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结构调整、去工业化与不平等增长
随着去工业化，各经济体出现了新的不平等现象，发达国家开始出现有意的公平增长战略。低工资工作的兴起加剧了不平等，且产生了空间不均衡的影响。国家尺度重构导致新的治理开放，许多城市和区域开始尝试新的公平增长方法。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许多人指出的模型来自发展中国家或新兴工业化国家，特别是在拉丁美洲和东南亚，那里的高增长率与强大的福利国家相结合。
随着全球经济不断重塑自我，城市和区域也进行了自我重组，这种重组是从一个经济基础转向另一个经济基础。当区域成功地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时，他们往往会经历收入不平等的加剧。这种模式在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等国家尤为明显，这些国家也经历了新自由主义时代的政府紧缩。
去工业化首先在1970年代冲击美国和其他工业化国家的主要制造业地区，现在似乎也影响到拉丁美洲等其他地区，尽管原因不同。 到 20 世纪末，重组的新阶段也导致了信息时代和新的信息发展模式。新的发展方式意味着工作质的转变，因为各地区经历了低工资工作的净收益。学者们援引了技术和制度上的解释来理解这种转变。偏向技能的技术变革观点认为，新技术(例如计算机)的引入导致对受过大学教育的工人的需求增加，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的实际工资下降。
制度解释侧重于劳动力市场治理的转变。大约在 1946 年至 1973 年间，所谓的福特主义时代带来了实际工资的上升、生产力的增长、大公司之间的寡头垄断竞争以及相对的劳工和平。与此同时，雇主和大量工会组织的工业工人共享一套规范，这些规范接受了工作场所的做法，例如内部工作阶梯和工人的生产力“红利”。当这些制度在 1970 年代因布雷顿森林体系垮台而崩溃时，收入不平等加剧了。公司开始定期裁减大部分核心劳动力，越来越多地依赖灵活的、临时的工人群体，他们的收入因通常来自国外的激烈竞争而被迫下降。
多数经济学家没有预料到收入不平等的加剧。根据库兹涅茨曲线，不平等程度应随着经济增长的加速而加剧，然后随着平均收入开始从新的繁荣中获得而减少。从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的角度(1950年代的发达国家)来看，这似乎是一个合理的假设，欧洲大陆的许多国家(以及日本)都显示出收入不平等的下降。
但是，在现实中，各国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尽管在 21 世纪，许多高增长率国家的不平等程度有所下降，但在拉丁美洲、南部非洲以及最近的中国，高水平的不平等仍然存在。
制度在塑造收入不平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说明具有相似发展轨迹的高收入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率不同。在美国和英国，造成高不平等程度的有四个因素：对富人的优惠税率，丰厚的高管薪酬，财产的继承以及资本收入。由于继承特权，美国的代际流动性低于大多数先进工业化国家，即富人的孩子往往保持富裕，而穷人的孩子则保持贫穷。
这种日益加剧的不平等是有代价的。随着收入从底部转移到顶部，消费下降，因为高收入家庭将更多的收入存起来。这会减少政府支出，就像需要对教育、技术和基础设施进行额外投资以促进向上流动一样。由于贫困的增长和中产阶级的流失，经济效率和增长下降，社会变得更加不稳定。
经济结构调整使一些地区受益，但影响到其他经济重组能力较弱的地区。发展不均衡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的一个关键特征，因为资本寻求更大的利润。 在20世纪下半叶，美国铁锈地带等地区的工厂关闭和高失业率加速了人口和就业向南方和西部的转移，而全球经济新的指挥与控制中心在大城市地区涌现(。尽管技术变革和全球贸易都影响了这些转变，但是这两种力量对区域的影响不同。信息技术改变了芝加哥等大城市的就业机会，贸易影响了劳动力密集型制造工厂较多的地区。
