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遇到一件好玩的事。
和一个学生聊生涯规划，他是体育教育专业大一的学生。我问喜不喜欢喜欢体育？将来想不想从事和体育相关的职业。
他说他一点儿也不喜欢。
我问他为什么选择这个专业。
他说，这个专业考大学比较容易。
他还说，他老爸跟他说，如果他不考这个专业，那么就把房产证的名字换成他弟弟的名字。
我说是一本房产证吗？
学生说是是所有房产证！(我忍了一秒钟，没有问他家到底有几本房产证[喵喵][喵喵][喵喵])
一开始他不肯报这个专业，后来他爸爸真的把房产证的名字全改成了他弟弟的名字。
他说，我一看到老爸这样做，我就乖乖的报考了这个专业，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一脸无奈。
这个孩子拥有别人梦寐以求的东西，可是他依然痛苦；这个家长本可以轻易让自己的孩子拥有幸福。可是他偏偏要给自己的孩子制造痛苦。
唉，真是魔幻人生！[污][污][污]
和一个学生聊生涯规划，他是体育教育专业大一的学生。我问喜不喜欢喜欢体育？将来想不想从事和体育相关的职业。
他说他一点儿也不喜欢。
我问他为什么选择这个专业。
他说，这个专业考大学比较容易。
他还说，他老爸跟他说，如果他不考这个专业，那么就把房产证的名字换成他弟弟的名字。
我说是一本房产证吗？
学生说是是所有房产证！(我忍了一秒钟，没有问他家到底有几本房产证[喵喵][喵喵][喵喵])
一开始他不肯报这个专业，后来他爸爸真的把房产证的名字全改成了他弟弟的名字。
他说，我一看到老爸这样做，我就乖乖的报考了这个专业，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一脸无奈。
这个孩子拥有别人梦寐以求的东西，可是他依然痛苦；这个家长本可以轻易让自己的孩子拥有幸福。可是他偏偏要给自己的孩子制造痛苦。
唉，真是魔幻人生！[污][污][污]
高端访谈｜刘积仁：“怕死”才能活得更长
年初疫情突袭，东软集团携东软大健康产业联盟企业通过捐赠总价值2700万元大型医疗影像设备及软件；帮助医疗机构升级信息化系统；推出系列疫情防控信息化整体解决方案；发布“雷神”方舱CT等方式向社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同时，东软医疗还向全球多国援驰“雷神”方舱CT等产品，助力肯尼亚、巴西、智利、泰国、秘鲁、厄瓜多尔、越南等全球20多个国家抗击疫情。
疫情冲击后，不少企业还在“缓神儿”的时候，东软已开始品尝“机遇”带来的果实了，订单不断、业绩节节攀升。支撑东软转危为机的背后力量究竟是什么？眼下，辽宁企业最急需做的事情是什么？
9月17日，辽商总会会长、东软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刘积仁接受本报专访时表示，好的企业凡事会想在前面，多做一点，早做一点，做有利于社会的事，那么即便是冲击突如其来，也会成为激发企业内生能量的推力，转危为机。
记者：您如何看待疫情下的“危”与“机”？
刘积仁：疫情就像是一次突击考试，考验企业的技术能力、快速反应能力、资源整合能力、市场适应能力……此时，平时功课是否扎实，成为能否取得好成绩的关键。
危机好不好，要一分为二地看，危来自于“急”，其实机也同样来自“急”。就高端医疗设备来说，过去有人不信任国产品牌甚至不愿尝试。但疫情来了，急需CT、方舱CT等设备，东软医疗等一批具有这种快速应急的技术和生产能力的国产品牌满足市场需求。客户使用了以后发现原来产品很好，性价比也高，品牌美誉度就得到了快速提升。但反之，如果不好，那知道的人越多，企业的路越窄。
这次疫情触发了整个市场格局的变化，也必将导致产业格局的变化。在这些变局之中，科技创新和内需的重要性被突显出来。
记者：您认为疫情过后会对产业格局带来哪些变化？
刘积仁：这次疫情让大家更加深刻地意识到，IT技术在推动整个医疗体系变革中承担着支撑性作用。数字化在为个性化赋予“标准”。人们现在更加关注国内大健康产业。我认为健康医疗产业未来的空间非常大。
因为健康产业是一个全覆盖、全周期的产业，国内面临人口老龄化的形式十分严峻，不是靠人力和家庭所能解决的，都必须要依靠社会服务体系来解决。
而体系背后的核心力量之一是科技。通过智能化、数字化的变革带来以前没有过的服务体验，解决社会急需解决的问题，为医疗健康提供解决路径问题。
为什么大家不愿意去社区医院，因为医疗水平、设备、能力等方面条件和大医院不同。那么如果每个医院所开具的处方是一样的，一样的疾病有了标准的治疗方案，通过网络，门诊成了端口，背后的诊断体系是共享的，那么是不是资源不平均的问题就会得到解决.
