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病如治国，教你“无为”与“有为”之道
圣手道医 今天


编者按
徐大椿在《医学源流论》的“用药如用兵论”中提出：“故病之为患也，小则耗精，大则伤命，隐然一敌国也。”医者，应该如何保家卫国？古代道家的“无为”，儒家、法家的“有为”都是治国之道，今人怎样借来使用？读了张英栋老师的文章，你就知道怎样巧妙御敌了。
从治国看“无为与有为”
“无为”是道家的思想，主张顺其自然。作为治国方针在汉朝初年起到了休养生息的作用，形成了“文景之治”。
与“无为”相对的是儒家、法家思想的“有为”。汉朝初年经过休养生息后，开始处理内忧外患：国内诸侯已成尾大不掉之势；而北方匈奴屡屡越过长城，侵犯中原。汉武帝改变“无为”而治的治国方针，变“有为”而治成就一番伟业。
针对历史，我们可以提出很多问题：如果汉朝初年就“有为”而治会怎么样？如果汉武帝继续“无为”而治会怎么样？为什么汉朝初年选择了“无为”而治，而汉武帝则选择了“有为”而治？选择是客观时空条件决定的、还是凭决策者主观意愿决定的？
这样的问题，提着提着就开始给历史“号脉”，寻找历史变化的道理。也对中医临床有了触类旁通的指导意义。
如果邪气交织，身体混乱不易找到头绪的时候，对于医者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是深入探究、理清身体不良状况的千头万绪，这个很难；一是不得不采取“无为而治”的策略，相信身体强大的自愈能力，等着自愈能力给医疗指明正确的方向。
这两条路可以同时走，并不矛盾。但需要指出的是，前者是理想主义的路，结果遥遥无期；而后者却是可以直接指导临床的法宝。当然，后者在“无为而治”的整体策略指引下，还要做积极“有为”的工作：原则上不干扰、但必须密切观察，这样才可以保障患者的生命安全，才可以应付一些突发的情况，为总体上的“无为而治”创造条件。
在整体秩序混乱的时候，急于“有为”经常会加重混乱，这个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无为”，静观其变、伺机而动。
而在整体秩序已经逐渐恢复，问题明朗的时候，不“有为”则无法实现整体上的无为。
“无为”属于阴，“有为”属于阳
用睡眠和工作的关系来解释“无为”“有为”会帮助大家理解。工作是“有为”，是阳；睡眠是“无为”，是阴。工作可以帮助更好地休息，而休息又会帮助更有效率地工作，此谓阴阳和合、互生、互用，进入良性循环。
要让人更好地生活，需要明了阴阳的道理。这个道理在治国中同样适用。汉朝的天下没有“有为”是打不下来的，但是汉朝初年如果继续“有为”下去，则会出现有阳无阴、只伸不屈、难以为继的局面。经过汉朝初年一段时间的“无为”之后，如果继续“无为”下去，又会有阴无阳、只藏不用、国将不国。
同样治国的道理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清治病的整体策略和具体措施的相反相成。
“无为与有为”相互为用
笔者临证时提倡“能攻邪时首攻邪”。攻邪属于“有为”，这个问题分两种情况来看：一为身体秩序混乱需要“无为而治”的总体策略时，有不得不解决的突发问题就需要攻，不攻不足以实现“无为”的战略意图。二是身体秩序相对较好，有外来的导致气血不和的问题，身体达不到“勇者气行则已”而自愈的时候，需要“急攻之”。
在实施“有为而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三个字：“不得不”，即不得已而攻之。在统筹兼顾战略意图后，如果确定要实施攻邪战术，一定要全力以赴，集结优势兵力务求迅速扭转局势。《伤寒论》中治疗三阳病多用攻邪法，足资效仿。
《伤寒论》中大剂量的麻黄、石膏、大黄、柴胡等三阳用法均应作攻邪法来解读。需要注意的是，攻邪时一定要随时准备踩刹车，“中病即止”，《内经》中“大毒治病,十去其六……”的古训不可须臾遗忘。
笔者临证时同样重视“治病就是治脾胃”。守住脾胃可谓“无为”。在病情不紧急的时候，培养脾胃的缓冲能力、培养后天之本的运化能力，可谓休养生息之举。很多学者把着眼点放在脾胃上，但理论的高度还有欠缺。
一日，与同道交流，谈到：饮食入脾胃，药也只能入脾胃，所有的功效应该都是脾胃运化后的体现。治疗可以从精、气、神三个层次来体现，精的层面是养生惜精、核心是少耗；神的层面需要修身养性、核心是守神；用药来调节的只有气的层面，而气的层面要靠脾胃的运化来实现，于是“治病就是治脾胃”的观念再强调都不为过。
脾胃在中，治疗的目的在“致中和”。当然针对身体的“无为而治”还有其他的内容，“不药而治”与“候气来复”等都有“无为”的意义在其中。只是用药调整脾胃是更为临床医生所接受。
临证中，笔者在机体攻补局势不容易明朗的时候，多会用到六君子汤、保和丸等方，用药时对于甘草、大枣给予比别人多一些的关注，均为“无为”之法。
只有懂得人体应该从整体策略上“无为”，才可以实现长治久安；但如果没有在具体战术上的“有为”作保障，长治久安同样是镜花水月。