不平衡的发展也源于创新部门的增长，例如信息技术或生物技术，在选定的大都市地区—莫雷蒂称这些区域为“创新中心”。创新可以被描述为一种认识论转变或新知识，它结合资源来创造进入市场的新产品或服务。这些中心的出现不仅是由于城市群的经典模式(为了从共享的知识，市场和投入中受益而进行集群)，还因为“创意阶层”的机制：创新的地方吸引了受过高等教育的工人，他们在供应短缺，反过来又吸引了更多的公司。 这种类型的集群产生特别高的乘数效应—可贸易出口部门的增长为工人及其家庭创造了对投入以及商品和服务的新需求。
这些创新中心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从而推动当地房价和工资上涨。但是，没有这种创新带来的上升螺旋的大都市地区则被远远抛在后面，对区域机会结构产生了负面影响。例如：例如，代际流动性随着收入不平等、增长乏力和社会资本不足而下降。
随着去工业化，各经济体出现了新的不平等现象，发达国家开始出现有意的公平增长战略。低工资工作的兴起加剧了不平等，且产生了空间不均衡的影响。国家尺度重构导致新的治理开放，许多城市和区域开始尝试新的公平增长方法。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许多人指出的模型来自发展中国家或新兴工业化国家，特别是在拉丁美洲和东南亚，那里的高增长率与强大的福利国家相结合。
随着全球经济不断重塑自我，城市和区域也进行了自我重组，这种重组是从一个经济基础转向另一个经济基础。当区域成功地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时，他们往往会经历收入不平等的加剧。这种模式在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等国家尤为明显，这些国家也经历了新自由主义时代的政府紧缩。
去工业化首先在1970年代冲击美国和其他工业化国家的主要制造业地区，现在似乎也影响到拉丁美洲等其他地区，尽管原因不同。 到 20 世纪末，重组的新阶段也导致了信息时代和新的信息发展模式。新的发展方式意味着工作质的转变，因为各地区经历了低工资工作的净收益。学者们援引了技术和制度上的解释来理解这种转变。偏向技能的技术变革观点认为，新技术(例如计算机)的引入导致对受过大学教育的工人的需求增加，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的实际工资下降。
制度解释侧重于劳动力市场治理的转变。大约在 1946 年至 1973 年间，所谓的福特主义时代带来了实际工资的上升、生产力的增长、大公司之间的寡头垄断竞争以及相对的劳工和平。与此同时，雇主和大量工会组织的工业工人共享一套规范，这些规范接受了工作场所的做法，例如内部工作阶梯和工人的生产力“红利”。当这些制度在 1970 年代因布雷顿森林体系垮台而崩溃时，收入不平等加剧了。公司开始定期裁减大部分核心劳动力，越来越多地依赖灵活的、临时的工人群体，他们的收入因通常来自国外的激烈竞争而被迫下降。
多数经济学家没有预料到收入不平等的加剧。根据库兹涅茨曲线，不平等程度应随着经济增长的加速而加剧，然后随着平均收入开始从新的繁荣中获得而减少。从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的角度(1950年代的发达国家)来看，这似乎是一个合理的假设，欧洲大陆的许多国家(以及日本)都显示出收入不平等的下降。
但是，在现实中，各国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尽管在 21 世纪，许多高增长率国家的不平等程度有所下降，但在拉丁美洲、南部非洲以及最近的中国，高水平的不平等仍然存在。
