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参”纷争三百年(四)】#㤁惪亝药学札记#
——五加科人参派与桔梗科党参派争论述评及古典人参再考证
作者: 汤一笑
【有琴注:附图1-3是清代康熙年间的《人葠(参)花图》,里面的盆栽人参显然是五加科植物。而题款云“热河产人葠,虽不及辽左,枝叶皆同,命画者图绘,因戏作七言截句记之:旧传补气为神草,近日庸医悮地精。五叶五枝含洛数,何斟当用在权衡。”热河,即今河北、辽宁和内蒙交界地带,在康熙年间尚能采集到人参,并作为盆栽,可见其五加科人参分布的广泛,而区区两百年至今,晋冀已经不见野生,又怎么能轻易说千余年前的上党没有人参呢?同时,热河人参已经被认为不如辽东所产者佳,那么汉代上党人参药效也未必就如现在辽东野山参力大,《伤寒论》用人参量大,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二、袁俊贤先生认为,党参是上党地区传统人参存续的可能性大。上党人参易名“党参”是清政府《大清一统志》的批文所致。
始编于乾隆八年(1743)的《四部丛刊•大清一统志》有如下一段文字说明:“又府志产人参,考郡故上党也,盖今所称党参者。地气既殊,质味并薄,不堪与神区灵草同名,通志不载为是。”这里“府志”指的是《潞安府志》,“神区灵草”是指清廷龙兴之地长白山的人参。这一史料是明确说上党人参就是“今所称党参者”。对于这一史料,五加科人参派孙文采先生斥之为清廷不顾人民用药传统的民族偏见。而袁俊贤先生则认为这就是上党人参正式更名为党参的依据和史实。
认为《大清一统志》的所谓“批文”直接导致上党人参更名“党参”,其实是难以成立的。因为“党参”之名,在《大清一统志》之前的1726年《潞安府志》中已经正式改称,其卷八物产篇药之属71味药物,“党参”列为首位,并有注释:“古有人参……今所出惟党参,然亦不能多得也。”说明1726年《潞安府志》的编著者认为这种药材并非古典人参。而是另一种东西。《大清一统志》说上党人参就是党参,而《潞安府志》则认为党参不是人参,孰是孰非?按理应该是《潞安府志》可靠些,毕竟编著者是本地人。当然,也不排除《潞安府志》编著者不明党参来历的可能。另有一点基本可以确定,即桔梗科党参不可能是明人所谓“紫大稍扁”的上党紫团参(这个明确说的是药材干品)。
其实在1726年《潞安府志》之前,“党参”之名就已经出现,清王世祯著有《古夫于亭杂录》,赵伯陶先生考证认为成书于1708年。此书卷4就有“党参”条,下云:“王介甫云,平生无紫团参,亦活到今日。案紫团,上党山名也,本草及唐宋已来皆贵党参,今惟贵辽东及髙丽产,佳者每一两价至白金五两,而上党每一斤价止白金二钱,近人参禁严,价骤贵,始稍以党参代之,每一斤价至白金一两有奇,而购之亦不易也。”
由此可知,“党参”一名的出现,与1743年《大清一统志》的批文毫无关系。至少在其四十年前,“党参”一名就已经流行。
仔细分析起来,桔梗科党参派除了以上两个论据外,似乎再没有其他较有力度的论据了,其中一个还根本站不住脚。
(四)、两派的人参诗文之争
五加科、桔梗科两派都爱用唐宋有关人参的诗词佐证自己的观点,各取所需。如孙文采有《苏东坡<次韵正辅同游白水山>注释》,袁俊贤有《苏轼在惠州种的是什么人参》。用唐宋诗词做佐证要看情况,我感觉大多都不靠谱,毕竟诗人写诗爱用典故,讲求文艺性,未必是写实。但有些曾亲自种养人参的诗人写的诗词则应是写实,较有证据价值。
