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的沟通始于自己控制自己的情绪。
现实生活中,我们在所难免的会和很多人发生矛盾,不管是同事关系,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在相处过程中发生摩擦,其实就是我们的大脑杏仁核被劫持了。
《倾听的力量》书中介绍到:杏仁核处于人脑深处的一个小小区域,当察觉到威胁,如在漆黑的停车场或有陌生人接近你时,它就会迅速采取行动。
“杏仁核劫持”这个是心理学家丹尼尔·戈尔曼首次提出,杏仁核想象成炉子上盛满水的锅,当你慢慢地加热这锅水,可以煨上几个小时才会沸腾,一旦炉火调到最大,水瞬间就会沸腾,势不可挡。
两个人发生矛盾的时候,杏仁核就会开始慢慢运转,当你们越吵越激烈的时候,脑子就会失去控制,这时候杏仁核就会被劫持 ,你的智商早就飞到九霄云外了。
愤怒,挑衅,沮丧,情绪上升到一定的沸点,别人说任何的话都是徒劳,对方根本不会”买账“,也会拒绝与你好好的交流 。
在发生类似情况的时候,我们定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也要稳住对方的情绪,哪怕是一个温暖的拥抱,或者喊停正在进行的争论,会把人从不安的情绪中给拉出来。
男人与女人的大脑是不同的,男性大脑更理性,系统化,女性大脑更感性,共情能力强。所以一定不要在吵架过程中争辩出所以然,没有对错之分 ,情绪稳定之后,建立起成功的沟通,需要一定的“说服周期”。
从抗拒到倾听,从倾听到思考,从思考到有意愿,,从有意愿到行动,从乐意行动到持之以恒。
有人羡慕别人的婚姻幸福,却没看到别人也曾“头破血流”,每个人的生活都是各式各样的,每个人的家庭锅底都有灰,你羡慕别人,别人可能同样也在羡慕你。
《倾听的力量》书中讲了一个例子,一对夫妻结婚已经55年了,他们平时总是争吵不断,也从未愿意向对方袒露自己的心声,也不愿夸奖对方一句。
妻子承认丈夫确实是不怎么擅长沟通,但他滴酒不沾,也不沾花惹草,为了这个家,即使不喜欢自己的工作,也还是勤勤恳恳。
丈夫也不假思索地说道:我虽然买了房子,但是她给了我一个家。没有她,我感觉无依无靠,没有她,我也不可能和孩子们相处融洽。
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表达,不断沟通,不断澄清,不断换位思考,不断理解,才有可能包容、接受真实地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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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仁核劫持”这个是心理学家丹尼尔·戈尔曼首次提出,杏仁核想象成炉子上盛满水的锅,当你慢慢地加热这锅水,可以煨上几个小时才会沸腾,一旦炉火调到最大,水瞬间就会沸腾,势不可挡。
两个人发生矛盾的时候,杏仁核就会开始慢慢运转,当你们越吵越激烈的时候,脑子就会失去控制,这时候杏仁核就会被劫持 ,你的智商早就飞到九霄云外了。
愤怒,挑衅,沮丧,情绪上升到一定的沸点,别人说任何的话都是徒劳,对方根本不会”买账“,也会拒绝与你好好的交流 。
在发生类似情况的时候,我们定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也要稳住对方的情绪,哪怕是一个温暖的拥抱,或者喊停正在进行的争论,会把人从不安的情绪中给拉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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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抗拒到倾听,从倾听到思考,从思考到有意愿,,从有意愿到行动,从乐意行动到持之以恒。
有人羡慕别人的婚姻幸福,却没看到别人也曾“头破血流”,每个人的生活都是各式各样的,每个人的家庭锅底都有灰,你羡慕别人,别人可能同样也在羡慕你。
《倾听的力量》书中讲了一个例子,一对夫妻结婚已经55年了,他们平时总是争吵不断,也从未愿意向对方袒露自己的心声,也不愿夸奖对方一句。
妻子承认丈夫确实是不怎么擅长沟通,但他滴酒不沾,也不沾花惹草,为了这个家,即使不喜欢自己的工作,也还是勤勤恳恳。