无为与有为在医学上有其他的称谓，如中医学界经常说的“道”和“术”，道无术不行，术无道不远，确可从某一个角度说明无为与有为之间的辩证关系。
“无为”是阴，是“阳之守”；“有为”是阳，是“阴之使”。
在医者处理人之健康与疾病问题的时候，应该是“守阴用阳”以“无为”、顺应人体自然而然趋势为主；以偶尔的“有为”，帮助人体更顺利地自然而然为辅。
任何事物都需要有两面性，一味地舍弃其对立面会造成天平的倾斜而失衡，从而会与目标背道而驰。治病亦是如此，只有把“有为”与“无为”适时适当的结合，才能打会出最大的效应！
|作者简介|
张英栋，教授，已出版银屑病个人专著《银屑病经方治疗心法——我对“给邪出路”的临证探索》、《银屑病广汗法治疗心路——我对“给邪以出路”的临证探索2》；《伤寒理法与经方临床》及《张英栋谈银屑病根治》等书在出版中。对于疑难杂症的“根治”作出系统的阐述，坚信“病非不治也……”；首创“四疗一体、健康管理”治疗模式；在中国中医药报开辟“银屑病与汗”“理法与临床”及“银屑病广汗法治疗答疑”等专栏
来源：转自中医书友会，图片来自网络
圣手道医 今天


编者按
徐大椿在《医学源流论》的“用药如用兵论”中提出：“故病之为患也，小则耗精，大则伤命，隐然一敌国也。”医者，应该如何保家卫国？古代道家的“无为”，儒家、法家的“有为”都是治国之道，今人怎样借来使用？读了张英栋老师的文章，你就知道怎样巧妙御敌了。
从治国看“无为与有为”
“无为”是道家的思想，主张顺其自然。作为治国方针在汉朝初年起到了休养生息的作用，形成了“文景之治”。
与“无为”相对的是儒家、法家思想的“有为”。汉朝初年经过休养生息后，开始处理内忧外患：国内诸侯已成尾大不掉之势；而北方匈奴屡屡越过长城，侵犯中原。汉武帝改变“无为”而治的治国方针，变“有为”而治成就一番伟业。
针对历史，我们可以提出很多问题：如果汉朝初年就“有为”而治会怎么样？如果汉武帝继续“无为”而治会怎么样？为什么汉朝初年选择了“无为”而治，而汉武帝则选择了“有为”而治？选择是客观时空条件决定的、还是凭决策者主观意愿决定的？
这样的问题，提着提着就开始给历史“号脉”，寻找历史变化的道理。也对中医临床有了触类旁通的指导意义。
如果邪气交织，身体混乱不易找到头绪的时候，对于医者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是深入探究、理清身体不良状况的千头万绪，这个很难；一是不得不采取“无为而治”的策略，相信身体强大的自愈能力，等着自愈能力给医疗指明正确的方向。
这两条路可以同时走，并不矛盾。但需要指出的是，前者是理想主义的路，结果遥遥无期；而后者却是可以直接指导临床的法宝。当然，后者在“无为而治”的整体策略指引下，还要做积极“有为”的工作：原则上不干扰、但必须密切观察，这样才可以保障患者的生命安全，才可以应付一些突发的情况，为总体上的“无为而治”创造条件。
在整体秩序混乱的时候，急于“有为”经常会加重混乱，这个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无为”，静观其变、伺机而动。
而在整体秩序已经逐渐恢复，问题明朗的时候，不“有为”则无法实现整体上的无为。
“无为”属于阴，“有为”属于阳
用睡眠和工作的关系来解释“无为”“有为”会帮助大家理解。工作是“有为”，是阳；睡眠是“无为”，是阴。工作可以帮助更好地休息，而休息又会帮助更有效率地工作，此谓阴阳和合、互生、互用，进入良性循环。
要让人更好地生活，需要明了阴阳的道理。这个道理在治国中同样适用。汉朝的天下没有“有为”是打不下来的，但是汉朝初年如果继续“有为”下去，则会出现有阳无阴、只伸不屈、难以为继的局面。经过汉朝初年一段时间的“无为”之后，如果继续“无为”下去，又会有阴无阳、只藏不用、国将不国。
同样治国的道理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清治病的整体策略和具体措施的相反相成。
“无为与有为”相互为用
笔者临证时提倡“能攻邪时首攻邪”。攻邪属于“有为”，这个问题分两种情况来看：一为身体秩序混乱需要“无为而治”的总体策略时，有不得不解决的突发问题就需要攻，不攻不足以实现“无为”的战略意图。二是身体秩序相对较好，有外来的导致气血不和的问题，身体达不到“勇者气行则已”而自愈的时候，需要“急攻之”。
在实施“有为而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三个字：“不得不”，即不得已而攻之。在统筹兼顾战略意图后，如果确定要实施攻邪战术，一定要全力以赴，集结优势兵力务求迅速扭转局势。《伤寒论》中治疗三阳病多用攻邪法，足资效仿。
《伤寒论》中大剂量的麻黄、石膏、大黄、柴胡等三阳用法均应作攻邪法来解读。需要注意的是，攻邪时一定要随时准备踩刹车，“中病即止”，《内经》中“大毒治病,十去其六……”的古训不可须臾遗忘。
