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3日索萨赛后采访。
这是赢了一分还是输了两分？
索萨：“两者都是，摩洛哥是一支确实很好的球队，他们踢得很好。他们踢得高强度，拥有球迷们的巨大支持。这是第一场比赛，是世界杯的开始，这总是艰难的。但我认为我们展示了好的东西。我们大部分时间控制了比赛。但不幸的是，我们没有进球。我们有一些半机会和机会。
“这是一场艰难的比赛，是一场硬仗，强度很高。我们有一个出色的机会，而在这样的比赛中，你必须要利用上它。”
索萨面对的是比赛中最困难的挑战之一，他与佩里希奇一起封住了哈基米和齐耶赫。
索萨：“我认为我们很好地封住了他们，他们实际上没有任何机会。当然，这样进攻中就有些缺少佩里希奇。我对我的表现感到满意，我的首要任务是封闭他们的右路。我认为我们成功了，他们在右路不危险。而且如果弗拉希奇进球了，我还会有一个助攻。”
正是索萨给弗拉希奇的传球创造了克罗地亚最好的机会。
索萨：“我看到克拉马里奇在远门柱，弗拉希奇在近门柱，尼克西在更有希望的位置，我们一切都踢得很好，但是还需要一点运气。”
他承认，世界杯首秀对他而言是特殊一刻。
索萨：“这是充满情绪的一刻，在所有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认识你的人面前为自己的国家踢球。他们告诉我们，克罗地亚的人们休假，为了看我们踢球。听到这样的事情是很美好的，当你知道整个克罗地亚都与我们在一起。我留下了这场比赛的球衣。”
接下来是加拿大。
索萨：“我们希望胜利，今天我们也是这样希望的。我们将继续这样组织自己，为了努力对他们施压，取得进球。而当我们进球的时候，一切看起来会不一样。”
这是赢了一分还是输了两分？
索萨：“两者都是，摩洛哥是一支确实很好的球队，他们踢得很好。他们踢得高强度，拥有球迷们的巨大支持。这是第一场比赛，是世界杯的开始，这总是艰难的。但我认为我们展示了好的东西。我们大部分时间控制了比赛。但不幸的是，我们没有进球。我们有一些半机会和机会。
“这是一场艰难的比赛，是一场硬仗，强度很高。我们有一个出色的机会，而在这样的比赛中，你必须要利用上它。”
索萨面对的是比赛中最困难的挑战之一，他与佩里希奇一起封住了哈基米和齐耶赫。
索萨：“我认为我们很好地封住了他们，他们实际上没有任何机会。当然，这样进攻中就有些缺少佩里希奇。我对我的表现感到满意，我的首要任务是封闭他们的右路。我认为我们成功了，他们在右路不危险。而且如果弗拉希奇进球了，我还会有一个助攻。”
正是索萨给弗拉希奇的传球创造了克罗地亚最好的机会。
索萨：“我看到克拉马里奇在远门柱，弗拉希奇在近门柱，尼克西在更有希望的位置，我们一切都踢得很好，但是还需要一点运气。”
他承认，世界杯首秀对他而言是特殊一刻。
索萨：“这是充满情绪的一刻，在所有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认识你的人面前为自己的国家踢球。他们告诉我们，克罗地亚的人们休假，为了看我们踢球。听到这样的事情是很美好的，当你知道整个克罗地亚都与我们在一起。我留下了这场比赛的球衣。”
接下来是加拿大。
索萨：“我们希望胜利，今天我们也是这样希望的。我们将继续这样组织自己，为了努力对他们施压，取得进球。而当我们进球的时候，一切看起来会不一样。”
不将手放入火中的原因不是因为恐惧，而是因为你知道那样的话你的手会被灼伤。你不需要利用恐惧来避免没必要的危险——因为这只是一个最简单的常识。
对于这些事情，运用过去所获得的经验就可以了。如果某人用火或暴力来威胁你时，你就会体验到恐惧之类的感觉了。
这是一种逃避危险求得生存的本能，而不是我们在这里所谈论的心理上的恐惧。
心理上的恐惧其实和任何具体的、真正迫在眉睫的危险无关。恐惧的表现形式有多种：不安、忧烦、焦虑、紧张、压力、畏缩、恐怖等。这种心理上的恐惧总是源于“可能会发生的事件”，而非“当下正在发生的事件”。
你身处此时此刻，而你的思维却跑到了未来。这就创造了一种焦虑的鸿沟。如果你被你的思维控制并失去了当下的力量，这种焦虑的鸿沟就会与你相依相伴。
当下的事情是你可以去应付的，但是你无法应付未来存在于思维中的事情。
如我先前所提到的，只要你认同于你的思维，你的小我就会控制你的生活。由于小我的虚幻本质（即使它有精密的防御机制），小我通常很脆弱，很没有安全感。
它会时时感到自己身处威胁之下——即使小我外表看起来非常自信，实际情况也会如此。现在，请记住，情绪是身体对你思维的反应。身体从小我（大脑虚构的自我）一直收到的信息是什么呢？“危险，处于威胁之中。”这时，这种信息所创造的情绪又是什么呢？当然是恐惧。
其实，所有的恐惧都是源自小我对死亡、毁灭的恐惧。对于小我来说，死亡无处不在。
看起来，造成恐惧的原因有许多种，害怕失去、害怕失败、害怕受伤害等。其实，所有的恐惧都是源自小我对死亡、毁灭的恐惧。
对于小我来说，死亡无处不在。在这种思维认同的状态下，对死亡的恐惧影响着生活的方方面面。
