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书记载，佛教沿着丝绸之路由西向东传播而来。奇怪的是，公元五世纪，佛教却逆向传播，从敦煌传到西边的吐鲁番，在史学界一直是个谜。2004年，在一座女性古墓里，谜团意外被揭开。
在新疆吐鲁番高昌故城附近，有一座阿斯塔纳墓葬群，它是古代吐鲁番地区城乡官民的公共墓地。
2004年6月，考古人员在这里发现了一座女性古墓，在女尸的胸前盖有一块方形的刺绣，令人惊讶的是，虽历经千年，这块刺绣竟然保持着最初的样子，大红的绸子鲜艳无比。
这件刺绣长38厘米，宽26厘米，通体为红色，是一件丝织品，绣工用蓝、绿、黄、褐四色丝线绣着各种图案。
刺绣最上方是五座倒立的山峰，正中间是一只长着两个头的鸟，这种鸟被叫作“共命鸟”。在共命鸟的两边，各有一条身姿矫健的龙。共命鸟的下方有两只鸟，左边的鸟昂首鸣叫，右边的鸟低头觅食。
刺绣剩余的部分则布满了卷草纹，让整个画面显得丰富饱满。所有的图案、纹饰均是手工绣上去的，可以看出绣工高超的刺绣工艺。
这件刺绣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正中间那只共命鸟，这是佛经中常提到的一种神鸟，有着深刻的寓意。
传说在雪山里有一只长着两个头的共命鸟，这种鸟共用一个身体，两个头都有各自的思维，一个头叫迦喽茶，另一个头叫忧波迦喽茶。有一天当忧波迦喽茶睡着时，一朵花落在迦喽茶面前，它直接张口将花吞下。
忧波迦喽茶醒后发现肚子很饱，一问才知道原来迦喽茶背着它吃了好东西，于是心生怨恨。后来忧波迦喽茶发现了一朵有毒的花，它趁迦喽茶睡着时把毒花吞进肚子，结果同归于尽。
共命鸟的故事告诉我们，个体与整体是休戚与共、血脉相连的关系，后来它成为彼此之间同生死、共命运的象征。
那么，这个绣着共命鸟的刺绣为什么会出现在吐鲁番的千年古墓里呢，这个千年女尸又是谁？专家对整座墓室展开研究，没想到意外解开了一个千古之谜。
这是一座公元五世纪左右的墓葬，根据墓室出土的文字记载得知墓主人名叫令狐阿婢，结合史料分析，令狐阿婢很有可能出自当时的名门望族——令狐家族。
西汉末年，令狐家族的先祖由中原迁入敦煌，经过几代的繁衍，令狐氏逐渐成为当地的望族。魏晋南北朝时期，令狐家族的成员世代都有人在敦煌及附近地区为官。
如令狐丰、令狐亚都是史书上有据可查的人物。然而奇怪的是，自公元421年后的20年中，史书上没有任何令狐家族在敦煌地区为官的记录。
在此期间，令狐家族很有可能得罪了当时控制敦煌的北凉政权的统治者，以至于整个家族不再受到重用。
官场失意的令狐氏族人开始信奉佛教，靠抄写佛教经书来谋求生存。再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令狐家族的部分族人西迁至吐鲁番，开始了全新的生活。
敦煌和吐鲁番都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镇，也是佛教昌盛之地。根据史书记载，佛教基本上是沿着丝绸之路由西向东传播。
但是在公元五世纪的一段时间里，佛教却逆向传播，从东边的敦煌传到西边的吐鲁番，这个现象在史学界曾引起不小的争议，而令狐家族的西迁却让这个反常的现象得到了合理的解释，从吐鲁番出土的文书中依然可以看到令狐氏族人抄写佛经的记载。
公元4世纪初至5世纪的一百多年间，敦煌地区经历了多次的政权更迭，令狐家族在此期间浮浮沉沉，共同进退，这种现象与共命鸟所传达的文化内涵十分相似。
所以令狐阿婢以共命鸟刺绣覆盖其身，也许正是继承令狐家族成员长久以来荣辱与共的传统。
除了共命鸟，娟绣上还有两条龙，有人认为，令狐阿婢也许是想借此纪念来自中原的先祖，以表达自己的根在中原地区，因为龙一直是中原地区的图腾。
千年时光悠悠而过，令狐阿婢早已化为白骨，她胸前的共命鸟刺绣却依旧鲜艳如新，这得益于吐鲁番得天独厚的环境和气候条件，封闭的墓室保持着常年的干燥，才让这件丝织品保存了一千多年而不腐。
#这就是中国风# #出道吧新星#
