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先生：虽居乡僻，未尝一日废学】
在忧苦中诞生，在忧苦中成长，在忧苦中前进，正是钱先生以复兴中国文化为职志的一生学思的自我写照。
他曾自述一生学问受宋明儒精神所滋养、以斯文为己任：
“顾余自念，数十年孤陋穷饿，于古今学术略有所窥，其得力最深者莫如宋明儒。
虽居乡僻，未尝敢一日废学。
虽经乱离困厄，未尝敢一日颓其志。
虽或名利当前，未尝敢动其心。
虽或毁誉横生，未尝敢馁其气。
虽学不足以自立，未尝或忘先儒之榘矱，时切其向慕。
虽垂老无以自靖献，未尝不于国家民族世道人文，自任以匹夫之有其责。
虽数十年光阴浪掷，已如白驹之过隙，而幼年童真，犹往来于我心，知天良之未泯。”
这里所说的“往来于我心”的“幼年童真”，包含着他获自庭训的中国文化的民族观念与忠义意识。
中国文化在近百年当代史的最大不幸，其实不来自外而来自内，在理应对中国文化承担存亡续绝的知识分子之“欲对中国文化作一墙的倒尽”。
对此，钱先生尤震惊愤慨，斥之为“浮现在上面的逆流”，认为其病即“实于自己旧文化认识不真”。
如是，坚持中国文化的主体立场，阐扬中国文化，在钱先生自是理之当然，事之必有。
而要抗衡反传统主义的世纪狂风怒潮，“在忧与困里”为中国文化“打开一出路”，绝非一赶潮流、吃文化饭的新科举人所愿，亦非只是找材料写论文而与自家生命了不相干的案头学术所能，它须将生命顶上去，故钱先生说“其中有整个生命在”。
将生命顶上去，也就是将自家生命投入、通入、融入国族历史文化大生命，与中国文化同命运，是连着生命讲文化，以学思生命为中国文化作承当。
几千年吾国族血肉浇灌养成的中国文化既内在于吾人生命，又是个客观存在。“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其中若无生命投入，则其所谓理解、了解，纵难免隔靴搔痒、貌似神非、玩弄光景，遑论“同情”、“客观”？生命投入、通入、融入，是进入式了解、内在地了解。此了解方式，乃是得主观融入客观，化掉物我之执的了解，如此，同情的理解、客观的了解，始有真实的可能。
在这里，生命的行为与学术的实践是一致不悖的：为中国文化作承当。
所以连在某些观点上对钱先生有不客气的批评的徐复观先生都说：“钱先生的一生，即此（中国）忧患文化真诚之实践也。”
已走入历史的钱先生，他的学思生命以阐扬中国文化的真诚实践，而与中国文化相融相即，联在一起。
钱穆（1895—1990），史学大师、国学大师。
著有《国史大纲》《国史新论》《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研究法》等1700余万字的史学和文化学著作。
钱先生说：
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
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钱穆与中国文化
摘自《论钱穆与中国文化》
作者：罗义俊（上海社科院终身研究员）
原载：《史林》1996年第4期
在忧苦中诞生，在忧苦中成长，在忧苦中前进，正是钱先生以复兴中国文化为职志的一生学思的自我写照。
他曾自述一生学问受宋明儒精神所滋养、以斯文为己任：
“顾余自念，数十年孤陋穷饿，于古今学术略有所窥，其得力最深者莫如宋明儒。
虽居乡僻，未尝敢一日废学。
虽经乱离困厄，未尝敢一日颓其志。
虽或名利当前，未尝敢动其心。
虽或毁誉横生，未尝敢馁其气。
虽学不足以自立，未尝或忘先儒之榘矱，时切其向慕。
虽垂老无以自靖献，未尝不于国家民族世道人文，自任以匹夫之有其责。
虽数十年光阴浪掷，已如白驹之过隙，而幼年童真，犹往来于我心，知天良之未泯。”
这里所说的“往来于我心”的“幼年童真”，包含着他获自庭训的中国文化的民族观念与忠义意识。
中国文化在近百年当代史的最大不幸，其实不来自外而来自内，在理应对中国文化承担存亡续绝的知识分子之“欲对中国文化作一墙的倒尽”。
对此，钱先生尤震惊愤慨，斥之为“浮现在上面的逆流”，认为其病即“实于自己旧文化认识不真”。
如是，坚持中国文化的主体立场，阐扬中国文化，在钱先生自是理之当然，事之必有。
而要抗衡反传统主义的世纪狂风怒潮，“在忧与困里”为中国文化“打开一出路”，绝非一赶潮流、吃文化饭的新科举人所愿，亦非只是找材料写论文而与自家生命了不相干的案头学术所能，它须将生命顶上去，故钱先生说“其中有整个生命在”。
将生命顶上去，也就是将自家生命投入、通入、融入国族历史文化大生命，与中国文化同命运，是连着生命讲文化，以学思生命为中国文化作承当。
几千年吾国族血肉浇灌养成的中国文化既内在于吾人生命，又是个客观存在。“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其中若无生命投入，则其所谓理解、了解，纵难免隔靴搔痒、貌似神非、玩弄光景，遑论“同情”、“客观”？生命投入、通入、融入，是进入式了解、内在地了解。此了解方式，乃是得主观融入客观，化掉物我之执的了解，如此，同情的理解、客观的了解，始有真实的可能。
在这里，生命的行为与学术的实践是一致不悖的：为中国文化作承当。
所以连在某些观点上对钱先生有不客气的批评的徐复观先生都说：“钱先生的一生，即此（中国）忧患文化真诚之实践也。”
