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君国之重器，莫重于令。令重则君尊，君尊则国安；令轻则君卑，君卑则国危。故安国在乎尊君，尊君在乎行令，行令在乎严罚。罚严令行，则百吏皆恐；罚不严，令不行，则百吏皆喜。故明君察于治民之本，本莫要于令。故曰：亏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从令者死。五者死而无赦，唯令是视。故曰：令重而下恐。
为上者不明，令出虽自上，而论可与不可者在下。夫倍上令以为威，则行恣于己以为私，百吏奚不喜之有？且夫令出虽自上，而论可与不可者在下，是威下系于民也。威下系于民，而求上之毋危，不可得也。令出而留者无罪，则是教民不敬也。令出而不行者毋罪，行之者有罪，是皆教民不听也。令出而论可与不可者在官，是威下分也。益损者毋罪，则是教民邪途也。如此，则巧佞之人，将以此成私为交；比周之人，将以此阿党取与；贪利之人，将以此收货聚财；懦弱之人，将以此阿贵事富便辟；伐矜之人，将以此买誉成名。故令一出，示民邪途五衢，而求上之毋危，下之毋乱，不可得也。
菽粟不足，末生不禁，民必有饥饿之色，而工以雕文刻镂相稚也，谓之逆。布帛不足，衣服毋度，民必有冻寒之伤，而女以美衣锦绣綦组相稚也，谓之逆。万乘藏兵之国，卒不能野战应敌，社稷必有危亡之患，而士以毋分役相稚也，谓之逆。爵人不论能，禄人不论功，则士无为行制死节，而群臣必通外请谒，取权道，行事便辟，以贵富为荣华以相稚也，谓之逆。
朝有经臣，国有经俗，民有经产。何谓朝之经臣？察身能而受官，不诬于上；谨于法令以治，不阿党；竭能尽力而不尚得，犯难离患而不辞死；受禄不过其功，服位不侈其能，不以毋实虚受者，朝之经臣也。何谓国之经俗？所好恶不违于上，所贵贱不逆于令；毋上拂之事，毋下比之说，毋侈泰之养，毋逾等之服；谨于乡里之行，而不逆于本朝之事者，国之经俗也。何谓民之经产？畜长树艺，务时殖谷，力农垦草，禁止末事者，民之经产也。故曰：朝不贵经臣，则便辟得进，毋功虚取；奸邪得行，毋能上通。国不服经俗，则臣下不顺，而上令难行。民不务经产，则仓廪空虚，财用不足。便辟得进，毋功虚取，奸邪得行，毋能上通，则大臣不和。臣下不顺，上令难行，则应难不捷。仓廪空虚，财用不足，则国毋以固守。三者见一焉，则敌国制之矣。
故国不虚重，兵不虚胜，民不虚用，令不虚行。凡国之重也，必待兵之胜也，而国乃重。凡兵之胜也，必待民之用也，而兵乃胜；凡民之用也，必待令之行也，而民乃用。凡令之行也，必待近者之胜也，而令乃行。故禁不胜于亲贵，罚不行于便辟，法禁不诛于严重，而害于疏远，庆赏不施于卑贱，二三而求令之必行，不可得也。能不通于官受，禄赏不当于功，号令逆于民心，动静诡于时变，有功不必赏，有罪不必诛，令焉不必行，禁焉不必止，在上位无以使下，而求民之必用，不可得也。将帅不严威，民心不专一，阵士不死制，卒士不轻敌，而求兵之必胜，不可得也。内守不能完，外攻不能服，野战不能制敌，侵伐不能威四邻，而求国之重，不可得也。德不加于弱小，威不信于强大，征伐不能服天下，而求霸诸侯，不可得也。威有与两立，兵有与分争，德不能怀远国，令不能一诸侯，而求王天下，不可得也。
地大国富，人众兵强，此霸王之本也，然而与危亡为邻矣。天道之数，人心之变。天道之数，至则反，盛则衰。人心之变，有余则骄，骄则缓怠。夫骄者，骄诸侯，骄诸侯者，诸侯失于外；缓怠者，民乱于内。诸侯失于外，民乱于内，天道也。此危亡之时也。若夫地虽大，而不并兼，不攘夺；人虽众，不缓怠，不傲下；国虽富，不侈泰，不纵欲；兵虽强，不轻侮诸侯，动众用兵必为天下政理，此正天下之本而霸王之主也。