在新疆吐鲁番高昌故城附近，有一座阿斯塔纳墓葬群，它是古代吐鲁番地区城乡官民的公共墓地。
2004年6月，考古人员在这里发现了一座女性古墓，在女尸的胸前盖有一块方形的刺绣，令人惊讶的是，虽历经千年，这块刺绣竟然保持着最初的样子，大红的绸子鲜艳无比。
这件刺绣长38厘米，宽26厘米，通体为红色，是一件丝织品，绣工用蓝、绿、黄、褐四色丝线绣着各种图案。
刺绣最上方是五座倒立的山峰，正中间是一只长着两个头的鸟，这种鸟被叫作“共命鸟”。在共命鸟的两边，各有一条身姿矫健的龙。共命鸟的下方有两只鸟，左边的鸟昂首鸣叫，右边的鸟低头觅食。
刺绣剩余的部分则布满了卷草纹，让整个画面显得丰富饱满。所有的图案、纹饰均是手工绣上去的，可以看出绣工高超的刺绣工艺。
这件刺绣最引人注目的就是正中间那只共命鸟，这是佛经中常提到的一种神鸟，有着深刻的寓意。
传说在雪山里有一只长着两个头的共命鸟，这种鸟共用一个身体，两个头都有各自的思维，一个头叫迦喽茶，另一个头叫忧波迦喽茶。有一天当忧波迦喽茶睡着时，一朵花落在迦喽茶面前，它直接张口将花吞下。
忧波迦喽茶醒后发现肚子很饱，一问才知道原来迦喽茶背着它吃了好东西，于是心生怨恨。后来忧波迦喽茶发现了一朵有毒的花，它趁迦喽茶睡着时把毒花吞进肚子，结果同归于尽。
共命鸟的故事告诉我们，个体与整体是休戚与共、血脉相连的关系，后来它成为彼此之间同生死、共命运的象征。
那么，这个绣着共命鸟的刺绣为什么会出现在吐鲁番的千年古墓里呢，这个千年女尸又是谁？专家对整座墓室展开研究，没想到意外解开了一个千古之谜。
这是一座公元五世纪左右的墓葬，根据墓室出土的文字记载得知墓主人名叫令狐阿婢，结合史料分析，令狐阿婢很有可能出自当时的名门望族——令狐家族。
西汉末年，令狐家族的先祖由中原迁入敦煌，经过几代的繁衍，令狐氏逐渐成为当地的望族。魏晋南北朝时期，令狐家族的成员世代都有人在敦煌及附近地区为官。
如令狐丰、令狐亚都是史书上有据可查的人物。然而奇怪的是，自公元421年后的20年中，史书上没有任何令狐家族在敦煌地区为官的记录。
在此期间，令狐家族很有可能得罪了当时控制敦煌的北凉政权的统治者，以至于整个家族不再受到重用。
官场失意的令狐氏族人开始信奉佛教，靠抄写佛教经书来谋求生存。再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令狐家族的部分族人西迁至吐鲁番，开始了全新的生活。
敦煌和吐鲁番都是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镇，也是佛教昌盛之地。根据史书记载，佛教基本上是沿着丝绸之路由西向东传播。
但是在公元五世纪的一段时间里，佛教却逆向传播，从东边的敦煌传到西边的吐鲁番，这个现象在史学界曾引起不小的争议，而令狐家族的西迁却让这个反常的现象得到了合理的解释，从吐鲁番出土的文书中依然可以看到令狐氏族人抄写佛经的记载。
公元4世纪初至5世纪的一百多年间，敦煌地区经历了多次的政权更迭，令狐家族在此期间浮浮沉沉，共同进退，这种现象与共命鸟所传达的文化内涵十分相似。
所以令狐阿婢以共命鸟刺绣覆盖其身，也许正是继承令狐家族成员长久以来荣辱与共的传统。
除了共命鸟，娟绣上还有两条龙，有人认为，令狐阿婢也许是想借此纪念来自中原的先祖，以表达自己的根在中原地区，因为龙一直是中原地区的图腾。
千年时光悠悠而过，令狐阿婢早已化为白骨，她胸前的共命鸟刺绣却依旧鲜艳如新，这得益于吐鲁番得天独厚的环境和气候条件，封闭的墓室保持着常年的干燥，才让这件丝织品保存了一千多年而不腐。
#这就是中国风# #出道吧新星#
1956年，石寨山6号墓，孙太初发现一个方块状的物体，他刷去上面的泥土，才发现是一枚金印，而印面上刻着四个大字，顿时让他笑出了声，然后忍不住感叹：郭沫若真是神了！
1953年秋，一个古董商人来到云南省博物馆，想要出手几件青铜兵器。专家孙太初看到这几件青铜兵器后，顿时就愣住了，因为它们的形制和纹饰与中原地区出土的青铜兵器完全不同。