即使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平常小事，像在与别人的争论中迫切地希望打败对方，以证明自己是对的，都是由于小我对死亡的恐惧而引起的。
如果你认同自己的观点，当出现错误的时候，你这种以思维为基础的自我感觉就会受到死亡的严重威胁。
所以你的小我不能承认错误，错误就等于死亡。很多战争就因此而起，无数的人际关系也因此而破裂。
一旦你不再认同你的思维，不管你是对还是错，对于你的自我感觉来说都没有区别，所以那种迫切希望胜过对方的欲望，以及深深地希望自己是正确的那种无意识状态（其实是某种形式的暴力）将会消失。
你可以清晰并坚定地说出自己的感受和想法，但是不用攻击或防卫。在这种情况下，你的自我感来自你内在的一个更深、更真实的地方，而不是来自你的思维。
请观察你内在的任何一种防卫感——你在防卫什么呢？一个虚幻的身份，一个思维创造出来的形象。对这个模式保持觉知并观察它，这样你就会从这种思维认同模式中解脱出来。
在你的意识之光下，这种无意识的模式很快就会投降了。这就是所有争论和权力斗争的终结，这些争论和权力斗争对人类关系的破坏力极大。想要凌驾他人之上的人，只是用权力掩饰软弱。真正的力量是在你的内心深处，而此刻你就已经拥有了它。
所以任何被思维控制的人，就是与真正力量脱节的人，时时刻刻都会有恐惧相随。能够超越思维的人数量极少，所以你可以推测，你遇到的或认识的每一个人几乎都生活在恐惧的状态下，只是恐惧的程度不同而已。
我们在恐惧的两极之间徘徊，一端是焦虑和害怕，另一端是隐约的不安和威胁感。只有当情况变得严重时，大部分人才能意识到这点。
——《当下的力量》
对于这些事情，运用过去所获得的经验就可以了。如果某人用火或暴力来威胁你时，你就会体验到恐惧之类的感觉了。
这是一种逃避危险求得生存的本能，而不是我们在这里所谈论的心理上的恐惧。
心理上的恐惧其实和任何具体的、真正迫在眉睫的危险无关。恐惧的表现形式有多种：不安、忧烦、焦虑、紧张、压力、畏缩、恐怖等。这种心理上的恐惧总是源于“可能会发生的事件”，而非“当下正在发生的事件”。
你身处此时此刻，而你的思维却跑到了未来。这就创造了一种焦虑的鸿沟。如果你被你的思维控制并失去了当下的力量，这种焦虑的鸿沟就会与你相依相伴。
当下的事情是你可以去应付的，但是你无法应付未来存在于思维中的事情。
如我先前所提到的，只要你认同于你的思维，你的小我就会控制你的生活。由于小我的虚幻本质（即使它有精密的防御机制），小我通常很脆弱，很没有安全感。
它会时时感到自己身处威胁之下——即使小我外表看起来非常自信，实际情况也会如此。现在，请记住，情绪是身体对你思维的反应。身体从小我（大脑虚构的自我）一直收到的信息是什么呢？“危险，处于威胁之中。”这时，这种信息所创造的情绪又是什么呢？当然是恐惧。
其实，所有的恐惧都是源自小我对死亡、毁灭的恐惧。对于小我来说，死亡无处不在。
看起来，造成恐惧的原因有许多种，害怕失去、害怕失败、害怕受伤害等。其实，所有的恐惧都是源自小我对死亡、毁灭的恐惧。
对于小我来说，死亡无处不在。在这种思维认同的状态下，对死亡的恐惧影响着生活的方方面面。
即使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平常小事，像在与别人的争论中迫切地希望打败对方，以证明自己是对的，都是由于小我对死亡的恐惧而引起的。
如果你认同自己的观点，当出现错误的时候，你这种以思维为基础的自我感觉就会受到死亡的严重威胁。
所以你的小我不能承认错误，错误就等于死亡。很多战争就因此而起，无数的人际关系也因此而破裂。
一旦你不再认同你的思维，不管你是对还是错，对于你的自我感觉来说都没有区别，所以那种迫切希望胜过对方的欲望，以及深深地希望自己是正确的那种无意识状态（其实是某种形式的暴力）将会消失。
你可以清晰并坚定地说出自己的感受和想法，但是不用攻击或防卫。在这种情况下，你的自我感来自你内在的一个更深、更真实的地方，而不是来自你的思维。
请观察你内在的任何一种防卫感——你在防卫什么呢？一个虚幻的身份，一个思维创造出来的形象。对这个模式保持觉知并观察它，这样你就会从这种思维认同模式中解脱出来。
在你的意识之光下，这种无意识的模式很快就会投降了。这就是所有争论和权力斗争的终结，这些争论和权力斗争对人类关系的破坏力极大。想要凌驾他人之上的人，只是用权力掩饰软弱。真正的力量是在你的内心深处，而此刻你就已经拥有了它。
所以任何被思维控制的人，就是与真正力量脱节的人，时时刻刻都会有恐惧相随。能够超越思维的人数量极少，所以你可以推测，你遇到的或认识的每一个人几乎都生活在恐惧的状态下，只是恐惧的程度不同而已。
我们在恐惧的两极之间徘徊，一端是焦虑和害怕，另一端是隐约的不安和威胁感。只有当情况变得严重时，大部分人才能意识到这点。
——《当下的力量》
