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部委：今年处置7000余款违法违规App】
9月20日，2020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App个人信息保护主题发布活动在京召开。新京报记者 罗亦丹 摄
9月20日，2020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App个人信息保护主题发布活动在京召开。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四部委以及App专项治理工作组在会上公布了今年以来App专项治理工作的有关进程。
工信部网络安全管理局处长尚铁力表示，工信部2020年累计巡查4.8万余款App，专项检查了200余款App，加大了检查和公开曝光力度。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处长赵云霞表示，今年以来，公安部依托网民举报、巡查发现，依法处置了7000余款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App。
会上，App专项治理工作组组长程多福表示，今年工作组主要从标准规范制定、推动自动化检测工具、宣传教育三个方面展开工作。“因为现在市场上APP的量是百万级的，我们要推动自动化检测的工具作为今年的一个重点方向，下一步这一块会有比较大的亮点。”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了解到，对于App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的安全性，除了制定标准、推动自动化检测工具进行检测外，进行安全认证也是一大途径。而2019年3月，市场监管总局和中央网信办发布了关于APP认证的公告，承担认证工作的是中国网络安全审查技术与认证中心。
中国网络安全审查技术与认证中心主任魏昊表示，2019年3月起，有25家企业的75款产品提出申请，28款产品被接受认证申请，涉及地图导航、网上购物等行业。“受理后的认证过程中，由于整改方面不合格，有10款产品终止认证过程，最后18款产品通过了认证。”
此外，App专项治理工作组还公布了在网络安全周活动期间发起的“App安全意识调查”问卷，问卷结果显示，近半数受访者会仔细阅读隐私政策，三成受访者只会大致阅览隐私政策，两成受访者不阅读隐私政策。有76.9%的受访者对App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来源、目的、方式、范围存在困扰或担心。
会上，App专项治理工作组还邀请各界代表就大众普遍关心的“追踪和画像的度在哪里”展开观点交锋。知名歌手、演员王源作为公众人物代表和青少年倡导者倡导App对于青少年上网行为应当“少一点追踪、多一点关怀”。21世纪报道系首席运营官虞伟、TalkingData CEO 崔晓波、梆梆安全CEO阚志刚也分别代表媒体、产业界和安全界分享了相关观点。
问题：公众人物和普通用户在App操作的动作都会被App追踪，你认为这样的行为是可以被接受的吗？
王源：作为公众人物确实会在很多情况下遭到追踪，包括线上也包括线下。线下的追踪可以主观感知到，但APP的追踪更加紧密，用户的任意一个操作都可能被记录甚至被汇总起来，在我不知道且未告知我的情况下，我觉得严格来说是侵犯隐私了，这还可能会带来电话骚扰、短信轰炸甚至个人账号安全的威胁。我可接受的追踪是在一定范围内用户可知的追踪。
问题：SDK很多时候就是在追踪用户的动作，形成用户画像，您如何看待收集信息度的把握？
崔晓波：首先以追踪个体为目的数据收集行为是不可取的，我们必须遵循法律。而收集数据的过程中有两个最重要的原则，一个是（目的）正当性，如果侵犯了比如王源同学的行踪就肯定不存在正当性；第二个是必要性，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一些App做越权的收集，这也不可取。在应用方面应该遵循最小化的应用原则。
虞伟：想不被追踪应该是没有可能的，关键是不被追踪到什么程度。我认为要看公司的商业目的是怎样的，现在App操作的动作会被汇总，我觉得汇总行为要被严格限制，要依法依程序对App收集的信息进行汇总和分析。
