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从门缝里看人，却责怪别人长得扁。
生活中，我们常常因为一件事、一句话，而讨厌一个人。
但其实，未必是别人的错，也可能是你看到的不是事物的全貌。
放下心中的成见，推开偏见的大门，你会看到更真实的世界。
不轻易讨厌一个人，是一个人越来越成熟的表现。
图片
你看不惯的人，背后可能有你想不到的苦
凡·高说：“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团火，路过的人只看到了烟。”
人生路上，我们都是别人世界的“局外人”，你看到的，可能并不是对方真实的样子。
波澜不惊的外表下，或许内心正经历着兵荒马乱。生活的重负无人分担，心中的块垒无处纾解。
其中的滋味，唯有自己知道。
网友@晓雯分享过这样一个故事。
公司里有一位同事，中午就餐时她总是来得很迟，她来时大部分人已经吃完离开了。
她每次只打5毛钱的饭，不打菜，而是舀一碗免费的蔬菜汤，一口饭一口汤地吃着。
时间长了，有些人开始看不惯了，私下里议论纷纷，有人说她抠门，有人说她节俭。
甚至还有人，故意当着她的面开玩笑：“瞧瞧，免费喝汤的人又来了。”
她每次听了，都低头不语。
一天中午，晓雯临时加班，进餐厅时只有寥寥几个人。晓雯远远地看见她一个人坐在角落里吃着饭。
晓雯打好饭菜，走到她身旁坐了下来，轻声问：“你只喝汤，身体能行吗？”
她停了片刻，嚅嗫着说：“我知道有人在议论，但我老公生病了，一直没上班，孩子还在上学，不省着点没办法呀。”
心理学上，有一种现象叫“投射效应”。
说的是，人常常以己度人，把自己的所想、所见当成标准，去分析和判断他人的生活。
殊不知，你看到的所谓真相，不过是冰山一角；你看不惯的人，背后可能有你想不到的苦。
在这世上，不是每个人都富足无忧，不是每个人都自由惬意。总有一些人，拼尽全力，却依然过得艰难。
不问真相的臆断，其实是舐皮论骨；不知就里的评论，无异于雪上加霜。
处境不同，慎言为佳；站位不同，理解为上。
面对不知全貌的人或事，如果不能洞若观火，适当保持沉默，也不失为一种善意和体谅。
人
《杀死一只知更鸟》中有这样一句话，让人感触颇深：
“除非你穿上一个人的鞋子，像他那样走来走去，否则你永远无法真正了解一个人。”
与人交往时，如果总是先入为主，就会失去辨别能力。看问题一叶障目，不仅会误解他人，也会让自己懊悔。
张中行担任《世间解》的编辑时，曾向作家俞平伯约稿。
俞平伯欣然同意，写了一篇长文。张中行很满意，文章很快发表出来了。
过了一段时间，俞平伯写信询问稿费事宜。
张中行看后很不理解：一位如此有名望的大作家，竟然如此在意稿费这样的小事？
由此，他对俞平伯产生了看法，觉得太俗气，从此便不再与之交往。
直到俞平伯去世，张中行才知道了背后的原因。
原来，他找俞平伯约稿时，正是俞平伯最缺钱的时候，生活十分窘迫，只能靠着夫人典当东西勉强度日。
得知真相后的张中行愧疚不已，他悔恨不该在不了解俞平伯苦衷的情况下，就贸然做出了错误的论断。
人生路上，有人顺风顺水，有人举步维艰。各人有各人的处境，各人有各人的难处。
如果我们总是站在自己的位置上看问题，就只能看到自己的不容易，忽略别人的为难之处。
而人与人之间偏见与隔阂的产生，往往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思考问题。
所以，不要着急去评判别人的对与错，更不要轻易讨厌一个人。
成年人的世界，总有些苦楚难以言说，总有些心酸难以启齿。
凡事换个角度看问题，你才能洞悉背后的真相，亦能在一段关系中汲取到更多的力量。
民国时期，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
为提升北大办学水平，他引进人才，著名学者辜鸿铭就是其中之一。
