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我们把维护国家的整体利益看做是个人的最高意志，“牺牲”“奉献”的人被视为榜样，国家给他们荣誉，为他们立碑，传扬这种极少数人能够做到却又大多数人信仰的意志。国家打着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服务的旗号，建立各种各样的制度和法律，让世间罪恶无所遁形，把危害到人民利益的罪犯绳之以法，对自己从未见过的处于善恶分界点的“特殊”的人小心翼翼草木皆兵的仔细监视，把他们视为危险分子，稍有动作就用所谓的法律进行审判，殊不知他们脑子里已经产生了对这些人的偏见。这种偏见源自人类的无知和对未知事物的恐惧，归根到底源自人类的自私，他们胆小如鼠害怕死亡恐惧生存的动荡，他们据理力争有意的蒙蔽外界的事实坚决判定特殊人物有罪，只为了自身安稳生活的保障。我想不出不敢想世上是否真的有一所特殊监狱，那真的太可怕了，如果世界上没有人权的话，人类存在的意义又是什么。“任何人都能杀人”，只要心中有恶，普通人的手法往往比这些拥有特殊能力的人更可怕。个人身上出现特殊能力以及对这种特殊能力的运用，取决于特殊人物本身，他们有决定的权利，因为他们首先是一个人，国家为他们的特殊制定新的法律和制度来维护社会的秩序和安定的基础应当和“普通人”无异，寻求的始终是一个适当的平等罢了。谁想生下来就和其他人不同呢，沈晾没有选择的权利。但是他有选择自身行为的权利，他是“伟大”的，善恶两难他选择了善，但是所谓的“善”又带给了他什么呢，正如吴奇所说“他们一直用自以为是的态度看待你做出的一切，甚至将你本不需付出的当做是允许你加入他们野蛮人守则的理所应当。”“他们”带给他一生的监禁，被迫的屈辱，带给他死亡，带给他厄运缠身。

再看《大宅门》才明白，黄春、黄立的名字到底是谁起的在中，有一段评价大格格和贵武的爱情话，分享给大家：大格格就这样永远辞别了人世。黄春兄妹将她和武贝勒合葬，旧坟变新坟。尽管墓碑上刻下了他们的名讳和立碑人姓名，但是多少年后，有谁会知道这坟里埋着怎样的爱与恨呢！大格格怀了贵武的孩子后，贵武就躲了，一直到生下孩子，他想要回孩子才出现在詹瑜的马前。他只关心孩子，也深深伤了大格格的心。但是最终，大格格还是选择了原谅，原谅她这一生唯一爱过的人。大格格的孩子还没出月子就被詹王爷悄悄送到乡下了。知道内情的人除了老回，就是夫老索。这么仓促的安排，显然王爷是不会给孩子起名的。那么，老回和夫老索，定然不会给孩子起好名字的。是谁给孩子起了这么有纪念意义的名字的呢？

2022.11.05 星期六
今晚给自己准备了看电影的娱乐活动，《我不是药神》。心中确实是有苦恼需要排解，所以寄托给它。
当时是去影院看的，和谁一起已经不记得了。与后来盛赞和感动的风评不同，我并没有过多的感受，可能是因为我当时痛苦的来源与之不同，无法共情。
今晚也一样，没有特别感动，虽然比当时又看懂了一些。我没有要依靠哪一种药度日，最困扰我的生理疾病是舌乳头发炎，那段时间一颗接一颗，不知所起不知所终。
慢粒白血病痛苦得多，病情和开销严重得多。因为复杂棘手的疾病丧生的生命不在少数，似乎只能哀叹个体不幸命运多舛，可现在广泛地出现因为防治一种疾病的行为本身导致生命的损失的悲剧，我实在想不到另一个例子或者适当的比喻。
疫情三年，从最开始的李文亮医生，到今日的呼和浩特女子，我不知道在微博上宣泄情绪多少次了，但是不知所终爱莫能助让我无奈麻木，从义愤填膺渐渐变化成只会带给我周期性地震颤而无情绪上的波动。微博上质问很多，愤怒很多，声嘶力竭的痛苦也很多。有理中客称有50w在煽动民众情绪，我时常也会陷入怀疑自己是不是不理智了，现在我选择坚持即使有苍蝇，那也是先有有缝的蛋。最终是蛋清和蛋白先发烂发臭还是蛋壳先烂掉，我还挺期待的。
疫情仿佛没有尽头，这些事情仿佛也没有尽头。为呼和浩特女子发声的人们，还能记得贵州大巴车和汝州发烧的十六岁女孩和兰州七里河煤气中毒的三岁孩子吗？更早的呢？人的记忆力和精力终究有限，谁来记得他们，谁来为他们立碑？
巧合般的，慢粒白血病人也戴着口罩。电影里一幕一幕的戴着口罩的人们看着镜头的拼图令我恍惚。会不会真有一天，因防疫而丧生的人们多到也被做成集合，重现在这样甚至更庞大的拼图里？我不敢想。[蜡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