市场的需求、技术的发展趋势，就是企业的发展方向。疫情给人们提了个醒，这些领域发展的大门被开得更大了，这也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记者：东软在大健康产业的相关产品上半年订单大幅增长甚至翻倍，稳稳地抓住疫情带来的机遇，你认为背后的支撑力量是什么？
刘积仁：疫情期间，东软医疗用7天完成“雷神”方舱CT的研发、制造并发机；通过互联网医疗制作自助取药机器人通过摄像头实现慢病病人进行自助取药。疫情全球蔓延后，东软医疗的设备在最短时间内援驰全球二十多个国家……疫情推动了相关业务的增长，并一直呈这样的趋势，根本原因在于我们早有准备。
我一直认为要先利他才能利己，企业的发展要以社会价值为导向，只想着赚钱的企业最终往往走不远。在别人需要的时候，东软愿意献出爱心去帮助有需要的人。这不仅仅局限于捐赠，还包括能否第一时间提供市场需要的产品，解决社会和客户的困难。
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企业想得多一点，做得早一点。即便一开始不被看好也要坚持。
最初东软搞软件，别人说不行，后来东软做教育，民办大学也不受关注，90年代东软开始向高端医疗装备进军，又被认为没芯片肯定不行。但事实证明，我们每一次都顺应了发展的潮流、社会的需求因此我们成功了。
好的企业就是在受到冲击的时候更坚定、在别人走不下去的时候执着地走下去，只要往前走就拥有希望。
记者：您曾说选择这个行业就是选择了焦虑，但东软初心不变的已走过了近30年，你如何看待企业成长中的变与不变？
刘积仁：心存担忧，方能长久。
软件这个行业，本身就是个焦虑的行业。因为这个行业的企业平均寿命都比较短，软件及信息技术企业要是能存活七八年的，已是少数。每一个从业者，从选择这个行业开始就等于选择了每一天担忧，会担忧哪一天活不下去。很多人自己还没支撑不到目标实现就“倒下”了。
但是，正由于这个行业具备挑战性，才需要企业做好回避风险，试图做更长远的准备。“怕死”的人也往往会在最困难的时候找到机会。
东软也是如此，我们大概每六七年的时间就会有一个转变，这种转变不是随机的，都是遵循着我们一开始的理念进行的。我们从软件、教育、医疗装备、数字经济、我们都在遵循需求和技术发展的律动，市场变了我们的脚步就要跟着变化。
有了危机意识，还要有应对危机的能力。这种能力是需要储备的。要走“长征”，路上得备好干粮。
好的东西大家都会认可，可能很多机遇也都能看到。但是看未来的同时，也要学会认清自己，不要理想化，要在大势中看清自己能做的事情，再去做。
记者：您认为辽宁如何能培养并留住更多的优质企业、优秀企业家？
刘积仁：辽宁拥有众多的科研院所，大型企业，还有很多的创新成果，但若要将其转化成为驱动城市发展的产业和企业，就不仅仅局限于技术本身，还需要有把技术变为成果的商业环境、商业文化。特别是为高科技企业、从事未来产业的企业创造一个适合发展的生态。
要重视中小企业的发展。因为中小企业是就业岗位的重要提供者，是能够留住更多年轻人的载体，也是优质企业和优秀企业家的摇篮。年轻人是社会创新的主要力量，他们需要的不仅是薪资更重要的是创新创业的平台、机会和环境，而满足他们的需求就是政府当下最需要做的事情。
年初疫情突袭，东软集团携东软大健康产业联盟企业通过捐赠总价值2700万元大型医疗影像设备及软件；帮助医疗机构升级信息化系统；推出系列疫情防控信息化整体解决方案；发布“雷神”方舱CT等方式向社会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同时，东软医疗还向全球多国援驰“雷神”方舱CT等产品，助力肯尼亚、巴西、智利、泰国、秘鲁、厄瓜多尔、越南等全球20多个国家抗击疫情。
疫情冲击后，不少企业还在“缓神儿”的时候，东软已开始品尝“机遇”带来的果实了，订单不断、业绩节节攀升。支撑东软转危为机的背后力量究竟是什么？眼下，辽宁企业最急需做的事情是什么？
9月17日，辽商总会会长、东软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刘积仁接受本报专访时表示，好的企业凡事会想在前面，多做一点，早做一点，做有利于社会的事，那么即便是冲击突如其来，也会成为激发企业内生能量的推力，转危为机。
记者：您如何看待疫情下的“危”与“机”？
刘积仁：疫情就像是一次突击考试，考验企业的技术能力、快速反应能力、资源整合能力、市场适应能力……此时，平时功课是否扎实，成为能否取得好成绩的关键。
危机好不好，要一分为二地看，危来自于“急”，其实机也同样来自“急”。就高端医疗设备来说，过去有人不信任国产品牌甚至不愿尝试。但疫情来了，急需CT、方舱CT等设备，东软医疗等一批具有这种快速应急的技术和生产能力的国产品牌满足市场需求。客户使用了以后发现原来产品很好，性价比也高，品牌美誉度就得到了快速提升。但反之，如果不好，那知道的人越多，企业的路越窄。
这次疫情触发了整个市场格局的变化，也必将导致产业格局的变化。在这些变局之中，科技创新和内需的重要性被突显出来。
记者：您认为疫情过后会对产业格局带来哪些变化？