凡先王治国之器三，攻而毁之者六。明王能胜其攻，故不益于三者，而自有国、正天下。乱王不能胜其攻，故亦不损于三者，而自有天下而亡。三器者何也？曰：号令也，斧钺也，禄赏也。六攻者何也？曰：亲也，贵也，货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曰：非号令毋以使下，非斧钺毋以威众，非禄赏毋以劝民。六攻之败何也？曰：虽不听，而可以得存者；虽犯禁，而可以得免者；虽毋功，而可以得富者。凡国有不听而可以得存者，则号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则斧钺不足以威众；有毋功而可以得富者，则禄赏不足以劝民。号令不足以使下，斧钺不足以威众，禄赏不足以劝民，若此，则民毋为自用。民毋为自用，则战不胜；战不胜，而守不固；守不固，则敌国制之矣。然则先王将若之何？曰，不为六者变更于号令，不为六者疑错于斧钺，不为六者益损于禄赏。若此，则远近一心；远近一心，则众寡同力；众寡同力；则战可以必胜，而守可以必固。非以并兼攘夺也，以为天下政治也，此正天下之道也。
为上者不明，令出虽自上，而论可与不可者在下。夫倍上令以为威，则行恣于己以为私，百吏奚不喜之有？且夫令出虽自上，而论可与不可者在下，是威下系于民也。威下系于民，而求上之毋危，不可得也。令出而留者无罪，则是教民不敬也。令出而不行者毋罪，行之者有罪，是皆教民不听也。令出而论可与不可者在官，是威下分也。益损者毋罪，则是教民邪途也。如此，则巧佞之人，将以此成私为交；比周之人，将以此阿党取与；贪利之人，将以此收货聚财；懦弱之人，将以此阿贵事富便辟；伐矜之人，将以此买誉成名。故令一出，示民邪途五衢，而求上之毋危，下之毋乱，不可得也。
菽粟不足，末生不禁，民必有饥饿之色，而工以雕文刻镂相稚也，谓之逆。布帛不足，衣服毋度，民必有冻寒之伤，而女以美衣锦绣綦组相稚也，谓之逆。万乘藏兵之国，卒不能野战应敌，社稷必有危亡之患，而士以毋分役相稚也，谓之逆。爵人不论能，禄人不论功，则士无为行制死节，而群臣必通外请谒，取权道，行事便辟，以贵富为荣华以相稚也，谓之逆。
朝有经臣，国有经俗，民有经产。何谓朝之经臣？察身能而受官，不诬于上；谨于法令以治，不阿党；竭能尽力而不尚得，犯难离患而不辞死；受禄不过其功，服位不侈其能，不以毋实虚受者，朝之经臣也。何谓国之经俗？所好恶不违于上，所贵贱不逆于令；毋上拂之事，毋下比之说，毋侈泰之养，毋逾等之服；谨于乡里之行，而不逆于本朝之事者，国之经俗也。何谓民之经产？畜长树艺，务时殖谷，力农垦草，禁止末事者，民之经产也。故曰：朝不贵经臣，则便辟得进，毋功虚取；奸邪得行，毋能上通。国不服经俗，则臣下不顺，而上令难行。民不务经产，则仓廪空虚，财用不足。便辟得进，毋功虚取，奸邪得行，毋能上通，则大臣不和。臣下不顺，上令难行，则应难不捷。仓廪空虚，财用不足，则国毋以固守。三者见一焉，则敌国制之矣。
故国不虚重，兵不虚胜，民不虚用，令不虚行。凡国之重也，必待兵之胜也，而国乃重。凡兵之胜也，必待民之用也，而兵乃胜；凡民之用也，必待令之行也，而民乃用。凡令之行也，必待近者之胜也，而令乃行。故禁不胜于亲贵，罚不行于便辟，法禁不诛于严重，而害于疏远，庆赏不施于卑贱，二三而求令之必行，不可得也。能不通于官受，禄赏不当于功，号令逆于民心，动静诡于时变，有功不必赏，有罪不必诛，令焉不必行，禁焉不必止，在上位无以使下，而求民之必用，不可得也。将帅不严威，民心不专一，阵士不死制，卒士不轻敌，而求兵之必胜，不可得也。内守不能完，外攻不能服，野战不能制敌，侵伐不能威四邻，而求国之重，不可得也。德不加于弱小，威不信于强大，征伐不能服天下，而求霸诸侯，不可得也。威有与两立，兵有与分争，德不能怀远国，令不能一诸侯，而求王天下，不可得也。
地大国富，人众兵强，此霸王之本也，然而与危亡为邻矣。天道之数，人心之变。天道之数，至则反，盛则衰。人心之变，有余则骄，骄则缓怠。夫骄者，骄诸侯，骄诸侯者，诸侯失于外；缓怠者，民乱于内。诸侯失于外，民乱于内，天道也。此危亡之时也。若夫地虽大，而不并兼，不攘夺；人虽众，不缓怠，不傲下；国虽富，不侈泰，不纵欲；兵虽强，不轻侮诸侯，动众用兵必为天下政理，此正天下之本而霸王之主也。