阚志刚：从技术角度来讲，App汇总信息肯定是可以的，但是从另一个层面，目前越来越多的个人信息都在被做黑产的汇总，当黑产人员把这些信息汇总在一起的时候，有可能会得到比某一个商业公司更加全面的用户画像来进行追踪。这种行为是不可以的，如果用在正常的商业行为上，我作为个人可以接受，因为给我带来了很多便利性。
问题：现在人脸以及手机设备号成为了容易被追踪的特征，你怎么看？
王源：我也发现这两年人脸识别越来越普遍了，带来了很多便利，但是很多人脸识别的结果是面向大众的，应用场景并不是涉及公共安全的场景，现在很多摄像头都具备了这样的功能，几乎每一个人都会遇到被人脸识别的场景，但是每天遮上脸也不是办法。现在戴口罩都能被识别出来，在这种情况下，要通过人脸识别的方法追踪个人行为，对个人的隐私来说是有很大的影响，这种方式如果是大范围地应用于日常的话我不太赞成。
虞伟：无论是人脸还是手机设备号，这两个其实是一类性质，应该严格被限制，没有非特定的需要不应该进行收集，尤其是人脸。即使是在特定场景下，收集了人脸的信息，我们也要特别关注它保存多长期限会进行删除，比如说以前正常的摄像头也有一周或两个月自动删除的设置，此外，收集完的人脸数据不能再共享。
问题：目前商家会使用用户画像对人群进行分类，你是否知道你粉丝成员的大概画像？你怎么看待用户画像？
王源：说到粉丝，我经常会听到别人说妈妈粉、姐姐粉之类的，我觉得这就是给一些特定的粉丝人群画像。因为我不是相关的网络企业，所以我没有办法去特别准确地给我的粉丝画像，但我觉得画像就像是给粉丝贴标签，比如说你年纪大一点，已经结婚了有孩子就叫妈妈粉，或者你比我年纪大一点就叫姐姐粉。如果标签贴得适当的话，可以帮助朋友了解兴趣爱好，帮助商家了解需求。但我感觉现在的大数据画像好像已经超过了普通标签的概念，我生活中遇到过此类情形，就是刚刚聊到什么或者刚刚搜过什么，马上购物软件就会推送什么，刚开始用我还觉得挺方便的，但是到后来想想会觉得有一点后怕，即：这种画像的积累次数越多，会不会个人信息就暴露越多？会不会有一些个人信息会被恶意的人员去利用了？而软件不会因为你是青少年而对你减少画像。青少年在网络空间中相对是更脆弱的，更应得到保护。
问题：App会不会监听？可否从安全角度分析一下聊一个天马上就推送类似的东西这种情况？
阚志刚：监听不但包括对用户操作动作的监听，例如今天用了什么手机，什么时间用的，还包括对用户所看的浏览内容的监听，例如今天看了什么新闻、广告；而对说话或者通信、语音的监听则是非常之可怕，这被称作间谍软件。正当的企业对客户画像可以理解，但必须把画像的结果进行很强的保护。比如说我们四家企业分别对一个用户进行画像，都要有义务跟责任把画像的数据保存好，而不是说四家企业一商量把画像进行汇总，这样的话就形成一个画像的叠加，最终在用户身上的标签就有可能有两千多个，甚至把用户身上的一些特点“画出来”，这非常之可怕。
问题：既然给用户画像、贴标签不可避免，能不能给用户一个权力去控制这个标签的颗粒度，甚至删除某些标签呢？你觉得怎样是合适的？
崔晓波：我觉得现在核心的问题是没有标准、不透明。很多互联网公司出于商业方面的考虑不愿公开标准，整个环节不透明，所以把画像开放给消费者或者个人去看不现实。为什么？因为同样的标签可能在不同的公司代表不同的含义。我觉得最有可能的还是以政府或者行业协会为主导，对于某一类行业标签里的定义还得做一些分级或者分类的管理。此外，在应用环节还要进行监管，因为现在大数据杀熟很明显，打了标签之后会存在各种价格歧视，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需要监管部门进行管理。解决了上述问题后，才能谈把更多的控制权交还给消费者。
问题：对于青少年的标签控制，你有什么期待？
王源：我觉得青少年相对于成年人，对于网络世界还是缺乏一些判断和识别能力的，如果是明知道青少年是这样的情况还是去引诱他们上网，就是把用户标签纯粹作为利益最大化的工具，这不太好。现在也有很多App上线了青少年模式，避免对青少年进行大量的画像，这是很好的。我觉得App要对青少年上网少一点追踪多一点关怀，每一位青少年在上网的过程中也要在家长的指导下保护好自己的个人隐私，避免自己受到伤害。
来源丨新华网 https://t.cn/A641tYQf
9月20日，2020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App个人信息保护主题发布活动在京召开。新京报记者 罗亦丹 摄
9月20日，2020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App个人信息保护主题发布活动在京召开。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四部委以及App专项治理工作组在会上公布了今年以来App专项治理工作的有关进程。