笔者临证时同样重视“治病就是治脾胃”。守住脾胃可谓“无为”。在病情不紧急的时候，培养脾胃的缓冲能力、培养后天之本的运化能力，可谓休养生息之举。很多学者把着眼点放在脾胃上，但理论的高度还有欠缺。
一日，与同道交流，谈到：饮食入脾胃，药也只能入脾胃，所有的功效应该都是脾胃运化后的体现。治疗可以从精、气、神三个层次来体现，精的层面是养生惜精、核心是少耗；神的层面需要修身养性、核心是守神；用药来调节的只有气的层面，而气的层面要靠脾胃的运化来实现，于是“治病就是治脾胃”的观念再强调都不为过。
脾胃在中，治疗的目的在“致中和”。当然针对身体的“无为而治”还有其他的内容，“不药而治”与“候气来复”等都有“无为”的意义在其中。只是用药调整脾胃是更为临床医生所接受。
临证中，笔者在机体攻补局势不容易明朗的时候，多会用到六君子汤、保和丸等方，用药时对于甘草、大枣给予比别人多一些的关注，均为“无为”之法。
只有懂得人体应该从整体策略上“无为”，才可以实现长治久安；但如果没有在具体战术上的“有为”作保障，长治久安同样是镜花水月。
无为与有为在医学上有其他的称谓，如中医学界经常说的“道”和“术”，道无术不行，术无道不远，确可从某一个角度说明无为与有为之间的辩证关系。
“无为”是阴，是“阳之守”；“有为”是阳，是“阴之使”。
在医者处理人之健康与疾病问题的时候，应该是“守阴用阳”以“无为”、顺应人体自然而然趋势为主；以偶尔的“有为”，帮助人体更顺利地自然而然为辅。
任何事物都需要有两面性，一味地舍弃其对立面会造成天平的倾斜而失衡，从而会与目标背道而驰。治病亦是如此，只有把“有为”与“无为”适时适当的结合，才能打会出最大的效应！
|作者简介|
张英栋，教授，已出版银屑病个人专著《银屑病经方治疗心法——我对“给邪出路”的临证探索》、《银屑病广汗法治疗心路——我对“给邪以出路”的临证探索2》；《伤寒理法与经方临床》及《张英栋谈银屑病根治》等书在出版中。对于疑难杂症的“根治”作出系统的阐述，坚信“病非不治也……”；首创“四疗一体、健康管理”治疗模式；在中国中医药报开辟“银屑病与汗”“理法与临床”及“银屑病广汗法治疗答疑”等专栏
来源：转自中医书友会，图片来自网络
十大元帅九个改名，看看十大元帅取名改名故事！#起名#
名字不仅仅是简单的标志一个人的“符号”，它还寓含着抱负和志向，新中国1955年授街产生的十位元帅，他们的取名和改名都有着一段故事 。
【贺龙：加字不成便成“龙”】
贺龙5岁入学时取名“平轩”。11岁时，父母为他取名“振家”，希望他能振兴家业。
18岁时，贺龙参加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后，又取名云卿。这个名字来源于《尚书大传》中的《卿云歌》。相传，上古舜帝传位给治水的禹时和臣民一起唱歌，歌词为:“卿云烂兮。明明天上。烂然星陈……”
按贺氏族谱，贺龙为“文”字辈，本名为“贺文常”。后来，他的父辈们认为“文常”、“云卿”这两个名字，表达不了他们所寄托的期望，他叔父贺士奎是个教书先生，说:“云卿、文常(长)，取其中云长二字演义下去，云中之长者，当然是龙。龙能乘时变化，犹人得志而纵横四海。我看就以‘龙’字为主，再加一个字，理想名字成矣。”但加什么字呢？他们始终没议出个结果来。在一旁的贺文常说:“我看就用一个‘龙’字吧，又好说，又好记！”#宝宝起名# 从此他就改名为贺龙。
名字不仅仅是简单的标志一个人的“符号”，它还寓含着抱负和志向，新中国1955年授街产生的十位元帅，他们的取名和改名都有着一段故事 。
【贺龙：加字不成便成“龙”】
贺龙5岁入学时取名“平轩”。11岁时，父母为他取名“振家”，希望他能振兴家业。
18岁时，贺龙参加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后，又取名云卿。这个名字来源于《尚书大传》中的《卿云歌》。相传，上古舜帝传位给治水的禹时和臣民一起唱歌，歌词为:“卿云烂兮。明明天上。烂然星陈……”
按贺氏族谱，贺龙为“文”字辈，本名为“贺文常”。后来，他的父辈们认为“文常”、“云卿”这两个名字，表达不了他们所寄托的期望，他叔父贺士奎是个教书先生，说:“云卿、文常(长)，取其中云长二字演义下去，云中之长者，当然是龙。龙能乘时变化，犹人得志而纵横四海。我看就以‘龙’字为主，再加一个字，理想名字成矣。”但加什么字呢？他们始终没议出个结果来。在一旁的贺文常说:“我看就用一个‘龙’字吧，又好说，又好记！”#宝宝起名# 从此他就改名为贺龙。
#去年中国约有83万结核病新发患者#【为什么中国每年还有超过80万人得结核病？】位于江苏徐州的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院（独立学院）近日被曝有22名学生诊断为肺结核，引发舆论关注。就在10月14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发布《2020年全球结核病报告》。报告显示，2019年，中国估算的结核病新发患者数为83.3万人（2018年为86.6万人）。