凡先王治国之器三，攻而毁之者六。明王能胜其攻，故不益于三者，而自有国、正天下。乱王不能胜其攻，故亦不损于三者，而自有天下而亡。三器者何也？曰：号令也，斧钺也，禄赏也。六攻者何也？曰：亲也，贵也，货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曰：非号令毋以使下，非斧钺毋以威众，非禄赏毋以劝民。六攻之败何也？曰：虽不听，而可以得存者；虽犯禁，而可以得免者；虽毋功，而可以得富者。凡国有不听而可以得存者，则号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则斧钺不足以威众；有毋功而可以得富者，则禄赏不足以劝民。号令不足以使下，斧钺不足以威众，禄赏不足以劝民，若此，则民毋为自用。民毋为自用，则战不胜；战不胜，而守不固；守不固，则敌国制之矣。然则先王将若之何？曰，不为六者变更于号令，不为六者疑错于斧钺，不为六者益损于禄赏。若此，则远近一心；远近一心，则众寡同力；众寡同力；则战可以必胜，而守可以必固。非以并兼攘夺也，以为天下政治也，此正天下之道也。
《艺风堂友朋书札》（上下），钱伯城、郭群一整理，顾廷龙校阅
本书为责编张钰翰先生所赠，并且上海博物馆的柳向春先生亦对此书的出版有贡献，《出版说明》中简要地介绍了该书的来源：
本书原稿为吴县潘博山所藏，顾廷龙先生主合众图书馆事，倩人录副。20世纪80年代，作为“中华文史论丛”增刊之一整理出版。本书原为钱伯城、郭群一先生整理，因年事已高，今特请上海博物馆柳向春研究员重加校订，并据上海图书馆藏合众图书馆抄本全部覆核一过，谨此致谢。
艺风堂是藏书大家缪荃孙的堂号，与之通信者有不少都是那个时代的藏书人。该书与《李鸿章张佩纶往来信札》不同，因为上一部书仅集中在两人间的往来信札，而本书则是一百多位晚清重臣和学林耆宿给缪荃孙所写之信，正因为如此，我在翻阅本书时，了解到不少以往未曾留意过的藏书故事细节，比如苏州藏书家汪鸣銮在给缪荃孙所写之信中提及：“昨送来段《说文》，纸张尚好，而非初印，价值亦过昂也”。
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初刻于嘉庆二十年，该书虽然是一代名著，但流传并不稀见，直到今日仍可买到初刻初印之本。汪鸣銮乃是藏书大家，有人送来一部说文段注，他认为纸张虽然不错，可惜不是初印，这条信息可以透露出那个时代的藏书家对印本纸张的讲求。
本书中收录有王先谦写给缪荃孙的72通手札，其中大部分内容乃是探讨学问及刊刻书籍之事，比如王在第49通信札中称：
谦近刻《日本源流考》《骈文类纂》二书，《类纂》一用姬传先生《古文辞》例，微有变通，采摭颇广，本前八年所创稿，今更定卒成之。吾弟骈文，务寄数篇或十数篇惠我，书成必速，切盼来函。
这段话可以看出王先谦对姚鼐所编《古文辞类纂》的看重，因为他所编的《骈文类纂》就是效仿姚书而稍作变通，为了编纂此书，王先谦向缪荃孙索要相关稿件。几年前，我曾到长沙寻找王先谦故居未果，而此札中，王称：“谦去秋拟乡居，藏书全检入箱。”看来王先谦除了在省城长沙有住房外，他的藏书还曾运到乡下的住所内，这条信息给我以提醒，由此而让我查得王先谦果真在其他地方也有故居遗址。
对于收藏家之间的交往，王先谦在信中还谈到了他对端方的评价：
陶斋在湘，属为《五洲地图志》及《外国通鉴》二书，讨论年余，始有端绪。《图志》刻成，以印费未集，致未出书。《通鉴》则宏纲已举，约二年可成，而陶斋已不及见矣。陶斋以绝世聪明之人，气概豪爽，用心尤极周密，徒以醉心新学，卒陨其生，不无遗憾。盖亦运会使然，有不能自主者邪。