刘积仁：这次疫情让大家更加深刻地意识到，IT技术在推动整个医疗体系变革中承担着支撑性作用。数字化在为个性化赋予“标准”。人们现在更加关注国内大健康产业。我认为健康医疗产业未来的空间非常大。
因为健康产业是一个全覆盖、全周期的产业，国内面临人口老龄化的形式十分严峻，不是靠人力和家庭所能解决的，都必须要依靠社会服务体系来解决。
而体系背后的核心力量之一是科技。通过智能化、数字化的变革带来以前没有过的服务体验，解决社会急需解决的问题，为医疗健康提供解决路径问题。
为什么大家不愿意去社区医院，因为医疗水平、设备、能力等方面条件和大医院不同。那么如果每个医院所开具的处方是一样的，一样的疾病有了标准的治疗方案，通过网络，门诊成了端口，背后的诊断体系是共享的，那么是不是资源不平均的问题就会得到解决.
市场的需求、技术的发展趋势，就是企业的发展方向。疫情给人们提了个醒，这些领域发展的大门被开得更大了，这也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记者：东软在大健康产业的相关产品上半年订单大幅增长甚至翻倍，稳稳地抓住疫情带来的机遇，你认为背后的支撑力量是什么？
刘积仁：疫情期间，东软医疗用7天完成“雷神”方舱CT的研发、制造并发机；通过互联网医疗制作自助取药机器人通过摄像头实现慢病病人进行自助取药。疫情全球蔓延后，东软医疗的设备在最短时间内援驰全球二十多个国家……疫情推动了相关业务的增长，并一直呈这样的趋势，根本原因在于我们早有准备。
我一直认为要先利他才能利己，企业的发展要以社会价值为导向，只想着赚钱的企业最终往往走不远。在别人需要的时候，东软愿意献出爱心去帮助有需要的人。这不仅仅局限于捐赠，还包括能否第一时间提供市场需要的产品，解决社会和客户的困难。
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企业想得多一点，做得早一点。即便一开始不被看好也要坚持。
最初东软搞软件，别人说不行，后来东软做教育，民办大学也不受关注，90年代东软开始向高端医疗装备进军，又被认为没芯片肯定不行。但事实证明，我们每一次都顺应了发展的潮流、社会的需求因此我们成功了。
好的企业就是在受到冲击的时候更坚定、在别人走不下去的时候执着地走下去，只要往前走就拥有希望。
记者：您曾说选择这个行业就是选择了焦虑，但东软初心不变的已走过了近30年，你如何看待企业成长中的变与不变？
刘积仁：心存担忧，方能长久。
软件这个行业，本身就是个焦虑的行业。因为这个行业的企业平均寿命都比较短，软件及信息技术企业要是能存活七八年的，已是少数。每一个从业者，从选择这个行业开始就等于选择了每一天担忧，会担忧哪一天活不下去。很多人自己还没支撑不到目标实现就“倒下”了。
但是，正由于这个行业具备挑战性，才需要企业做好回避风险，试图做更长远的准备。“怕死”的人也往往会在最困难的时候找到机会。
东软也是如此，我们大概每六七年的时间就会有一个转变，这种转变不是随机的，都是遵循着我们一开始的理念进行的。我们从软件、教育、医疗装备、数字经济、我们都在遵循需求和技术发展的律动，市场变了我们的脚步就要跟着变化。
有了危机意识，还要有应对危机的能力。这种能力是需要储备的。要走“长征”，路上得备好干粮。
好的东西大家都会认可，可能很多机遇也都能看到。但是看未来的同时，也要学会认清自己，不要理想化，要在大势中看清自己能做的事情，再去做。
记者：您认为辽宁如何能培养并留住更多的优质企业、优秀企业家？
刘积仁：辽宁拥有众多的科研院所，大型企业，还有很多的创新成果，但若要将其转化成为驱动城市发展的产业和企业，就不仅仅局限于技术本身，还需要有把技术变为成果的商业环境、商业文化。特别是为高科技企业、从事未来产业的企业创造一个适合发展的生态。
要重视中小企业的发展。因为中小企业是就业岗位的重要提供者，是能够留住更多年轻人的载体，也是优质企业和优秀企业家的摇篮。年轻人是社会创新的主要力量，他们需要的不仅是薪资更重要的是创新创业的平台、机会和环境，而满足他们的需求就是政府当下最需要做的事情。
什么叫西方主导国际话语权呢？说白了就是人家说了算，通过一定的技巧，把黑的说成白的，也有人信。
比如，“宣传”这个概念古已有之，东西方都有人在几千年前就意识到了这个事。而且，现代宣传概念恰恰是西方人发明的。我们学的“传播学”恰恰是美国人发明的，是在战争、宣传中发展起来的。可笑的是，现在很多人学了美国传播学的皮毛，却忽略了美国传播学的本质；信了人家的套路，却又被人家给束缚住了。比如，觉得西方的外宣就是写新闻、侃大山，跟情报有什么关系呢？
附一篇论文，请那些觉得外宣与战争（情报）无关的朋友看一看——宣传是怎么来的，美国的传播学是怎么诞生的。
【战争、宣传与美国传播学的诞生】
作者：张磊；来源：《青年记者》2014年10月上（中文核心期刊）；https://t.cn/A64nS2rs
人类对于传播现象的思考古已有之，但作为一门学科，传播学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萌芽的。
当代传播学是在美国诞生的，它与现代战争有着深厚的渊源。今年6月28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百周年纪念日，在这个时机回顾美国传播学的诞生，或能帮助我们丰富对于传播学研究范式的认识。