唐宋诗人有亲自种养人参的,如唐代陆龟蒙《奉和袭美题达上人药圃二首》:“药味多从远客赍(送给),旋添花圃旋成畦。三桠旧种根应异,九节初移叶尚低。”诗人陪友僧游园时,僧即兴题《药圃诗》,诗人以本诗作和以谢之。诗人种养的应是远方朋友送的人参宿根,当年大概一般不会用人参种子繁殖。“三桠”应是写实,如果苗不同于人参常识则诗人必定诧异。可惜诗歌里没有交代种源来自哪里。
北宋苏轼被贬广东惠州(1093年)期间,曾说在庭院小圃里种养过人参,并写有《小圃五咏.人参》一诗。对于东坡南方惠州种参这件事情,历来就颇有议论,多认为难以置信。东坡是否真的“移根到罗浮”无法确定,又或者只是他的艺术虚构,借物咏怀。苏轼曾任定州知州(1093年3月至1094年初),时间恰是其在被贬谪南方英州、惠州之前,定州地处太行山东麓,北宋初年的《太平寰宇记》卷六十二记载,定州贡恒山、人参、瓷器。也就是说苏轼到过人参产地。另外,苏轼有朋友在在上党地区做官,见苏轼《浣溪沙(送梅庭老赴潞州学官)》。袁俊贤先生《苏轼在惠州种的是什么人参》一文,从“青桠缀紫萼,圆实堕红米”一句出发,比对五加科人参和桔梗科党参的花、实并佐以气候因素,从而推断苏轼在惠州种的是桔梗科党参,进而推论宋代上党人参是桔梗科党参。如果仔细综合分析东坡的所有人参诗,就不难发现,袁氏所论其实很难站得住脚。从文艺角度看,“青桠缀紫萼,圆实堕红米”一句,无非是表现人参“紫花”“红实”而已,同样可以认为是对宋代《证类本草》人参花果描写的艺术化:“(人参)三月、四月有花,细小如粟,蕊如丝,紫白色,秋后结子,或七、八枚,如大豆,生青熟红,自落。”另外,此诗中又有“肩肢或具体”一句,桔梗科党参显然很难长成四肢具全者,有两腿就不错了。
其实东坡有交代自己种的是什么人参,东坡在惠州时的另一首诗《次韵正辅同游白水山》又有:“恣倾白蜜收五棱(指杨桃),细劚黄土栽三桠。”此句后东坡原注:“正辅分人参一苗,归种韶阳。……”显然东坡明说在惠州种的是三椏五叶的五加科人参,东坡总不至于种着蔓生的党参而写成三椏五叶吧?文字表达对这种才子而言根本不成问题。这首诗东坡写于1095年重阳之后与表兄兼姐夫程正辅同游白水山之时,当时程正辅任广东提刑,居韶州,韶州唐宋有个标志建筑韶阳楼,韶阳也就指代韶州,分别时,苏东坡送给程一苗人参,所以说正辅“归种韶阳”。东坡惠州所种的五加科人参很可能就是来自太行山东麓的定州。
苏轼在《紫团参寄王定国》中对紫团参也有描写:“纤攕虎豹鬣,蹙(皱)缩龙蛇瘿。”也就是说,紫团参的须根如同虎豹颈上鬃毛一样长,而主体则收缩得如同龙蛇身上的瘤子,此形态类似野山参的特征“紧皮细纹疙瘩体”,即古人所谓“皱面还丹”。桔梗科党参药材除个别粗短品种外,显然很难与苏轼的这一体征描述相符。(注:民间传说有头上长冠或角的异蛇,冠角或瘿瘤之类)。
南宋谢翱(1249—1295)《效孟郊体》曰:“移参窗北地,经岁日不至。悠悠荒郊云,背植足阴气。新雨养陈根,乃复作药饵。天涯葵藿心,怜尔独种参。”是写种养喜阴的人参陈根。谢翱是岭南福建人,中年之后定居浙江,也是江南。不知他种养的是否五加科人参?如是,则又是一个古人南方种养人参的事例。
至于南方能否种养五加科人参,自己因未试验过,不敢妄加断言。当年东坡花甲多病之年被放逐岭南,自知难免终老蛮荒异乡,若真携带自己种养的宿根盆栽人参前往南方也合情理,南北气候相异,如果其品种原是来自定州,则应该比辽东参好养些。如今有盆栽人参当花卉出售的,如有机会我也想买盆来试验在南方能否种养东北人参
——五加科人参派与桔梗科党参派争论述评及古典人参再考证
作者: 汤一笑
