经总结了人际交往当中的一项原则：来说是非者，必是是非人。我们可以发现，现在社会上热衷于谈别人是非的人很多，而感恩赞美和鼓励别人的却是非常罕见，而这与道德根文化的根本原则是完全相悖的。老子在《百病百药》当中提倡要隐恶扬善，对于恶的现象一定要将其隐起来，让它在正能量中悄悄地消失。但是现代社会却正好相反，人们乐于通过妄言绮语将恶的信息进行放大、播散以及张扬，占领而主导舆论阵地，放任有害的臭气任意飘散在人们生存的空间内，很多人不慎吸入毒气而中毒；更恶劣的影响是毒气邪气弥漫，使得正气始终无法抬起头来。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我们从新闻报道当中还看不到像后来这样典型的扬恶现象，那时候犯罪率是控制得比较好的。但是后来一些报纸开始详细报道恶性案件的侦破过程，对犯罪情节描述得越来越细，名为揭露罪恶，实际上是在扬恶。新闻报道丢弃了隐恶扬善的原则，社会上的犯罪率肯定就要上升，因为人们从这些案件里就可以学到大量的负面内容，例如，如何作案，如何与公安的侦破技术对着干等。这种所谓揭露式的新闻宣传理念是从西方学来的商业利性伪自由观，我们传统文化进行研究后就可以清楚地知道，西方文化中有一些缺失信德与信仪规范制约的东西，偏离度、数、信的内容，我们只有在信德土壤厚实、信仪完整坚实的基础上加以运用，对自己才会有益，如果失去了自已文化的忠信主见而轻率地使用西方理念，那么就会掀翻自己的文化土壤,造成难以控制的乱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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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官方有时会组织一班文人，用诗歌艳词来赞美当政者，这就是一种绮语。这种文风影响深远，至今还残存未去，在文艺界、新闻界都存在类似现象。虽然有的是以文字或语言表达，有的转换成歌舞形式，但是其副作用都是一样的，损伤的还是每个参与者本身和广大的受众。为什么现代社会很多媒体失去了公信力，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把握好对绮语和妄言的控制。除了阿诀奉承的华丽语言，那些没有标准、败德丧名、乱风乱俗、瞎说惹祸以及所谓无节操无底线的媚俗低俗之语，也都属于绮语的范围。
前人根据舌识的特点，曾经总结了人际交往当中的一项原则：来说是非者，必是是非人。我们可以发现，现在社会上热衷于谈别人是非的人很多，而感恩赞美和鼓励别人的却是非常罕见，而这与道德根文化的根本原则是完全相悖的。老子在《百病百药》当中提倡要隐恶扬善，对于恶的现象一定要将其隐起来，让它在正能量中悄悄地消失。但是现代社会却正好相反，人们乐于通过妄言绮语将恶的信息进行放大、播散以及张扬，占领而主导舆论阵地，放任有害的臭气任意飘散在人们生存的空间内，很多人不慎吸入毒气而中毒；更恶劣的影响是毒气邪气弥漫，使得正气始终无法抬起头来。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我们从新闻报道当中还看不到像后来这样典型的扬恶现象，那时候犯罪率是控制得比较好的。但是后来一些报纸开始详细报道恶性案件的侦破过程，对犯罪情节描述得越来越细，名为揭露罪恶，实际上是在扬恶。新闻报道丢弃了隐恶扬善的原则，社会上的犯罪率肯定就要上升，因为人们从这些案件里就可以学到大量的负面内容，例如，如何作案，如何与公安的侦破技术对着干等。这种所谓揭露式的新闻宣传理念是从西方学来的商业利性伪自由观，我们传统文化进行研究后就可以清楚地知道，西方文化中有一些缺失信德与信仪规范制约的东西，偏离度、数、信的内容，我们只有在信德土壤厚实、信仪完整坚实的基础上加以运用，对自己才会有益，如果失去了自已文化的忠信主见而轻率地使用西方理念，那么就会掀翻自己的文化土壤,造成难以控制的乱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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