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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王阳明的良知论乃是作为一种“觉学”而存在的，并不是知即为觉，而是良知实乃一种良觉，但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觉，因为只有道德理性潜藏其中的良觉，才是良知。本文认定佛教本土化之“佛性本觉”就潜在地浸渍到阳明的思想深层，从而终成“理—知—心—觉—性”的基本思想架构。从佛教的影响来看，这种良觉就是由“性觉”而来；从儒家的传承观之，这种良觉本自“心觉”而发。实际上，作为人类“情理结构”的良知，本然具有“知—情—意”全整结构，也就是既包含理性化的观念和意志，也包孕感性化的情感。良知乃是理性内在积淀的结果，但却呈现为道德直觉的外化形式。王阳明意义上的“结圣胎”，就是这种理性凝聚的规程及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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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的致知当做“随格物之渐的功夫而进行的顿的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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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朱熹的“知”近于“识”，那么，阳明的“知”则近于“觉”，因为“阳明比朱子更能自觉到 ‘良知’之‘知’或‘致知’之‘知’从因地说是指本心之明觉之本然状态，而‘知至’之‘知’或‘德性之知’之‘知’是指从果地说之本心之明觉之全幅朗现的境界”[14]。根据这种独特的阐释与阐发，“知至”属知，“致知”属行，所以才能知行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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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心到知凭“觉”，从知到心则靠“行”，因此才有“致知”。“致知”即为知之动，在一念发动之处，即是知也是行之际，存心与致知便被视为同一了，这才是阳明知行合一的真谛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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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28]知是要“真切”笃行的，行则是要“明觉”察知的，由此知行之为功夫不可离析，本然合为一体。这是由于，在“心—觉—知”当中的知，乃为致知，也就是“致良知”。这种良知之致，本自“觉”，源于心之明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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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学传统对于‘心’一向有两种理论：一是‘性觉’说，一是‘性寂’说。‘性觉’义为‘自性本觉’，也就是说，每个人本心原来是明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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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关于心性的正确立场是‘自性本（来）寂（净），这也是‘心性清净’（光辉明净）的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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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佛性论，性寂与性觉也分别执着于可能的本然性与已然的现实性，中国佛教恰恰把印度佛教“现实化”了，也就是将佛教那种追求另世的“两个世界观”，转化为植根于现世的“一个世界观”。这种佛教的本土化，其实就是由中国思想主流传统化生外来思想使然，其中最核心的基点就是儒家的现世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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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佛性偏觉”到“佛性圆觉”之嬗变，“圆觉的觉悟形态是一种完满的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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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阳明那里，“致良知”方能达到知行合一。其实，从“一念”发动“致良知”：“知至”为知，“致知”乃行，“知行合一”与“致良知”终为一体。回到“一念发动处”这个本源，知行本合一也好，从“致知”到“致良知”也罢，在王阳明思想体系那里，知行始终是契合无间的，所谓“致知之必在于行，而不行之不可以为致知”[44]，这才是一位中国思想家贯通为一的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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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知本然具有“知—情—意”全整结构，也就是既包含理性化的观念和意志，也包孕感性化的情感。笔者曾解析过王阳明的“一念发动处”即知即行所蕴含的“情理结构”：第一，所谓“一念发动”，此一念即三要素中的“观念”；第二，“如何做”，则靠意志，观念与意志结合遂成为“自由意志”；第三，观念与意志结合并表现为直觉，也就是成为一种“情感”。[45]良知同理可证，但其侧重却有所不同，良知表现为以情为本的道德直觉，但是道德理性却是潜伏其内，这就需要一种“理性凝聚”的历史积淀过程加以锤炼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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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泽厚在解孟子之“集义”时，曾做出过解释：“这‘凝聚’就并非仅是认识，而必须通过行为、活动（‘必有事焉’）才能培育。所以它包括知、行二者在内。”[47]这就意味着，阳明的良知既是潜存理性的，也是表层感性的，实乃情理合一的，致良知更是知行合一，这才是王阳明思想内在的“情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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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从“以真导善”与“以善启真”的互动来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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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出自《礼记·大学》#微博早起打卡##每天早起打卡##早起##今日早起打卡##张萌萌姐[超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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