辜鸿铭国学造诣深厚，酷爱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坚定的传统文化守护者。
当时，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但崇尚古文、儒学的辜鸿铭，公开反对蔡元培倡导的新文化运动，这给蔡元培带来很大压力。
北大的很多学生，纷纷呼吁开除他。
就在辜鸿铭处境十分尴尬时，蔡元培挺身而出，在一片反对声中将他留了下来。
蔡元培说：“辜鸿铭虽与我观点不同，但他博学多才，北大需要他。”
后来，有人召集守旧派国学大师们会面洽谈，抨击新文化运动，妄图将蔡元培送上道德法庭。
就在外界议论纷纷时，辜鸿铭站出来极力维护：“我辜鸿铭相信，蔡公，一定不会舍弃北大。”
风波过后，辜鸿铭主讲的《中国人的精神》系列讲座风靡北大。
北大也在蔡元培的管理下，成了百花齐放的学府。
人各有志，出处异趣。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看问题难免片面。一个格局开阔的人，往往懂得放下偏见，尊重对方。
亦如康德所说：“我尊敬任何一个独立的灵魂，虽然有些我并不认可，但我会尽可能去理解。”
森林再辽阔，也没有两棵完全相同的树；世界再广阔，也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人。
面对与自己观点有偏差，选择不一致的人，试着多理解，学会多包容，或许能成就一段良好的关系。
倘若因此心生芥蒂，排斥对方，甚至讨厌别人，难免失之偏颇。
人与人之间最舒服的关系莫过于相互理解，彼此成全。
想法不同，尊重即可；方向不同，祝福就好。
你对别人施以善意，别人也会投桃报李。学会理解别人，最后成全的都是自己。
路字是由“足”和“各”组成的，“足”表示路是用脚走出来的，“各”表示各人有各人的路。
行走于世间，你有你的苦，他有他的难。别人的苦衷，你不一定知晓，别人的难处，你未必能体会。
永远不要轻易讨厌一个人，消弭偏见，福气自来。
尊重他人的不同，也是为自己铺路；体谅对方的苦衷，亦是为自己积福；理解别人的难处，更是在成全自己。
拥有一颗宽容之心，时时存有善意，处处留有暖意，是一个人最大的成熟。
生活中，我们常常因为一件事、一句话，而讨厌一个人。
但其实，未必是别人的错，也可能是你看到的不是事物的全貌。
放下心中的成见，推开偏见的大门，你会看到更真实的世界。
不轻易讨厌一个人，是一个人越来越成熟的表现。
图片
你看不惯的人，背后可能有你想不到的苦
凡·高说：“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团火，路过的人只看到了烟。”
人生路上，我们都是别人世界的“局外人”，你看到的，可能并不是对方真实的样子。
波澜不惊的外表下，或许内心正经历着兵荒马乱。生活的重负无人分担，心中的块垒无处纾解。
其中的滋味，唯有自己知道。
网友@晓雯分享过这样一个故事。
公司里有一位同事，中午就餐时她总是来得很迟，她来时大部分人已经吃完离开了。
她每次只打5毛钱的饭，不打菜，而是舀一碗免费的蔬菜汤，一口饭一口汤地吃着。
时间长了，有些人开始看不惯了，私下里议论纷纷，有人说她抠门，有人说她节俭。
甚至还有人，故意当着她的面开玩笑：“瞧瞧，免费喝汤的人又来了。”
她每次听了，都低头不语。
一天中午，晓雯临时加班，进餐厅时只有寥寥几个人。晓雯远远地看见她一个人坐在角落里吃着饭。
晓雯打好饭菜，走到她身旁坐了下来，轻声问：“你只喝汤，身体能行吗？”
她停了片刻，嚅嗫着说：“我知道有人在议论，但我老公生病了，一直没上班，孩子还在上学，不省着点没办法呀。”
心理学上，有一种现象叫“投射效应”。
说的是，人常常以己度人，把自己的所想、所见当成标准，去分析和判断他人的生活。
殊不知，你看到的所谓真相，不过是冰山一角；你看不惯的人，背后可能有你想不到的苦。