孙太初意识到这几件青铜兵器的来历不简单，于是立马请示领导，将那人手上的青铜兵器全买了下来。只是当他问起这些兵器的是怎么来的，那位古董商却连连表示不知道。
此后不久，晋宁县的石寨山，有几个农民在挖坑时挖出了不少青铜器，经过比对，这些青铜器与孙太初之前收购的几件青铜兵器纹饰十分相似，很显然是在同一个地方出土的。
1955年3月，考古专家开始对石寨山正式进行发掘，果不其然，很快他们就发掘出了上百件青铜器。
看着这些造型奇特、纹饰怪异的青铜器，专家们毫无头绪，由于没有发现任何文字，关于这些青铜器的年代、主人等信息，统统一无所知。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时，一位大人物的到来，为这些青铜器的研究指明了道路。
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因出国访问路过昆明，顺便参观了石寨山出土的青铜器。郭沫若看着这些奇特的文物陷入了沉思，许久之后，他突然说道：“会不会是古滇国的东西？”
这句话仿佛一声惊雷在现场炸开，这个设想太大胆了，此前根本没有人会把这些青铜器和古滇国联系起来，毕竟古滇国在史书中仅寥寥数笔，史学界对它的存在一直争议不断，甚至很多人压根不知道古滇国。
然而当以“博学”著称的郭沫若看到这些与中原文化大相径庭的青铜器后，他立马就想到了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的古滇王国。
郭沫若这一大胆地设想给考古人员指明了方向，让原本毫无目的的发掘有了一个明确的目标。
1956年，云南省博物馆对石寨山展开了第二次发掘。
12月28日，在6号墓的墓室里，孙太初在清理棺底时无意间触碰到了一个坚硬的方块状物体，他顺手拿起来，只见这个方块状物体表面都是泥土，完全看不出它的本来面目。
孙太初拿出一个小刷子，轻轻刷去表面的泥土，映入眼帘的是一枚金光闪闪的金印。
金印保存完好，色泽如新，印纽为蛇状盘于印身之上，印身厚度仅有0.7厘米，印面为正方形，边长2.4厘米。
印钮与印身为分别铸造后焊接而成，印章整体非常袖珍，重量仅有90克。
当印面上的泥土被擦干净后，只见上面刻着四个篆书汉字：滇王之印。这一刻孙太初感觉全身都在发抖，这枚小小的金印仿佛正绽放耀眼的光芒，为2000年前的古滇王国正名。
这个发现必将震惊考古界，孙太初忍不住哈哈大笑，同时他不得不佩服郭沫若，事实完全印证了他的大胆猜测。
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传》中记载：汉武帝元封二年，滇王尝羌降于汉，汉“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
滇王之印的出土与史书互相得到了印证，证实了《史记》中所记载的古滇国真实存在过。
公元前278年，楚国大将庄硚率军攻打滇池地区，在归途中发现后路被秦国所断，只好留在当地，并建立滇国，其都城就在今天的昆明市晋宁区晋城镇。
公元前122年，张骞出使大夏（今阿富汗），在那里他发现当地竟有不少来自汉朝的蜀布，而这些蜀布却是从身毒（今印度）运过去的。
因此张骞推测，在西南一带，应该有一条通往身毒的通道。这个发现对于汉朝是天大的好消息，因为当时中原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被匈奴把持，风险极大。
汉武帝派遣使者出使滇国，寻找那条通往身毒的贸易通道。
迎接汉朝使者的是滇王尝羌，面对汉朝使者他问出了一句经典名言：“汉孰与我大？”意思是说，汉朝和我们滇国哪个更大？
这句话在历史上非常有名，只是后来在传播的过程中，问话的主体从滇国变成了夜郎国，因此有了“夜郎自大”这个略带调侃的成语，夜郎国也算是替滇国背了黑锅。
然而在当时，使者并没有过多反应，只是淡淡地表示，滇国也就与汉朝的一个郡相当。滇王尝羌听后肃然起敬，并热情招待了使者。