端方在湖南时，曾嘱托王先谦编辑两部西学东渐类的著作，可惜书未成，而端方已被人杀死。在这时在，王先谦认为，端方乃是绝顶聪明之人，而他的死却跟他关注新学有直接的关系，从这一点也可看出王先谦保守的政治立场。此通信札中还顺便谈及了湖南刻版工人因乱涨价的问题，也同样是有价值的刻书史料：“湖南写手刻工，向不昂贵，此次之乱，刻工价涨倍前，即钞书者亦不可得”。
但不知什么原因，王先谦对同处一城的大藏书家叶德辉却评价很低，他在给缪荃孙的信中写道：
再，奉手谕云，奂彬已回里门，知在沪时常有来往。遯此次回里，伏处穷乡，一到省门，未会一客。记奂彬前以阁下寄伊书相示，中有论及鄙人之语，系因伊所言而复之也。比时遯以奉询，阁下不复，遯亦不便再渎。但此君于朋友专以儿戏为事，略无忠信之言。它不必论，专举近所知二事奉告：遯与李仲轩本无深交，其在湖南虽少来往，却不反对，虽奂彬亦从未问过我两人交情如何。……
在此札中，王先谦指责叶德辉言而无信以及在背后挑事，然而本书中所收另一位藏书家江标给缪荃孙的信中，却大夸叶德辉学问如何之好：
湘潭有叶焕彬吏部德辉，原籍苏州洞庭山，入籍长沙，住居省城，校勘之学，今之思适也。藏书亦多，亦有宋元本，益吾师极称之。吏部与前辈有闻声相思之雅，大约同出一源者，仍是我苏州派也。
益吾是王先谦的字，有趣就在这里，江标在夸叶德辉的同时，还说王先谦曾经极力夸赞叶德辉。看来，对于文人间相互的评语，也很难确认哪一种说法是真实心态。而本书中还有叶德辉写给缪荃孙的47通手札，所谈均是藏书、刻书之事，其中也谈到了他跟王先谦之间的交往：
顷奉钧谕，并呈葵园老人一函，登时遣奴子送去，已收到矣。读谕知近事不顺，虽有刻书之资，亦太不高兴，何况资竭？此古人之不幸，非吾非之不幸也。近年湘省刻书亦不便，如《赵忠定奏议》及《别录》已刻了三年，从正月起催印，至今又三月，尚在拖皮，令人不可耐，兴致遂索然。
这段话虽然没有批评王先谦，但亦可见相互间的交往。从叶所写信中可以看出，王先谦闭门谢客，并不想与之相见：
再，书完后，适葵园太夫子来舍，持公信告之，为之叹惋。葵老心绪不佳，晚景尤多拂意。去年遭噬之后，闭门谢客，不见一人。即辉与孔静皆同年，乃从前三数日一见者，近亦必间月一见，或两月不见。
将这些人的信札对读，大可满足爱书人窥视古人的八卦之心，这正是我喜读此书之处。
本书为责编张钰翰先生所赠，并且上海博物馆的柳向春先生亦对此书的出版有贡献，《出版说明》中简要地介绍了该书的来源：
本书原稿为吴县潘博山所藏，顾廷龙先生主合众图书馆事，倩人录副。20世纪80年代，作为“中华文史论丛”增刊之一整理出版。本书原为钱伯城、郭群一先生整理，因年事已高，今特请上海博物馆柳向春研究员重加校订，并据上海图书馆藏合众图书馆抄本全部覆核一过，谨此致谢。
艺风堂是藏书大家缪荃孙的堂号，与之通信者有不少都是那个时代的藏书人。该书与《李鸿章张佩纶往来信札》不同，因为上一部书仅集中在两人间的往来信札，而本书则是一百多位晚清重臣和学林耆宿给缪荃孙所写之信，正因为如此，我在翻阅本书时，了解到不少以往未曾留意过的藏书故事细节，比如苏州藏书家汪鸣銮在给缪荃孙所写之信中提及：“昨送来段《说文》，纸张尚好，而非初印，价值亦过昂也”。
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初刻于嘉庆二十年，该书虽然是一代名著，但流传并不稀见，直到今日仍可买到初刻初印之本。汪鸣銮乃是藏书大家，有人送来一部说文段注，他认为纸张虽然不错，可惜不是初印，这条信息可以透露出那个时代的藏书家对印本纸张的讲求。
本书中收录有王先谦写给缪荃孙的72通手札，其中大部分内容乃是探讨学问及刊刻书籍之事，比如王在第49通信札中称：
谦近刻《日本源流考》《骈文类纂》二书，《类纂》一用姬传先生《古文辞》例，微有变通，采摭颇广，本前八年所创稿，今更定卒成之。吾弟骈文，务寄数篇或十数篇惠我，书成必速，切盼来函。