制度在塑造收入不平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说明具有相似发展轨迹的高收入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率不同。在美国和英国，造成高不平等程度的有四个因素：对富人的优惠税率，丰厚的高管薪酬，财产的继承以及资本收入。由于继承特权，美国的代际流动性低于大多数先进工业化国家，即富人的孩子往往保持富裕，而穷人的孩子则保持贫穷。
这种日益加剧的不平等是有代价的。随着收入从底部转移到顶部，消费下降，因为高收入家庭将更多的收入存起来。这会减少政府支出，就像需要对教育、技术和基础设施进行额外投资以促进向上流动一样。由于贫困的增长和中产阶级的流失，经济效率和增长下降，社会变得更加不稳定。
经济结构调整使一些地区受益，但影响到其他经济重组能力较弱的地区。发展不均衡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的一个关键特征，因为资本寻求更大的利润。 在20世纪下半叶，美国铁锈地带等地区的工厂关闭和高失业率加速了人口和就业向南方和西部的转移，而全球经济新的指挥与控制中心在大城市地区涌现(。尽管技术变革和全球贸易都影响了这些转变，但是这两种力量对区域的影响不同。信息技术改变了芝加哥等大城市的就业机会，贸易影响了劳动力密集型制造工厂较多的地区。
不平衡的发展也源于创新部门的增长，例如信息技术或生物技术，在选定的大都市地区—莫雷蒂称这些区域为“创新中心”。创新可以被描述为一种认识论转变或新知识，它结合资源来创造进入市场的新产品或服务。这些中心的出现不仅是由于城市群的经典模式(为了从共享的知识，市场和投入中受益而进行集群)，还因为“创意阶层”的机制：创新的地方吸引了受过高等教育的工人，他们在供应短缺，反过来又吸引了更多的公司。 这种类型的集群产生特别高的乘数效应—可贸易出口部门的增长为工人及其家庭创造了对投入以及商品和服务的新需求。
这些创新中心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从而推动当地房价和工资上涨。但是，没有这种创新带来的上升螺旋的大都市地区则被远远抛在后面，对区域机会结构产生了负面影响。例如：例如，代际流动性随着收入不平等、增长乏力和社会资本不足而下降。
芬芳读书一一第761回
《周易》讲堂导读
讲解《周易•临卦 第十九》
临卦（兑下坤上）
临卦（泽下地上）
蛊卦的卦德（悦下顺上）
六五，知临，大君之宜，吉。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谓也。
【解析】
《临卦》是指治理。
“知临”，“知”指聪明睿智，即理性的智慧，以这种智慧处理各种人与事的关系，称之为“知临”。
这是作为最高决策者的君主所应当具备的品质，称之为“大君之宜”。
关于这种智慧的实质内涵，“行中之谓也”，也就是奉行中道的原则。
在临卦中，六四与初九因奉行正道而获吉，六五与九二则是因奉行中道而获吉。
为了正确处理自我与他人、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中”与“正”都是应当奉行的行为准则和价值标准。
但是，比较起来，“中”比“正”更为重要，更具有智慧的特征。
因为，“正”主要着眼于建立正当的秩序，只要阴居阴位，阳居阳位，当位得正，奉行其所应当奉行的职责，不错位失正，越俎代袍，就算是合乎正道的原则。
（未完，明天继续）
【红尘世间，芸芸众生】
在现实生活人事关系管理中，在一个组织和企业里，一个阴柔性领导者或女性领导者从“甘临”、“至临”到“知临”，从感性到理性智慧处理各种人与事的关系一路转变成长守持正道是不易的。没有多少人能完成这样的蜕变过程。
一个阴柔性领导者或女性领导者如果不从感转变成理性处理人与事容易走极端，不够理性清楚的分析奉行中道的原则。这将成为她们成长道路上的死穴。
一个阴柔性领导者或女性领导者在感性下是很难处理各种人与事的关系的“中”与“正”，都是应当奉行的行为准则和价值标准。把握不好这两点，就无法处理自我和他人、主体与客体的关系。
在具体的管理运行当中，“中”比“正”更为重要，更具有智慧的特征。
当然在这里必须强调，“中”不是安抚，不是迎合，不是恩惠，更不是施舍，换取息事宁人的。而是选择一个两全其美的中道之法。在这里，稍有不慎，差之千里，失之交臂。
什么是“中”，不偏不倚则为中。