【有琴注:附图1-3是清代康熙年间的《人葠(参)花图》,里面的盆栽人参显然是五加科植物。而题款云“热河产人葠,虽不及辽左,枝叶皆同,命画者图绘,因戏作七言截句记之:旧传补气为神草,近日庸医悮地精。五叶五枝含洛数,何斟当用在权衡。”热河,即今河北、辽宁和内蒙交界地带,在康熙年间尚能采集到人参,并作为盆栽,可见其五加科人参分布的广泛,而区区两百年至今,晋冀已经不见野生,又怎么能轻易说千余年前的上党没有人参呢?同时,热河人参已经被认为不如辽东所产者佳,那么汉代上党人参药效也未必就如现在辽东野山参力大,《伤寒论》用人参量大,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二、袁俊贤先生认为,党参是上党地区传统人参存续的可能性大。上党人参易名“党参”是清政府《大清一统志》的批文所致。
始编于乾隆八年(1743)的《四部丛刊•大清一统志》有如下一段文字说明:“又府志产人参,考郡故上党也,盖今所称党参者。地气既殊,质味并薄,不堪与神区灵草同名,通志不载为是。”这里“府志”指的是《潞安府志》,“神区灵草”是指清廷龙兴之地长白山的人参。这一史料是明确说上党人参就是“今所称党参者”。对于这一史料,五加科人参派孙文采先生斥之为清廷不顾人民用药传统的民族偏见。而袁俊贤先生则认为这就是上党人参正式更名为党参的依据和史实。
认为《大清一统志》的所谓“批文”直接导致上党人参更名“党参”,其实是难以成立的。因为“党参”之名,在《大清一统志》之前的1726年《潞安府志》中已经正式改称,其卷八物产篇药之属71味药物,“党参”列为首位,并有注释:“古有人参……今所出惟党参,然亦不能多得也。”说明1726年《潞安府志》的编著者认为这种药材并非古典人参。而是另一种东西。《大清一统志》说上党人参就是党参,而《潞安府志》则认为党参不是人参,孰是孰非?按理应该是《潞安府志》可靠些,毕竟编著者是本地人。当然,也不排除《潞安府志》编著者不明党参来历的可能。另有一点基本可以确定,即桔梗科党参不可能是明人所谓“紫大稍扁”的上党紫团参(这个明确说的是药材干品)。
其实在1726年《潞安府志》之前,“党参”之名就已经出现,清王世祯著有《古夫于亭杂录》,赵伯陶先生考证认为成书于1708年。此书卷4就有“党参”条,下云:“王介甫云,平生无紫团参,亦活到今日。案紫团,上党山名也,本草及唐宋已来皆贵党参,今惟贵辽东及髙丽产,佳者每一两价至白金五两,而上党每一斤价止白金二钱,近人参禁严,价骤贵,始稍以党参代之,每一斤价至白金一两有奇,而购之亦不易也。”
由此可知,“党参”一名的出现,与1743年《大清一统志》的批文毫无关系。至少在其四十年前,“党参”一名就已经流行。
仔细分析起来,桔梗科党参派除了以上两个论据外,似乎再没有其他较有力度的论据了,其中一个还根本站不住脚。
(四)、两派的人参诗文之争
五加科、桔梗科两派都爱用唐宋有关人参的诗词佐证自己的观点,各取所需。如孙文采有《苏东坡<次韵正辅同游白水山>注释》,袁俊贤有《苏轼在惠州种的是什么人参》。用唐宋诗词做佐证要看情况,我感觉大多都不靠谱,毕竟诗人写诗爱用典故,讲求文艺性,未必是写实。但有些曾亲自种养人参的诗人写的诗词则应是写实,较有证据价值。
唐宋诗人有亲自种养人参的,如唐代陆龟蒙《奉和袭美题达上人药圃二首》:“药味多从远客赍(送给),旋添花圃旋成畦。三桠旧种根应异,九节初移叶尚低。”诗人陪友僧游园时,僧即兴题《药圃诗》,诗人以本诗作和以谢之。诗人种养的应是远方朋友送的人参宿根,当年大概一般不会用人参种子繁殖。“三桠”应是写实,如果苗不同于人参常识则诗人必定诧异。可惜诗歌里没有交代种源来自哪里。
