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天骧(生卒年不详) 字飞卿。安西路(今陕西西安)人。元代方志学家。曾任京兆路儒学教授，于元贞二年(1296年)著《类编长安志》。此书将宋敏求《长安志》分类改编，并增添金、元两代若干史实而成，叙述西安自西周至金元的城市变迁，具有重要史料价值。
骆天骧出生于金末乱世，成长于蒙古国初占关中之时，长大后所能见到的长安古城，正如他在自序中所说，已经"兵火相焚荡，宫阙古迹，十亡其九，仅有存者，荒台废苑，坏址颓坦。"好在"兵后关中前进士硕儒故老，犹存百人，为士林义契耆年，文会讲道之暇，远游樊川、韦杜，近则雁塔、龙池，其周秦汉唐遗址，无不登览，或诵诗文，仆每从行，故得耳闻目睹，每有阙疑，再三请问。"作为世家子弟，骆天骧从小生活在这样一个传统文化的氛围中，耳濡目染，对长安地区遗踪故迹十分熟悉。至元十年建安西王府，安西王相兼营司大使赵炳，曾请骆天骧陪同遍访周秦当唐故宫废苑。这一切都为他日后编纂《类编长安志》打下了基础。
在《类编长安志》之前，关于古城长安的志书，已有北宋人宋敏求《长安志》二十卷，南宋人程大昌《雍录》十卷，当时骆天骧深感兵火之余，长安古迹已"难以诘问，故老相传，名皆讹舛"，而已有的旧志"故事散布州县，难以检阅"，于是决心编写一部新志，以使"览之者不劳登涉，长安事迹，如在目前"。他采用的是近乎类书的骗纂方法，"引用诸书，检讨百家传记，门分类聚，并秦中古今碑刻，名贤诗文，长安景题，及鸿儒故老传授，增添数百余事，裒为一集，析为十卷，目之曰类编长安志"。这就使他的新志在体例上与宋敏求《长安志》这样的地志著作有了很大的不同。当然，我们没有必要在这里讨论它们孰优孰劣，也不必计较骆氏新志对宋氏旧志的增删是否得当，对我们后人来说，它们都是先辈留下的珍贵文献，在许多方面是可以互补的。尤其是《类编长安志》增补了不少金元时期有价值的史料，其中包括对长安地区碑刻和当时碑林藏石的著录，为我们今天研究碑林历史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钱先生在《宋明理学概述》中曾说，顾余自念，数十年孤陋穷饿，于古今学术略有所窥，其得力最深者莫如宋明儒。虽居乡僻，未尝敢一日废学。虽经乱离困阨，未尝敢一日颓其志。虽或名利当前，未尝敢动其心。虽或毁誉横生，未尝敢馁其气。虽学不足以自成立，未尝或忘先儒之榘矱，时切其向慕。虽垂老无以自靖献，未尝不于国家民族世道人心，自任以匹夫之有其责。虽数十年光阴浪掷，已如白驹之过隙，而幼年童真，犹往来于我心，知天良之未泯。

                            《昆明池记》
   

  关中古郡，十三朝都，襟八水而依秦岭，润沃野屹立千年；物华人杰，先天府而后川；宣墨文辞，成世界之宝典。殷商内外，本异难通；二周分国，强弱并食；秦皇初治，汉唐遗风；五代十国，终结于此；址下七十二帝冢，得名四十，王孙贵胄，亦不胜数。洛水之北，安比汉家之龙兴；偏安东隅，竟有野匪之蛮欺。夜辗转乏寐，晨首重盘轻，惜曩击匈夷之势颓，百感而抒不及集，欲提笔新作，殊难获灵感。整素装，着新履，驾轩轾于上路，访风景于南山，临豫章之鱼斗，得昆明之一湖。
    

 正门石刻，矫若惊龙，不失苍劲；负手安步，栖台战船雄观，帝象威仪不凡，四周甲士如林，或持弓跪于前，或矛盾立于侧，敛容屏气，枕戈待旦。万顷碧波，水天一色，卧王舟以解中郁，擒龙楫奏水挥溟，仿苏子之端和，会行友之骚客；酒意正酣，诗兴且来，犹美而不知时。
      《三辅故事》载：池约三百三十二顷，造戈船数十艘，楼船百艘，船上立戈矛，四角幡旄葆麾。罢石鲸三丈，每逢雷雨常鸣吼，鬣尾皆动。独上仙桥，两侧有石，东为牵牛，西有织女，依火岩而雕，形态粗犷；《西都赋》曰：集乎豫章之宇，临乎昆明之池，左牵牛而右织女，似天汉之无涯。夜郎自大，且安一方；滇国轻仁，割据险川；骞持节以身毒，非苟私情；帝怒伐于昆明，岂为时愤？
     

弟曰可赋诗，噫吁而惶恐，夫萤火之微光，忝官家之朕功；予四时之谷粟，作三俗之文章，曲径长而一亭隐，十四字成两行诗；留仙之笔道，文采洋溢；雁落之穷廊，必下诗文。观乐泉兮百色，执灯火韵长安。余，三尺微命，一介书生，生于新时，百废已兴，唯寄深情于山水，人生几处两相逢，盖不知其所意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