工信部网络安全管理局处长尚铁力表示，工信部2020年累计巡查4.8万余款App，专项检查了200余款App，加大了检查和公开曝光力度。公安部网络安全保卫局处长赵云霞表示，今年以来，公安部依托网民举报、巡查发现，依法处置了7000余款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App。
会上，App专项治理工作组组长程多福表示，今年工作组主要从标准规范制定、推动自动化检测工具、宣传教育三个方面展开工作。“因为现在市场上APP的量是百万级的，我们要推动自动化检测的工具作为今年的一个重点方向，下一步这一块会有比较大的亮点。”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了解到，对于App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的安全性，除了制定标准、推动自动化检测工具进行检测外，进行安全认证也是一大途径。而2019年3月，市场监管总局和中央网信办发布了关于APP认证的公告，承担认证工作的是中国网络安全审查技术与认证中心。
中国网络安全审查技术与认证中心主任魏昊表示，2019年3月起，有25家企业的75款产品提出申请，28款产品被接受认证申请，涉及地图导航、网上购物等行业。“受理后的认证过程中，由于整改方面不合格，有10款产品终止认证过程，最后18款产品通过了认证。”
此外，App专项治理工作组还公布了在网络安全周活动期间发起的“App安全意识调查”问卷，问卷结果显示，近半数受访者会仔细阅读隐私政策，三成受访者只会大致阅览隐私政策，两成受访者不阅读隐私政策。有76.9%的受访者对App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来源、目的、方式、范围存在困扰或担心。
会上，App专项治理工作组还邀请各界代表就大众普遍关心的“追踪和画像的度在哪里”展开观点交锋。知名歌手、演员王源作为公众人物代表和青少年倡导者倡导App对于青少年上网行为应当“少一点追踪、多一点关怀”。21世纪报道系首席运营官虞伟、TalkingData CEO 崔晓波、梆梆安全CEO阚志刚也分别代表媒体、产业界和安全界分享了相关观点。
问题：公众人物和普通用户在App操作的动作都会被App追踪，你认为这样的行为是可以被接受的吗？
王源：作为公众人物确实会在很多情况下遭到追踪，包括线上也包括线下。线下的追踪可以主观感知到，但APP的追踪更加紧密，用户的任意一个操作都可能被记录甚至被汇总起来，在我不知道且未告知我的情况下，我觉得严格来说是侵犯隐私了，这还可能会带来电话骚扰、短信轰炸甚至个人账号安全的威胁。我可接受的追踪是在一定范围内用户可知的追踪。
问题：SDK很多时候就是在追踪用户的动作，形成用户画像，您如何看待收集信息度的把握？
崔晓波：首先以追踪个体为目的数据收集行为是不可取的，我们必须遵循法律。而收集数据的过程中有两个最重要的原则，一个是（目的）正当性，如果侵犯了比如王源同学的行踪就肯定不存在正当性；第二个是必要性，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一些App做越权的收集，这也不可取。在应用方面应该遵循最小化的应用原则。
虞伟：想不被追踪应该是没有可能的，关键是不被追踪到什么程度。我认为要看公司的商业目的是怎样的，现在App操作的动作会被汇总，我觉得汇总行为要被严格限制，要依法依程序对App收集的信息进行汇总和分析。
阚志刚：从技术角度来讲，App汇总信息肯定是可以的，但是从另一个层面，目前越来越多的个人信息都在被做黑产的汇总，当黑产人员把这些信息汇总在一起的时候，有可能会得到比某一个商业公司更加全面的用户画像来进行追踪。这种行为是不可以的，如果用在正常的商业行为上，我作为个人可以接受，因为给我带来了很多便利性。
问题：现在人脸以及手机设备号成为了容易被追踪的特征，你怎么看？
王源：我也发现这两年人脸识别越来越普遍了，带来了很多便利，但是很多人脸识别的结果是面向大众的，应用场景并不是涉及公共安全的场景，现在很多摄像头都具备了这样的功能，几乎每一个人都会遇到被人脸识别的场景，但是每天遮上脸也不是办法。现在戴口罩都能被识别出来，在这种情况下，要通过人脸识别的方法追踪个人行为，对个人的隐私来说是有很大的影响，这种方式如果是大范围地应用于日常的话我不太赞成。