北宋苏轼被贬广东惠州(1093年)期间,曾说在庭院小圃里种养过人参,并写有《小圃五咏.人参》一诗。对于东坡南方惠州种参这件事情,历来就颇有议论,多认为难以置信。东坡是否真的“移根到罗浮”无法确定,又或者只是他的艺术虚构,借物咏怀。苏轼曾任定州知州(1093年3月至1094年初),时间恰是其在被贬谪南方英州、惠州之前,定州地处太行山东麓,北宋初年的《太平寰宇记》卷六十二记载,定州贡恒山、人参、瓷器。也就是说苏轼到过人参产地。另外,苏轼有朋友在在上党地区做官,见苏轼《浣溪沙(送梅庭老赴潞州学官)》。袁俊贤先生《苏轼在惠州种的是什么人参》一文,从“青桠缀紫萼,圆实堕红米”一句出发,比对五加科人参和桔梗科党参的花、实并佐以气候因素,从而推断苏轼在惠州种的是桔梗科党参,进而推论宋代上党人参是桔梗科党参。如果仔细综合分析东坡的所有人参诗,就不难发现,袁氏所论其实很难站得住脚。从文艺角度看,“青桠缀紫萼,圆实堕红米”一句,无非是表现人参“紫花”“红实”而已,同样可以认为是对宋代《证类本草》人参花果描写的艺术化:“(人参)三月、四月有花,细小如粟,蕊如丝,紫白色,秋后结子,或七、八枚,如大豆,生青熟红,自落。”另外,此诗中又有“肩肢或具体”一句,桔梗科党参显然很难长成四肢具全者,有两腿就不错了。
其实东坡有交代自己种的是什么人参,东坡在惠州时的另一首诗《次韵正辅同游白水山》又有:“恣倾白蜜收五棱(指杨桃),细劚黄土栽三桠。”此句后东坡原注:“正辅分人参一苗,归种韶阳。……”显然东坡明说在惠州种的是三椏五叶的五加科人参,东坡总不至于种着蔓生的党参而写成三椏五叶吧?文字表达对这种才子而言根本不成问题。这首诗东坡写于1095年重阳之后与表兄兼姐夫程正辅同游白水山之时,当时程正辅任广东提刑,居韶州,韶州唐宋有个标志建筑韶阳楼,韶阳也就指代韶州,分别时,苏东坡送给程一苗人参,所以说正辅“归种韶阳”。东坡惠州所种的五加科人参很可能就是来自太行山东麓的定州。
苏轼在《紫团参寄王定国》中对紫团参也有描写:“纤攕虎豹鬣,蹙(皱)缩龙蛇瘿。”也就是说,紫团参的须根如同虎豹颈上鬃毛一样长,而主体则收缩得如同龙蛇身上的瘤子,此形态类似野山参的特征“紧皮细纹疙瘩体”,即古人所谓“皱面还丹”。桔梗科党参药材除个别粗短品种外,显然很难与苏轼的这一体征描述相符。(注:民间传说有头上长冠或角的异蛇,冠角或瘿瘤之类)。
南宋谢翱(1249—1295)《效孟郊体》曰:“移参窗北地,经岁日不至。悠悠荒郊云,背植足阴气。新雨养陈根,乃复作药饵。天涯葵藿心,怜尔独种参。”是写种养喜阴的人参陈根。谢翱是岭南福建人,中年之后定居浙江,也是江南。不知他种养的是否五加科人参?如是,则又是一个古人南方种养人参的事例。
至于南方能否种养五加科人参,自己因未试验过,不敢妄加断言。当年东坡花甲多病之年被放逐岭南,自知难免终老蛮荒异乡,若真携带自己种养的宿根盆栽人参前往南方也合情理,南北气候相异,如果其品种原是来自定州,则应该比辽东参好养些。如今有盆栽人参当花卉出售的,如有机会我也想买盆来试验在南方能否种养东北人参
保福清豁禅师悟道因缘
漳州保福院清豁禅师,泉州睡龙道溥禅师之法嗣,福州人。少而聪敏,礼福州鼓山神晏兴圣国师落发受戒。
后与冲煦长老结伴礼谒福州大章山契如庵主。在山间,他们遇见契如庵主正在采集栗子,因为以前没有见过,所以不认识。
清豁禅师上前问讯道:“道者!如庵主在何所?”
契如庵主道:“从甚么处来?”