在这世上，不是每个人都富足无忧，不是每个人都自由惬意。总有一些人，拼尽全力，却依然过得艰难。
不问真相的臆断，其实是舐皮论骨；不知就里的评论，无异于雪上加霜。
处境不同，慎言为佳；站位不同，理解为上。
面对不知全貌的人或事，如果不能洞若观火，适当保持沉默，也不失为一种善意和体谅。
人
《杀死一只知更鸟》中有这样一句话，让人感触颇深：
“除非你穿上一个人的鞋子，像他那样走来走去，否则你永远无法真正了解一个人。”
与人交往时，如果总是先入为主，就会失去辨别能力。看问题一叶障目，不仅会误解他人，也会让自己懊悔。
张中行担任《世间解》的编辑时，曾向作家俞平伯约稿。
俞平伯欣然同意，写了一篇长文。张中行很满意，文章很快发表出来了。
过了一段时间，俞平伯写信询问稿费事宜。
张中行看后很不理解：一位如此有名望的大作家，竟然如此在意稿费这样的小事？
由此，他对俞平伯产生了看法，觉得太俗气，从此便不再与之交往。
直到俞平伯去世，张中行才知道了背后的原因。
原来，他找俞平伯约稿时，正是俞平伯最缺钱的时候，生活十分窘迫，只能靠着夫人典当东西勉强度日。
得知真相后的张中行愧疚不已，他悔恨不该在不了解俞平伯苦衷的情况下，就贸然做出了错误的论断。
人生路上，有人顺风顺水，有人举步维艰。各人有各人的处境，各人有各人的难处。
如果我们总是站在自己的位置上看问题，就只能看到自己的不容易，忽略别人的为难之处。
而人与人之间偏见与隔阂的产生，往往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站在对方的立场上思考问题。
所以，不要着急去评判别人的对与错，更不要轻易讨厌一个人。
成年人的世界，总有些苦楚难以言说，总有些心酸难以启齿。
凡事换个角度看问题，你才能洞悉背后的真相，亦能在一段关系中汲取到更多的力量。
民国时期，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
为提升北大办学水平，他引进人才，著名学者辜鸿铭就是其中之一。
辜鸿铭国学造诣深厚，酷爱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坚定的传统文化守护者。
当时，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但崇尚古文、儒学的辜鸿铭，公开反对蔡元培倡导的新文化运动，这给蔡元培带来很大压力。
北大的很多学生，纷纷呼吁开除他。
就在辜鸿铭处境十分尴尬时，蔡元培挺身而出，在一片反对声中将他留了下来。
蔡元培说：“辜鸿铭虽与我观点不同，但他博学多才，北大需要他。”
后来，有人召集守旧派国学大师们会面洽谈，抨击新文化运动，妄图将蔡元培送上道德法庭。
就在外界议论纷纷时，辜鸿铭站出来极力维护：“我辜鸿铭相信，蔡公，一定不会舍弃北大。”
风波过后，辜鸿铭主讲的《中国人的精神》系列讲座风靡北大。
北大也在蔡元培的管理下，成了百花齐放的学府。
人各有志，出处异趣。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看问题难免片面。一个格局开阔的人，往往懂得放下偏见，尊重对方。
亦如康德所说：“我尊敬任何一个独立的灵魂，虽然有些我并不认可，但我会尽可能去理解。”
森林再辽阔，也没有两棵完全相同的树；世界再广阔，也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人。
面对与自己观点有偏差，选择不一致的人，试着多理解，学会多包容，或许能成就一段良好的关系。
倘若因此心生芥蒂，排斥对方，甚至讨厌别人，难免失之偏颇。
人与人之间最舒服的关系莫过于相互理解，彼此成全。
想法不同，尊重即可；方向不同，祝福就好。
你对别人施以善意，别人也会投桃报李。学会理解别人，最后成全的都是自己。