【个人信息保护法实施一年效果如何？还存在哪些问题？】#网信普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自2021年11月1日起施行，至今已满一年，目前，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律实施效果如何？还存在哪些问题？如何进一步增强个人信息安全感？记者采访了有关专家。
持续完善规则制度
个人信息保护法实施一年来，有关部门出台了相关法规细则，监管力度不断加强，个人信息保护意识显著提升，相关企业滥用个人信息等问题得到很大改善。据最高检公布的最新数据，2018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批捕16459人、起诉33417人。其中，2022年1月份至9月份批捕1199人、起诉6223人，较2018年同期分别下降47.2%、上升87.9%。
与此同时，还有一些问题依然存在。比如，作为平台注册用户，消费者是否有权要求平台披露收集的个人信息及相关处理情况？日前，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一批个人信息保护典型案例，其中周某某诉某电子商务公司个人信息保护纠纷案的裁判结果对此给出肯定答案。
周某某曾致电和发送邮件给该公司相关部门，希望平台披露收集到的他的本人信息，无果。为此，周某某诉至法院维权。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为，周某某要求平台向其披露个人信息，实质是主张个人信息查阅、复制权。个人信息查阅、复制权是个人重要的法定权利，依法应予充分保障。法院最后依法判决该公司提供其收集的周某某相关个人信息及其处理相关情况供周某某查阅、复制。
业内专家表示，这个案例至少释放两个信号：一是司法保护公民个人信息权益，二是平台企业对用户个人信息权益需求存在短板和不足，对于个人信息的认识和理解仍有误区，其合规经营有待完善。
“在电子商务领域，个人的商品浏览记录、购物记录、关注记录、加购信息、订单信息等消费者行为信息，与个人人格利益息息相关，属于个人信息，应加以保护。”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三庭法官助理张亚光表示，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个人信息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与已识别或者可识别的自然人有关的各种信息。只要与个人具有关联性，可以对个人产生重要影响，即属于个人信息。
规范落实还需细化
“个人信息保护问题具有侵权行为较为隐蔽不易发现、当事人在发现个人信息被侵犯后难以举证、被侵害人数较多等特点。此类案件被诉主体主要集中在网络平台和应用软件、电商平台等。”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秦婧然表示。
对上述企业而言，如何更好贯彻落实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最常见的方式就是发布隐私政策。但对于平台发布的隐私政策，用户会仔细阅读吗？
“不读，直接点同意。”网购消费比较多的殷女士说，因为不点同意就不能使用App。与殷女士一样，为了便利，很少有人会认真阅读平台所谓“隐私政策”，而是选择直接同意。
“每个人都要提高警惕，培养对个人信息‘非必要不提供’的意识。若网络服务者因用户不提供非必要信息而拒绝提供服务，可优先选择与平台方进行反馈并沟通，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同时，网络服务提供者个人信息保护意识逐步增强，但规范落实仍需细化。”张亚光表示，随着法律规范的不断完善，裁判规则的日益明晰，多数网络服务提供者均已制定了专门的隐私及个人信息保护协议。网络服务提供者已经意识到不能肆无忌惮收集并粗放使用收集的个人信息，但在涉及超范围收集个人信息、过度索权、个人信息处理的告知同意等方面仍有大量纠纷，网络平台切实落实个人信息保护法仍任重道远。
有专家表示，关于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落实难点，主要是两方面：一是对于涉案信息的认定存在难点。涉及个人信息范围、匿名化个人信息范围、已公开个人信息范围等各类信息划分标准仍需明确；二是个人信息保护法强化了“告知—同意”的合法性基础，结合具体处理事项的有效告知同意的认定标准需进一步细化；三是随着经营者的产品营销模式向精准定向营销转变，分析用户行为信息能够极大提高营销效率、节约成本，妥善处理个人信息保护与数字经济发展的关系非常重要。
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吴沈括认为，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数字生态，在于社会各单位包括公共部门、私营部门有关网络治理、数据治理的组织管理体系、组织管理架构的完善，以及社会公众的数字素养的提升。在网络空间和数据资源的利用层面，需要进一步提升数字化意识以及必要的数字技能。