这段话可以看出王先谦对姚鼐所编《古文辞类纂》的看重，因为他所编的《骈文类纂》就是效仿姚书而稍作变通，为了编纂此书，王先谦向缪荃孙索要相关稿件。几年前，我曾到长沙寻找王先谦故居未果，而此札中，王称：“谦去秋拟乡居，藏书全检入箱。”看来王先谦除了在省城长沙有住房外，他的藏书还曾运到乡下的住所内，这条信息给我以提醒，由此而让我查得王先谦果真在其他地方也有故居遗址。
对于收藏家之间的交往，王先谦在信中还谈到了他对端方的评价：
陶斋在湘，属为《五洲地图志》及《外国通鉴》二书，讨论年余，始有端绪。《图志》刻成，以印费未集，致未出书。《通鉴》则宏纲已举，约二年可成，而陶斋已不及见矣。陶斋以绝世聪明之人，气概豪爽，用心尤极周密，徒以醉心新学，卒陨其生，不无遗憾。盖亦运会使然，有不能自主者邪。
端方在湖南时，曾嘱托王先谦编辑两部西学东渐类的著作，可惜书未成，而端方已被人杀死。在这时在，王先谦认为，端方乃是绝顶聪明之人，而他的死却跟他关注新学有直接的关系，从这一点也可看出王先谦保守的政治立场。此通信札中还顺便谈及了湖南刻版工人因乱涨价的问题，也同样是有价值的刻书史料：“湖南写手刻工，向不昂贵，此次之乱，刻工价涨倍前，即钞书者亦不可得”。
但不知什么原因，王先谦对同处一城的大藏书家叶德辉却评价很低，他在给缪荃孙的信中写道：
再，奉手谕云，奂彬已回里门，知在沪时常有来往。遯此次回里，伏处穷乡，一到省门，未会一客。记奂彬前以阁下寄伊书相示，中有论及鄙人之语，系因伊所言而复之也。比时遯以奉询，阁下不复，遯亦不便再渎。但此君于朋友专以儿戏为事，略无忠信之言。它不必论，专举近所知二事奉告：遯与李仲轩本无深交，其在湖南虽少来往，却不反对，虽奂彬亦从未问过我两人交情如何。……
在此札中，王先谦指责叶德辉言而无信以及在背后挑事，然而本书中所收另一位藏书家江标给缪荃孙的信中，却大夸叶德辉学问如何之好：
湘潭有叶焕彬吏部德辉，原籍苏州洞庭山，入籍长沙，住居省城，校勘之学，今之思适也。藏书亦多，亦有宋元本，益吾师极称之。吏部与前辈有闻声相思之雅，大约同出一源者，仍是我苏州派也。
益吾是王先谦的字，有趣就在这里，江标在夸叶德辉的同时，还说王先谦曾经极力夸赞叶德辉。看来，对于文人间相互的评语，也很难确认哪一种说法是真实心态。而本书中还有叶德辉写给缪荃孙的47通手札，所谈均是藏书、刻书之事，其中也谈到了他跟王先谦之间的交往：
顷奉钧谕，并呈葵园老人一函，登时遣奴子送去，已收到矣。读谕知近事不顺，虽有刻书之资，亦太不高兴，何况资竭？此古人之不幸，非吾非之不幸也。近年湘省刻书亦不便，如《赵忠定奏议》及《别录》已刻了三年，从正月起催印，至今又三月，尚在拖皮，令人不可耐，兴致遂索然。
这段话虽然没有批评王先谦，但亦可见相互间的交往。从叶所写信中可以看出，王先谦闭门谢客，并不想与之相见：
再，书完后，适葵园太夫子来舍，持公信告之，为之叹惋。葵老心绪不佳，晚景尤多拂意。去年遭噬之后，闭门谢客，不见一人。即辉与孔静皆同年，乃从前三数日一见者，近亦必间月一见，或两月不见。
将这些人的信札对读，大可满足爱书人窥视古人的八卦之心，这正是我喜读此书之处。
——戏说乐毅将兵之军械
乐毅练成的这支新军，最大特点是“轻锐劲健”四个字。
燕国有燕国情势，若照着中原战国那般铺排，再过十年，燕国也未必能够练成新军。这国情，一是穷，二是寒，三是缺铁。尤其这最后一条，是燕国成军的致命伤。纵是你出得起高价重金吸引商旅，大肆收买铁料别国官府也不会教如此巨额铁料出境。战国新军之所以新，全在一个“铁”字。全部装备都是铁制：铁兵器、铁甲胄、铁马具、铁器械。总之，无铁不成军。
唯其如此，天下才将战国新军呼之为“铁军”。燕国乏铁，却硬是要练成二十万新铁军，自然只能在铁器之外开辟天地了。
带着一班军吏，乐毅细致地盘清了燕国府库的全部存铁，充其量也只打造得七八成兵器。一番思虑，乐毅下令：铁料只打造兵器，甲胄马具器械等全部另谋出路。另在何处？在皮革木材之上。这两样物事恰恰是燕国出产最丰，用之于军，竟是奇妙地大获成功!
