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社会主义在欧洲式微，却在中国发扬光大？】观察者网：为何来自欧洲的社会主义在中国不断发扬光大，却在欧洲式微？当今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来自欧洲的社会主义有何不同？

谢茂松：要理解这件事情，我们可以先从长时段的文明史来看另一个相似的问题：为什么佛教起源于印度，却由中国不断发扬光大，在印度本土反而消亡？

我认为，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具有佛教发展的文明土壤、政治社会土壤。

印度文明传统中的婆罗门教、种姓制是等级森严的，而佛教本身就是要专门批判、破除婆罗门教的不平等。由于印度这方面的传统力量太过强大，所以佛教虽繁盛一时，但最终还是无法与之对抗，因此逐渐消亡。相比之下，中国文明不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存在一种平等的思想，它与佛教所宣扬的平等有一种内在的契合性。

与其他国家近代之前的传统社会一直保持贵族社会、封建社会相比较，中国传统社会具有世界史上最高的社会流动性。早在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中国就已经开始出现由西周的世卿制向平民社会的转向过程，南宋以来就更是如此。

从历史上看，西方文明、印度文明长期是城邦小国政治，虽然有罗马帝国、孔雀王朝等大国一统的时候，但都不是常态。

而中国一直以来都是大一统的大国政治，需要面对国家内部巨大的差异性而因地制宜，需要高度的政治智慧。这一点与大乘佛教强调根据众生不同根器而发展出各种方便法门的智慧有一种高度的契合性。中国对佛教加以中国化，发展出大乘佛教并将其弘扬至周边国家。

因此，我们说佛教在它的起源地印度消亡了，却在中国发扬光大，其原因就在于中国有佛教，尤其是大乘佛教发展所需要的文明土壤与政治社会土壤。

关于社会主义的问题也是如此。社会主义起源于欧洲，如今却在中国发扬光大，在欧洲式微，原因就是社会主义如同当年佛教传入中国时一样，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内在相通。

现代中国选择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是因为中国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文明强调社会的整体利益、长远利益优先，儒家的那种家国天下的情怀与社会主义高度契合。

换句话说，中国有着社会主义发展所需要的文明土壤、政治社会土壤。

欧洲文明从古希腊开始，就是通过商业、贸易、资本的力量来聚集财富、整合社会。而中国是通过政治力量来整合社会的。西方到近代尤其是资本优先，而中国从一开始就是政治优先。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中国文明的政治传统相契合，追求社会整体利益优先。在西方的社会主义则需要与自身异常强大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传统相博弈。实际上西方国家的社会主义传统，本身就是在批判和挑战资本主义的过程中产生。

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期间，美国总统罗斯福实施新政，采用了很多社会主义的政策来克服资本主义的内在经济危机；英国在撒切尔夫人改革之前，包括英国铁路等都是国有的；法国至今还拥有不少影响很大的国家企业，如法国电力公司、法国煤矿公司、雷诺汽车公司等。

但是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传统过于强大，欧洲社会主义在博弈中没能坚持下来。上世纪90年代苏东剧变，苏联的社会主义旗帜倒下后，欧洲的社会主义走向没落。

中国能够把社会主义的旗帜扛下来，也是因为社会主义与中国文明有一种内在的高度契合。

另一方面，中国在面对市场经济时，一方面能通过改革开放让经济高效率地获得快速发展，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时间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又能解决社会公平、全民富裕的问题。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这方面是无法两方面都兼顾到的。

中国的社会主义，在我看来，既能坚持社会主义原则性的社会整体利益优先，同时又能具备高度的灵活性。它既能对市场、资本以及最新的数字技术加以充分利用，也能加以有效规训，避免出现卡尔·波兰尼所讲的过度市场化、资本化导致的摧毁社会的社会灾难。

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一种中道的社会主义，既坚持原则又有一种高度的灵活性，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欧洲的社会主义没法做到这一点，究其原因在于，中国社会主义较之欧洲社会主义有更为深厚的契合社会主义发展、壮大的文明土壤。https://t.cn/A6o2EM0w