路字是由“足”和“各”组成的，“足”表示路是用脚走出来的，“各”表示各人有各人的路。
行走于世间，你有你的苦，他有他的难。别人的苦衷，你不一定知晓，别人的难处，你未必能体会。
永远不要轻易讨厌一个人，消弭偏见，福气自来。
尊重他人的不同，也是为自己铺路；体谅对方的苦衷，亦是为自己积福；理解别人的难处，更是在成全自己。
拥有一颗宽容之心，时时存有善意，处处留有暖意，是一个人最大的成熟。
第三方核酸检测机构开会内容震碎了三观：“阳性了不要怕，就是个感冒，我有办法摆平给你变成阴性，方舱医院介绍一个人进去奖励3500元，因为放舱医院没有住满，所以要想办法塞满人，现在很多核酸都造假。”这些蛀虫简直就是发国难财，一定要严查。
这是发生在石家庄市长安区高营镇高营社区的一段视频，视频是一位参会者隐秘拍摄的。视频中一名男子站在客房的中间位置，给一群年轻人开会。他讲出的内容是今年听到的最恐怖的信息，如果各地的第三方检测机构都这样的话，我们就真的危险了。而石家庄疫情的反复和这些人肯定有直接关系。
开会的大致内容如下：“所以说到这个，ZF给我们撑腰呢，这叫什么就叫叫狗仗人势吧，就是说句不好听的，就有点那种感觉，你知道吗，这个流调电话接过来了以后，说他是阳性，你说我是说他什么好？我记得明明白白，我跟你们大家说千万别在小区做核酸！”
“千万别在小区做核酸！他们现在都造假你明白了吗？方舱医院介绍一个人进去奖励3500元，目前建立了好多方仓医院，但这些医院都没有住满，就想着让大家都进去，你们谁进去啊？”
“咱们现在公司不是石家庄第三方核酸机构嘛？市核酸检测中心，明天早上志林去送管去，没有做核酸的，一会到这赶紧做个核酸，是我自己自费花钱给你们做。我就怕把你们那拉走了怎么办？”
“所以说大家做核酸的话一定在这做（别去小区做因为会作假），每天我会给你做核酸，做了核酸再去上班，省得麻烦的居民说，你有核酸证明吗？没问题，我们24小没问题，我来做，做完了以后找知林，他是我的助理，现在是他说的话就是我说的话。”
“先做个抗原，我告诉你们大家啊，你们不要给别人说啊，如果说抗原有问题的，直接找我来，我不再直接找助理，他会告诉你们怎么做。如果说抗原有问题的，一定不要做核酸！一定不要做核酸！如果说想做核酸，我的助理会告诉你怎么做，让你的核酸就成了阴性。”
“你们要提前报备给我，告诉我啊，别到时候说做了核酸了，好几个做了核酸了你知道吗？现在流调电话打来了
上门做核酸都给弄起来了，已经拉走了2个了。我再说一遍，阳了不可怕，现在就是个感冒明白了吗？就是个感冒不要胆小。如果说真的有感冒发烧的这些症状的话，赶紧告诉我，偷着告诉我啊。”
以上就是这个领导的发言内容，大意就是不要去小区的核酸检测点做核酸，如果你阳性了就会被拉走了，要做就在我们自己这里做，就算你阳性了也能该你改成阴性。并且放舱医院有指标的，进去一个人奖励3500元，人越多他们挣得就越多。
这简直是听着很恐惧，本来是为国为民的医疗部门，虽然是第三方也要为人们服务不是吗？但到了现在成了一门生意，并且自己随意能把红码改成绿码，告诫自己的员工不要去小区做核酸，这听起来就像发生在国外的事情一样，但确确实实发生在了石家庄。
第三方检测机构，也就是医学检验实验室，是我国提供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可以缓解医疗资源的紧张局面，但是有些人正好抓住了这个漏洞，开始利用各种手段敛财。并且会议现场看着这些人很不专业，有的人在玩桌球，有的在看短视频。
如果内部没有人的话？是如何能把阳性改成阴性？这个领导居然说能摆平，并且告诉员工不要害怕阳性，这个就是感冒而已，并且他自己也没有戴口罩，如果这样的话，阳性改成阴性的员工已经感染了很多人了，他们这个检测机构本身就是传染源了。