已走入历史的钱先生，他的学思生命以阐扬中国文化的真诚实践，而与中国文化相融相即，联在一起。
钱穆（1895—1990），史学大师、国学大师。
著有《国史大纲》《国史新论》《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研究法》等1700余万字的史学和文化学著作。
钱先生说：
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
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钱穆与中国文化
摘自《论钱穆与中国文化》
作者：罗义俊（上海社科院终身研究员）
原载：《史林》1996年第4期
骆天骧(生卒年不详) 字飞卿。安西路(今陕西西安)人。元代方志学家。曾任京兆路儒学教授，于元贞二年(1296年)著《类编长安志》。此书将宋敏求《长安志》分类改编，并增添金、元两代若干史实而成，叙述西安自西周至金元的城市变迁，具有重要史料价值。
骆天骧出生于金末乱世，成长于蒙古国初占关中之时，长大后所能见到的长安古城，正如他在自序中所说，已经"兵火相焚荡，宫阙古迹，十亡其九，仅有存者，荒台废苑，坏址颓坦。"好在"兵后关中前进士硕儒故老，犹存百人，为士林义契耆年，文会讲道之暇，远游樊川、韦杜，近则雁塔、龙池，其周秦汉唐遗址，无不登览，或诵诗文，仆每从行，故得耳闻目睹，每有阙疑，再三请问。"作为世家子弟，骆天骧从小生活在这样一个传统文化的氛围中，耳濡目染，对长安地区遗踪故迹十分熟悉。至元十年建安西王府，安西王相兼营司大使赵炳，曾请骆天骧陪同遍访周秦当唐故宫废苑。这一切都为他日后编纂《类编长安志》打下了基础。
在《类编长安志》之前，关于古城长安的志书，已有北宋人宋敏求《长安志》二十卷，南宋人程大昌《雍录》十卷，当时骆天骧深感兵火之余，长安古迹已"难以诘问，故老相传，名皆讹舛"，而已有的旧志"故事散布州县，难以检阅"，于是决心编写一部新志，以使"览之者不劳登涉，长安事迹，如在目前"。他采用的是近乎类书的骗纂方法，"引用诸书，检讨百家传记，门分类聚，并秦中古今碑刻，名贤诗文，长安景题，及鸿儒故老传授，增添数百余事，裒为一集，析为十卷，目之曰类编长安志"。这就使他的新志在体例上与宋敏求《长安志》这样的地志著作有了很大的不同。当然，我们没有必要在这里讨论它们孰优孰劣，也不必计较骆氏新志对宋氏旧志的增删是否得当，对我们后人来说，它们都是先辈留下的珍贵文献，在许多方面是可以互补的。尤其是《类编长安志》增补了不少金元时期有价值的史料，其中包括对长安地区碑刻和当时碑林藏石的著录，为我们今天研究碑林历史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骆天骧出生于金末乱世，成长于蒙古国初占关中之时，长大后所能见到的长安古城，正如他在自序中所说，已经"兵火相焚荡，宫阙古迹，十亡其九，仅有存者，荒台废苑，坏址颓坦。"好在"兵后关中前进士硕儒故老，犹存百人，为士林义契耆年，文会讲道之暇，远游樊川、韦杜，近则雁塔、龙池，其周秦汉唐遗址，无不登览，或诵诗文，仆每从行，故得耳闻目睹，每有阙疑，再三请问。"作为世家子弟，骆天骧从小生活在这样一个传统文化的氛围中，耳濡目染，对长安地区遗踪故迹十分熟悉。至元十年建安西王府，安西王相兼营司大使赵炳，曾请骆天骧陪同遍访周秦当唐故宫废苑。这一切都为他日后编纂《类编长安志》打下了基础。
在《类编长安志》之前，关于古城长安的志书，已有北宋人宋敏求《长安志》二十卷，南宋人程大昌《雍录》十卷，当时骆天骧深感兵火之余，长安古迹已"难以诘问，故老相传，名皆讹舛"，而已有的旧志"故事散布州县，难以检阅"，于是决心编写一部新志，以使"览之者不劳登涉，长安事迹，如在目前"。他采用的是近乎类书的骗纂方法，"引用诸书，检讨百家传记，门分类聚，并秦中古今碑刻，名贤诗文，长安景题，及鸿儒故老传授，增添数百余事，裒为一集，析为十卷，目之曰类编长安志"。这就使他的新志在体例上与宋敏求《长安志》这样的地志著作有了很大的不同。当然，我们没有必要在这里讨论它们孰优孰劣，也不必计较骆氏新志对宋氏旧志的增删是否得当，对我们后人来说，它们都是先辈留下的珍贵文献，在许多方面是可以互补的。尤其是《类编长安志》增补了不少金元时期有价值的史料，其中包括对长安地区碑刻和当时碑林藏石的著录，为我们今天研究碑林历史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钱先生在《宋明理学概述》中曾说，顾余自念，数十年孤陋穷饿，于古今学术略有所窥，其得力最深者莫如宋明儒。虽居乡僻，未尝敢一日废学。虽经乱离困阨，未尝敢一日颓其志。虽或名利当前，未尝敢动其心。虽或毁誉横生，未尝敢馁其气。虽学不足以自成立，未尝或忘先儒之榘矱，时切其向慕。虽垂老无以自靖献，未尝不于国家民族世道人心，自任以匹夫之有其责。虽数十年光阴浪掷，已如白驹之过隙，而幼年童真，犹往来于我心，知天良之未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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