印光大师：念得分明听得分明便是往生正因

吾人当真为生死，发菩提心，以深信愿，持佛名号，求生西方，不须别修他法。若仗自力修禅定，欲了生死，甚难甚难。以其须至业尽情空，见思惑尽，方出生死。佛在世时，见思惑业断尽无余者，固不乏其人。末法时代，根性陋劣，断惑证真者，诚不易得。唯有净土一门，能于临命终时，仗佛慈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即已了生脱死，超凡入圣矣。又净土法门，不可看得太轻，以法身大士，如观音、势至、文殊、普贤等，皆不能出此法门之外。亦不可看得太难，以凡有心者，皆堪作佛。但持阿弥陀佛万德洪名，则往生一事，如操左券。修净土者，当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身三口四意三，皆归于善，是为三世诸佛净业正因。次则受持三皈，具足五戒，不犯威仪。次则深信因果，发菩提心，读诵大乘，劝进行者。但皆以孝养父母等世善为根本。

若依余法门，皆仗自力。如渡海然，有翼者固能飞渡。能浮者，已不足恃，况不能浮者乎？仗佛力，则如乘轮渡海，须臾即达彼岸。又如平民致身贵显，殊非易事；而王子甫诞，即为储君。此其间自力他力，难易得失，不可同时而语也。顾号为通宗通教之人，往往不信净土法门，且目为愚夫愚妇之所为。曷不观夫大智律师，五祖戒草堂青之已事乎？大智律师，初颇藐视净土，后读《续高僧传》，见慧布法师云：「方土虽净，非吾所愿，假使十二大劫在莲花中，受诸快乐，何如我在五浊恶世教化众生乎？」遂生诽谤。后因大病，始知毫无把握，遂发愿尽此报身，弘扬净土。二十余年，手不释卷，以净土为依皈。五祖戒禅师，草堂青禅师，其功行之高，迥出恒流。徒以见思惑未能净尽，又复轮转人间。故知：了生脱死，入圣超凡，舍净土别无长策。念佛一门，须信愿行具足。信之既深，则发愿必切。发愿既切，则行持必力。但念弥陀，莫加他法。当以真信切愿，执持名号。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心念耳听，字字句句，念得分明，听得分明，便是往生正因。既以此法自行，必须又以此法化他，则化功归己，实为往生最胜资粮。

（印光大师文钞三编下·南京素食同缘社开示法语丙寅七月）

【我为何要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并非没有先行的探索者，已故学者、我的恩师刘绪源先生的《中国儿童文学史略》就是一部可读性极强、充满真知灼见的著作。笔者受教十年，获益良多。这部堪称突出的一家之言的中国儿童文学史，对文本的精辟解读是其最大长处，但儿童文学史实则不够丰富，从中难以见出中国儿童文学史的基本经脉，且这部著作并未写完。受恩师刘绪源先生的启发，我不揣浅陋，斗胆“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这算是近缘。

其实，为何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要说如何重写，先说重写的立场在哪里，这将直接决定了重写话语的姿态。我是站在个人立场，站在儿童文学本身的层面来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的。我长期从事梅光迪与学衡派的研究，他们信奉的新人文主义学说和文化保守主义的姿态，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让我明白对历史的言说，完全可以采用个人化的立场，这种方式可能更可以揭示历史的真相，而在未来产生影响。例如，梅光迪在他的中国第一部《文学概论》中宣称文学是“非进化”的观念，就给了我一个全新的视角。关于梅光迪与胡适之间的“胡梅之争”，在不同的史家那里也有不同的描述。个人化的真实表达，无论偏颇与否，都显得弥足珍贵。“不以成败论英雄”，历史研究没有势利眼，站在个人立场言说历史，是我一直主张的，它们也诱发了我研究现代文学史的冲动。二十年来，我长期研究废名、梅光迪、喻血轮、许君远、朱英诞等人，他们原本在现代文学史上若隐若现，最后终被拭去历史的尘埃，大放异彩。这些应该都属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重写现代文学史”工作的一部分。这些努力，算是为我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提前做了一番学术训练，这个经历也让我深深明白史料挖掘的重要性。