加大监管处罚力度
近年来，互联网消费大数据“杀熟”问题备受关注，大数据“杀熟”侵害了用户的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在数据收集的过程中侵害了用户的隐私权，破坏了市场秩序。
北京市消费者协会于9月份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七成多受访者认为仍然存在大数据“杀熟”现象，六成多受访者表示有过被大数据“杀熟”经历，有近半（47.68%）受访者选择自认倒霉，只有极个别（4.95%）受访者选择通过司法途径维权。这说明大部分受访者能够认识到大数据“杀熟”行为侵犯了消费者合法权益，但选择依法维权的人并不多。
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李亚表示，取证难、成本高、意识低等因素导致选择拿起法律武器维权的用户只占少部分。“执法方面，存在执行力度不严、处罚力度较轻的情况，而且由于技术困难等原因导致监管力度不足，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大监管和处罚的力度，让个人信息保护法真正长出‘牙齿’。”李亚说。
个人信息保护涉及对象多、领域广，多个部门职责交叉或者职权定位不够明晰，亟需形成监管合力。有专家建议，在维权方面，相关部门可以出台更加便捷的维权和投诉渠道，降低用户维权成本，同时提高司法维权便利度从而鼓励维权行为；同时当公民个人救济力量不足时，可以由人民检察院、法律规定的消费者组织或国家网信部门确定的组织提起公益诉讼。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构建起了有关保护个人信息的科学、系统、全面的顶层设计，相信随着后续监管执法举措的不断推进、司法裁判规则的不断丰富、多方参与共治的持续培育以及国际交流合作的深入开展，广大人民群众一定会迎来个人信息合法权益受保护、个人信息处理活动有规范、个人信息合理利用被促进的数字治理新生态。”吴沈括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自2021年11月1日起施行，至今已满一年，目前，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律实施效果如何？还存在哪些问题？如何进一步增强个人信息安全感？记者采访了有关专家。
持续完善规则制度
个人信息保护法实施一年来，有关部门出台了相关法规细则，监管力度不断加强，个人信息保护意识显著提升，相关企业滥用个人信息等问题得到很大改善。据最高检公布的最新数据，2018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批捕16459人、起诉33417人。其中，2022年1月份至9月份批捕1199人、起诉6223人，较2018年同期分别下降47.2%、上升87.9%。
与此同时，还有一些问题依然存在。比如，作为平台注册用户，消费者是否有权要求平台披露收集的个人信息及相关处理情况？日前，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一批个人信息保护典型案例，其中周某某诉某电子商务公司个人信息保护纠纷案的裁判结果对此给出肯定答案。
周某某曾致电和发送邮件给该公司相关部门，希望平台披露收集到的他的本人信息，无果。为此，周某某诉至法院维权。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认为，周某某要求平台向其披露个人信息，实质是主张个人信息查阅、复制权。个人信息查阅、复制权是个人重要的法定权利，依法应予充分保障。法院最后依法判决该公司提供其收集的周某某相关个人信息及其处理相关情况供周某某查阅、复制。
业内专家表示，这个案例至少释放两个信号：一是司法保护公民个人信息权益，二是平台企业对用户个人信息权益需求存在短板和不足，对于个人信息的认识和理解仍有误区，其合规经营有待完善。
“在电子商务领域，个人的商品浏览记录、购物记录、关注记录、加购信息、订单信息等消费者行为信息，与个人人格利益息息相关，属于个人信息，应加以保护。”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三庭法官助理张亚光表示，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个人信息是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录的与已识别或者可识别的自然人有关的各种信息。只要与个人具有关联性，可以对个人产生重要影响，即属于个人信息。