虞伟：无论是人脸还是手机设备号，这两个其实是一类性质，应该严格被限制，没有非特定的需要不应该进行收集，尤其是人脸。即使是在特定场景下，收集了人脸的信息，我们也要特别关注它保存多长期限会进行删除，比如说以前正常的摄像头也有一周或两个月自动删除的设置，此外，收集完的人脸数据不能再共享。
问题：目前商家会使用用户画像对人群进行分类，你是否知道你粉丝成员的大概画像？你怎么看待用户画像？
王源：说到粉丝，我经常会听到别人说妈妈粉、姐姐粉之类的，我觉得这就是给一些特定的粉丝人群画像。因为我不是相关的网络企业，所以我没有办法去特别准确地给我的粉丝画像，但我觉得画像就像是给粉丝贴标签，比如说你年纪大一点，已经结婚了有孩子就叫妈妈粉，或者你比我年纪大一点就叫姐姐粉。如果标签贴得适当的话，可以帮助朋友了解兴趣爱好，帮助商家了解需求。但我感觉现在的大数据画像好像已经超过了普通标签的概念，我生活中遇到过此类情形，就是刚刚聊到什么或者刚刚搜过什么，马上购物软件就会推送什么，刚开始用我还觉得挺方便的，但是到后来想想会觉得有一点后怕，即：这种画像的积累次数越多，会不会个人信息就暴露越多？会不会有一些个人信息会被恶意的人员去利用了？而软件不会因为你是青少年而对你减少画像。青少年在网络空间中相对是更脆弱的，更应得到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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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晓波：我觉得现在核心的问题是没有标准、不透明。很多互联网公司出于商业方面的考虑不愿公开标准，整个环节不透明，所以把画像开放给消费者或者个人去看不现实。为什么？因为同样的标签可能在不同的公司代表不同的含义。我觉得最有可能的还是以政府或者行业协会为主导，对于某一类行业标签里的定义还得做一些分级或者分类的管理。此外，在应用环节还要进行监管，因为现在大数据杀熟很明显，打了标签之后会存在各种价格歧视，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需要监管部门进行管理。解决了上述问题后，才能谈把更多的控制权交还给消费者。
问题：对于青少年的标签控制，你有什么期待？
王源：我觉得青少年相对于成年人，对于网络世界还是缺乏一些判断和识别能力的，如果是明知道青少年是这样的情况还是去引诱他们上网，就是把用户标签纯粹作为利益最大化的工具，这不太好。现在也有很多App上线了青少年模式，避免对青少年进行大量的画像，这是很好的。我觉得App要对青少年上网少一点追踪多一点关怀，每一位青少年在上网的过程中也要在家长的指导下保护好自己的个人隐私，避免自己受到伤害。
来源丨新华网 https://t.cn/A641tYQf
#安徽教师考编[超话]# 滴滴滴，先报成绩，小学英语组笔试第一面试第一成功上岸[爱你]，想卖点资料回回血。
教育学考点与试题；心理学考点与试题；
教宗今年新增考试大纲，疫情下的一些教育名词，各个机构出的教宗预测卷（山香，明尚等等）；
还有法律法规和新课改。
以下都是我在两个月刷完的题目中选出来质量比较好的一些，（有的机构考点太笼统或者预测卷性价比不高就剔除了），有意者可私聊我[爱你]（价格不贵，一杯奶茶钱而已）
——PS：如果有小学英语面试（使用人教版教材）想咨询的也可以私聊我，两杯奶茶钱可以看一下各位小可爱们的试讲视频，给出一些参考意见，性价比超高！！[污]童叟无欺！！）
教育学考点与试题；心理学考点与试题；
教宗今年新增考试大纲，疫情下的一些教育名词，各个机构出的教宗预测卷（山香，明尚等等）；
还有法律法规和新课改。
以下都是我在两个月刷完的题目中选出来质量比较好的一些，（有的机构考点太笼统或者预测卷性价比不高就剔除了），有意者可私聊我[爱你]（价格不贵，一杯奶茶钱而已）
——PS：如果有小学英语面试（使用人教版教材）想咨询的也可以私聊我，两杯奶茶钱可以看一下各位小可爱们的试讲视频，给出一些参考意见，性价比超高！！[污]童叟无欺！！）
【严查与民争利！7785名公职人员清退村级分红3545万元】“涉及公职人员11人，共清退资金14.8万元……”日前，在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尚田街道，公开栏里张贴的《村集体经济分配清理情况公示》引起当地村民关注，表格里这些公职人员的姓名、单位、享受分红金额、已清退分红金额列得一清二楚。违规享受的分红退回来了，村民们高兴之余也不免议论：“为什么这些公职人员能参与领村里的分红？”
近年来，伴随城镇化进程，部分地区农村集体经济日益壮大，当地村民的福利待遇越来越好，少数公职人员以各种理由，继续违规享受村民福利待遇，遭到群众诟病。