丈夫也不假思索地说道:我虽然买了房子,但是她给了我一个家。没有她,我感觉无依无靠,没有她,我也不可能和孩子们相处融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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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来京都时,我已经喝了近十年的深煎咖啡。京都有许多老铺喫茶店,也都是以深煎咖啡豆著称。也无意中喝过一些浅煎豆,“我讨厌酸的咖啡!”就这么断然下了结论。直到偶然某天,得到友人赠送的一包金子桑烘焙的浅煎咖啡豆,那包豆子令我在一个台风天暴雨的清晨醒来:咖啡竟然可以是这个味道!很久以后,我结识了有着“京都咖啡案内人”的牧野,方才从他口中得知:金子桑是改变了京都咖啡版图的标杆性人物,他代表着这个城市浅煎咖啡的水准,是因为他的探索,才有了今天年轻人们对咖啡业的憧憬与向往。
这本书的缘起过于简单,就是从金子桑的这一杯咖啡开始。因为想要了解金子桑的故事,我直接去找他聊天了,又从这里开始,认识了城中更多致力于浅煎咖啡的年轻店主们,他们也都对我说起当初打动他们的那一杯咖啡,每个人也都遭遇了怦然心动的时刻,也都和我一样,有一个瞬间,在世界的某个角落,眼前放着一杯从未想象过的咖啡:这是什么?咖啡为什么可以这样好喝?从此开始了他们的对咖啡的探索和追寻。转了个弯,把人生装进一个咖啡杯。
我后来知道,我来到京都的2015年,被视为精品咖啡文化在这个城市兴起的元年。那之后过了7年,书中这些咖啡店主们,成为了京都咖啡业界的主力,在日复一日的咖啡修行中,追求着各自心中的职人味道——在京都这个城市,新的咖啡职人如同其它任何领域,一头扎入其中,要将每一个细节做到专业的极致。
我花了一些时间了解他们的人生。除了少数几个野心勃勃的,在京都,个人经营的咖啡馆几乎赚不了什么大钱。都是用一份喜欢的工作,来维持生活罢了。虽然近来也有年轻的挑战者试图改变这一现状,但不知为何,他们似乎在专业化这件事上做得比盈利化成功多了。我一边觉得有点儿惋惜,一边又认定正是存在满足这种生活现状的咖啡店主,才有了京都这个城市的好咖啡。
京都的咖啡馆店主都很谦虚,说这样年轻的职业,万万不敢在古都自称是“职人”,等过一百年再说吧。我觉得那一天好像也不太远。在这本书里,最年老的六曜社已经70岁,不久前年轻的儿子作为第三代继承了店铺,等他到了他父亲的年龄,这间咖啡馆就会成为京都活着的百年的咖啡馆。我很期待那一天的到来。京都是用千年为单位计时的城市,古老的艺术和职业,追求“道”,“道”是通路,是修行,是传统,咖啡馆是太年轻的职业,可我分明也看到了清晰的咖啡之道,不同于花道与茶道的“继承”,它正在被创造和被形成,用一种只有古都才有的职人态度。这是我觉得他们在做着一件了不起的事的原因。
没有人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开咖啡馆。你很难用“天职”来形容这份职业,但它是个“归宿”。这本书里的所有人,都是在世界上兜兜转转一圈之后,最后回到了咖啡馆。如果一些职业属于“误打误撞”的话,那同样的情况在咖啡馆里不存在。咖啡馆是他们主动选择的结果,都是手里曾经有一份工作,某天下定决心:“我不干了,我要去开咖啡馆。”然后就真的开了咖啡馆。但是,不能被文艺的情怀误导,咖啡馆不是一腔热血就可以做好的事情,在他们每一个人的咖啡履历中,都拥有相当的技术和脚踏实地的努力。对于咖啡,他们是专业的。
因为开咖啡馆不是一个稳定而古老的职业,所以鲜有“继承”一说,我可爱的店主们,尽管在咖啡馆里找到栖身之地,恐怕也不会传承到下一代。只是可以预见,在他们生命未来的几十年里,会深深扎根于这个城市,深入泥土之中,结出咖啡的果实。好几位咖啡馆店主对我说过:这里是一个流速很慢的地方。说的是咖啡馆里的日常时间。我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意识到这句话的深意,直到前些日子路过枯水期的鸭川,突然就感觉到了:京都的咖啡馆里的时间,比这条缓慢的河流还要更慢。这种慢,是咖啡店主们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踏踏实实地做一件小事的慢,是可爱而笨拙的慢。