采用史料来言说历史，这只是一种呈现方式，不能称作历史观。史料本身就是证据，由它来叙述真相，比用自己的话来论述更有力。这是我治文学史的一点儿心得。当我于2008年进入儿童文学出版领域后，我秉持打造“人文童书”的出版理念，有意将儿童文学出版工作与文学史的重写相互结合起来。以《中国儿童文学经典怀旧系列》为例，我在编后记中写道：“……深入突出两点：一是以儿童文学作品为主，二是深入挖掘现有中国儿童文学史没有提及或提到不多，但比较重要的儿童文学作品。所以这套‘大家小书’，颇有一些《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史参考资料丛书》的味道。”这套书体现了我在钩沉辑佚和版本选择方面的努力。其中，我下力最大的是推出了丰子恺、林海音、老舍、凌叔华、谢六逸、废名、郑振铎、吕伯攸、俞平伯、黎锦晖、苏苏、范泉、一叶（叶刚）等作家。他们现在大都也成了我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着重需要展现的作家。

在注重儿童文学史料的挖掘之外，我还尤其注重儿童观、儿童文学观、儿童文学教育观的一以贯之。换言之，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不只是挖掘作家作品，还原历史原貌，还要赋予文学史以无形的精神风骨。在十多年编选、出版儿童文学作品的生涯中，我的儿童文学观也更加成熟，并经历了从坚持儿童本位论，到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泛儿童文学论”的发展过程。在“编学相长”的过程中，无论是对儿童文学史上作品的挖掘，还是对儿童文学理论文献的整理，都进行了比较充分、系统的爬梳，让我对中国儿童文学形成了一个整体观。儿童本位论让我拥有了重要的文本评价标准，泛儿童文学论则让我能够包容和理解更多作家作品。这两种略有差异的儿童文学观，后者以前者为基础、依托，共同形成了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审美的与历史的原则相结合，二者不可偏废。既要突出文本的审美价值，又要兼顾和尊重客观历史，才能写成一部立得住、信得过、经得起考验的文学史著作。

儿童本位论的命运，是中国儿童文学命运的一面镜子，也是评判中国儿童文学的一个重要标准。中国儿童文学史的无数事实证明，坚持和弘扬儿童本位论的时代，儿童文学就容易出现佳作。而批判、背弃儿童本位论的时代，儿童文学就佳作寥寥。疏离、背弃儿童本位论，就不容易产生健康的儿童文学思潮，更不利于建立多样化的儿童文学范式，儿童文学就有可能“歉收”。可以说，儿童本位论是我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的一大核心思想。

此外，我还从将中国儿童文学史与现代文学史、当代文学史相结合的角度，进行打通式探索，这在过去是从未有过的。儿童文学有自己的特殊性和独立性，但它毕竟是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一部分，适当结合起来，在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背景和视野下，观照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应当是非常有必要的。比如，现代文学何以是“现代文学”和“新文学”，这不仅仅因为它是“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革命的文学”，更因为它出现了“儿童的文学”，这是古代所没有的新的文学。儿童文学的诞生，丰富和深化了“新文学”的深刻内涵。

在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时，我还紧紧抓住儿童文学的内在矛盾：儿童性与文学性的矛盾。可以说，对这一矛盾的观察，贯穿在整个重写脉络中。比如，茅盾、郑振铎为何没有走上艺术的儿童文学创作之路？又如，沈从文、巴金、老舍三大文豪为何在儿童文学门槛前败下阵来，而不得入其门？

这些只是我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的一些粗浅感受和想法，所做的也只是初步的探索和尝试，肯定有很多不足和有待完善之处，希望更多关心中国儿童文学史的读者批评指正。 （作者：梅杰 系儿童文学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