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发兵征讨西南边陲，滇王率领群臣来降，于是汉武帝便赐予滇王一枚金印，滇国从此成为汉朝的藩属国。
奇怪的是，从此以后，史书中便再无关于滇国的任何记载，滇国就这样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而那枚滇王金印则被历代滇王代代相传，最后被某一任滇王带进坟墓，长埋地下两千余年。
直到1956年12月28日的那个下午，滇王金印重现人间，向我们揭开了那一段真实存在过的历史。
#这就是中国风# #出道吧新星#
1953年秋，一个古董商人来到云南省博物馆，想要出手几件青铜兵器。专家孙太初看到这几件青铜兵器后，顿时就愣住了，因为它们的形制和纹饰与中原地区出土的青铜兵器完全不同。
孙太初意识到这几件青铜兵器的来历不简单，于是立马请示领导，将那人手上的青铜兵器全买了下来。只是当他问起这些兵器的是怎么来的，那位古董商却连连表示不知道。
此后不久，晋宁县的石寨山，有几个农民在挖坑时挖出了不少青铜器，经过比对，这些青铜器与孙太初之前收购的几件青铜兵器纹饰十分相似，很显然是在同一个地方出土的。
1955年3月，考古专家开始对石寨山正式进行发掘，果不其然，很快他们就发掘出了上百件青铜器。
看着这些造型奇特、纹饰怪异的青铜器，专家们毫无头绪，由于没有发现任何文字，关于这些青铜器的年代、主人等信息，统统一无所知。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时，一位大人物的到来，为这些青铜器的研究指明了道路。
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因出国访问路过昆明，顺便参观了石寨山出土的青铜器。郭沫若看着这些奇特的文物陷入了沉思，许久之后，他突然说道：“会不会是古滇国的东西？”
这句话仿佛一声惊雷在现场炸开，这个设想太大胆了，此前根本没有人会把这些青铜器和古滇国联系起来，毕竟古滇国在史书中仅寥寥数笔，史学界对它的存在一直争议不断，甚至很多人压根不知道古滇国。
然而当以“博学”著称的郭沫若看到这些与中原文化大相径庭的青铜器后，他立马就想到了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的古滇王国。
郭沫若这一大胆地设想给考古人员指明了方向，让原本毫无目的的发掘有了一个明确的目标。
1956年，云南省博物馆对石寨山展开了第二次发掘。
12月28日，在6号墓的墓室里，孙太初在清理棺底时无意间触碰到了一个坚硬的方块状物体，他顺手拿起来，只见这个方块状物体表面都是泥土，完全看不出它的本来面目。
孙太初拿出一个小刷子，轻轻刷去表面的泥土，映入眼帘的是一枚金光闪闪的金印。
金印保存完好，色泽如新，印纽为蛇状盘于印身之上，印身厚度仅有0.7厘米，印面为正方形，边长2.4厘米。
印钮与印身为分别铸造后焊接而成，印章整体非常袖珍，重量仅有90克。
当印面上的泥土被擦干净后，只见上面刻着四个篆书汉字：滇王之印。这一刻孙太初感觉全身都在发抖，这枚小小的金印仿佛正绽放耀眼的光芒，为2000年前的古滇王国正名。
这个发现必将震惊考古界，孙太初忍不住哈哈大笑，同时他不得不佩服郭沫若，事实完全印证了他的大胆猜测。
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传》中记载：汉武帝元封二年，滇王尝羌降于汉，汉“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
滇王之印的出土与史书互相得到了印证，证实了《史记》中所记载的古滇国真实存在过。
公元前278年，楚国大将庄硚率军攻打滇池地区，在归途中发现后路被秦国所断，只好留在当地，并建立滇国，其都城就在今天的昆明市晋宁区晋城镇。
公元前122年，张骞出使大夏（今阿富汗），在那里他发现当地竟有不少来自汉朝的蜀布，而这些蜀布却是从身毒（今印度）运过去的。
