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游到海水变蓝#
刚看完《一直游到海水变蓝》，感觉跟以往的电影不一样，更像是一个纪录片
余华老师真的好幽默好有趣，好喜欢余华哈哈哈。自己第一次很认真的思考人为什么活着，就是在初三看完了《活着》之后；暑假又看了他的《在细雨中呼喊》。余华老师的文字总是能击中我的内心：“回首往事或者怀念故乡，只是在现实里不知所措以后的故作镇静。”故乡啊，我现在对于故乡没什么感觉，一出生就被父母带着离开了家乡，然后一直在河南定居，但不论是对于河南还是湖北，我都没有很眷恋，没有那种所谓的归属感。以后可能慢慢就会感受到了吧……
“一直游到海水变蓝”好有意境的一句话，无所顾忌的往前游吧，不用刻意寻找什么目标，想要往前游便游吧
跟梁鸿老师讲述的家庭故事狠狠共鸣了。芸芸众生，每个人都在生活中挣扎前进。一个家庭里的长子总是承担着更重的责任生病的母亲，无法说话只能哭泣，是梁鸿心里的痛，“安静的像是一个影子一样”[泪][泪][泪]
白眼观世
刚看完《一直游到海水变蓝》，感觉跟以往的电影不一样，更像是一个纪录片
余华老师真的好幽默好有趣，好喜欢余华哈哈哈。自己第一次很认真的思考人为什么活着，就是在初三看完了《活着》之后；暑假又看了他的《在细雨中呼喊》。余华老师的文字总是能击中我的内心：“回首往事或者怀念故乡，只是在现实里不知所措以后的故作镇静。”故乡啊，我现在对于故乡没什么感觉，一出生就被父母带着离开了家乡，然后一直在河南定居，但不论是对于河南还是湖北，我都没有很眷恋，没有那种所谓的归属感。以后可能慢慢就会感受到了吧……
“一直游到海水变蓝”好有意境的一句话，无所顾忌的往前游吧，不用刻意寻找什么目标，想要往前游便游吧
跟梁鸿老师讲述的家庭故事狠狠共鸣了。芸芸众生，每个人都在生活中挣扎前进。一个家庭里的长子总是承担着更重的责任生病的母亲，无法说话只能哭泣，是梁鸿心里的痛，“安静的像是一个影子一样”[泪][泪][泪]
白眼观世
【禹臣史皇作图，春秋战国时部分人认为文字创制时代在夏初】
《世本·作篇》载：“史皇作图。”宋衷注：“史皇，黄帝臣也。图谓画物象也。”《作篇》此则记载论及图画的起源。宋衷认为史皇是黄帝之臣，便将图画的起源追溯至黄帝时期。纵观新石器时代，陶器的大量制作为绘画的产生提供了需要，也为绘画的发展提供了便利，从考古发现中所见陶瓷器皿上新石器时代的绘画及纹饰中可见一斑。出土于陕西西安的半坡陶盆“人面鱼纹盆”是仰韶文化画作的杰出代表，出土于河南汝州的“鹳鱼石斧图”是庙底沟文化画作的杰出代表，出土于青海省大通的“舞蹈纹彩陶盆”是马家窑文化画作的杰出代表。近年来原始岩画、地画的发现，使我国绘画产生的时间大大前提。
《世本·作篇》中，图画的产生归于史皇。其他传世文献也略载史皇之事，如《吕氏春秋·勿躬》：“史皇作图。”《淮南子·修务训》：“史皇产而能书。”高诱注：“史皇，苍颉。生而见鸟迹，知著书，故曰史皇，或曰颉皇。”汉儒高诱在注释中认为史皇就是仓颉。清华大学所藏战国竹简《良臣》记载了黄帝至春秋时期的著名良臣，按照顺序进行编排，叙及夏代之时有“史皇”之载：
尧之相焌＝（舜，舜）又（有）禹＝（禹，禹）又（有）白（伯）（夷），又（有）嗌（益），又（有）史皇，又（有）咎囡（囚）。