第一是这铜钉皮甲胄。上古战神蚩尤，用整块兽皮裹身包头，战阵不怕刀斧，部族仿效而流布天下，于是有了甲胄。后来渐渐演变成铜甲、铁甲，作为甲胄鼻祖的皮甲反倒是渐渐少了。
目下的中原战国，人人一身铁甲胄乃是步骑新军之标志，否则便不是新军。乐毅的办法是：大量买入猎户皮革，猎户子弟带大张兽皮从军者，立即给予赏赐；同时在军中设立皮坊，工匠们自己制皮，自己裁缝，皮盔甲再钉上铜钉，一身皮甲胄便制成了。一经上身，轻便坚韧，竟比铁甲铁胄利落了许多。那时候，一身全副铁甲胄的重量大体都在八十斤左右，重甲更在百斤之上，猛则猛矣，却实在太过沉重。以致到了后世的宋代，限制铁甲打造必须在五十斤之内。但燕军这一身皮甲皮胄加战靴，最重也不超过三十斤，对于身高力大的辽东子弟，丝毫不显累赘，弯腰屈背蹲踞起立伸展自如，连“甲胄在身，不能全礼”这句老话也显得多余了。甲胄成功，马具也照例办理。中原铁骑，马身必有铁包皮披甲。燕国新军的战马披甲，则是两重皮革外钉铜钉，既厚实顽韧又轻便异常，战马负重大大减轻。
第二是木制大型器械。军中大型器械，自来以铜材铁材为主料。秦国新军的大型攻城器械，几乎全数铁制。
如此气象，燕国自然无法企及。乐毅的弥补之法，是遴选上好坚实木材，制作大批必备的攻城器械，主要是三种：壕桥、撞车与云梯。
壕桥者，越过壕沟之桥也。《六韬·虎韬·必出》篇载：“太公曰：大水、广堑、深坑，敌人所不守，或能守之，其卒必寡。若此者，以飞桥、飞江、转关与天潢以济吾师。”这里的飞桥，说的便是壕桥。
商周时壕桥已经出现。及至战国，壕桥已经发展成为折叠式，下装两只或四只大轮，宽约一丈五尺，可八具并列，总宽达十二丈，万千军士可冲锋过桥。中原大军的壕桥，都是铁轮铁板，一具壕桥用铁千斤之上!如此耗费铁料，燕国如何消受得起。
乐毅与工匠们会商，像打造牛车车厢一般打造壕桥：桥轮与轴柱用硬如精铁的青檀木，桥身用清一色的红松木，板厚一尺六寸。如此木制壕桥更有一样好处，折叠轻便，行军利落，四个军士便可拉走。打造成八具后连排试用，大军连踩一月，一样毫发无损。
撞车者，撞击城门之重车也。撞车车架粗大坚固，底部安装四只大轮，推进轻便，在车架顶部的横梁上用绳索悬挂一个巨大的撞杆，撞杆前部安装巨大的撞头，后部绳孔可延伸出数十条粗麻绳。冲近城门，车体四角用大木桩固定，数十兵士横开两列，拉动撞头后部麻绳向后荡开，再合力拽绳向前猛进撞击。若是小城门，往往是十余次便被撞裂，威力实在令人瞠目。撞车最难制作的核心部件，是威力巨大的撞头。中原强国如秦魏齐，撞头都是铁制，形如巨大的矛头，重量大体都在五六百斤左右，安装在粗大的圆木撞杆上，猛撞猛刺，寻常木料城门委实不堪一击。燕国缺铁，便用合抱松木做撞杆，用极为坚硬的岩石打磨成巨大的锤头形撞头（岩石太尖容易摧折），重量却比铁矛撞头加大一倍。一经试用，威力惊人。纵然铁皮包裹厚达一尺余的坚固城门，两车并撞，也能在三十撞之内轰然洞开。
云梯者，登高爬城之具也。自从有了城堡，便有了爬上城堡的云梯。《诗·大雅·皇矣》篇最早记载了云梯：
原诗 大意
帝谓文王 天帝垂训文王
询尔仇方 谁是你的盟邦
同尔兄弟 你们要像兄弟一样
以尔钩援 用你们的爬城飞钩
与尔临冲 用你们的临车冲车
以伐崇墉 去猛攻崇国都城
这“钩援”，是梯头带钩的长大木梯——钩住城头，士兵攀缘飞上。西周兵书《六韬》叫作飞梯、云梯。云梯的原始形制很简单，就是寻常木梯加长加宽，再带上能扒稳城砖或城头的铜钩铁钩而已。这种简单云梯一直延续到清朝末期，仍然在军中使用。但是，到了春秋末期，著名工师公输般在楚国却发明了一种大型云梯——底部这些兵具安装四只大轮，梯身分作两节折叠，梯身下有隐藏士兵的暗厢，攻城时梯身伸展可达五到八丈。这种云梯宽大坚固，可供大队军兵连续爬城，威力惊人。战国初期，几个中原强国都有了这种大型云梯。