这些流速很慢的咖啡馆,多少救赎了我的日常,成为我每天醒来的药剂。因此我常常在不安的生活中想起他们,觉得用余生做一件事,无非也就是如此。很庆幸他们不是天生在做这件事,因为一定要走过许多路,经过旅途各种风霜,才能懂得一杯咖啡之于疲惫人生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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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缘起过于简单,就是从金子桑的这一杯咖啡开始。因为想要了解金子桑的故事,我直接去找他聊天了,又从这里开始,认识了城中更多致力于浅煎咖啡的年轻店主们,他们也都对我说起当初打动他们的那一杯咖啡,每个人也都遭遇了怦然心动的时刻,也都和我一样,有一个瞬间,在世界的某个角落,眼前放着一杯从未想象过的咖啡:这是什么?咖啡为什么可以这样好喝?从此开始了他们的对咖啡的探索和追寻。转了个弯,把人生装进一个咖啡杯。
我后来知道,我来到京都的2015年,被视为精品咖啡文化在这个城市兴起的元年。那之后过了7年,书中这些咖啡店主们,成为了京都咖啡业界的主力,在日复一日的咖啡修行中,追求着各自心中的职人味道——在京都这个城市,新的咖啡职人如同其它任何领域,一头扎入其中,要将每一个细节做到专业的极致。
我花了一些时间了解他们的人生。除了少数几个野心勃勃的,在京都,个人经营的咖啡馆几乎赚不了什么大钱。都是用一份喜欢的工作,来维持生活罢了。虽然近来也有年轻的挑战者试图改变这一现状,但不知为何,他们似乎在专业化这件事上做得比盈利化成功多了。我一边觉得有点儿惋惜,一边又认定正是存在满足这种生活现状的咖啡店主,才有了京都这个城市的好咖啡。
京都的咖啡馆店主都很谦虚,说这样年轻的职业,万万不敢在古都自称是“职人”,等过一百年再说吧。我觉得那一天好像也不太远。在这本书里,最年老的六曜社已经70岁,不久前年轻的儿子作为第三代继承了店铺,等他到了他父亲的年龄,这间咖啡馆就会成为京都活着的百年的咖啡馆。我很期待那一天的到来。京都是用千年为单位计时的城市,古老的艺术和职业,追求“道”,“道”是通路,是修行,是传统,咖啡馆是太年轻的职业,可我分明也看到了清晰的咖啡之道,不同于花道与茶道的“继承”,它正在被创造和被形成,用一种只有古都才有的职人态度。这是我觉得他们在做着一件了不起的事的原因。
没有人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开咖啡馆。你很难用“天职”来形容这份职业,但它是个“归宿”。这本书里的所有人,都是在世界上兜兜转转一圈之后,最后回到了咖啡馆。如果一些职业属于“误打误撞”的话,那同样的情况在咖啡馆里不存在。咖啡馆是他们主动选择的结果,都是手里曾经有一份工作,某天下定决心:“我不干了,我要去开咖啡馆。”然后就真的开了咖啡馆。但是,不能被文艺的情怀误导,咖啡馆不是一腔热血就可以做好的事情,在他们每一个人的咖啡履历中,都拥有相当的技术和脚踏实地的努力。对于咖啡,他们是专业的。
因为开咖啡馆不是一个稳定而古老的职业,所以鲜有“继承”一说,我可爱的店主们,尽管在咖啡馆里找到栖身之地,恐怕也不会传承到下一代。只是可以预见,在他们生命未来的几十年里,会深深扎根于这个城市,深入泥土之中,结出咖啡的果实。好几位咖啡馆店主对我说过:这里是一个流速很慢的地方。说的是咖啡馆里的日常时间。我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意识到这句话的深意,直到前些日子路过枯水期的鸭川,突然就感觉到了:京都的咖啡馆里的时间,比这条缓慢的河流还要更慢。这种慢,是咖啡店主们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踏踏实实地做一件小事的慢,是可爱而笨拙的慢。
这些流速很慢的咖啡馆,多少救赎了我的日常,成为我每天醒来的药剂。因此我常常在不安的生活中想起他们,觉得用余生做一件事,无非也就是如此。很庆幸他们不是天生在做这件事,因为一定要走过许多路,经过旅途各种风霜,才能懂得一杯咖啡之于疲惫人生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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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说南京# 志说南京︱武定桥曾易名武宁桥吗?