《孙子兵法》中的传播研究
人类的传播活动与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人类社会便是建立在人们利用符号进行互动的基础上的，自从传播活动建立以来，人们对传播现象的关注和思考便从未停止。荀子曰：“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这讲述了一个朴素的传播原理：借助于媒介，可以大大扩大人的传播范围、提高传播效率乃至强化传播效果。柏拉图的“洞穴比喻”讲的虽是人类认知世界的哲学原理，但也提醒我们，传播媒介所折射的并非真实世界本身，而是真实世界的影子——这直接影响了李普曼提出“拟态环境”理论，他在《舆论学》一书开篇便引用了柏拉图的相关论述。
而一部经常被当代传播学者所提及的古代著作，就是中国的《孙子兵法》。孙子的军事和战争思想融合了儒家和其他中国古代思想，强调思想、政术和谋略的重要性，这其中就有对传播问题的思考。在开篇“始计篇”中，孙子说战争最重要的是五件事：“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他将“道”放在第一位，并进一步解释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换言之，只有取得民意和民心，才有可能取得战争的胜利，这里面既有日常政治的成功，也蕴含着战争期间鼓动工作、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宣传鼓动工作不仅面向自己人，也面向敌人，做到“威加于敌”（《九地篇》），如此，才可能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谋攻篇》）。
《孙子兵法》不仅在中国军事史中影响深远，而且获得了近代西方学术思想的重视，其中就包括传播学者。美国学者塞弗林和坦卡德（2006：96）曾指出：“战时宣传可以追溯到早在耶稣诞生之前的孙子所著的《孙子兵法》（Read，1941）。但人们对宣传的真正认识来自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它被大量使用，它的功效更是前所未见。”更确切地说，近代西方传播学对于宣传的认识，是始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
一战的宣传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是一次范围广泛、损失惨重的世界战争。从性质上而言，它是一次帝国主义列强重新瓜分世界势力范围的非正义战争。它的爆发源自帝国主义列强的深刻矛盾，而战争从酝酿、爆发到结束，离不开宣传所发挥的影响。在一战前夕，极端民族主义情绪被煽动到了极点，使得战争的爆发几乎成为必然。
美国在一开始并没有加入战争的明显迹象。但随着有关欧洲战场的报道越来越多，关于德军洗劫欧洲许多城市的新闻使得美国人越来越不安。埃默里等在《美国新闻史》中记述了美国人是如何受到外国宣传家和报纸的影响，从而在舆论上倾向于支持加入这场战争的。1915年，德国潜艇击沉了英国一架邮轮“卢西塔尼亚号”，船上近2000名乘客中有1198名遇难，其中包括114名美国公民。这成为美国人对德国产生敌意的重要事件。在1917年德国恢复了无限制潜艇战之后，有数艘美国船只被击沉，美国总统威尔逊宣布正式参战。
在近代战争史上，一战的宣传战引人注目。各国都成立了专门负责宣传的机构，并通过海报、传单、明信片和新闻报道等来对己方、盟友和敌方开展宣传。1917年，美国成立了“公共信息委员会”，委派一名新闻工作者乔治·克里尔担任主席。克里尔说：“这是一个纯粹的宣传机构，一个做推销生意的大企业，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广告业。”（埃默里等，2001：294）在他的带领下，公共信息委员会的宣传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代表作是一幅美国征兵广告：一个戴着星条旗高帽的山姆大叔面向读者，伸出手指，广告语写着：“我需要你——加入美国军队。”其他招贴画、印刷品和电影也为美国的作战作出了巨大贡献。
其他交战各国也广泛开展了宣传战。与协约国相比，德国的宣传活动虽然数量不少，但效果显得稍逊一筹。1915年的卡维尔护士事件就是典型一例。当时，英国护士伊迪斯·卡维尔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一家医院担任总护士长，而德军俘虏的很多法国和比利时士兵被送到这家医院。1915年8月3日，德军逮捕了卡维尔护士，称她放走了很多法国和比利时士兵，助其逃往中立的荷兰。随后，德军判处她死刑，并执行了枪决。法国和英国的报纸与宣传机构就此大举报道，将卡维尔护士形容成一位圣洁的女士，而德军则是“杀人恶魔”。这一事件大大激发了英法等协约国士兵和民众对德国的痛恨，宣传在其中作用重大。有趣的是，当时也有德国医务人员被协约国枪杀，但德国宣传机构并未大做文章。或许这种对宣传活动未能充分挖掘潜力的行为，是德国战败的原因之一。