《良臣》全篇除了人物名号之外都极其简略，开篇在叙及女和等黄帝师之后便叙及舜为尧之良臣，禹为舜之良臣，而对禹的良臣提及四位：伯夷、益、史皇和咎囚。这是极其珍贵的出土史料，因为以往传世的《世本》《吕氏春秋》和《淮南子》等先秦两汉文献中提及的史皇均与图画的发明相联系。但除了三国时期宋衷在《世本》注中将史皇归于黄帝之臣，其他文献未提及史皇的时代归属。清华简《良臣》则明确将史皇的时代归属定为大禹之时，这对文字的发明创制也十分重要。郭永秉先生精辟归纳道：“禹臣有史皇，为我们研究中国文字的创制起源时代，提供了一条东周人观念中的可贵史料……似从来没有见到将‘仓颉’或‘史皇’至于夏代始祖禹麾下为臣的说法，《良臣》此条材料的重要性、特异性可见……至少反映出春秋战国时代一部分人心目中，文字的创制时代大概在夏初。”
对于史皇为臣，《吕氏春秋·勿躬》在讲述圣王不用事必躬亲，使臣子各尽其才、各司其职便可治天下这一道理的时候，列举了二十则例证，其中一则即为“史皇作图”。《淮南子·修务训》提及史皇，因其生来能书。《淮南子》虽为汉代之书，但此则记载对“产”字的应用，显系从古书中沿袭下来的先秦旧说。虽然史皇与仓颉是否为一人无法确考，但可知最迟战国秦汉时期便流传史皇发明图文之说。而根据《世本·作篇》另载“仓颉作书。苍颉造文字。沮诵苍颉作书”，可以推知仓颉与史皇应非一人。
《作篇》将发明创制之功常归功于一人，显然并非客观事实，但如此做法一定有其缘由，即某一人物在某方面的独特造诣。正如《荀子·解蔽篇》所言：“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好稼者众矣，而后稷独传者，壹也。好乐者众矣，而夔独传者，壹也。好义者众矣，而舜独传者，壹也。”将文字创制之功归于仓颉，将图画创制之功归于史皇，其缔造思维是一致的。至于《世本·作篇》宋衷注文中所言史皇为黄帝臣子，这种观念或形成于战国后期，而此时也是《世本·作篇》《大戴礼·帝系》等篇所主要表现的黄帝大一统世系形成的关键时期。大到帝系传承的共同源头，小到制度器物的发明创造，都被依附于黄帝，这种依附源于文化认同的追溯与记忆附加的需要。根据《良臣》之载，战国早期及中期，史皇被视为禹的臣子。至战国晚期，伴随着黄帝大一统思潮的席卷，史皇或被视为黄帝的臣子，与沮诵、苍颉同阶。至汉代，史皇其人其事并不昭著，故而逐渐被淡忘。甚至基于文字与图画关系极为紧密，无需强行分开并细致区分，出现以史皇与仓颉为一人的说法。史皇并非大禹诸多臣子中的重要史官，但也在战国末期的造神运动中被依附于黄帝麾下，成为黄帝臣子，其所处时代也随之前移。
此外，《良臣》载禹臣益，也是极为重要的记载。关于益，《世本·作篇》载：“化益作井。”宋衷曰：“化益，伯益也，尧臣。”《吕氏春秋·勿躬》载：“伯益作井。”《淮南子·本经训》载：“伯益作井。”高诱注：“伯益佐舜，初作井，凿地而求水。”伯益最突出的贡献就是佐禹平治水土，这点见于《史记·夏本纪》及《秦本纪》。除了伯益之外，文献所见禹臣大约有后稷、契、伯益、伯夷、史皇、咎囚、皋陶、直成、横革及之交：
（1）后稷。《史记·夏本纪》：“禹乃遂与益、后稷奉帝命……命后稷”。上博简《容成氏》：“后稷既已受命，乃食于野。”
（2）契。《史记·殷本纪》：“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