陆晖
武定桥位于南京城南长乐路中段,跨越内秦淮河,自建成迄今至少已有千年历史。
南宋《景定建康志》里,已经出现了武定桥之名:“武定桥在镇淮桥东北,淳熙中建,景定二年马公光祖重建,自书桥榜。”
元代《至正金陵新志》也有武定桥的记载,并提到桥旧名叫嘉瑞浮桥(上浮桥):武定桥在镇淮桥东北,淳熙中建,景定二年马光祖重建,自书榜。旧名嘉瑞浮桥,又曰上浮桥,时长乐为下浮桥也。
由此可见,武定桥之名在南宋景定年间就已存在(也可能在更早的淳熙年间)。另据晚清陈作霖《东城志略》:“武定桥,徐中山王达,谥武宁,桥适当王府第后,故曰武宁,以避宣庙讳,易今名。”所谓“避宣庙讳”,就是为道光皇帝避讳,因为道光皇帝的名字叫旻宁。
此说法在一些诗文中可以找到佐证,如清嘉庆年间陈文述在《东西花园》中写道:“东园在武宁桥东城下,西与旧院邻。”可见,在明初徐达死后至清道光之前,武定桥的确曾被称为武宁桥。
综合史料文献,梳理出武定桥名变迁顺序,大致如下:南宋淳熙年间始建,景定二年重建,初名嘉瑞浮桥(上浮桥),后定名武定桥,明初易名武宁桥,清道光年间复名武定桥,沿用至今。
但是此结论依然存在疑点,因为许多明清时期文学、艺术作品,在涉及此桥名时仍写作“武定桥”。
例如,明代冯梦龙在《情史》记载了一桩发生在武定桥的故事:一位不愿受辱的烈女子在武定桥边自尽,留下一首绝命诗:“不忍将身配象奴,自携麦酒祭亡夫。今朝武定桥头死,一剑清风满帝都。”这篇故事时代背景交待得比较隐晦,实际上它反映的是“靖难之役”后朱棣迫害建文忠臣家属的史实(余怀在《板桥杂记》中也提到此事)。此时徐达已死去多年,但文中仍然出现了武定桥的名字。
《情史》毕竟只是野史,不足为凭,我们来看看权威的明代皇家典籍《永乐大典》。《永乐大典》编纂时间在永乐元年至六年(1403-1408),距徐达去世的洪武十八年(1385)也就二十年左右,按《东城志略》口径,此时武定桥应已改名为武宁桥,但书中依然写道:“武定桥,在织锦三坊内,今仍旧名。”
此外,明嘉靖《南畿志》、明《正德江宁县志》、明《万历江宁府志》,以及明代顾起元《客座赘语》和朱之蕃编、陆寿柏绘《金陵四十景图像诗咏》、明末清初余怀《板桥杂记》、清代康熙年间高岑绘《金陵四十景》等等,都出现了“武定”桥名。
至于陈作霖提及的为道光避讳情况,在南京一地尤为突出,因为当时南京叫江宁(寜),正好和皇帝名字犯冲,但当时采用的方法是用不同写法的“甯”字替换。典型的例子,正好是嘉庆年间编撰一部地方志。清嘉庆年间,由时任江宁知府吕燕昭主持编修、姚鼐总纂了《江宁府志》,这部地方志现存两个版本。初版本为嘉庆辛未初刻本,名为《新修江宁府志》。这个版本里的“江宁”二字,还是写作“江寜”,此时尚不需要避讳,但该书中的“武定桥”并没有写作“武宁桥”。
另一个版本是光绪六年的重刊本,为了与初版区分,名为《重刊江宁府志》。这个版本对初刻本的内容进行了校订,并把“江寜”一律改为“江甯”,以避道光名讳,而对初版中的“武定桥”,自然不需作任何修改。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清同治年间,陈作霖也参与了《同治上江两县志》的编撰,但这部方志记载的武定桥各时期名称中,却仍然找不到“武宁桥”。
综上,自南宋定名以后,武定桥这个名字就一直沿用,从未被中止,只是在明清的一段时间,它多了一个“武宁桥”的别名。武定桥和武宁桥这两个名字,在这一时期是并存的(类似情况,如紫金山与钟山、石头城与鬼脸城、雨花台与石子岗)。其中,武定桥较为正式,普遍在书面文字中采用,武宁桥则近似俗称,可能更多在民间口头使用,二者不是互相取代的“易名”关系。到了清代道光年间,因为需要避讳,原本就不算太正式的“武宁桥”自然停止使用,“武定桥”成为该桥唯一的名字(因为之前一直没有弃用,所以这时也无所谓“复名”),持续沿用至今。
审核:王达云
窦予然
发布:梁 刚
陆晖
武定桥位于南京城南长乐路中段,跨越内秦淮河,自建成迄今至少已有千年历史。