战后，无论是协约国还是德国，都有学者对宣传进行了深入研究分析，以致“宣传成了一战的替罪羊”。其中最负盛名的研究，就是美国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的《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这是他的博士论文，于1927年正式出版。在这本书中他写道：“国际战争宣传在上一次战争中扩大到了如此令人震惊的范围，是因为战争蔓延到了如此广阔的地区，它使得动员人民情绪成为必要。没有哪个政府奢望赢得战争，除非有团结一致的国家作后盾；没有哪个政府能够享有一个团结一致的后盾，除非它能控制国民的头脑。”（2003：22）这本书开创了宣传分析，也成为传播学早期的奠基性著作之一。
传播研究在美国的普遍开展
实际上，第一次世界大战还催生了另一本传播学的奠基性著作——沃尔特·李普曼的《舆论学》（1922）。李普曼提出了“拟态环境”、“刻板印象”等概念，并对舆论的基本原理、状况和结果进行了反思，时至今日都是传播研究无法绕开的核心论述。
一战之后，传播研究在美国普遍开展了起来。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西方的动荡时期，经济大萧条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而一批重要的政治人物登上了历史舞台，在美国是小罗斯福总统，在德国则是阿道夫·希特勒。这两位政治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非常善于利用传播活动来推广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们都是出色的演说家，擅长与新闻媒体打交道，而且积极利用新兴的广播和电影媒介来为自己的政治活动服务。
希特勒在德国以及欧洲大陆日渐得势的同时，受到纳粹迫害的犹太人不得不离开家园，去往世界各地，其中一个重要目的地就是美国。这为美国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送来了大批人才，传播研究也获益匪浅。“传播学之父”威尔伯·施拉姆曾经说：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有四位人类传播学方面的专家，“阿道夫·希特勒——不是感谢他，因这纯属偶然——给我们送来了他们之中的两位：保罗·拉扎斯菲尔德和库尔特·勒温”（转引自罗杰斯，2005：003）。另两位是哈罗德·拉斯韦尔和卡尔·霍夫兰。实际上，希特勒还将整个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逼到了美国。
希特勒使得美国人心惶惶，担忧自己的国家也会出现这样一位极端的政治人物。这并非杞人忧天，纳粹分子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也不鲜见，其中一个代表人物就是查尔斯·考夫林神父（Charles Coughlin）。和希特勒类似，他的宗教主张和政治主张也含有法西斯思想；同样和希特勒类似，他也非常善于利用广播和演讲来赢得信徒。他的宗教节目听众达到了3000万之多。虽然后来他受到教会的惩戒而退出历史舞台，但他的宣传激发了一项著名的研究，那就是阿尔弗雷德·李和伊丽莎白·李合著的《宣传的艺术》（1935）。同期，有关广播巨大威力的研究还体现在哈德利·坎特利尔的《外星人入侵地球：广播恐慌研究》（1940）之中。当然，这时的传播研究还不能忽略拉扎斯菲尔德领导的社会调查分析、维纳和申农等人进行的信息论和系统论研究、贝特森及帕洛阿尔托小组进行的人际传播与心理分析，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文化分析。但总体而言，传播研究还是零散的、分布在各个相关学科中，并未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新的世界战争爆发了。1941年，美国由于珍珠港事件也加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在这一时期，不仅大量的美国军人和平民被动员起来，许多研究者也参与到政府的相关事务里，这在华盛顿特区形成了一个“学者网络”。罗杰斯说：“一个由传播学者构成的无形学院在华盛顿形成。他们相聚在正式的会议上，也非正式地相聚在合用的汽车上，相聚在军事基地和联邦政府的办公室中。”（罗杰斯，2005：009）在这一时期，心理学家勒温进行了说服家庭主妇为了战争需要而采用内脏食品的实验，霍夫兰对军事影片的效果进行了控制研究，拉斯韦尔从事着宣传品的内容分析，拉扎斯菲尔德担任着美国陆军信息与教育部研究处和战时新闻局的顾问，而施拉姆在统计局（战时新闻局的前身）为罗斯福总统起草广播讲话稿。学者们的交流使得关于传播的研究成果汇集起来，为一个新学科的诞生提供了可能。