（偏、倚是事务性质护栏，稍有不慎，事物的性质就会发生严重的变形与转变，太多的领导者把握不了这样的尺度。）
当然“正”也尤为重要，“正”就是秩序。
一个决策是否违背了事物的发展秩序，错位失正，某种决定形成了某些人某种小局部的自身利益的势好凌驾了秩序之上，改变了秩序轨迹，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也会带来基础性的震荡。因为丧失了秩序性。也就是人们常讲的错位了，给予他人示好者和得到利益者都忘记了自己应当奉行的职责。
（临卦未完，明天更精彩）
「
人生#事业#家庭#情感#教育##常识#组织学#社会学#心理学#完善自我认知##企业行政、运营管理##人心 #人性 #人欲##情商#智商##心智#心灵##开悟#悟道#
- - - - - - - - - -
《周易》讲堂导读
讲解《周易•临卦 第十九》
临卦（兑下坤上）
临卦（泽下地上）
蛊卦的卦德（悦下顺上）
六五，知临，大君之宜，吉。
《象》曰：“大君之宜”，行中之谓也。
【解析】
《临卦》是指治理。
“知临”，“知”指聪明睿智，即理性的智慧，以这种智慧处理各种人与事的关系，称之为“知临”。
这是作为最高决策者的君主所应当具备的品质，称之为“大君之宜”。
关于这种智慧的实质内涵，“行中之谓也”，也就是奉行中道的原则。
在临卦中，六四与初九因奉行正道而获吉，六五与九二则是因奉行中道而获吉。
为了正确处理自我与他人、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中”与“正”都是应当奉行的行为准则和价值标准。
但是，比较起来，“中”比“正”更为重要，更具有智慧的特征。
因为，“正”主要着眼于建立正当的秩序，只要阴居阴位，阳居阳位，当位得正，奉行其所应当奉行的职责，不错位失正，越俎代袍，就算是合乎正道的原则。
（未完，明天继续）
【红尘世间，芸芸众生】
在现实生活人事关系管理中，在一个组织和企业里，一个阴柔性领导者或女性领导者从“甘临”、“至临”到“知临”，从感性到理性智慧处理各种人与事的关系一路转变成长守持正道是不易的。没有多少人能完成这样的蜕变过程。
一个阴柔性领导者或女性领导者如果不从感转变成理性处理人与事容易走极端，不够理性清楚的分析奉行中道的原则。这将成为她们成长道路上的死穴。
一个阴柔性领导者或女性领导者在感性下是很难处理各种人与事的关系的“中”与“正”，都是应当奉行的行为准则和价值标准。把握不好这两点，就无法处理自我和他人、主体与客体的关系。
在具体的管理运行当中，“中”比“正”更为重要，更具有智慧的特征。
当然在这里必须强调，“中”不是安抚，不是迎合，不是恩惠，更不是施舍，换取息事宁人的。而是选择一个两全其美的中道之法。在这里，稍有不慎，差之千里，失之交臂。
什么是“中”，不偏不倚则为中。
（偏、倚是事务性质护栏，稍有不慎，事物的性质就会发生严重的变形与转变，太多的领导者把握不了这样的尺度。）
当然“正”也尤为重要，“正”就是秩序。
一个决策是否违背了事物的发展秩序，错位失正，某种决定形成了某些人某种小局部的自身利益的势好凌驾了秩序之上，改变了秩序轨迹，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也会带来基础性的震荡。因为丧失了秩序性。也就是人们常讲的错位了，给予他人示好者和得到利益者都忘记了自己应当奉行的职责。
（临卦未完，明天更精彩）
「
人生#事业#家庭#情感#教育##常识#组织学#社会学#心理学#完善自我认知##企业行政、运营管理##人心 #人性 #人欲##情商#智商##心智#心灵##开悟#悟道#
- - - - - - - - - -
1.对于大学而言，诺贝尔奖是结果而非目的。即使获得世界级奖项和巨大国际声誉的大学学者层出不穷，大学的目的也绝不在此。
2.大学是一种知识制度，最初的大学是服务于神（神学）、服务于人的健康（医学）而存在的机构。
3.理科是工具理性的有用性，文科是价值理性的有用性。价值理性并非针对某一目的，其行动本身就具有价值。文科的有用常常是学问意义上的，理科的有用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4.日本社会的一大特点，就是缺乏在历史大潮中改变价值尺度，并大胆预测未来的力量，这是日本不得不屈居于跟风地位的主要原因。（中国社会何尝不是如此？）