石家庄常态化的多人混管核酸检测，每个人需支付3.4元，宜宾为3.5元，贵阳为2.6元。100万人口的县城进行一次全民核酸检测,每天都至少要花费200万-300万元，这些钱很多是国家财政拨款的。我们希望这场疫情早日结束，但是很多检测机构要趁此机会捞钱，他们不希望疫情结束，而是常态化，这样他们就能赚得盆满钵满。
这是发生在石家庄市长安区高营镇高营社区的一段视频，视频是一位参会者隐秘拍摄的。视频中一名男子站在客房的中间位置，给一群年轻人开会。他讲出的内容是今年听到的最恐怖的信息，如果各地的第三方检测机构都这样的话，我们就真的危险了。而石家庄疫情的反复和这些人肯定有直接关系。
开会的大致内容如下：“所以说到这个，ZF给我们撑腰呢，这叫什么就叫叫狗仗人势吧，就是说句不好听的，就有点那种感觉，你知道吗，这个流调电话接过来了以后，说他是阳性，你说我是说他什么好？我记得明明白白，我跟你们大家说千万别在小区做核酸！”
“千万别在小区做核酸！他们现在都造假你明白了吗？方舱医院介绍一个人进去奖励3500元，目前建立了好多方仓医院，但这些医院都没有住满，就想着让大家都进去，你们谁进去啊？”
“咱们现在公司不是石家庄第三方核酸机构嘛？市核酸检测中心，明天早上志林去送管去，没有做核酸的，一会到这赶紧做个核酸，是我自己自费花钱给你们做。我就怕把你们那拉走了怎么办？”
“所以说大家做核酸的话一定在这做（别去小区做因为会作假），每天我会给你做核酸，做了核酸再去上班，省得麻烦的居民说，你有核酸证明吗？没问题，我们24小没问题，我来做，做完了以后找知林，他是我的助理，现在是他说的话就是我说的话。”
“先做个抗原，我告诉你们大家啊，你们不要给别人说啊，如果说抗原有问题的，直接找我来，我不再直接找助理，他会告诉你们怎么做。如果说抗原有问题的，一定不要做核酸！一定不要做核酸！如果说想做核酸，我的助理会告诉你怎么做，让你的核酸就成了阴性。”
“你们要提前报备给我，告诉我啊，别到时候说做了核酸了，好几个做了核酸了你知道吗？现在流调电话打来了
上门做核酸都给弄起来了，已经拉走了2个了。我再说一遍，阳了不可怕，现在就是个感冒明白了吗？就是个感冒不要胆小。如果说真的有感冒发烧的这些症状的话，赶紧告诉我，偷着告诉我啊。”
以上就是这个领导的发言内容，大意就是不要去小区的核酸检测点做核酸，如果你阳性了就会被拉走了，要做就在我们自己这里做，就算你阳性了也能该你改成阴性。并且放舱医院有指标的，进去一个人奖励3500元，人越多他们挣得就越多。
这简直是听着很恐惧，本来是为国为民的医疗部门，虽然是第三方也要为人们服务不是吗？但到了现在成了一门生意，并且自己随意能把红码改成绿码，告诫自己的员工不要去小区做核酸，这听起来就像发生在国外的事情一样，但确确实实发生在了石家庄。
第三方检测机构，也就是医学检验实验室，是我国提供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可以缓解医疗资源的紧张局面，但是有些人正好抓住了这个漏洞，开始利用各种手段敛财。并且会议现场看着这些人很不专业，有的人在玩桌球，有的在看短视频。
如果内部没有人的话？是如何能把阳性改成阴性？这个领导居然说能摆平，并且告诉员工不要害怕阳性，这个就是感冒而已，并且他自己也没有戴口罩，如果这样的话，阳性改成阴性的员工已经感染了很多人了，他们这个检测机构本身就是传染源了。
石家庄常态化的多人混管核酸检测，每个人需支付3.4元，宜宾为3.5元，贵阳为2.6元。100万人口的县城进行一次全民核酸检测,每天都至少要花费200万-300万元，这些钱很多是国家财政拨款的。我们希望这场疫情早日结束，但是很多检测机构要趁此机会捞钱，他们不希望疫情结束，而是常态化，这样他们就能赚得盆满钵满。
【#三边委员会50年来首次向记者开放#：美对华政策狭隘，损人不利己】三边委员会是北美、西欧和亚太3个地区部分国家非官方人士组成的政策协调机构，由洛克菲勒、布热津斯基等人于1973年发起成立，常年不对外记者开放。