然则，大型云梯在诸多关键部位都要用铁料。底轮、大轴、立柱、梯框等，非铁不足以坚固其身。如此大量用铁，燕国显然难以打造，纵然造得一两部也不会起多大作用。根本原因，在于爬城攻击的要害是大量云梯密集靠上城墙，一部两部甚或十几部，都不会产生大军猛攻所必需的密度威力。几经会商揣摩，乐毅断然下令：只大批打造简单的竹制木制飞梯，达到步军每百人一梯；梯头的轮子或钩爪，尽可能地选用坚韧木料或竹料。半年之内，军营竹木坊打造出一千多架各种形制的飞梯，十万步军精神大振。
有了如此三种器械，便具备了攻城的三种必须手段：壕桥过壕沟与护城河，撞车冲撞城门，云梯爬城，新军才成为战法较为完备之大军，否则便不是成型之“全军”。
但是，若与齐国大军的器械相比，燕军这三种大型器械便逊色多了。从此看去，燕国出兵显得有些贸然。然则，大战之胜败历来不仅仅在装备器械。乐毅心中很是清楚，攻齐大战之根本，不在一城一地的攻坚争夺，而在大军野战；只要一举歼灭齐军野战主力，几十座城池大体会成为不设防的财货府库，即或没有大型器械，也是唾手可得……
乐毅练成的这支新军，最大特点是“轻锐劲健”四个字。
燕国有燕国情势，若照着中原战国那般铺排，再过十年，燕国也未必能够练成新军。这国情，一是穷，二是寒，三是缺铁。尤其这最后一条，是燕国成军的致命伤。纵是你出得起高价重金吸引商旅，大肆收买铁料别国官府也不会教如此巨额铁料出境。战国新军之所以新，全在一个“铁”字。全部装备都是铁制：铁兵器、铁甲胄、铁马具、铁器械。总之，无铁不成军。
唯其如此，天下才将战国新军呼之为“铁军”。燕国乏铁，却硬是要练成二十万新铁军，自然只能在铁器之外开辟天地了。
带着一班军吏，乐毅细致地盘清了燕国府库的全部存铁，充其量也只打造得七八成兵器。一番思虑，乐毅下令：铁料只打造兵器，甲胄马具器械等全部另谋出路。另在何处？在皮革木材之上。这两样物事恰恰是燕国出产最丰，用之于军，竟是奇妙地大获成功!
第一是这铜钉皮甲胄。上古战神蚩尤，用整块兽皮裹身包头，战阵不怕刀斧，部族仿效而流布天下，于是有了甲胄。后来渐渐演变成铜甲、铁甲，作为甲胄鼻祖的皮甲反倒是渐渐少了。
目下的中原战国，人人一身铁甲胄乃是步骑新军之标志，否则便不是新军。乐毅的办法是：大量买入猎户皮革，猎户子弟带大张兽皮从军者，立即给予赏赐；同时在军中设立皮坊，工匠们自己制皮，自己裁缝，皮盔甲再钉上铜钉，一身皮甲胄便制成了。一经上身，轻便坚韧，竟比铁甲铁胄利落了许多。那时候，一身全副铁甲胄的重量大体都在八十斤左右，重甲更在百斤之上，猛则猛矣，却实在太过沉重。以致到了后世的宋代，限制铁甲打造必须在五十斤之内。但燕军这一身皮甲皮胄加战靴，最重也不超过三十斤，对于身高力大的辽东子弟，丝毫不显累赘，弯腰屈背蹲踞起立伸展自如，连“甲胄在身，不能全礼”这句老话也显得多余了。甲胄成功，马具也照例办理。中原铁骑，马身必有铁包皮披甲。燕国新军的战马披甲，则是两重皮革外钉铜钉，既厚实顽韧又轻便异常，战马负重大大减轻。
第二是木制大型器械。军中大型器械，自来以铜材铁材为主料。秦国新军的大型攻城器械，几乎全数铁制。
如此气象，燕国自然无法企及。乐毅的弥补之法，是遴选上好坚实木材，制作大批必备的攻城器械，主要是三种：壕桥、撞车与云梯。
壕桥者，越过壕沟之桥也。《六韬·虎韬·必出》篇载：“太公曰：大水、广堑、深坑，敌人所不守，或能守之，其卒必寡。若此者，以飞桥、飞江、转关与天潢以济吾师。”这里的飞桥，说的便是壕桥。