因此张骞推测，在西南一带，应该有一条通往身毒的通道。这个发现对于汉朝是天大的好消息，因为当时中原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被匈奴把持，风险极大。
汉武帝派遣使者出使滇国，寻找那条通往身毒的贸易通道。
迎接汉朝使者的是滇王尝羌，面对汉朝使者他问出了一句经典名言：“汉孰与我大？”意思是说，汉朝和我们滇国哪个更大？
这句话在历史上非常有名，只是后来在传播的过程中，问话的主体从滇国变成了夜郎国，因此有了“夜郎自大”这个略带调侃的成语，夜郎国也算是替滇国背了黑锅。
然而在当时，使者并没有过多反应，只是淡淡地表示，滇国也就与汉朝的一个郡相当。滇王尝羌听后肃然起敬，并热情招待了使者。
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发兵征讨西南边陲，滇王率领群臣来降，于是汉武帝便赐予滇王一枚金印，滇国从此成为汉朝的藩属国。
奇怪的是，从此以后，史书中便再无关于滇国的任何记载，滇国就这样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而那枚滇王金印则被历代滇王代代相传，最后被某一任滇王带进坟墓，长埋地下两千余年。
直到1956年12月28日的那个下午，滇王金印重现人间，向我们揭开了那一段真实存在过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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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石寨山6号墓，孙太初发现一个方块状的物体，他刷去上面的泥土，才发现是一枚金印，而印面上刻着四个大字，顿时让他笑出了声，然后忍不住感叹：郭沫若真是神了！
1953年秋，一个古董商人来到云南省博物馆，想要出手几件青铜兵器。专家孙太初看到这几件青铜兵器后，顿时就愣住了，因为它们的形制和纹饰与中原地区出土的青铜兵器完全不同。
孙太初意识到这几件青铜兵器的来历不简单，于是立马请示领导，将那人手上的青铜兵器全买了下来。只是当他问起这些兵器的是怎么来的，那位古董商却连连表示不知道。
此后不久，晋宁县的石寨山，有几个农民在挖坑时挖出了不少青铜器，经过比对，这些青铜器与孙太初之前收购的几件青铜兵器纹饰十分相似，很显然是在同一个地方出土的。
1955年3月，考古专家开始对石寨山正式进行发掘，果不其然，很快他们就发掘出了上百件青铜器。
看着这些造型奇特、纹饰怪异的青铜器，专家们毫无头绪，由于没有发现任何文字，关于这些青铜器的年代、主人等信息，统统一无所知。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时，一位大人物的到来，为这些青铜器的研究指明了道路。
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因出国访问路过昆明，顺便参观了石寨山出土的青铜器。郭沫若看着这些奇特的文物陷入了沉思，许久之后，他突然说道：“会不会是古滇国的东西？”
这句话仿佛一声惊雷在现场炸开，这个设想太大胆了，此前根本没有人会把这些青铜器和古滇国联系起来，毕竟古滇国在史书中仅寥寥数笔，史学界对它的存在一直争议不断，甚至很多人压根不知道古滇国。
然而当以“博学”著称的郭沫若看到这些与中原文化大相径庭的青铜器后，他立马就想到了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的古滇王国。
郭沫若这一大胆地设想给考古人员指明了方向，让原本毫无目的的发掘有了一个明确的目标。
1956年，云南省博物馆对石寨山展开了第二次发掘。
12月28日，在6号墓的墓室里，孙太初在清理棺底时无意间触碰到了一个坚硬的方块状物体，他顺手拿起来，只见这个方块状物体表面都是泥土，完全看不出它的本来面目。