结核病似乎早已经淡出普通人的视野，然而，现实中，中国每年依然有超过80万人新发结核病。防控结核病的症结在哪里？
【中国的现状】
结核病是结核分枝杆菌引起的、主要通过呼吸道传播的疾病。结核病患者发病时将细菌排入空气（例如咳嗽时），并造成传播， 90%的结核病发生在肺部，也就是肺结核。
结核病患者到了晚期身体消瘦，营养不良、贫血导致皮肤苍白，故结核病又被称为“白色瘟疫”。
从事结核病等传染病研究的世界卫生组织驻华办公室技术官员陈仲丹博士介绍，结核病是世界传染病的头号杀手，也是全球十大死因之一（全球十大死因还包括心血管、心脑血管疾病、意外、自杀等等）。结核病是排在第十位的死因，全世界每天有将近4000人死于结核病，3万人发病。
根据报告，2020年，中国结核病的发病率为58/10万，发病率在30个结核病高负担国家中排在第28位（由高到低），但是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庞大，中国2019年中国估算的新发结合病患者数约占全球的8.4%，约83.3万，居全球第三位，仅次于印度和印度尼西亚。
实际上，2019年在国家信息系统中报告的结核病患者数量为72.8万人，也就是说存在约10.5万人的缺口，这些人未得到精准的诊断和针对性的治疗。
世界卫生组织曾提出2035年终结结核病流行（End TB）的目标。北京胸科医院副院长李亮称，这一目标的核心指标是将结核病的发病率降低到10/10万以下。不过，对全球和中国而言，要想在2035年之前达到这一目标有不小的难度。2018年中国估算结核病发病率为61/10万，2019年为58/10万。李亮坦言，“如果在防控策略、诊断技术、治疗药物以及预防用疫苗研究上没有大的突破，到2035年实现这个目标难度非常大。”
【诊断的局限】
传染病控制要抓住“三要素”：首先要发现传染源，其次要切断传播途径，第三是保护易感人群。发现传染源，需要依靠诊断技术。由于传统诊断技术的局限以及新技术落地困难，使得国内结核病患者的发现尚未出现突破性进展。
结核病的诊断主要有三类方法。
首先是细菌学诊断——对患者的痰液采样做检测，看有没有结核菌。
细菌学诊断也有几种不同的具体方法：一种是“痰涂片”，把痰液涂在玻片进行染色，看有没有结核菌的存在，如果阳性则说明有结核菌，如果阴性说明没有发现结核菌。
还有一种是“痰培养”，把痰液放在培养基里面，给它营养，让细菌长大，如果经过一段时间，发现培养基里面有结核菌，那就可以说明是结核病。这是两种最常见的细菌学诊断方法。
这两种方法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也是到目前为止，全世界包括我国广泛用于诊断结核病的方法。痰培养的诊断方式目前是结核病诊断的金标准。
不过，这类技术方法受到制约。不管是痰涂片还是痰培养，阳性率只有30%-40%左右，也就是说，如果有10个结核病病人，大约只有3个人的痰涂片会得到阳性结果，4个人的痰培养结果会是阳性。影响结果的因素包括结核菌的数量、检测技术和操作等。
此外，细菌学诊断的速度也不能令人满意。痰涂片可以一天内出结果，痰培养必须一到两周才能出结果。而且，痰涂片的检查存在假阳性的问题，因为除了结核菌可以导致痰涂片阳性以外，其他菌也可以导致结果阳性，比如非结核分枝杆菌、麻风杆菌。
第二种方法是影像学方法。也就是通过胸片、CT看患者的肺上有没有结核病的病灶，这个方法在临床上应用广泛，尤其对于那些痰液里找不到结核菌的病人，用这种方法意义更大，它在使用上非常方便，而且国内的医疗机构在胸片、CT等影像学设备技术应用上已经比较普及，影像学诊断也比较快。
但是，影像学方法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通过胸片、CT看患者的肺上有没有结核病的病灶，这需要医生的经验。如果遇到不典型的结核病病灶，影像诊断可能出现假阳性、假阴性问题，容易造成漏诊和误诊。
第三个方法是免疫学方法，就是抽血看有没有结核病的抗原和抗体，这个方法应用得不多，主要原因是现在还没有发现结核病最特异的抗原抗体，如果抗原抗体不特异，诊断结果的准确度就比较低，这也是目前困扰结核病免疫学诊断方法的重要问题。出于此，世卫组织目前不推荐免疫学诊断用于临床诊断，只推荐用于参考。
【新技术落地瓶颈】
“从诊断来讲，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是亟需引进更快速、更敏感、更简单的诊断工具。”李亮介绍，目前最大进步是有一种分子生物学检测技术已引进到结核病诊断中，这种方法通过基因技术可以快速提高细菌学检查的敏感性，其原理是通过基因扩增技术，使得即使只有很少量的菌也能被发现。
值得注意的是，一种名为Gene-Xpert的分子生物学检测产品已上市十多年。90分钟就可以出结果，诊断过程大概全程需要2个小时。除诊断普通结核病外，该产品还可以诊断是否是利福平耐药结核病。
李亮认为，分子生物学检测技术代表未来方向，其敏感性高、操作方便、生物安全性也有保障，“未来成为诊断金标准将是时间的问题”。
