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你得到一个自己所爱的人，或者你终于嫁给了一个痴迷并爱你的人，这都不是真正的爱情。
不过一个人的，如愿以偿。
爱情如果有，必是不以占有为目的、枷锁的，双向的倾心。
不以婚姻为手段的，开放的自由。
不以这种自由为放浪形骸的借口而混乱。
他们相恋着却又完成着彼此完整而独立的个体，觉知、清醒并理智。
他们的爱情，就像雨水滋润一片山坡上野花之后的芬芳，无人能打扰且沁人心脾。
其它所谓的爱情，不是手段之后的占有，就是策略之下的交易。在这样的关系中，他们逐渐变得僵硬，仿佛两片石磨，活着就是在他们中间不断的研磨。
就生命的短暂、可贵而言，爱情的确是人的一生值得期待和尝试的。
进入觉知，你的孤独，清醒而不寂寞。沉浸于觉知的爱情，你的生命便永不孤独。
——桐音
不过一个人的，如愿以偿。
爱情如果有，必是不以占有为目的、枷锁的，双向的倾心。
不以婚姻为手段的，开放的自由。
不以这种自由为放浪形骸的借口而混乱。
他们相恋着却又完成着彼此完整而独立的个体，觉知、清醒并理智。
他们的爱情，就像雨水滋润一片山坡上野花之后的芬芳，无人能打扰且沁人心脾。
其它所谓的爱情，不是手段之后的占有，就是策略之下的交易。在这样的关系中，他们逐渐变得僵硬，仿佛两片石磨，活着就是在他们中间不断的研磨。
就生命的短暂、可贵而言，爱情的确是人的一生值得期待和尝试的。
进入觉知，你的孤独，清醒而不寂寞。沉浸于觉知的爱情，你的生命便永不孤独。
——桐音
【梁启超98年前谈教育丨这才是真正的开学第一课！】
做一个不惑、不忧、不惧的完整的人
01
如果我问诸君，“为什么进学校？”
我想人人都会众口一词的答道：“为的是求学问”。
再问：“你为什么要求学问？”“你想学些什么？”恐怕各人的答案就很不相同，或者竟自答不出来了。
诸君啊！我替你们回答一句罢：“为的是学做人。”
你在学校里头学的什么数学、几何、物理、化学、生理、心理、历史、地理、国文、英语，乃至什么哲学、文学、科学、政治、法律、经济、教育、农业、工业、商业等等，不过是做人所需的一种手段，不能说专靠这些便达到做人的目的，任凭你把这些件件学的精通，你能够成个人不成个人还是个问题。
孔子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所以教育应分为知育、情育、意育三方面——现在讲的智育、德育、体育，不对，德育范围太笼统，体育范围太狭隘——知育要教到人不惑，情育要教到人不忧，意育要教到人不惧。教育家教育学生，应该以这三件为究竟，我们自动的自己教育自己，也应该以这三件为究竟。
02
怎么样才能不惑呢？最要紧的是养成我们的判断力。想要养成判断力，第一步，最少须有相当的常识，进一步，对于自己要做的事须有专门智识，再进一步，还要有遇事能断的智慧。
假如一个人连常识都没有，听见打雷，说是雷公发威，看见月蚀，说是蛤蟆贪嘴。那么，一定闹到什么事都没有主意，碰到一点疑难问题，就靠求神问卜看相算命去解决，真所谓“大惑不解”，成了最可怜的人了。学校里小学中学所教，就是要人有了许多基本的知识，免得凡事都暗中摸索。
但仅仅有点常识还不够，我们做人，总要各有一件专门职业。这门职业，也并不是我一人破天荒去做，从前已经许多人做过，他们积累了无数经验，发现出好些原理原则，这就是专门学识。
我打算做这项职业，就应该有这项专门的学识。例如我想做农吗，怎么的改良土壤，怎么的改良种子，怎么的防御水旱病虫，等等，都是前人经验有得成为学识的；我们有了这种学识，应用他来处置这些事，自然会不惑，反是则惑了。
做工、做商等等都各有他的专门学识，也是如此。我想做财政家吗，何种租税可以生出何样结果，何种公债可以生出何样结果等等，都是前人经验有得成为学识的；我们有了这种学识，应用他来处置这些事，自然会不惑，反是则惑了。教育家、军事家等等，都各有他的专门学说，也是如此。