二战后期，施拉姆回到了衣阿华大学，开创了美国第一个传播学博士课程。后来，他撰写了第一本传播学的教科书，他也是第一个被称为“传播学教授”的学者。他在衣阿华大学、伊利诺伊大学、斯坦福大学和夏威夷东西方大学建立了相关的研究机构和课程，使得这个新兴学科正式进入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而类似的课程也在美国各地的新闻学院、语言学系和其他机构建立起来，使得美国的传播学研究正式诞生。
总之，传播学在美国的诞生，与两次世界大战及其宣传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也使得它具有了自己的特色：关注传播效果，侧重定量方法，具有实用主义色彩。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对美国的传播学研究有更深入的理解。
参考文献：
①【美】罗杰斯：《传播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
②【美】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③【美】拉斯韦尔：《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④【美】埃默里等：《美国新闻史》，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
⑤展江：《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战》，《国际新闻界》，1996年第3期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比如，“宣传”这个概念古已有之，东西方都有人在几千年前就意识到了这个事。而且，现代宣传概念恰恰是西方人发明的。我们学的“传播学”恰恰是美国人发明的，是在战争、宣传中发展起来的。可笑的是，现在很多人学了美国传播学的皮毛，却忽略了美国传播学的本质；信了人家的套路，却又被人家给束缚住了。比如，觉得西方的外宣就是写新闻、侃大山，跟情报有什么关系呢？
附一篇论文，请那些觉得外宣与战争（情报）无关的朋友看一看——宣传是怎么来的，美国的传播学是怎么诞生的。
【战争、宣传与美国传播学的诞生】
作者：张磊；来源：《青年记者》2014年10月上（中文核心期刊）；https://t.cn/A64nS2rs
人类对于传播现象的思考古已有之，但作为一门学科，传播学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萌芽的。
当代传播学是在美国诞生的，它与现代战争有着深厚的渊源。今年6月28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百周年纪念日，在这个时机回顾美国传播学的诞生，或能帮助我们丰富对于传播学研究范式的认识。
《孙子兵法》中的传播研究
人类的传播活动与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人类社会便是建立在人们利用符号进行互动的基础上的，自从传播活动建立以来，人们对传播现象的关注和思考便从未停止。荀子曰：“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这讲述了一个朴素的传播原理：借助于媒介，可以大大扩大人的传播范围、提高传播效率乃至强化传播效果。柏拉图的“洞穴比喻”讲的虽是人类认知世界的哲学原理，但也提醒我们，传播媒介所折射的并非真实世界本身，而是真实世界的影子——这直接影响了李普曼提出“拟态环境”理论，他在《舆论学》一书开篇便引用了柏拉图的相关论述。
而一部经常被当代传播学者所提及的古代著作，就是中国的《孙子兵法》。孙子的军事和战争思想融合了儒家和其他中国古代思想，强调思想、政术和谋略的重要性，这其中就有对传播问题的思考。在开篇“始计篇”中，孙子说战争最重要的是五件事：“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他将“道”放在第一位，并进一步解释说：“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换言之，只有取得民意和民心，才有可能取得战争的胜利，这里面既有日常政治的成功，也蕴含着战争期间鼓动工作、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宣传鼓动工作不仅面向自己人，也面向敌人，做到“威加于敌”（《九地篇》），如此，才可能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谋攻篇》）。