规范落实还需细化
“个人信息保护问题具有侵权行为较为隐蔽不易发现、当事人在发现个人信息被侵犯后难以举证、被侵害人数较多等特点。此类案件被诉主体主要集中在网络平台和应用软件、电商平台等。”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秦婧然表示。
对上述企业而言，如何更好贯彻落实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最常见的方式就是发布隐私政策。但对于平台发布的隐私政策，用户会仔细阅读吗？
“不读，直接点同意。”网购消费比较多的殷女士说，因为不点同意就不能使用App。与殷女士一样，为了便利，很少有人会认真阅读平台所谓“隐私政策”，而是选择直接同意。
“每个人都要提高警惕，培养对个人信息‘非必要不提供’的意识。若网络服务者因用户不提供非必要信息而拒绝提供服务，可优先选择与平台方进行反馈并沟通，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同时，网络服务提供者个人信息保护意识逐步增强，但规范落实仍需细化。”张亚光表示，随着法律规范的不断完善，裁判规则的日益明晰，多数网络服务提供者均已制定了专门的隐私及个人信息保护协议。网络服务提供者已经意识到不能肆无忌惮收集并粗放使用收集的个人信息，但在涉及超范围收集个人信息、过度索权、个人信息处理的告知同意等方面仍有大量纠纷，网络平台切实落实个人信息保护法仍任重道远。
有专家表示，关于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落实难点，主要是两方面：一是对于涉案信息的认定存在难点。涉及个人信息范围、匿名化个人信息范围、已公开个人信息范围等各类信息划分标准仍需明确；二是个人信息保护法强化了“告知—同意”的合法性基础，结合具体处理事项的有效告知同意的认定标准需进一步细化；三是随着经营者的产品营销模式向精准定向营销转变，分析用户行为信息能够极大提高营销效率、节约成本，妥善处理个人信息保护与数字经济发展的关系非常重要。
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吴沈括认为，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数字生态，在于社会各单位包括公共部门、私营部门有关网络治理、数据治理的组织管理体系、组织管理架构的完善，以及社会公众的数字素养的提升。在网络空间和数据资源的利用层面，需要进一步提升数字化意识以及必要的数字技能。
加大监管处罚力度
近年来，互联网消费大数据“杀熟”问题备受关注，大数据“杀熟”侵害了用户的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在数据收集的过程中侵害了用户的隐私权，破坏了市场秩序。
北京市消费者协会于9月份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七成多受访者认为仍然存在大数据“杀熟”现象，六成多受访者表示有过被大数据“杀熟”经历，有近半（47.68%）受访者选择自认倒霉，只有极个别（4.95%）受访者选择通过司法途径维权。这说明大部分受访者能够认识到大数据“杀熟”行为侵犯了消费者合法权益，但选择依法维权的人并不多。
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律师李亚表示，取证难、成本高、意识低等因素导致选择拿起法律武器维权的用户只占少部分。“执法方面，存在执行力度不严、处罚力度较轻的情况，而且由于技术困难等原因导致监管力度不足，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大监管和处罚的力度，让个人信息保护法真正长出‘牙齿’。”李亚说。
个人信息保护涉及对象多、领域广，多个部门职责交叉或者职权定位不够明晰，亟需形成监管合力。有专家建议，在维权方面，相关部门可以出台更加便捷的维权和投诉渠道，降低用户维权成本，同时提高司法维权便利度从而鼓励维权行为；同时当公民个人救济力量不足时，可以由人民检察院、法律规定的消费者组织或国家网信部门确定的组织提起公益诉讼。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构建起了有关保护个人信息的科学、系统、全面的顶层设计，相信随着后续监管执法举措的不断推进、司法裁判规则的不断丰富、多方参与共治的持续培育以及国际交流合作的深入开展，广大人民群众一定会迎来个人信息合法权益受保护、个人信息处理活动有规范、个人信息合理利用被促进的数字治理新生态。”吴沈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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