孙太初拿出一个小刷子，轻轻刷去表面的泥土，映入眼帘的是一枚金光闪闪的金印。
金印保存完好，色泽如新，印纽为蛇状盘于印身之上，印身厚度仅有0.7厘米，印面为正方形，边长2.4厘米。
印钮与印身为分别铸造后焊接而成，印章整体非常袖珍，重量仅有90克。
当印面上的泥土被擦干净后，只见上面刻着四个篆书汉字：滇王之印。这一刻孙太初感觉全身都在发抖，这枚小小的金印仿佛正绽放耀眼的光芒，为2000年前的古滇王国正名。
这个发现必将震惊考古界，孙太初忍不住哈哈大笑，同时他不得不佩服郭沫若，事实完全印证了他的大胆猜测。
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传》中记载：汉武帝元封二年，滇王尝羌降于汉，汉“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
滇王之印的出土与史书互相得到了印证，证实了《史记》中所记载的古滇国真实存在过。
公元前278年，楚国大将庄硚率军攻打滇池地区，在归途中发现后路被秦国所断，只好留在当地，并建立滇国，其都城就在今天的昆明市晋宁区晋城镇。
公元前122年，张骞出使大夏（今阿富汗），在那里他发现当地竟有不少来自汉朝的蜀布，而这些蜀布却是从身毒（今印度）运过去的。
因此张骞推测，在西南一带，应该有一条通往身毒的通道。这个发现对于汉朝是天大的好消息，因为当时中原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被匈奴把持，风险极大。
汉武帝派遣使者出使滇国，寻找那条通往身毒的贸易通道。
迎接汉朝使者的是滇王尝羌，面对汉朝使者他问出了一句经典名言：“汉孰与我大？”意思是说，汉朝和我们滇国哪个更大？
这句话在历史上非常有名，只是后来在传播的过程中，问话的主体从滇国变成了夜郎国，因此有了“夜郎自大”这个略带调侃的成语，夜郎国也算是替滇国背了黑锅。
然而在当时，使者并没有过多反应，只是淡淡地表示，滇国也就与汉朝的一个郡相当。滇王尝羌听后肃然起敬，并热情招待了使者。
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发兵征讨西南边陲，滇王率领群臣来降，于是汉武帝便赐予滇王一枚金印，滇国从此成为汉朝的藩属国。
奇怪的是，从此以后，史书中便再无关于滇国的任何记载，滇国就这样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而那枚滇王金印则被历代滇王代代相传，最后被某一任滇王带进坟墓，长埋地下两千余年。
直到1956年12月28日的那个下午，滇王金印重现人间，向我们揭开了那一段真实存在过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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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太初意识到这几件青铜兵器的来历不简单，于是立马请示领导，将那人手上的青铜兵器全买了下来。只是当他问起这些兵器的是怎么来的，那位古董商却连连表示不知道。
此后不久，晋宁县的石寨山，有几个农民在挖坑时挖出了不少青铜器，经过比对，这些青铜器与孙太初之前收购的几件青铜兵器纹饰十分相似，很显然是在同一个地方出土的。
1955年3月，考古专家开始对石寨山正式进行发掘，果不其然，很快他们就发掘出了上百件青铜器。
看着这些造型奇特、纹饰怪异的青铜器，专家们毫无头绪，由于没有发现任何文字，关于这些青铜器的年代、主人等信息，统统一无所知。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时，一位大人物的到来，为这些青铜器的研究指明了道路。