而据《日经亚洲》英文版11月29日报道，近日，日经新闻记者被允许旁听三边委员会亚太区会议，这是该机构自1973年成立以来首次允许记者听取整个会议过程。该委员会亚太分部两名执行委员会成员詹姆斯·近藤（James Kondo）和池田政久（Masahisa Ikeda）接受采访，回答了该机构选择向记者开放的原因。
据介绍，近藤是日本国际之屋（International House of Japan）的主席。日本国际之屋是一家总部设立在日本东京的非营利组织，在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下于1952年成立。池田则是美国谢尔曼·思特灵律师事务所亚洲地区执行合伙人和东京办事处负责人，预计将于明年3月出任三边委员会亚太分部主任。
问：三边委员会历来以保密著称。此次为什么选择对外开放？
池田：三边委员会一直并将继续严格遵守“查塔姆规则”，即与会者可以自由使用收集到的信息，但不得透露发言者的身份和所属机构，因此记者甚至不被允许进入会议房间。在我们的年度全体会议上，我们经常在外设有新闻发布室，在那里，成员们将向媒体简要介绍会议的总体讨论情况。
我们委员会内部有一些记者成员，但这是第一次有记者以报道会议的目的被接纳。
的确，这种封闭的、相当隐秘的、神秘的形象常常对我们有利。但在亚太部门，我们注意到，三边委员会的认可度正在下降，特别是在三四十岁的人群中。委员会的宗旨是准确把握世界的大趋势，汇集不同时代和学科的专家，提出有效的政策。因此，我们的知名度非常重要。
我认为，亚洲在委员会中可以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里，美国对亚洲的政策，尤其是对中国的政策一直是狭隘和执着的（narrow-minded and unyielding）。这不仅伤害了世界，也伤害了美国自己。
例如，俄罗斯和中国是拥有核武器的邻近的超级大国。如果美国在乌克兰政策的某些方面与中国合作，这场战争可能会很快解决。
三边委员会的作用之一就是从亚洲传递这样的观点，以便美国能够认识到有一条不同的道路。
在委员会内，任何人都可以畅所欲言，这是我珍视的传统。不管记者是否在场，我们都需保持这一传统。
问：近藤先生，你选择来到三边委员会的理由是？
近藤：洛克菲勒家族一直致力于与亚洲建立更紧密的关系。我的组织——日本国际之屋，由约翰·洛克菲勒和日本记者松本重治于1952年建立。约翰的弟弟戴维·洛克菲勒创立了三边委员会，自成立以来，日本国际之屋的领导人一直是三边委员会的成员。
至于美国的外交政策，我觉得民主党和共和党在中国问题上的立场变得非常相似。在欧洲，整个大陆对乌克兰的态度相似。但在亚洲，各国观点非常不同：在制裁俄罗斯的问题上，许多亚洲国家要么投了弃权票，要么试图保持中立；在中国问题上，基于各自的国家利益，每个国家都有更微妙的做法。
这种多样性很重要，需要加以考虑。
无论是经济政策还是气候政策，如果亚洲能够团结起来，就一个方向达成一致，那么几乎肯定会因自身的经济规模或人口数量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
因此，我认为，亚洲拥有决定世界走向的投票权。
三边委员会是亚洲、美国和欧洲处于平等地位的为数不多的国际会议之一，因此我希望它能成为“第二轨道外交”（也称非官方外交）的有效舞台。
问：你们是如何将中国引入讨论议程的？
池田：从21世纪开始，我们邀请了来自中国和印度的知识分子。如果没有中国和印度的投入，我们就无法充分传达“亚洲视角”。
近藤：当我们谈到全球意见领袖时，外界往往是谈论世界的美国或英国学者。他们甚至领导了关于中国和印度的讨论，因为媒体倾向于引用这些专家的话。但亚洲有很多知识分子，亚洲也有新的媒体渠道。我们希望在我们的讨论中纳入这些观点。