目前北京胸科医院等一些大医院已经引进这项技术，北京胸科医院每天检测量能达到几百人，“不过这一技术在基层使用并不理想”，李亮表示，原因之一是这项检测技术还没有被纳入医保，做一次检测目前价格在700元左右。
陈仲丹介绍，目前国内大约采购了1000多台Gene-Xpert检测设备，但检测试剂确实比较贵，一些地方存在“仪器配了，但试剂买不起”情况。
实际上，大量结核病患者是在基层就诊。检测资源错配加剧了结核病患者的发现之难。专家们呼吁能把新技术纳入医保，使其在基层被更多地采用。
【主动发现的困难】
目前，“结核病人的发现主要依靠患者的因症就诊，也就是病人出现症状以后到医院检查才发现是结核病患者”，李亮向南都记者解释，有一半结核病患者没有任何症状，这些患者不去医院，可能就发现不了。
此外，即使是出现结核病症状的患者，由于大众结核病知识的知晓率较低，患结核病后不能及时就诊，使得现有因症就诊方式不能掌握、治疗所有的肺结核患者，不能有效切断患者在人群中的传播链。
李亮介绍，下一步策略是要从现在被动的因症就诊转变为主动发现，也就是对于重点人群做结核病主动筛查，这样可最大程度发现结核病患者。据媒体报道，主动筛查目前只限于利用国际项目的试点地区开展，由于没有经费支持而尚未在全国推广。
【不完美的疫苗】
一项研究显示，我国结核病人群感染基数大（约5.5亿人携带结核菌），从感染到发病一般要经历较长过程。
陈仲丹介绍，从全球看，大概1/4的人感染结核菌，但感染结核杆菌的人只有10%-15%可以发生结核病，不是一感染就发病，发生几率有10%-15%。
疫苗是预防传染病最有效办法。不过，目前全世界都缺乏针对结核病的有效疫苗。婴儿出生24小时内就要接种的免疫规划疫苗卡介苗仅能预防部分儿童重症结核及结核性脑膜炎的发生，对成人结核病的预防几乎没有作用。
陈仲丹表示，目前结核病的疫苗正在从两个方面突破，一是预防用疫苗，防止人们感染结核菌；二是治疗性疫苗，对于感染结核菌的人，减少发病情况。
值得关注的是，一个名为“M72/AS01E”的潜在结核疫苗在二期B临床试验中显示了50%的有效率，目前已经获批进行下一步临床试验。
【耐药结核的压力】
在讨论中国的结核病负担时，耐药结核是不能忽视的问题。
根据WHO的数据，2019年我国估算新增利福平耐药结核病(RR-TB)及耐多药结核病(MDR-TB)6.5万人，占全世界总数的13%。
不过，在这6.5万估算的耐药结核患者中，只有不足30%（18300人）得到诊断和报告。在报告的约1.8万患者中，76%的人启动二线治疗，治疗成功率约为54%。
也就是说，我国的耐药结核患者没有完全发现和识别出来。一个主要差距就是病原学的确诊比例不高。陈仲丹解释，2019年，中国45.4%的肺结核患者是病原学确诊病例（其他病例是临床诊断），尽管这个数字在2018年36%的基础上有一定的增加，但仍有差距。全球平均水平是57%，在高收入的欧美国家，84%的肺结核病例是病原学诊断出来的。
耐药结核患者的发现有几个关键步骤：首先要确诊病人，通过病原学确诊是结核病患者，找到该病人的细菌，才能对细菌开展耐药检测，看是否是耐药的结核菌。所以，“如果报告结核病病原学确诊这一步没有做好，即使确诊病例中耐药检测比例很高，总体的比例依然很低。”陈仲丹说。
相对于普通结核病６至９个月的治疗周期，耐药结核病治疗周期长达18至24个月，以往治愈率低于50％，治疗费用平均达5万元人民币以上，有的甚至高达几十万元。
什么样的患者会发展为耐药结核病？这有两种可能性。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结核病预防控制中心规划部原主任姜世闻介绍，一种是有些病人不规律服药、断断停停，这样就会导致耐药产生。第二种情况是原发耐药，患者本身就感染了耐药菌，发病的时候呈现出来就是耐药结核。
复旦大学基础医学院教授高谦表示，结核病耐药的产生分为获得性耐药和传播性耐药，前者由治疗不当产生，后者由被其他耐药结核病患者体内携带的耐药结核菌感染产生。如果以传播性耐药为主，应注重发现和控制传染源；如果获得性耐药为主，应配合精准治疗和提高患者依从性。
哪一种情况才是导致中国耐药结核的主要原因呢？高谦研究发现，中国超过80％的耐多药结核病患者是传播导致。
这意味着，中国应对耐多药结核应采取控制传播为主的控制策略：重视传染源控制；制订和实施相应法律法规，有效隔离传染源；实现患者的精准治疗，医生应在获知患者耐药情况下制订治疗方案。
【患者管理模式需要重新审视】
结核病（特别是耐药结核病）患者治疗疗程长，服药品种多，因此病人配合治疗的依从性不佳，患者管理难度比较大，这也是结核病目前不能有效控制的一个原因。
李亮认为，应该参考其他呼吸道传染病的控制方法，对结核病患者做必要的隔离。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开始采取不住院治疗的结核病患者管理模式，这是当时从国际引进的做法。考虑到结核病是慢性传染，如果长期在医院隔离，会占用大量资源，造成病人和病人、病人和医护人员之间的传播，效益不高，所以推广居家治疗。