（3）伯益。《尚书·尧典》：“益曰……禹曰”。《史记·夏本纪》：“而后举益，任之政。”《孟子·万章上》：“益之相禹也。”《列女传》：“陶子生五岁而佐禹。”曹大家注：“陶子者，皋陶之子伯益也。”（按：此处伯益为皋陶子，误。）清华简《良臣》：“禹……有嗌（益）。”
（4）伯夷。《国语·郑语》：“伯夷能礼于神以佐尧者也。”清华简《良臣》：“禹有伯（陶）既已受命。”
（５）史皇。清华简《良臣》：“禹……有史皇。”
（６）咎囚。清华简《良臣》：“禹……有咎囡（囚）。”
（７）皋陶。《史记·夏本纪》：“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上博简《容成氏》：“咎（皋） （陶）既已受命。”
（8）直成。《荀子·成相》：“禹……得益、皋陶、横革、直成为辅。”《吕氏春秋·求人》：“得陶、化益、真窥、横革、之交五人佐禹。”卢文弨谓真窥即直成也，《吕氏春秋》传写误作“真窥”。《吕氏春秋·尊师》：“禹师大成贽。”陈奇猷谓大成贽即直成。
（9）横革。《吕氏春秋·求人》：“得陶、化益、真窥、横革、之交五人佐禹。”《荀子·成相》：“禹……得益、皋陶、横革、直成为辅。”
（10）之交。《吕氏春秋·求人》：“得陶、化益、真窥、横革、之交五人佐禹。”
另外，杨栋、刘书惠先生经过考证提出《良臣》带有部分“世系”性质，与《吕氏春秋·尊师》所记人物在“世系”上多有相合，而对贤臣记载更为详尽，这是非常精当的结论。
（文/原昊 万物简史）
《世本·作篇》载：“史皇作图。”宋衷注：“史皇，黄帝臣也。图谓画物象也。”《作篇》此则记载论及图画的起源。宋衷认为史皇是黄帝之臣，便将图画的起源追溯至黄帝时期。纵观新石器时代，陶器的大量制作为绘画的产生提供了需要，也为绘画的发展提供了便利，从考古发现中所见陶瓷器皿上新石器时代的绘画及纹饰中可见一斑。出土于陕西西安的半坡陶盆“人面鱼纹盆”是仰韶文化画作的杰出代表，出土于河南汝州的“鹳鱼石斧图”是庙底沟文化画作的杰出代表，出土于青海省大通的“舞蹈纹彩陶盆”是马家窑文化画作的杰出代表。近年来原始岩画、地画的发现，使我国绘画产生的时间大大前提。
《世本·作篇》中，图画的产生归于史皇。其他传世文献也略载史皇之事，如《吕氏春秋·勿躬》：“史皇作图。”《淮南子·修务训》：“史皇产而能书。”高诱注：“史皇，苍颉。生而见鸟迹，知著书，故曰史皇，或曰颉皇。”汉儒高诱在注释中认为史皇就是仓颉。清华大学所藏战国竹简《良臣》记载了黄帝至春秋时期的著名良臣，按照顺序进行编排，叙及夏代之时有“史皇”之载：
尧之相焌＝（舜，舜）又（有）禹＝（禹，禹）又（有）白（伯）（夷），又（有）嗌（益），又（有）史皇，又（有）咎囡（囚）。
《良臣》全篇除了人物名号之外都极其简略，开篇在叙及女和等黄帝师之后便叙及舜为尧之良臣，禹为舜之良臣，而对禹的良臣提及四位：伯夷、益、史皇和咎囚。这是极其珍贵的出土史料，因为以往传世的《世本》《吕氏春秋》和《淮南子》等先秦两汉文献中提及的史皇均与图画的发明相联系。但除了三国时期宋衷在《世本》注中将史皇归于黄帝之臣，其他文献未提及史皇的时代归属。清华简《良臣》则明确将史皇的时代归属定为大禹之时，这对文字的发明创制也十分重要。郭永秉先生精辟归纳道：“禹臣有史皇，为我们研究中国文字的创制起源时代，提供了一条东周人观念中的可贵史料……似从来没有见到将‘仓颉’或‘史皇’至于夏代始祖禹麾下为臣的说法，《良臣》此条材料的重要性、特异性可见……至少反映出春秋战国时代一部分人心目中，文字的创制时代大概在夏初。”
