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不平则鸣，水不平则流。除开那些别有用心者，群众对某人、某事、某项工作或“挺”或“骂”，都是一种意见表达，很多时候，群众有怨气，发牢骚，正说明他们抱有希望，有所期待，如果群众对我们的不足和问题视而不见、三缄其口甚至噤若寒蝉，那才不正常。一片歌舞升平的背后，可能暗涌着四面楚歌；处处赞扬称颂，可能正是危机四伏的先兆。对于群众的牢骚或谩骂，既不要害怕，更不能充耳不闻，“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闻过则喜而非麻木躲避甚或打击压制，这才是一名党员干部应有的态度和胸襟。对待牢骚和骂声，要有“乐听”的智慧和勇气。

p1：限制继承范围即斗争范围，原来把皇权限制在嫡长子竟然是一种减少血雨腥风的方式。
p2：呜呜呜对比文中这个武将，我们“不平则鸣”的文人确实太不圆滑了……啊！确实，周yt上次酒桌上也说，既然支持郭嘉，就相信它，信任它，即使有意见，也不提。这种做法，是信任，是看清自己的立场，也是对自己人，对自己领导的接纳！#漫长的余生#

司马迁受李陵之祸，在屈辱中得到激励，在逆境中省悟了人生，他从沉痛中奋起，提出了发愤著书说。
《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都说：“《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
所谓“发愤著书”，就是要宣泄胸中之郁结。他把屈原的《离骚》作为最有力的佐证。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在文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宋八大家韩愈提出“不平则鸣”的文学主张，欧阳修提出“诗穷而后工”的观点，就是对“发愤著书”说的继承和发展。
司马迁的这一文学主张，有两个方面的积极意义。
其一，穷愁困辱是成就伟人的一个条件，是取得创作成功的一种动力。因为穷愁困辱带来的坎坷和磨难，才使得作家对社会和人生有深切的认识和体验，才能产生非凡的激情，吐发不平的思虑，从而创造出伟大的作品。司马迁正是想到这里，他才在“身毁不用”的绝境中奋然自起，完成了《史记》这一传世之作，并成为鼓舞后世遭遇坎坷、身处逆境的人们的一种精神力量。
其二，穷愁困辱所结之“思”，之“怨”，如不能“通其道”，在功业上发展，那就应当“述往事，思来者”，在作品中喷涌而出，形成思想的火花，使生命永生不息。司马迁正是以发愤的精神创作了“奇伟倜傥”的一系列人物形象，冲破了儒家传统的“中庸之道”，展示了以愤怨为美，以奇为美的文学观，从而形成了《史记》雄浑悲壮的艺术风格，独映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