“这一做法在过去有必要性，但是现在看，应该要重新审视。”李亮呼吁，条件成熟的地方，应该要推广结核病患者的住院隔离治疗。
对结核病患者实行住院隔离治疗牵扯到住院方案、管理手段和措施、住院期间饮食、家庭情况等一系列问题，李亮认同要综合考虑，但“这是未来的方向”。一些国家采取的做法是：不一定到医院隔离，而是到一个隔离场所集中管理。
【支付的困境：期盼新药进入医保甲级目录】
关于结核病的防治也有好消息，比如结核病新药研发和推广加速了。北京胸科医院副院长李亮介绍，贝达喹啉和德拉马尼这两种新药引进国内之后，部分耐药患者已经开始使用这两种药物，并且取得了良好的疗效。
李亮介绍，目前全国有近1500名病人免费使用了贝达喹啉，治愈率高达85%，而此前耐药结核的治愈率不足50%。
问题是结核病治疗周期长，患者经济负担高，而新药因为价格贵会让许多患者望而却步。以贝达喹啉为例，一个疗程6个月需67200元人民币；德拉马尼一个疗程的价格也在61200元。贝达喹啉和德拉马尼去年年底都被纳入医保乙级目录内，但患者仍需自付一部分。李亮希望让这些新药尽快进入甲级医保目录，让更多病人用得起这些新药、好药，使更多人受益。
在这两种药物外，陈仲丹介绍，耐药结核病的治疗会用到抗生素，有的抗生素也已经在国家医保目录中，比如利奈唑胺原来每天的价格是200-300元，若治疗周期达到18个月，光一个药的费用就可能达到18万。目前，这种抗生素已经经过谈判进入医保目录，价格降低了90%。
“不过，还有很多抗生素的适应症中没有结核病，所以结核病患者用这些药物在报销上会面临各地不同的报销政策，存在一定障碍。”陈仲丹说。
据陈仲丹介绍，在中国，结核病诊疗还不是完全免费的服务，特别是耐药结核病治疗的药物和服务不完全由医疗保险和国家结核病项目覆盖。
有不同研究表明，在中国有高达90%的耐药结核病患者经历了灾难性支出，结核病和耐多药结核病(MDR-TB)是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主要疾病之一。
一方面治疗周期长，另一方面治疗又很贵，对患者而言，能够坚持治疗，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而如果不能坚持、得不到很好的管理，这些患者就可能成为移动的传染源。https://t.cn/A6GLSwgD
结核病似乎早已经淡出普通人的视野，然而，现实中，中国每年依然有超过80万人新发结核病。防控结核病的症结在哪里？
【中国的现状】
结核病是结核分枝杆菌引起的、主要通过呼吸道传播的疾病。结核病患者发病时将细菌排入空气（例如咳嗽时），并造成传播， 90%的结核病发生在肺部，也就是肺结核。
结核病患者到了晚期身体消瘦，营养不良、贫血导致皮肤苍白，故结核病又被称为“白色瘟疫”。
从事结核病等传染病研究的世界卫生组织驻华办公室技术官员陈仲丹博士介绍，结核病是世界传染病的头号杀手，也是全球十大死因之一（全球十大死因还包括心血管、心脑血管疾病、意外、自杀等等）。结核病是排在第十位的死因，全世界每天有将近4000人死于结核病，3万人发病。
根据报告，2020年，中国结核病的发病率为58/10万，发病率在30个结核病高负担国家中排在第28位（由高到低），但是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庞大，中国2019年中国估算的新发结合病患者数约占全球的8.4%，约83.3万，居全球第三位，仅次于印度和印度尼西亚。
实际上，2019年在国家信息系统中报告的结核病患者数量为72.8万人，也就是说存在约10.5万人的缺口，这些人未得到精准的诊断和针对性的治疗。
世界卫生组织曾提出2035年终结结核病流行（End TB）的目标。北京胸科医院副院长李亮称，这一目标的核心指标是将结核病的发病率降低到10/10万以下。不过，对全球和中国而言，要想在2035年之前达到这一目标有不小的难度。2018年中国估算结核病发病率为61/10万，2019年为58/10万。李亮坦言，“如果在防控策略、诊断技术、治疗药物以及预防用疫苗研究上没有大的突破，到2035年实现这个目标难度非常大。”
【诊断的局限】
传染病控制要抓住“三要素”：首先要发现传染源，其次要切断传播途径，第三是保护易感人群。发现传染源，需要依靠诊断技术。由于传统诊断技术的局限以及新技术落地困难，使得国内结核病患者的发现尚未出现突破性进展。
结核病的诊断主要有三类方法。
首先是细菌学诊断——对患者的痰液采样做检测，看有没有结核菌。
细菌学诊断也有几种不同的具体方法：一种是“痰涂片”，把痰液涂在玻片进行染色，看有没有结核菌的存在，如果阳性则说明有结核菌，如果阴性说明没有发现结核菌。
还有一种是“痰培养”，把痰液放在培养基里面，给它营养，让细菌长大，如果经过一段时间，发现培养基里面有结核菌，那就可以说明是结核病。这是两种最常见的细菌学诊断方法。
