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重河南##伸手一摸就是两汉文化,两脚一踩就是秦砖汉瓦#中牟(zhōng mù)，是春秋战国时期赵国首都。历经桓子、献侯、烈侯、武公、敬侯等国君，赵国于公元前423年由都城山西晋阳迁至河南中牟(今河南鹤壁山城区一带)，后于公元前386年迁至河北邯郸。

中牟曾为赵国首都达38年，是赵国由弱到强、由小到大的重要转折时期。为以后赵国进取河北平原、攻灭中山国、拓扩西北边陲疆域，乃至最后定鼎邯郸，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春秋战国时期，战争纷起，各国都城屡经迁徙，韩、赵、魏三国也曾先后迁都。公元前425年赵襄子立三十三年卒，浣立，是为献侯。献侯少即位，治中牟。由于赵都中牟的时间短，没有赵都邯郸时间长、影响大，几乎被忽视。官渡古战场在此县官渡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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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先生：天下有士，藏道于身】

孔子曰：“士志于道”，孟子曰：“士尚志”，即尚其所志之道。

其道始则修于身，继则齐其家。推而广之，扩而大之，则有家族，有家乡。

更推而广之，更扩而大之，则有治国之道。又更推扩，超国家而上，则有平天下之道。

其实所谓身、家、国、天下，此诸分别，即古代封建贵族之所传，如所谓禹、汤、文、武，上溯及于唐尧、虞舜，莫非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以成其为圣帝明王。

惟当时建有修、齐、治、平之礼，而孔子则综合会通加以阐发，倡为修、齐、治、平之道，以求广大奉行，而成为一完整之体系，如此而已。

孔子又赞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

用者，用其道，非指用其身。能用其道，则出身行道。不能用其道，则藏道于身，宁退不仕。不显身于仕途，以求全其道而传之后世。故士可以用，可以不用。可以仕。可以不仕。而社会有士，则其道乃得光昌传播于天地间。

中国自秦汉以来，大一统政府凌驾在上，而帝王卿相之尊之贵，举国共仰，乃更有高出其上者，则转在社会下层草泽平民中。

不仅当代，乃至易世历代君卿，亦共相尊崇，一若当然。无可疑，无足争，而视若平常。此则中国传统文化一特色，而士之为用，乃莫大于斯矣。

东汉末，郑玄称征君，此亦朝廷所召而未赴者。

黄巾唱乱，相戒勿入郑征君之乡。则先王之贵有可杀，而死士之乡之一草一木有不可犯。

黄巾不为后世人称道，然而此一事则载之史册，称道于后世。乃为当时之一线光明，上承古代，下启来兹，此亦可谓乃士之为用之一例。

黄巾乱后，继之以魏、蜀、吴三国，曹操、刘备、孙权皆士也。

一时群臣荀彧、诸葛亮、鲁肃莫非士。有一诸葛，已可使三国照耀后世，一如两汉。而犹有一士，曰管宁。始避于辽东，老归中土，汲井躬耕，曹操召之不出。

后世尊之，谓其犹出诸葛之上。诸葛终为一政治人物，虽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终亦无救于世乱。

管宁则为一草野人物，虽乱世，使社会得保留一完人。则此社会终未全坏，尚有将来之后望。

——钱穆先生《中国文化传统中之士》

钱穆（1895—1990），史学大师、国学大师，著有《国史大纲》《国史新论》《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研究法》等1700余万字的史学和文化学著作。

钱先生说：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

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錢穆先生 钱穆与中国文化）
（配图/编辑：文文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