对于史皇为臣，《吕氏春秋·勿躬》在讲述圣王不用事必躬亲，使臣子各尽其才、各司其职便可治天下这一道理的时候，列举了二十则例证，其中一则即为“史皇作图”。《淮南子·修务训》提及史皇，因其生来能书。《淮南子》虽为汉代之书，但此则记载对“产”字的应用，显系从古书中沿袭下来的先秦旧说。虽然史皇与仓颉是否为一人无法确考，但可知最迟战国秦汉时期便流传史皇发明图文之说。而根据《世本·作篇》另载“仓颉作书。苍颉造文字。沮诵苍颉作书”，可以推知仓颉与史皇应非一人。
《作篇》将发明创制之功常归功于一人，显然并非客观事实，但如此做法一定有其缘由，即某一人物在某方面的独特造诣。正如《荀子·解蔽篇》所言：“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好稼者众矣，而后稷独传者，壹也。好乐者众矣，而夔独传者，壹也。好义者众矣，而舜独传者，壹也。”将文字创制之功归于仓颉，将图画创制之功归于史皇，其缔造思维是一致的。至于《世本·作篇》宋衷注文中所言史皇为黄帝臣子，这种观念或形成于战国后期，而此时也是《世本·作篇》《大戴礼·帝系》等篇所主要表现的黄帝大一统世系形成的关键时期。大到帝系传承的共同源头，小到制度器物的发明创造，都被依附于黄帝，这种依附源于文化认同的追溯与记忆附加的需要。根据《良臣》之载，战国早期及中期，史皇被视为禹的臣子。至战国晚期，伴随着黄帝大一统思潮的席卷，史皇或被视为黄帝的臣子，与沮诵、苍颉同阶。至汉代，史皇其人其事并不昭著，故而逐渐被淡忘。甚至基于文字与图画关系极为紧密，无需强行分开并细致区分，出现以史皇与仓颉为一人的说法。史皇并非大禹诸多臣子中的重要史官，但也在战国末期的造神运动中被依附于黄帝麾下，成为黄帝臣子，其所处时代也随之前移。
此外，《良臣》载禹臣益，也是极为重要的记载。关于益，《世本·作篇》载：“化益作井。”宋衷曰：“化益，伯益也，尧臣。”《吕氏春秋·勿躬》载：“伯益作井。”《淮南子·本经训》载：“伯益作井。”高诱注：“伯益佐舜，初作井，凿地而求水。”伯益最突出的贡献就是佐禹平治水土，这点见于《史记·夏本纪》及《秦本纪》。除了伯益之外，文献所见禹臣大约有后稷、契、伯益、伯夷、史皇、咎囚、皋陶、直成、横革及之交：
（1）后稷。《史记·夏本纪》：“禹乃遂与益、后稷奉帝命……命后稷”。上博简《容成氏》：“后稷既已受命，乃食于野。”
（2）契。《史记·殷本纪》：“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
（3）伯益。《尚书·尧典》：“益曰……禹曰”。《史记·夏本纪》：“而后举益，任之政。”《孟子·万章上》：“益之相禹也。”《列女传》：“陶子生五岁而佐禹。”曹大家注：“陶子者，皋陶之子伯益也。”（按：此处伯益为皋陶子，误。）清华简《良臣》：“禹……有嗌（益）。”
（4）伯夷。《国语·郑语》：“伯夷能礼于神以佐尧者也。”清华简《良臣》：“禹有伯（陶）既已受命。”
（５）史皇。清华简《良臣》：“禹……有史皇。”
（６）咎囚。清华简《良臣》：“禹……有咎囡（囚）。”