1973年三边委员会成立的时候，美国和欧洲还在轻松地进行对话，管理世界经济。有些人反对让日本加入这个排外的俱乐部，但日本日益增长的经济影响力使之成为必要。
今天，由于世界变得更加分裂，我们需要理解不同的观点。对欧洲来说，重要的是将俄罗斯的观点纳入他们的讨论。
把中国拒之门外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如果把中国拒之门外，那可能成为一个选择；但现实情况是，中国是一个庞大的经济实体，将继续参与我们所有人的生活。政府间的第一轨道对话越是停滞，第二轨道的作用就应越大。
问：解决不平等问题对西方和亚洲都是一项挑战。
近藤：亚洲和西方对全球化的未来有很大的不同看法。亚洲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世界一体化使本地区许多人摆脱了贫困。亚洲通过作为美国和欧洲市场的制造业中心实现了增长，但随着工作机会被转移到海外，美国和欧洲内部出现不平等。
亚洲将继续推动全球化，并必须证明亚洲的活力增长将是西方企业增长的源泉。英国把握住了这一未来愿景，正要求加入《全面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
不幸的是，我们未能在讨论中就此产生影响。“全球化已退却并被两极分化所取代”是西方的说法。亚洲人的说法是：像中印这样的国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实现了指数级增长，印度的GDP增长率将继续保持在6%以上。没有其他地区像亚洲这样。所以应围绕如何分享这种活力展开讨论。相反，许多亚洲国家倾向于向美国抱怨美国市场准入不足。为重振贸易谈判，亚洲需要证明，美国如何能成为亚洲蓬勃发展的一部分。
而据《日经亚洲》英文版11月29日报道，近日，日经新闻记者被允许旁听三边委员会亚太区会议，这是该机构自1973年成立以来首次允许记者听取整个会议过程。该委员会亚太分部两名执行委员会成员詹姆斯·近藤（James Kondo）和池田政久（Masahisa Ikeda）接受采访，回答了该机构选择向记者开放的原因。
据介绍，近藤是日本国际之屋（International House of Japan）的主席。日本国际之屋是一家总部设立在日本东京的非营利组织，在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下于1952年成立。池田则是美国谢尔曼·思特灵律师事务所亚洲地区执行合伙人和东京办事处负责人，预计将于明年3月出任三边委员会亚太分部主任。
问：三边委员会历来以保密著称。此次为什么选择对外开放？
池田：三边委员会一直并将继续严格遵守“查塔姆规则”，即与会者可以自由使用收集到的信息，但不得透露发言者的身份和所属机构，因此记者甚至不被允许进入会议房间。在我们的年度全体会议上，我们经常在外设有新闻发布室，在那里，成员们将向媒体简要介绍会议的总体讨论情况。
我们委员会内部有一些记者成员，但这是第一次有记者以报道会议的目的被接纳。
的确，这种封闭的、相当隐秘的、神秘的形象常常对我们有利。但在亚太部门，我们注意到，三边委员会的认可度正在下降，特别是在三四十岁的人群中。委员会的宗旨是准确把握世界的大趋势，汇集不同时代和学科的专家，提出有效的政策。因此，我们的知名度非常重要。
我认为，亚洲在委员会中可以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里，美国对亚洲的政策，尤其是对中国的政策一直是狭隘和执着的（narrow-minded and unyielding）。这不仅伤害了世界，也伤害了美国自己。
例如，俄罗斯和中国是拥有核武器的邻近的超级大国。如果美国在乌克兰政策的某些方面与中国合作，这场战争可能会很快解决。