5.在大家争先恐后追求的目标落后于时代时，又会因为无法找到新价值，不知该向何处而彷徨无措。我们需要发现不同价值尺度存在的可能性。（流行买房，流行考公务员进体制内？）
6.文科不是教养。博雅教育源自于12到13世纪的欧洲大学，包括文科、理科和艺术教育，博雅即自由之学，与之对立的是神学、法学、医学这样的有用之学。教养教育来自于19世纪初与法兰西学院对抗中形成的德国民族主义知识传统，教养带有很强的国民国家性质，就是说，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不同国家中，人们的教养是不同的，德国人以对康德、黑格尔、贝多芬的了解为教养，英国以符合莎士比亚的了解为教养，中国则是孔子、孟子这些文化经典人物。不了解这些被认为是不应该的，这是涉及到国民的涵养和常识。进入20世纪后，美国发展出了通识教育，这是为了区别于精深的专业教育的研究生院而设计的，通识教育面向本科，是大学教育的普遍化。
7.近代工业革命导致了文理分科，理科逐渐占据优势。
8.中世纪大学中，只有有用之学和自由之学的区分，没有文理区分。
9.沃勒斯坦在《否思社会科学》中指出了19世纪以来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专业领域的划分和形成。人文社会科学的许多学科，都是在国家和市场之间、或者二者边缘形成的。
10.神的价值尺度崩塌，价值尺度的相对化、多元化，时近代文科形成的前提。
11.为什么曾经有着价值理性取向的行为，在现代化发展中变得只剩下工具理性这一取向了，价值理性丧失，这是现代社会结构性的价值空心化问题。
12.文科危机也是大学危机，现在的大学越来越像职业培训学校。
2.大学是一种知识制度，最初的大学是服务于神（神学）、服务于人的健康（医学）而存在的机构。
3.理科是工具理性的有用性，文科是价值理性的有用性。价值理性并非针对某一目的，其行动本身就具有价值。文科的有用常常是学问意义上的，理科的有用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4.日本社会的一大特点，就是缺乏在历史大潮中改变价值尺度，并大胆预测未来的力量，这是日本不得不屈居于跟风地位的主要原因。（中国社会何尝不是如此？）
5.在大家争先恐后追求的目标落后于时代时，又会因为无法找到新价值，不知该向何处而彷徨无措。我们需要发现不同价值尺度存在的可能性。（流行买房，流行考公务员进体制内？）
6.文科不是教养。博雅教育源自于12到13世纪的欧洲大学，包括文科、理科和艺术教育，博雅即自由之学，与之对立的是神学、法学、医学这样的有用之学。教养教育来自于19世纪初与法兰西学院对抗中形成的德国民族主义知识传统，教养带有很强的国民国家性质，就是说，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不同国家中，人们的教养是不同的，德国人以对康德、黑格尔、贝多芬的了解为教养，英国以符合莎士比亚的了解为教养，中国则是孔子、孟子这些文化经典人物。不了解这些被认为是不应该的，这是涉及到国民的涵养和常识。进入20世纪后，美国发展出了通识教育，这是为了区别于精深的专业教育的研究生院而设计的，通识教育面向本科，是大学教育的普遍化。
7.近代工业革命导致了文理分科，理科逐渐占据优势。
8.中世纪大学中，只有有用之学和自由之学的区分，没有文理区分。
9.沃勒斯坦在《否思社会科学》中指出了19世纪以来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专业领域的划分和形成。人文社会科学的许多学科，都是在国家和市场之间、或者二者边缘形成的。
10.神的价值尺度崩塌，价值尺度的相对化、多元化，时近代文科形成的前提。
11.为什么曾经有着价值理性取向的行为，在现代化发展中变得只剩下工具理性这一取向了，价值理性丧失，这是现代社会结构性的价值空心化问题。
12.文科危机也是大学危机，现在的大学越来越像职业培训学校。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