巡视发现公职人员参与村级分红问题
“他都已经吃公家饭了，怎么还能到村里拿宅基地？”2019年8月，浙江省委第五巡视组在宁波市镇海区巡视期间，澥浦镇一位村民的话引起了巡视组的警觉。
村民口中的“他”，是镇海区某区直单位事业编制人员林某。2012年8月，林某以户主身份，与他人合户申请宅基地100平方米。然而早在1992年，林某作为一名事业编制人员，就已经享受了房改房福利待遇，得到一套57平方米的房改房。
宅基地、村级分红关系着基层群众的切身利益。巡视组经过深入了解，发现这一问题确实存在。于是，“存在部分公职人员违规享受原农业户口相关待遇的问题”被正式列入这次巡视反馈的主要问题之一，并要求镇海区深入排查，认真整改。
该问题是否在其他地方也存在？宁波市在推动镇海区解决相关问题的同时，也对其他区展开了摸排。
宁波市级单位某公职人员，从十余年前就开始每年领取村级分红，总计70余万元；
奉化区某机关在职干部，在其老家有一处面积近200平方米的宅基地；
……
排查显示，此类问题在全市其他地方也一定程度存在。“公职人员参与村级分红，不仅是与民争利，而且违反了公职人员廉洁从政的原则，必须予以制止！”宁波市下发关于开展党员领导干部及其他公职人员违规领取及侵占村级分红、违规占用农村集体土地建房整治等工作方案，在全市范围内深入开展部分党员干部违规享受农村村民待遇问题专项整治。市纪委监委在督促公职人员主动申报清退的基础上，积极推动自然资源规划和农业农村等部门横向协同、各县（区、市）和各乡镇（街道）纵向联动，严明纪律要求，严肃执纪问责，保障专项整治有力有效深入推进。
利益驱动部分公职人员违反规定
对于“城里履公职村里拿分红”“公职人员购置农村宅基地”等与民争利行为，浙江省曾发文严肃禁止。
《浙江省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工作方案》明文规定，对使用国家行政编制，经县（市、区）组织、人事部门批准，并已办理人员过渡手续，享受公务员相关待遇的乡镇（街道）机关聘用制干部，在办理农转非手续后，符合公务员登记条件的予以登记，享受公务员相关待遇，不得再享受原农业户口相关待遇。
既然明文禁止，为何会出现公职人员违规参与村级分红、在农村购置宅基地等现象？
“随着村集体经济的扩大，农业户口的‘含金量’越来越高。”镇海区蛟川街道棉丰村党支部书记的一番话点出了问题的关键。以该村为例，村集体土地出让后盖起了写字楼、店铺、厂房，仅2019年，这些资产的年租金收入就有1717.84万元，发放分红约722.65万元，其中大部分用于给社员分红。
宁波市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举例说，“江北区某单位一名公职人员姚某，自其所在村庄2009年实施了股份制改革后分得366股人口股，每年年底都可以拿到村级分红3000余元。”
可观的利益让部分公职人员忽视了规定。调查发现，公职人员与民争利，主要包括在村里有股份有分红、有股份无分红、违规占用农村集体土地等几类。
除了利益驱动外，一些历史原因也给部分公职人员违规享受农村村民待遇提供了条件。
“我当时是农业户口，申请宅基地是符合规定的。”面对镇海区专项清理工作组工作人员的询问，在省委巡视期间被发现的林某表示，按照当时的条件，其申请宅基地合法合规，如今被“揪出来”也很委屈。
当事人不主动上报信息变动，村里就无法及时进行更新。同时，相关制度也不明确，“以事业单位为例，之前曾出台过政策，要求进入事业单位后必须转户口，但户籍制度改革后可以不转。这就给村里及时掌握这些人的动态带来了难度。”宁波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相关制度表述上并没有明确要求社员在转成公职人员后必须清退。另外，责任单位不明确，也造成了一些单位在公职人员入职时审核不够严格。
“一些村干部也是有私心的。他们看中公职人员手中的权力，就揣着明白装糊涂，只要对方不提退出农业户口，他们也不催促询问，彼此心照不宣，就是为了村里有事相求的时候，这些公职人员能提供照顾。”一位村干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道出另一种情况。
瞄准问题开展专项整治
“接到通知后，我就主动与村合作社进行联系，并及时向组织汇报。”专项整治开始后，宁波市纪委监委教育引导公职人员主动申报清退，该市某区卫生院中层干部周某接到通知后，将违规享受的30余万元分红全数上交。
宁波市纪委监委发挥各派驻纪检监察组监督“探头”作用，督促1103名市直机关、事业单位干部完成股份和分红清退。同时，还督促相关单位和部门全面摸排，确保不漏一人。