清豁禅师道:“山下来。”
契如庵主道:“因甚么得到这里?”
清豁禅师道:“这里是甚么处所?”
契如庵主作揖道:“那不吃茶去?”
清豁、冲煦二师方省站在眼前的就是契如庵主,于是一起至庵所。二人坐在契如庵主的左右,听他高谈阔论,不知不觉到了晚上。这时,清豁禅师向外一看,只见豺狼虎豹都纷纷来至庵前,它们都很驯服地绕庵转悠着。
清豁禅师因作诗赞曰:
“行不等闲行,谁知去住情。
一餐犹未饱,万户勿聊生。
非道应难伏,空拳莫与争。
龙吟云起处,闲啸两三声。”
清豁禅师经契如庵主点拨,虽得个信处,然犹有疑滞,不能完全自肯。于是,他又前往泉州礼睡龙山道溥弘教禅师。
初礼睡龙,睡龙禅师便问:“豁阇黎见何尊宿来,还悟也未?”
清豁禅师道:“清豁尝访大章,得个信处。”
睡龙禅师于是上堂集众,召唤清豁禅师,说道:“豁阇黎出来,对众烧香说悟处,老僧与汝证明。”
清豁禅师于是出众,拈香道:“香已拈了,悟即不悟。”
睡龙禅师一听,非常高兴,遂予印可,并接纳为入室弟子。
清豁禅师后住漳州保福院接众。
曾有僧问:“家贫遭劫时如何?”师曰:“不能尽底去。”曰:“为甚么不能尽底去?”师曰:“贼是家亲。”曰:“既是家亲,为甚么翻成家贼?”师曰:“内既无应,外不能为。”曰:“忽然捉败时如何?”师曰:“内外绝消息。”曰:“捉败后功归何所?”师曰:“赏亦未曾闻。”曰:“恁么则劳而无功也。”师曰:“功即不无,成而不处。”曰:“既是成功,为甚么不处?”师曰:“不见道,太平本是将军致,不使将军见太平。”
这则公案谈到了修禅用功的极细微处。常言道,外贼易防,家贼难防。修行人见地若不到位,必遭家贼。这家贼来自何处?来自对修行本身的执着,来自有对治心,换言之,只要心中尚存凡圣、垢净、烦恼菩提、生死涅槃等二边见,没有不遭家贼的。因此,要尽一切执着对待,做到内外无消息,无为用功,不生功用想,方有相应分。
清豁禅师示寂前,有遗偈云:
“世人休说路行难,鸟道羊肠咫尺间。
珍重苧(zhu)溪溪畔水,汝归沧海我归山。”
说完偈子,便离开旧所,前往贵湖结庵待灭。一日,清豁禅师谓门人道:“吾灭后将遗骸施诸虫蚁,勿置坟塔。”说完便入湖头山,宴坐于磐石上,俨然而逝。门人禀其遗命,留尸七日,竟无虫蚁来食,于是便荼毗,散于林野。
漳州保福院清豁禅师,泉州睡龙道溥禅师之法嗣,福州人。少而聪敏,礼福州鼓山神晏兴圣国师落发受戒。
后与冲煦长老结伴礼谒福州大章山契如庵主。在山间,他们遇见契如庵主正在采集栗子,因为以前没有见过,所以不认识。
清豁禅师上前问讯道:“道者!如庵主在何所?”
契如庵主道:“从甚么处来?”
清豁禅师道:“山下来。”
契如庵主道:“因甚么得到这里?”
清豁禅师道:“这里是甚么处所?”
契如庵主作揖道:“那不吃茶去?”
清豁、冲煦二师方省站在眼前的就是契如庵主,于是一起至庵所。二人坐在契如庵主的左右,听他高谈阔论,不知不觉到了晚上。这时,清豁禅师向外一看,只见豺狼虎豹都纷纷来至庵前,它们都很驯服地绕庵转悠着。
清豁禅师因作诗赞曰:
“行不等闲行,谁知去住情。
一餐犹未饱,万户勿聊生。
非道应难伏,空拳莫与争。
龙吟云起处,闲啸两三声。”
清豁禅师经契如庵主点拨,虽得个信处,然犹有疑滞,不能完全自肯。于是,他又前往泉州礼睡龙山道溥弘教禅师。
初礼睡龙,睡龙禅师便问:“豁阇黎见何尊宿来,还悟也未?”