《孙子兵法》不仅在中国军事史中影响深远，而且获得了近代西方学术思想的重视，其中就包括传播学者。美国学者塞弗林和坦卡德（2006：96）曾指出：“战时宣传可以追溯到早在耶稣诞生之前的孙子所著的《孙子兵法》（Read，1941）。但人们对宣传的真正认识来自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它被大量使用，它的功效更是前所未见。”更确切地说，近代西方传播学对于宣传的认识，是始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
一战的宣传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是一次范围广泛、损失惨重的世界战争。从性质上而言，它是一次帝国主义列强重新瓜分世界势力范围的非正义战争。它的爆发源自帝国主义列强的深刻矛盾，而战争从酝酿、爆发到结束，离不开宣传所发挥的影响。在一战前夕，极端民族主义情绪被煽动到了极点，使得战争的爆发几乎成为必然。
美国在一开始并没有加入战争的明显迹象。但随着有关欧洲战场的报道越来越多，关于德军洗劫欧洲许多城市的新闻使得美国人越来越不安。埃默里等在《美国新闻史》中记述了美国人是如何受到外国宣传家和报纸的影响，从而在舆论上倾向于支持加入这场战争的。1915年，德国潜艇击沉了英国一架邮轮“卢西塔尼亚号”，船上近2000名乘客中有1198名遇难，其中包括114名美国公民。这成为美国人对德国产生敌意的重要事件。在1917年德国恢复了无限制潜艇战之后，有数艘美国船只被击沉，美国总统威尔逊宣布正式参战。
在近代战争史上，一战的宣传战引人注目。各国都成立了专门负责宣传的机构，并通过海报、传单、明信片和新闻报道等来对己方、盟友和敌方开展宣传。1917年，美国成立了“公共信息委员会”，委派一名新闻工作者乔治·克里尔担任主席。克里尔说：“这是一个纯粹的宣传机构，一个做推销生意的大企业，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广告业。”（埃默里等，2001：294）在他的带领下，公共信息委员会的宣传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其代表作是一幅美国征兵广告：一个戴着星条旗高帽的山姆大叔面向读者，伸出手指，广告语写着：“我需要你——加入美国军队。”其他招贴画、印刷品和电影也为美国的作战作出了巨大贡献。
其他交战各国也广泛开展了宣传战。与协约国相比，德国的宣传活动虽然数量不少，但效果显得稍逊一筹。1915年的卡维尔护士事件就是典型一例。当时，英国护士伊迪斯·卡维尔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一家医院担任总护士长，而德军俘虏的很多法国和比利时士兵被送到这家医院。1915年8月3日，德军逮捕了卡维尔护士，称她放走了很多法国和比利时士兵，助其逃往中立的荷兰。随后，德军判处她死刑，并执行了枪决。法国和英国的报纸与宣传机构就此大举报道，将卡维尔护士形容成一位圣洁的女士，而德军则是“杀人恶魔”。这一事件大大激发了英法等协约国士兵和民众对德国的痛恨，宣传在其中作用重大。有趣的是，当时也有德国医务人员被协约国枪杀，但德国宣传机构并未大做文章。或许这种对宣传活动未能充分挖掘潜力的行为，是德国战败的原因之一。
战后，无论是协约国还是德国，都有学者对宣传进行了深入研究分析，以致“宣传成了一战的替罪羊”。其中最负盛名的研究，就是美国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的《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这是他的博士论文，于1927年正式出版。在这本书中他写道：“国际战争宣传在上一次战争中扩大到了如此令人震惊的范围，是因为战争蔓延到了如此广阔的地区，它使得动员人民情绪成为必要。没有哪个政府奢望赢得战争，除非有团结一致的国家作后盾；没有哪个政府能够享有一个团结一致的后盾，除非它能控制国民的头脑。”（2003：22）这本书开创了宣传分析，也成为传播学早期的奠基性著作之一。
传播研究在美国的普遍开展
实际上，第一次世界大战还催生了另一本传播学的奠基性著作——沃尔特·李普曼的《舆论学》（1922）。李普曼提出了“拟态环境”、“刻板印象”等概念，并对舆论的基本原理、状况和结果进行了反思，时至今日都是传播研究无法绕开的核心论述。
一战之后，传播研究在美国普遍开展了起来。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西方的动荡时期，经济大萧条席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而一批重要的政治人物登上了历史舞台，在美国是小罗斯福总统，在德国则是阿道夫·希特勒。这两位政治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非常善于利用传播活动来推广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们都是出色的演说家，擅长与新闻媒体打交道，而且积极利用新兴的广播和电影媒介来为自己的政治活动服务。