经年累月的问题并非一天可以解决，专项整治在推进中也遇到了不少困难。
“我之前也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农龄股还能不能持有？”
“我户口一直在村里，几年前在村里建了一幢房子，是不是都得清退？”
……
自去年11月宁波市纪委监委驻市农业农村局纪检监察组和驻在单位相关科室一起成立工作组后，两个月内，接到了600余个咨询电话。
“必须一碗水端平。”该纪检监察组相关负责人表示，他们多次牵头和各相关部门反复磋商，梳理政策、划出红线，最终出台了整治工作方案。
根据方案，党员领导干部及其他公职人员持有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股份的，在成为领导干部或其他公职人员后，应由本人主动无偿退还人口股；成为公职人员前按实际在册年限享受相对应的农龄股可予以保留，身份转变为公职人员后，超出相对应年限的农龄股及股份分红，由本人主动无偿退还给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继承的可不清退。
此外，党员领导干部及其他公职人员领取村级分红或收益分配的，在成为领导干部或其他公职人员前领取的分红或收益分配可以保留，之后领取的分红或收益分配应由本人主动无偿退还给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有了统一的政策“硬杠杠”，各县（区、市）纪检监察机关和各派驻纪检监察组全力协调、保障政策落实。
奉化区纪委监委联合相关责任部门（单位）召开联席工作例会，明责任、厘边界，要求全区全面开展自查自纠；北仑区纪委监委针对部分分红权益变动情况复杂导致清退难等问题，采取“一对一”督办，解释相关政策、强调纪律要求，从具体问题具体人的突破，带动面上问题解决；象山县纪委监委牵头建立农林部门、乡镇（街道）和股份经济合作社等股权、分红信息联动审核机制；江北区纪委监委从村级分配源头着手，建立与公职人员所在单位双向排查清退制度。截至目前，宁波市已排查17.6万余名公职人员，7785名公职人员完成股份分红清退工作，共清退股份125.98万股、分红3544.65万元，整改违规占用农村集体土地问题79起。
倒查责任扎紧制度篱笆
发现问题，必须倒查责任。在专项整治过程中，宁波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对党员干部、公职人员违纪违法行为进行严肃问责。
“我们当时就是形式上审批一下，没有对申请人员的身份和是否享受过住房优惠等情况进行详细的核实，看到申报的材料比较齐全就批了。”宁波市镇海区原国土资源分局相关工作人员介绍。今年3月，该区原国土资源分局2名公职人员因在宅基地审批过程中不认真履职，致使澥浦镇一公职人员违规侵占农村宅基地，分别受到了党内警告处分。两名镇（街道）城建办工作人员也因此事被诫勉谈话，两名村干部也受到了批评教育。
专项整治工作必须将当下改和长久立相结合，建立长效机制。“严明纪律的同时，也要标本兼治。一些公职人员违规享受农业户口待遇，也暴露出制度上的短板，必须以问题为导向，整合相关职能部门力量，出台相应制度规范，从根本上杜绝此类问题，推动公职人员还利于民。”浙江大学廉政研究中心副主任傅夏仙说。
针对在专项整治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宁波市从制度入手，推动组织、人社等部门把好公职人员入口关，完善新招录公职人员前置审查机制，新进人员须填写宅基地和股权清理自查表、签订承诺书，经业务部门核实通过后方能正式录用。同时，推动自然资源规划部门建立与组织、人社部门的疑难问题会商机制，定期开展农村宅基地审核比对工作，完善公职人员违规享受农村宅基地通报制度，加强宅基地的动态清退；推动农业农村部门制定专门模板，指导推动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修订股权管理章程、修改相应条款，开展股权管理相关章程修订工作，完善股权管理制度。
“我们将继续强化监督执纪问责，把制度的篱笆扎得更紧，维护群众切身利益，践行纪检监察机关的初心和使命。”宁波市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链接: https://t.cn/A6L0P9Kh
近年来，伴随城镇化进程，部分地区农村集体经济日益壮大，当地村民的福利待遇越来越好，少数公职人员以各种理由，继续违规享受村民福利待遇，遭到群众诟病。