（７）皋陶。《史记·夏本纪》：“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上博简《容成氏》：“咎（皋） （陶）既已受命。”
（8）直成。《荀子·成相》：“禹……得益、皋陶、横革、直成为辅。”《吕氏春秋·求人》：“得陶、化益、真窥、横革、之交五人佐禹。”卢文弨谓真窥即直成也，《吕氏春秋》传写误作“真窥”。《吕氏春秋·尊师》：“禹师大成贽。”陈奇猷谓大成贽即直成。
（9）横革。《吕氏春秋·求人》：“得陶、化益、真窥、横革、之交五人佐禹。”《荀子·成相》：“禹……得益、皋陶、横革、直成为辅。”
（10）之交。《吕氏春秋·求人》：“得陶、化益、真窥、横革、之交五人佐禹。”
另外，杨栋、刘书惠先生经过考证提出《良臣》带有部分“世系”性质，与《吕氏春秋·尊师》所记人物在“世系”上多有相合，而对贤臣记载更为详尽，这是非常精当的结论。
（文/原昊 万物简史）
通淮关岳庙重大发现！距今有400多年历史……
钟声洪亮，钟身铭文清晰可见……近期，泉州通淮关岳庙在例行检查中，意外发现一座明代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铸造的文物大钟，距今已有418年历史，这是泉州通淮关岳庙现存已知年代最早的一件珍贵文物。
“这座古钟一直都在使用，每逢初一、十五，庙里都会钟鼓齐鸣，但由于钟身铭文部分长年面向墙壁才‘隐藏’至今。”泉州通淮关岳庙董事会董事长陈庆元介绍，发现古钟后，他们立即邀请泉州本地文物专家考证，发现该钟与2018年12月版《泉州通淮关岳庙庙志》中记载的“关壮缪侯庙钟”年代信息高度吻合，基本可以确认该钟即为史书中所记载的古钟。
据介绍，该钟为铁铸钟，通高120厘米，钟口直径70厘米，胎体厚5厘米，重约350公斤，虽历时年代久远，因一直悬挂于泉州通淮关岳庙正门左侧房梁，未经风吹雨淋及日晒，整体保存良好。古钟正面铭文“在城迎春门 关王庙钟 万历三十二年 三月吉日立”，字样清晰可见。
经考证，铭文中的“迎春门”为泉州古城门之一，位于涂门水关附近，据万历《泉州府志·卷之四·规制志上·地池》记载，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守卫泉州的知府熊汝达在德济门发生火灾后，重建了德济门，并将通淮门改名为迎春门，南熏门改为通津门，其他各门仍旧保留原名。彼时通淮关岳庙已存在于现址，称“关王庙”，该钟为通淮关岳庙原有无疑。
古钟此前一直悬挂于泉州通淮关岳庙正门左侧房梁，现已更换为新铸铜钟
据泉州师范学院教授吴幼雄查证，明代李光缙在其名著《景璧集》之卷八《碑记》中记载，其曾为关王庙大钟撰写碑文，碑文讲述三国时期“关羽华容道义释曹操”的故事。福建省文物鉴定组成员陈鹏表示，李光缙碑文记载中“庙故无钟”，从中可知这是庙中的第一口钟，且体量较常见铁钟大。古钟的重现与李光缙《关壮缪侯庙钟记》实现文物与文献的互相印证，并为通淮门曾名迎春门的史料记载提供了实物依据。
万历《泉州府志·卷之四·规制志上·地池》记载，通淮门改名为迎春门
陈庆元表示，古钟与泉州通淮关岳庙一同跨越4个多世纪，每逢岁时节庆及重要事件都以鸣钟为示，时至今日，依然钟声洪亮，余音绕梁。正如李光缙所言“予所谓鸣，侯之心者也”，声声都是关帝精神之展现。目前，古钟收藏于通淮文化馆三楼展厅，供信众瞻仰观赏。