希特勒在德国以及欧洲大陆日渐得势的同时，受到纳粹迫害的犹太人不得不离开家园，去往世界各地，其中一个重要目的地就是美国。这为美国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送来了大批人才，传播研究也获益匪浅。“传播学之父”威尔伯·施拉姆曾经说：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有四位人类传播学方面的专家，“阿道夫·希特勒——不是感谢他，因这纯属偶然——给我们送来了他们之中的两位：保罗·拉扎斯菲尔德和库尔特·勒温”（转引自罗杰斯，2005：003）。另两位是哈罗德·拉斯韦尔和卡尔·霍夫兰。实际上，希特勒还将整个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逼到了美国。
希特勒使得美国人心惶惶，担忧自己的国家也会出现这样一位极端的政治人物。这并非杞人忧天，纳粹分子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也不鲜见，其中一个代表人物就是查尔斯·考夫林神父（Charles Coughlin）。和希特勒类似，他的宗教主张和政治主张也含有法西斯思想；同样和希特勒类似，他也非常善于利用广播和演讲来赢得信徒。他的宗教节目听众达到了3000万之多。虽然后来他受到教会的惩戒而退出历史舞台，但他的宣传激发了一项著名的研究，那就是阿尔弗雷德·李和伊丽莎白·李合著的《宣传的艺术》（1935）。同期，有关广播巨大威力的研究还体现在哈德利·坎特利尔的《外星人入侵地球：广播恐慌研究》（1940）之中。当然，这时的传播研究还不能忽略拉扎斯菲尔德领导的社会调查分析、维纳和申农等人进行的信息论和系统论研究、贝特森及帕洛阿尔托小组进行的人际传播与心理分析，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文化分析。但总体而言，传播研究还是零散的、分布在各个相关学科中，并未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新的世界战争爆发了。1941年，美国由于珍珠港事件也加入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在这一时期，不仅大量的美国军人和平民被动员起来，许多研究者也参与到政府的相关事务里，这在华盛顿特区形成了一个“学者网络”。罗杰斯说：“一个由传播学者构成的无形学院在华盛顿形成。他们相聚在正式的会议上，也非正式地相聚在合用的汽车上，相聚在军事基地和联邦政府的办公室中。”（罗杰斯，2005：009）在这一时期，心理学家勒温进行了说服家庭主妇为了战争需要而采用内脏食品的实验，霍夫兰对军事影片的效果进行了控制研究，拉斯韦尔从事着宣传品的内容分析，拉扎斯菲尔德担任着美国陆军信息与教育部研究处和战时新闻局的顾问，而施拉姆在统计局（战时新闻局的前身）为罗斯福总统起草广播讲话稿。学者们的交流使得关于传播的研究成果汇集起来，为一个新学科的诞生提供了可能。
二战后期，施拉姆回到了衣阿华大学，开创了美国第一个传播学博士课程。后来，他撰写了第一本传播学的教科书，他也是第一个被称为“传播学教授”的学者。他在衣阿华大学、伊利诺伊大学、斯坦福大学和夏威夷东西方大学建立了相关的研究机构和课程，使得这个新兴学科正式进入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而类似的课程也在美国各地的新闻学院、语言学系和其他机构建立起来，使得美国的传播学研究正式诞生。
总之，传播学在美国的诞生，与两次世界大战及其宣传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也使得它具有了自己的特色：关注传播效果，侧重定量方法，具有实用主义色彩。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对美国的传播学研究有更深入的理解。
参考文献：
①【美】罗杰斯：《传播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
②【美】沃纳·赛佛林，小詹姆斯·坦卡德：《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③【美】拉斯韦尔：《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④【美】埃默里等：《美国新闻史》，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
⑤展江：《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战》，《国际新闻界》，1996年第3期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