这两种方法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也是到目前为止，全世界包括我国广泛用于诊断结核病的方法。痰培养的诊断方式目前是结核病诊断的金标准。
不过，这类技术方法受到制约。不管是痰涂片还是痰培养，阳性率只有30%-40%左右，也就是说，如果有10个结核病病人，大约只有3个人的痰涂片会得到阳性结果，4个人的痰培养结果会是阳性。影响结果的因素包括结核菌的数量、检测技术和操作等。
此外，细菌学诊断的速度也不能令人满意。痰涂片可以一天内出结果，痰培养必须一到两周才能出结果。而且，痰涂片的检查存在假阳性的问题，因为除了结核菌可以导致痰涂片阳性以外，其他菌也可以导致结果阳性，比如非结核分枝杆菌、麻风杆菌。
第二种方法是影像学方法。也就是通过胸片、CT看患者的肺上有没有结核病的病灶，这个方法在临床上应用广泛，尤其对于那些痰液里找不到结核菌的病人，用这种方法意义更大，它在使用上非常方便，而且国内的医疗机构在胸片、CT等影像学设备技术应用上已经比较普及，影像学诊断也比较快。
但是，影像学方法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通过胸片、CT看患者的肺上有没有结核病的病灶，这需要医生的经验。如果遇到不典型的结核病病灶，影像诊断可能出现假阳性、假阴性问题，容易造成漏诊和误诊。
第三个方法是免疫学方法，就是抽血看有没有结核病的抗原和抗体，这个方法应用得不多，主要原因是现在还没有发现结核病最特异的抗原抗体，如果抗原抗体不特异，诊断结果的准确度就比较低，这也是目前困扰结核病免疫学诊断方法的重要问题。出于此，世卫组织目前不推荐免疫学诊断用于临床诊断，只推荐用于参考。
【新技术落地瓶颈】
“从诊断来讲，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是亟需引进更快速、更敏感、更简单的诊断工具。”李亮介绍，目前最大进步是有一种分子生物学检测技术已引进到结核病诊断中，这种方法通过基因技术可以快速提高细菌学检查的敏感性，其原理是通过基因扩增技术，使得即使只有很少量的菌也能被发现。
值得注意的是，一种名为Gene-Xpert的分子生物学检测产品已上市十多年。90分钟就可以出结果，诊断过程大概全程需要2个小时。除诊断普通结核病外，该产品还可以诊断是否是利福平耐药结核病。
李亮认为，分子生物学检测技术代表未来方向，其敏感性高、操作方便、生物安全性也有保障，“未来成为诊断金标准将是时间的问题”。
目前北京胸科医院等一些大医院已经引进这项技术，北京胸科医院每天检测量能达到几百人，“不过这一技术在基层使用并不理想”，李亮表示，原因之一是这项检测技术还没有被纳入医保，做一次检测目前价格在700元左右。
陈仲丹介绍，目前国内大约采购了1000多台Gene-Xpert检测设备，但检测试剂确实比较贵，一些地方存在“仪器配了，但试剂买不起”情况。
实际上，大量结核病患者是在基层就诊。检测资源错配加剧了结核病患者的发现之难。专家们呼吁能把新技术纳入医保，使其在基层被更多地采用。
【主动发现的困难】
目前，“结核病人的发现主要依靠患者的因症就诊，也就是病人出现症状以后到医院检查才发现是结核病患者”，李亮向南都记者解释，有一半结核病患者没有任何症状，这些患者不去医院，可能就发现不了。
此外，即使是出现结核病症状的患者，由于大众结核病知识的知晓率较低，患结核病后不能及时就诊，使得现有因症就诊方式不能掌握、治疗所有的肺结核患者，不能有效切断患者在人群中的传播链。
李亮介绍，下一步策略是要从现在被动的因症就诊转变为主动发现，也就是对于重点人群做结核病主动筛查，这样可最大程度发现结核病患者。据媒体报道，主动筛查目前只限于利用国际项目的试点地区开展，由于没有经费支持而尚未在全国推广。
【不完美的疫苗】
一项研究显示，我国结核病人群感染基数大（约5.5亿人携带结核菌），从感染到发病一般要经历较长过程。
陈仲丹介绍，从全球看，大概1/4的人感染结核菌，但感染结核杆菌的人只有10%-15%可以发生结核病，不是一感染就发病，发生几率有10%-15%。
疫苗是预防传染病最有效办法。不过，目前全世界都缺乏针对结核病的有效疫苗。婴儿出生24小时内就要接种的免疫规划疫苗卡介苗仅能预防部分儿童重症结核及结核性脑膜炎的发生，对成人结核病的预防几乎没有作用。
陈仲丹表示，目前结核病的疫苗正在从两个方面突破，一是预防用疫苗，防止人们感染结核菌；二是治疗性疫苗，对于感染结核菌的人，减少发病情况。
值得关注的是，一个名为“M72/AS01E”的潜在结核疫苗在二期B临床试验中显示了50%的有效率，目前已经获批进行下一步临床试验。
【耐药结核的压力】
在讨论中国的结核病负担时，耐药结核是不能忽视的问题。
根据WHO的数据，2019年我国估算新增利福平耐药结核病(RR-TB)及耐多药结核病(MDR-TB)6.5万人，占全世界总数的13%。
不过，在这6.5万估算的耐药结核患者中，只有不足30%（18300人）得到诊断和报告。在报告的约1.8万患者中，76%的人启动二线治疗，治疗成功率约为54%。