商周时壕桥已经出现。及至战国，壕桥已经发展成为折叠式，下装两只或四只大轮，宽约一丈五尺，可八具并列，总宽达十二丈，万千军士可冲锋过桥。中原大军的壕桥，都是铁轮铁板，一具壕桥用铁千斤之上!如此耗费铁料，燕国如何消受得起。
乐毅与工匠们会商，像打造牛车车厢一般打造壕桥：桥轮与轴柱用硬如精铁的青檀木，桥身用清一色的红松木，板厚一尺六寸。如此木制壕桥更有一样好处，折叠轻便，行军利落，四个军士便可拉走。打造成八具后连排试用，大军连踩一月，一样毫发无损。
撞车者，撞击城门之重车也。撞车车架粗大坚固，底部安装四只大轮，推进轻便，在车架顶部的横梁上用绳索悬挂一个巨大的撞杆，撞杆前部安装巨大的撞头，后部绳孔可延伸出数十条粗麻绳。冲近城门，车体四角用大木桩固定，数十兵士横开两列，拉动撞头后部麻绳向后荡开，再合力拽绳向前猛进撞击。若是小城门，往往是十余次便被撞裂，威力实在令人瞠目。撞车最难制作的核心部件，是威力巨大的撞头。中原强国如秦魏齐，撞头都是铁制，形如巨大的矛头，重量大体都在五六百斤左右，安装在粗大的圆木撞杆上，猛撞猛刺，寻常木料城门委实不堪一击。燕国缺铁，便用合抱松木做撞杆，用极为坚硬的岩石打磨成巨大的锤头形撞头（岩石太尖容易摧折），重量却比铁矛撞头加大一倍。一经试用，威力惊人。纵然铁皮包裹厚达一尺余的坚固城门，两车并撞，也能在三十撞之内轰然洞开。
云梯者，登高爬城之具也。自从有了城堡，便有了爬上城堡的云梯。《诗·大雅·皇矣》篇最早记载了云梯：
原诗 大意
帝谓文王 天帝垂训文王
询尔仇方 谁是你的盟邦
同尔兄弟 你们要像兄弟一样
以尔钩援 用你们的爬城飞钩
与尔临冲 用你们的临车冲车
以伐崇墉 去猛攻崇国都城
这“钩援”，是梯头带钩的长大木梯——钩住城头，士兵攀缘飞上。西周兵书《六韬》叫作飞梯、云梯。云梯的原始形制很简单，就是寻常木梯加长加宽，再带上能扒稳城砖或城头的铜钩铁钩而已。这种简单云梯一直延续到清朝末期，仍然在军中使用。但是，到了春秋末期，著名工师公输般在楚国却发明了一种大型云梯——底部这些兵具安装四只大轮，梯身分作两节折叠，梯身下有隐藏士兵的暗厢，攻城时梯身伸展可达五到八丈。这种云梯宽大坚固，可供大队军兵连续爬城，威力惊人。战国初期，几个中原强国都有了这种大型云梯。
然则，大型云梯在诸多关键部位都要用铁料。底轮、大轴、立柱、梯框等，非铁不足以坚固其身。如此大量用铁，燕国显然难以打造，纵然造得一两部也不会起多大作用。根本原因，在于爬城攻击的要害是大量云梯密集靠上城墙，一部两部甚或十几部，都不会产生大军猛攻所必需的密度威力。几经会商揣摩，乐毅断然下令：只大批打造简单的竹制木制飞梯，达到步军每百人一梯；梯头的轮子或钩爪，尽可能地选用坚韧木料或竹料。半年之内，军营竹木坊打造出一千多架各种形制的飞梯，十万步军精神大振。
有了如此三种器械，便具备了攻城的三种必须手段：壕桥过壕沟与护城河，撞车冲撞城门，云梯爬城，新军才成为战法较为完备之大军，否则便不是成型之“全军”。
但是，若与齐国大军的器械相比，燕军这三种大型器械便逊色多了。从此看去，燕国出兵显得有些贸然。然则，大战之胜败历来不仅仅在装备器械。乐毅心中很是清楚，攻齐大战之根本，不在一城一地的攻坚争夺，而在大军野战；只要一举歼灭齐军野战主力，几十座城池大体会成为不设防的财货府库，即或没有大型器械，也是唾手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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