三边委员会的作用之一就是从亚洲传递这样的观点，以便美国能够认识到有一条不同的道路。
在委员会内，任何人都可以畅所欲言，这是我珍视的传统。不管记者是否在场，我们都需保持这一传统。
问：近藤先生，你选择来到三边委员会的理由是？
近藤：洛克菲勒家族一直致力于与亚洲建立更紧密的关系。我的组织——日本国际之屋，由约翰·洛克菲勒和日本记者松本重治于1952年建立。约翰的弟弟戴维·洛克菲勒创立了三边委员会，自成立以来，日本国际之屋的领导人一直是三边委员会的成员。
至于美国的外交政策，我觉得民主党和共和党在中国问题上的立场变得非常相似。在欧洲，整个大陆对乌克兰的态度相似。但在亚洲，各国观点非常不同：在制裁俄罗斯的问题上，许多亚洲国家要么投了弃权票，要么试图保持中立；在中国问题上，基于各自的国家利益，每个国家都有更微妙的做法。
这种多样性很重要，需要加以考虑。
无论是经济政策还是气候政策，如果亚洲能够团结起来，就一个方向达成一致，那么几乎肯定会因自身的经济规模或人口数量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
因此，我认为，亚洲拥有决定世界走向的投票权。
三边委员会是亚洲、美国和欧洲处于平等地位的为数不多的国际会议之一，因此我希望它能成为“第二轨道外交”（也称非官方外交）的有效舞台。
问：你们是如何将中国引入讨论议程的？
池田：从21世纪开始，我们邀请了来自中国和印度的知识分子。如果没有中国和印度的投入，我们就无法充分传达“亚洲视角”。
近藤：当我们谈到全球意见领袖时，外界往往是谈论世界的美国或英国学者。他们甚至领导了关于中国和印度的讨论，因为媒体倾向于引用这些专家的话。但亚洲有很多知识分子，亚洲也有新的媒体渠道。我们希望在我们的讨论中纳入这些观点。
1973年三边委员会成立的时候，美国和欧洲还在轻松地进行对话，管理世界经济。有些人反对让日本加入这个排外的俱乐部，但日本日益增长的经济影响力使之成为必要。
今天，由于世界变得更加分裂，我们需要理解不同的观点。对欧洲来说，重要的是将俄罗斯的观点纳入他们的讨论。
把中国拒之门外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如果把中国拒之门外，那可能成为一个选择；但现实情况是，中国是一个庞大的经济实体，将继续参与我们所有人的生活。政府间的第一轨道对话越是停滞，第二轨道的作用就应越大。
问：解决不平等问题对西方和亚洲都是一项挑战。
近藤：亚洲和西方对全球化的未来有很大的不同看法。亚洲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世界一体化使本地区许多人摆脱了贫困。亚洲通过作为美国和欧洲市场的制造业中心实现了增长，但随着工作机会被转移到海外，美国和欧洲内部出现不平等。
亚洲将继续推动全球化，并必须证明亚洲的活力增长将是西方企业增长的源泉。英国把握住了这一未来愿景，正要求加入《全面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
不幸的是，我们未能在讨论中就此产生影响。“全球化已退却并被两极分化所取代”是西方的说法。亚洲人的说法是：像中印这样的国家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实现了指数级增长，印度的GDP增长率将继续保持在6%以上。没有其他地区像亚洲这样。所以应围绕如何分享这种活力展开讨论。相反，许多亚洲国家倾向于向美国抱怨美国市场准入不足。为重振贸易谈判，亚洲需要证明，美国如何能成为亚洲蓬勃发展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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