也就是说，我国的耐药结核患者没有完全发现和识别出来。一个主要差距就是病原学的确诊比例不高。陈仲丹解释，2019年，中国45.4%的肺结核患者是病原学确诊病例（其他病例是临床诊断），尽管这个数字在2018年36%的基础上有一定的增加，但仍有差距。全球平均水平是57%，在高收入的欧美国家，84%的肺结核病例是病原学诊断出来的。
耐药结核患者的发现有几个关键步骤：首先要确诊病人，通过病原学确诊是结核病患者，找到该病人的细菌，才能对细菌开展耐药检测，看是否是耐药的结核菌。所以，“如果报告结核病病原学确诊这一步没有做好，即使确诊病例中耐药检测比例很高，总体的比例依然很低。”陈仲丹说。
相对于普通结核病６至９个月的治疗周期，耐药结核病治疗周期长达18至24个月，以往治愈率低于50％，治疗费用平均达5万元人民币以上，有的甚至高达几十万元。
什么样的患者会发展为耐药结核病？这有两种可能性。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结核病预防控制中心规划部原主任姜世闻介绍，一种是有些病人不规律服药、断断停停，这样就会导致耐药产生。第二种情况是原发耐药，患者本身就感染了耐药菌，发病的时候呈现出来就是耐药结核。
复旦大学基础医学院教授高谦表示，结核病耐药的产生分为获得性耐药和传播性耐药，前者由治疗不当产生，后者由被其他耐药结核病患者体内携带的耐药结核菌感染产生。如果以传播性耐药为主，应注重发现和控制传染源；如果获得性耐药为主，应配合精准治疗和提高患者依从性。
哪一种情况才是导致中国耐药结核的主要原因呢？高谦研究发现，中国超过80％的耐多药结核病患者是传播导致。
这意味着，中国应对耐多药结核应采取控制传播为主的控制策略：重视传染源控制；制订和实施相应法律法规，有效隔离传染源；实现患者的精准治疗，医生应在获知患者耐药情况下制订治疗方案。
【患者管理模式需要重新审视】
结核病（特别是耐药结核病）患者治疗疗程长，服药品种多，因此病人配合治疗的依从性不佳，患者管理难度比较大，这也是结核病目前不能有效控制的一个原因。
李亮认为，应该参考其他呼吸道传染病的控制方法，对结核病患者做必要的隔离。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开始采取不住院治疗的结核病患者管理模式，这是当时从国际引进的做法。考虑到结核病是慢性传染，如果长期在医院隔离，会占用大量资源，造成病人和病人、病人和医护人员之间的传播，效益不高，所以推广居家治疗。
“这一做法在过去有必要性，但是现在看，应该要重新审视。”李亮呼吁，条件成熟的地方，应该要推广结核病患者的住院隔离治疗。
对结核病患者实行住院隔离治疗牵扯到住院方案、管理手段和措施、住院期间饮食、家庭情况等一系列问题，李亮认同要综合考虑，但“这是未来的方向”。一些国家采取的做法是：不一定到医院隔离，而是到一个隔离场所集中管理。
【支付的困境：期盼新药进入医保甲级目录】
关于结核病的防治也有好消息，比如结核病新药研发和推广加速了。北京胸科医院副院长李亮介绍，贝达喹啉和德拉马尼这两种新药引进国内之后，部分耐药患者已经开始使用这两种药物，并且取得了良好的疗效。
李亮介绍，目前全国有近1500名病人免费使用了贝达喹啉，治愈率高达85%，而此前耐药结核的治愈率不足50%。
问题是结核病治疗周期长，患者经济负担高，而新药因为价格贵会让许多患者望而却步。以贝达喹啉为例，一个疗程6个月需67200元人民币；德拉马尼一个疗程的价格也在61200元。贝达喹啉和德拉马尼去年年底都被纳入医保乙级目录内，但患者仍需自付一部分。李亮希望让这些新药尽快进入甲级医保目录，让更多病人用得起这些新药、好药，使更多人受益。
在这两种药物外，陈仲丹介绍，耐药结核病的治疗会用到抗生素，有的抗生素也已经在国家医保目录中，比如利奈唑胺原来每天的价格是200-300元，若治疗周期达到18个月，光一个药的费用就可能达到18万。目前，这种抗生素已经经过谈判进入医保目录，价格降低了90%。
“不过，还有很多抗生素的适应症中没有结核病，所以结核病患者用这些药物在报销上会面临各地不同的报销政策，存在一定障碍。”陈仲丹说。
据陈仲丹介绍，在中国，结核病诊疗还不是完全免费的服务，特别是耐药结核病治疗的药物和服务不完全由医疗保险和国家结核病项目覆盖。
有不同研究表明，在中国有高达90%的耐药结核病患者经历了灾难性支出，结核病和耐多药结核病(MDR-TB)是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主要疾病之一。
一方面治疗周期长，另一方面治疗又很贵，对患者而言，能够坚持治疗，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而如果不能坚持、得不到很好的管理，这些患者就可能成为移动的传染源。https://t.cn/A6GLSwgD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