巡视发现公职人员参与村级分红问题
“他都已经吃公家饭了，怎么还能到村里拿宅基地？”2019年8月，浙江省委第五巡视组在宁波市镇海区巡视期间，澥浦镇一位村民的话引起了巡视组的警觉。
村民口中的“他”，是镇海区某区直单位事业编制人员林某。2012年8月，林某以户主身份，与他人合户申请宅基地100平方米。然而早在1992年，林某作为一名事业编制人员，就已经享受了房改房福利待遇，得到一套57平方米的房改房。
宅基地、村级分红关系着基层群众的切身利益。巡视组经过深入了解，发现这一问题确实存在。于是，“存在部分公职人员违规享受原农业户口相关待遇的问题”被正式列入这次巡视反馈的主要问题之一，并要求镇海区深入排查，认真整改。
该问题是否在其他地方也存在？宁波市在推动镇海区解决相关问题的同时，也对其他区展开了摸排。
宁波市级单位某公职人员，从十余年前就开始每年领取村级分红，总计70余万元；
奉化区某机关在职干部，在其老家有一处面积近200平方米的宅基地；
……
排查显示，此类问题在全市其他地方也一定程度存在。“公职人员参与村级分红，不仅是与民争利，而且违反了公职人员廉洁从政的原则，必须予以制止！”宁波市下发关于开展党员领导干部及其他公职人员违规领取及侵占村级分红、违规占用农村集体土地建房整治等工作方案，在全市范围内深入开展部分党员干部违规享受农村村民待遇问题专项整治。市纪委监委在督促公职人员主动申报清退的基础上，积极推动自然资源规划和农业农村等部门横向协同、各县（区、市）和各乡镇（街道）纵向联动，严明纪律要求，严肃执纪问责，保障专项整治有力有效深入推进。
利益驱动部分公职人员违反规定
对于“城里履公职村里拿分红”“公职人员购置农村宅基地”等与民争利行为，浙江省曾发文严肃禁止。
《浙江省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工作方案》明文规定，对使用国家行政编制，经县（市、区）组织、人事部门批准，并已办理人员过渡手续，享受公务员相关待遇的乡镇（街道）机关聘用制干部，在办理农转非手续后，符合公务员登记条件的予以登记，享受公务员相关待遇，不得再享受原农业户口相关待遇。
既然明文禁止，为何会出现公职人员违规参与村级分红、在农村购置宅基地等现象？
“随着村集体经济的扩大，农业户口的‘含金量’越来越高。”镇海区蛟川街道棉丰村党支部书记的一番话点出了问题的关键。以该村为例，村集体土地出让后盖起了写字楼、店铺、厂房，仅2019年，这些资产的年租金收入就有1717.84万元，发放分红约722.65万元，其中大部分用于给社员分红。
宁波市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举例说，“江北区某单位一名公职人员姚某，自其所在村庄2009年实施了股份制改革后分得366股人口股，每年年底都可以拿到村级分红3000余元。”
可观的利益让部分公职人员忽视了规定。调查发现，公职人员与民争利，主要包括在村里有股份有分红、有股份无分红、违规占用农村集体土地等几类。
除了利益驱动外，一些历史原因也给部分公职人员违规享受农村村民待遇提供了条件。
“我当时是农业户口，申请宅基地是符合规定的。”面对镇海区专项清理工作组工作人员的询问，在省委巡视期间被发现的林某表示，按照当时的条件，其申请宅基地合法合规，如今被“揪出来”也很委屈。
当事人不主动上报信息变动，村里就无法及时进行更新。同时，相关制度也不明确，“以事业单位为例，之前曾出台过政策，要求进入事业单位后必须转户口，但户籍制度改革后可以不转。这就给村里及时掌握这些人的动态带来了难度。”宁波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相关制度表述上并没有明确要求社员在转成公职人员后必须清退。另外，责任单位不明确，也造成了一些单位在公职人员入职时审核不够严格。
“一些村干部也是有私心的。他们看中公职人员手中的权力，就揣着明白装糊涂，只要对方不提退出农业户口，他们也不催促询问，彼此心照不宣，就是为了村里有事相求的时候，这些公职人员能提供照顾。”一位村干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道出另一种情况。
瞄准问题开展专项整治
“接到通知后，我就主动与村合作社进行联系，并及时向组织汇报。”专项整治开始后，宁波市纪委监委教育引导公职人员主动申报清退，该市某区卫生院中层干部周某接到通知后，将违规享受的30余万元分红全数上交。
宁波市纪委监委发挥各派驻纪检监察组监督“探头”作用，督促1103名市直机关、事业单位干部完成股份和分红清退。同时，还督促相关单位和部门全面摸排，确保不漏一人。