一直以来，泉州通淮关岳庙致力于传承和弘扬关岳精神，今年7月，泉州通淮关岳庙发起“五大关庙文化朝圣之旅”，活动将于11月从泉州通淮关岳庙启程，途经福建东山、山西运城、河南洛阳、湖北当阳等处，开启五大关庙文化朝圣之旅，这是中国国内关庙文旅融合发展的资源整合首例。
来源：鲤城微事
钟声洪亮，钟身铭文清晰可见……近期，泉州通淮关岳庙在例行检查中，意外发现一座明代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铸造的文物大钟，距今已有418年历史，这是泉州通淮关岳庙现存已知年代最早的一件珍贵文物。
“这座古钟一直都在使用，每逢初一、十五，庙里都会钟鼓齐鸣，但由于钟身铭文部分长年面向墙壁才‘隐藏’至今。”泉州通淮关岳庙董事会董事长陈庆元介绍，发现古钟后，他们立即邀请泉州本地文物专家考证，发现该钟与2018年12月版《泉州通淮关岳庙庙志》中记载的“关壮缪侯庙钟”年代信息高度吻合，基本可以确认该钟即为史书中所记载的古钟。
据介绍，该钟为铁铸钟，通高120厘米，钟口直径70厘米，胎体厚5厘米，重约350公斤，虽历时年代久远，因一直悬挂于泉州通淮关岳庙正门左侧房梁，未经风吹雨淋及日晒，整体保存良好。古钟正面铭文“在城迎春门 关王庙钟 万历三十二年 三月吉日立”，字样清晰可见。
经考证，铭文中的“迎春门”为泉州古城门之一，位于涂门水关附近，据万历《泉州府志·卷之四·规制志上·地池》记载，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守卫泉州的知府熊汝达在德济门发生火灾后，重建了德济门，并将通淮门改名为迎春门，南熏门改为通津门，其他各门仍旧保留原名。彼时通淮关岳庙已存在于现址，称“关王庙”，该钟为通淮关岳庙原有无疑。
古钟此前一直悬挂于泉州通淮关岳庙正门左侧房梁，现已更换为新铸铜钟
据泉州师范学院教授吴幼雄查证，明代李光缙在其名著《景璧集》之卷八《碑记》中记载，其曾为关王庙大钟撰写碑文，碑文讲述三国时期“关羽华容道义释曹操”的故事。福建省文物鉴定组成员陈鹏表示，李光缙碑文记载中“庙故无钟”，从中可知这是庙中的第一口钟，且体量较常见铁钟大。古钟的重现与李光缙《关壮缪侯庙钟记》实现文物与文献的互相印证，并为通淮门曾名迎春门的史料记载提供了实物依据。
万历《泉州府志·卷之四·规制志上·地池》记载，通淮门改名为迎春门
陈庆元表示，古钟与泉州通淮关岳庙一同跨越4个多世纪，每逢岁时节庆及重要事件都以鸣钟为示，时至今日，依然钟声洪亮，余音绕梁。正如李光缙所言“予所谓鸣，侯之心者也”，声声都是关帝精神之展现。目前，古钟收藏于通淮文化馆三楼展厅，供信众瞻仰观赏。
一直以来，泉州通淮关岳庙致力于传承和弘扬关岳精神，今年7月，泉州通淮关岳庙发起“五大关庙文化朝圣之旅”，活动将于11月从泉州通淮关岳庙启程，途经福建东山、山西运城、河南洛阳、湖北当阳等处，开启五大关庙文化朝圣之旅，这是中国国内关庙文旅融合发展的资源整合首例。
来源：鲤城微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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