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因出国访问路过昆明，顺便参观了石寨山出土的青铜器。郭沫若看着这些奇特的文物陷入了沉思，许久之后，他突然说道：“会不会是古滇国的东西？”
这句话仿佛一声惊雷在现场炸开，这个设想太大胆了，此前根本没有人会把这些青铜器和古滇国联系起来，毕竟古滇国在史书中仅寥寥数笔，史学界对它的存在一直争议不断，甚至很多人压根不知道古滇国。
然而当以“博学”著称的郭沫若看到这些与中原文化大相径庭的青铜器后，他立马就想到了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的古滇王国。
郭沫若这一大胆地设想给考古人员指明了方向，让原本毫无目的的发掘有了一个明确的目标。
1956年，云南省博物馆对石寨山展开了第二次发掘。
12月28日，在6号墓的墓室里，孙太初在清理棺底时无意间触碰到了一个坚硬的方块状物体，他顺手拿起来，只见这个方块状物体表面都是泥土，完全看不出它的本来面目。
孙太初拿出一个小刷子，轻轻刷去表面的泥土，映入眼帘的是一枚金光闪闪的金印。
金印保存完好，色泽如新，印纽为蛇状盘于印身之上，印身厚度仅有0.7厘米，印面为正方形，边长2.4厘米。
印钮与印身为分别铸造后焊接而成，印章整体非常袖珍，重量仅有90克。
当印面上的泥土被擦干净后，只见上面刻着四个篆书汉字：滇王之印。这一刻孙太初感觉全身都在发抖，这枚小小的金印仿佛正绽放耀眼的光芒，为2000年前的古滇王国正名。
这个发现必将震惊考古界，孙太初忍不住哈哈大笑，同时他不得不佩服郭沫若，事实完全印证了他的大胆猜测。
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传》中记载：汉武帝元封二年，滇王尝羌降于汉，汉“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
滇王之印的出土与史书互相得到了印证，证实了《史记》中所记载的古滇国真实存在过。
公元前278年，楚国大将庄硚率军攻打滇池地区，在归途中发现后路被秦国所断，只好留在当地，并建立滇国，其都城就在今天的昆明市晋宁区晋城镇。
公元前122年，张骞出使大夏（今阿富汗），在那里他发现当地竟有不少来自汉朝的蜀布，而这些蜀布却是从身毒（今印度）运过去的。
因此张骞推测，在西南一带，应该有一条通往身毒的通道。这个发现对于汉朝是天大的好消息，因为当时中原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被匈奴把持，风险极大。
汉武帝派遣使者出使滇国，寻找那条通往身毒的贸易通道。
迎接汉朝使者的是滇王尝羌，面对汉朝使者他问出了一句经典名言：“汉孰与我大？”意思是说，汉朝和我们滇国哪个更大？
这句话在历史上非常有名，只是后来在传播的过程中，问话的主体从滇国变成了夜郎国，因此有了“夜郎自大”这个略带调侃的成语，夜郎国也算是替滇国背了黑锅。
然而在当时，使者并没有过多反应，只是淡淡地表示，滇国也就与汉朝的一个郡相当。滇王尝羌听后肃然起敬，并热情招待了使者。
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发兵征讨西南边陲，滇王率领群臣来降，于是汉武帝便赐予滇王一枚金印，滇国从此成为汉朝的藩属国。
奇怪的是，从此以后，史书中便再无关于滇国的任何记载，滇国就这样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而那枚滇王金印则被历代滇王代代相传，最后被某一任滇王带进坟墓，长埋地下两千余年。
直到1956年12月28日的那个下午，滇王金印重现人间，向我们揭开了那一段真实存在过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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