经年累月的问题并非一天可以解决，专项整治在推进中也遇到了不少困难。
“我之前也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农龄股还能不能持有？”
“我户口一直在村里，几年前在村里建了一幢房子，是不是都得清退？”
……
自去年11月宁波市纪委监委驻市农业农村局纪检监察组和驻在单位相关科室一起成立工作组后，两个月内，接到了600余个咨询电话。
“必须一碗水端平。”该纪检监察组相关负责人表示，他们多次牵头和各相关部门反复磋商，梳理政策、划出红线，最终出台了整治工作方案。
根据方案，党员领导干部及其他公职人员持有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股份的，在成为领导干部或其他公职人员后，应由本人主动无偿退还人口股；成为公职人员前按实际在册年限享受相对应的农龄股可予以保留，身份转变为公职人员后，超出相对应年限的农龄股及股份分红，由本人主动无偿退还给村股份经济合作社。继承的可不清退。
此外，党员领导干部及其他公职人员领取村级分红或收益分配的，在成为领导干部或其他公职人员前领取的分红或收益分配可以保留，之后领取的分红或收益分配应由本人主动无偿退还给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有了统一的政策“硬杠杠”，各县（区、市）纪检监察机关和各派驻纪检监察组全力协调、保障政策落实。
奉化区纪委监委联合相关责任部门（单位）召开联席工作例会，明责任、厘边界，要求全区全面开展自查自纠；北仑区纪委监委针对部分分红权益变动情况复杂导致清退难等问题，采取“一对一”督办，解释相关政策、强调纪律要求，从具体问题具体人的突破，带动面上问题解决；象山县纪委监委牵头建立农林部门、乡镇（街道）和股份经济合作社等股权、分红信息联动审核机制；江北区纪委监委从村级分配源头着手，建立与公职人员所在单位双向排查清退制度。截至目前，宁波市已排查17.6万余名公职人员，7785名公职人员完成股份分红清退工作，共清退股份125.98万股、分红3544.65万元，整改违规占用农村集体土地问题79起。
倒查责任扎紧制度篱笆
发现问题，必须倒查责任。在专项整治过程中，宁波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对党员干部、公职人员违纪违法行为进行严肃问责。
“我们当时就是形式上审批一下，没有对申请人员的身份和是否享受过住房优惠等情况进行详细的核实，看到申报的材料比较齐全就批了。”宁波市镇海区原国土资源分局相关工作人员介绍。今年3月，该区原国土资源分局2名公职人员因在宅基地审批过程中不认真履职，致使澥浦镇一公职人员违规侵占农村宅基地，分别受到了党内警告处分。两名镇（街道）城建办工作人员也因此事被诫勉谈话，两名村干部也受到了批评教育。
专项整治工作必须将当下改和长久立相结合，建立长效机制。“严明纪律的同时，也要标本兼治。一些公职人员违规享受农业户口待遇，也暴露出制度上的短板，必须以问题为导向，整合相关职能部门力量，出台相应制度规范，从根本上杜绝此类问题，推动公职人员还利于民。”浙江大学廉政研究中心副主任傅夏仙说。
针对在专项整治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宁波市从制度入手，推动组织、人社等部门把好公职人员入口关，完善新招录公职人员前置审查机制，新进人员须填写宅基地和股权清理自查表、签订承诺书，经业务部门核实通过后方能正式录用。同时，推动自然资源规划部门建立与组织、人社部门的疑难问题会商机制，定期开展农村宅基地审核比对工作，完善公职人员违规享受农村宅基地通报制度，加强宅基地的动态清退；推动农业农村部门制定专门模板，指导推动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修订股权管理章程、修改相应条款，开展股权管理相关章程修订工作，完善股权管理制度。
“我们将继续强化监督执纪问责，把制度的篱笆扎得更紧，维护群众切身利益，践行纪检监察机关的初心和使命。”宁波市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链接: https://t.cn/A6L0P9K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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