南宋《景定建康志》里,已经出现了武定桥之名:“武定桥在镇淮桥东北,淳熙中建,景定二年马公光祖重建,自书桥榜。”
元代《至正金陵新志》也有武定桥的记载,并提到桥旧名叫嘉瑞浮桥(上浮桥):武定桥在镇淮桥东北,淳熙中建,景定二年马光祖重建,自书榜。旧名嘉瑞浮桥,又曰上浮桥,时长乐为下浮桥也。
由此可见,武定桥之名在南宋景定年间就已存在(也可能在更早的淳熙年间)。另据晚清陈作霖《东城志略》:“武定桥,徐中山王达,谥武宁,桥适当王府第后,故曰武宁,以避宣庙讳,易今名。”所谓“避宣庙讳”,就是为道光皇帝避讳,因为道光皇帝的名字叫旻宁。
此说法在一些诗文中可以找到佐证,如清嘉庆年间陈文述在《东西花园》中写道:“东园在武宁桥东城下,西与旧院邻。”可见,在明初徐达死后至清道光之前,武定桥的确曾被称为武宁桥。
综合史料文献,梳理出武定桥名变迁顺序,大致如下:南宋淳熙年间始建,景定二年重建,初名嘉瑞浮桥(上浮桥),后定名武定桥,明初易名武宁桥,清道光年间复名武定桥,沿用至今。
但是此结论依然存在疑点,因为许多明清时期文学、艺术作品,在涉及此桥名时仍写作“武定桥”。
例如,明代冯梦龙在《情史》记载了一桩发生在武定桥的故事:一位不愿受辱的烈女子在武定桥边自尽,留下一首绝命诗:“不忍将身配象奴,自携麦酒祭亡夫。今朝武定桥头死,一剑清风满帝都。”这篇故事时代背景交待得比较隐晦,实际上它反映的是“靖难之役”后朱棣迫害建文忠臣家属的史实(余怀在《板桥杂记》中也提到此事)。此时徐达已死去多年,但文中仍然出现了武定桥的名字。
《情史》毕竟只是野史,不足为凭,我们来看看权威的明代皇家典籍《永乐大典》。《永乐大典》编纂时间在永乐元年至六年(1403-1408),距徐达去世的洪武十八年(1385)也就二十年左右,按《东城志略》口径,此时武定桥应已改名为武宁桥,但书中依然写道:“武定桥,在织锦三坊内,今仍旧名。”
此外,明嘉靖《南畿志》、明《正德江宁县志》、明《万历江宁府志》,以及明代顾起元《客座赘语》和朱之蕃编、陆寿柏绘《金陵四十景图像诗咏》、明末清初余怀《板桥杂记》、清代康熙年间高岑绘《金陵四十景》等等,都出现了“武定”桥名。
至于陈作霖提及的为道光避讳情况,在南京一地尤为突出,因为当时南京叫江宁(寜),正好和皇帝名字犯冲,但当时采用的方法是用不同写法的“甯”字替换。典型的例子,正好是嘉庆年间编撰一部地方志。清嘉庆年间,由时任江宁知府吕燕昭主持编修、姚鼐总纂了《江宁府志》,这部地方志现存两个版本。初版本为嘉庆辛未初刻本,名为《新修江宁府志》。这个版本里的“江宁”二字,还是写作“江寜”,此时尚不需要避讳,但该书中的“武定桥”并没有写作“武宁桥”。
另一个版本是光绪六年的重刊本,为了与初版区分,名为《重刊江宁府志》。这个版本对初刻本的内容进行了校订,并把“江寜”一律改为“江甯”,以避道光名讳,而对初版中的“武定桥”,自然不需作任何修改。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清同治年间,陈作霖也参与了《同治上江两县志》的编撰,但这部方志记载的武定桥各时期名称中,却仍然找不到“武宁桥”。
综上,自南宋定名以后,武定桥这个名字就一直沿用,从未被中止,只是在明清的一段时间,它多了一个“武宁桥”的别名。武定桥和武宁桥这两个名字,在这一时期是并存的(类似情况,如紫金山与钟山、石头城与鬼脸城、雨花台与石子岗)。其中,武定桥较为正式,普遍在书面文字中采用,武宁桥则近似俗称,可能更多在民间口头使用,二者不是互相取代的“易名”关系。到了清代道光年间,因为需要避讳,原本就不算太正式的“武宁桥”自然停止使用,“武定桥”成为该桥唯一的名字(因为之前一直没有弃用,所以这时也无所谓“复名”),持续沿用至今。
审核:王达云
窦予然
发布:梁 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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