清豁禅师道:“清豁尝访大章,得个信处。”
睡龙禅师于是上堂集众,召唤清豁禅师,说道:“豁阇黎出来,对众烧香说悟处,老僧与汝证明。”
清豁禅师于是出众,拈香道:“香已拈了,悟即不悟。”
睡龙禅师一听,非常高兴,遂予印可,并接纳为入室弟子。
清豁禅师后住漳州保福院接众。
曾有僧问:“家贫遭劫时如何?”师曰:“不能尽底去。”曰:“为甚么不能尽底去?”师曰:“贼是家亲。”曰:“既是家亲,为甚么翻成家贼?”师曰:“内既无应,外不能为。”曰:“忽然捉败时如何?”师曰:“内外绝消息。”曰:“捉败后功归何所?”师曰:“赏亦未曾闻。”曰:“恁么则劳而无功也。”师曰:“功即不无,成而不处。”曰:“既是成功,为甚么不处?”师曰:“不见道,太平本是将军致,不使将军见太平。”
这则公案谈到了修禅用功的极细微处。常言道,外贼易防,家贼难防。修行人见地若不到位,必遭家贼。这家贼来自何处?来自对修行本身的执着,来自有对治心,换言之,只要心中尚存凡圣、垢净、烦恼菩提、生死涅槃等二边见,没有不遭家贼的。因此,要尽一切执着对待,做到内外无消息,无为用功,不生功用想,方有相应分。
清豁禅师示寂前,有遗偈云:
“世人休说路行难,鸟道羊肠咫尺间。
珍重苧(zhu)溪溪畔水,汝归沧海我归山。”
说完偈子,便离开旧所,前往贵湖结庵待灭。一日,清豁禅师谓门人道:“吾灭后将遗骸施诸虫蚁,勿置坟塔。”说完便入湖头山,宴坐于磐石上,俨然而逝。门人禀其遗命,留尸七日,竟无虫蚁来食,于是便荼毗,散于林野。
#云南亚洲象宝宝近照#【这场发布会上,一张照片引人关注】“这是四头亚洲象,两头象妈妈、两头象宝宝。这两头象宝宝就是去年大家最关心的,在北移途中生下的象宝宝。”在9月19日举行的“中国这十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李春良带来了去年“出走”的云南亚洲象的近照,“它们现在生活得非常健康,当时生下来的时候是100公斤,现在据前方监测的同志跟我说,它们的目测重量已经达到了300公斤。”
李春良表示,十年来,我国以国家公园为主体、自然保护区为基础、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新型自然保护地体系初步建立。设立了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首批5个国家公园。在北京设立了国家植物园,在广州设立了华南国家植物园。74%的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65%的高等植物群落得到了有效保护。
李春良给出一组数据:我国森林面积34.60亿亩、居世界第五位,森林蓄积量194.93亿立方米、居世界第六位,人工林保存面积13.14亿亩、居世界第一位;草地面积39.68亿亩、居世界第二位;湿地面积8.50亿亩左右、居世界第四位;我国还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12个国家之一,是涵盖世界上几乎所有生态系统类型的国家,高等植物种数、脊椎动物种数分别占世界的10%和13.7%,都居世界前列;我国林草总碳储量达到114.43亿吨,也居世界前列。(科技日报记者 操秀英 图片来自中国发布)
李春良表示,十年来,我国以国家公园为主体、自然保护区为基础、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新型自然保护地体系初步建立。设立了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首批5个国家公园。在北京设立了国家植物园,在广州设立了华南国家植物园。74%的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65%的高等植物群落得到了有效保护。
李春良给出一组数据:我国森林面积34.60亿亩、居世界第五位,森林蓄积量194.93亿立方米、居世界第六位,人工林保存面积13.14亿亩、居世界第一位;草地面积39.68亿亩、居世界第二位;湿地面积8.50亿亩左右、居世界第四位;我国还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12个国家之一,是涵盖世界上几乎所有生态系统类型的国家,高等植物种数、脊椎动物种数分别占世界的10%和13.7%,都居世界前列;我国林草总碳储量达到114.43亿吨,也居世界前列。(科技日报记者 操秀英 图片来自中国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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