我们在高等以上学校所求的知识，就是这一类。但专靠这种常识和学识就够吗？还不能。宇宙和人生是活的不是呆的，我们每日碰见的事理是复杂的变化的，不是单纯的刻板的，倘若我们只是学过这一件，才懂这一件，那么，碰着一件没有学过的事来到跟前，便手忙脚乱了。
所以还要养成总体的智慧，才能有根本的判断力。
这种总的智慧如何才能养成呢？第一件，要把我们向来粗浮的脑筋着实磨炼他，叫他变成细密而且踏实。那么，无论遇着如何繁难的事，我都可以彻头彻尾想清楚他的条理，自然不至于惑了。
第二件，要把我们向来浑浊的脑筋，着实将养他，叫他变成清明。那么，一件事理到跟前，我才能很从容很莹澈的去判断他，自然不至于惑了。以上所说常识学识和总体的智慧，都是知育的要件，目的是教人做到“知者不惑”。
03
怎么样才能不忧呢？
为什么仁者便会不忧呢？想明白这个道理，先要知道中国先哲的人生观是怎么样。
“仁”之一字，儒家人生观的全体大用都包在里头。“仁”到底是什么？很难用言语说明，勉强下个解释，可以说是：“普遍人格之实现。”孔子说：“仁者人也。”意思是说人格完成就叫做“仁”。
但我们要知道，人格不是单独一个人可以表现的，要从人和人的关系上来看。所以“仁”字从二人，郑康成解他做“相人偶”。总而言之，要彼此交感互发，成为一体，然后我的人格才能实现。所以我们若不讲人格主义，那便无话可说；讲到这个主义，当然归宿到普遍人格。
换句话说，宇宙即是人生，人生即是宇宙，我们的人格，和宇宙无二区别，体验得这个道理，就叫做“仁者”。然则这种仁者为什么就会不忧呢？大凡忧之所从来，不外两端，一曰忧成败，二曰忧得失。我们得着“仁”的人生观，就不会忧成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宇宙和人生是永远不会圆满的，所以《易经》六十四卦，始“乾”而终“未济”。正为在这永远不会圆满的宇宙中，才永远容得我们创造进化。
我们所做的事，不过在宇宙进化几万万里的长途中，往前挪一寸，两寸，那里配说成功呢？然则不做怎么样呢？不做便连这一寸都不往前挪，那可真是失败了。
“仁者”看透这种道理，信得过只有不做事才算失败，肯做事便不会失败。所以《易经》说：“君子以自强不息。”换一方面来看，他们又信得过凡事不会成功的几万万里路挪了一两寸，算成功吗？所以《论语》：“知其不可而为之。”你想，有这种人生观的人，还有什么成败可忧呢？
再者，我们得着“仁”的人生观，便不会忧得失。为什么呢？因为认定这件东西是我的，才有得失之可言。连人格都不是单独存在，不能明确的画出这一部分是我的，那一部分是人家的，然则哪里有东西可以为我们所得？既已没有东西为我所得，当然也没有东西为我所失。
我只是为学问而学问，为劳动而劳动，并不是拿学问劳动等做手段来达某种目的——可以为我们“所得”得。所以老子说：“生而不有，为而不恃。”“既以为人已愈有，既以与人已愈多。”你想，有这种人生观的人，还有什么得失可忧呢？总而言之，有了这种人生观，自然会觉得“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自然会“无人而不自得”。他的生活，纯然是趣味化艺术化。这是最高的情感教育，目的教人做到“仁者不忧”。
04
怎么样才能不惧呢？
有了不惑不忧功夫，惧当然会减少许多了。但这是属于意志方面的事。一个人若是意志力薄弱，便会有丰富的智识，临时也会用不着，便有优美的情操，临时也会变了卦。
然则，意志怎么会才坚强呢？头一件须要心地光明，孟子说：“浩然之气，至大至刚。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又说：“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
俗话说得好：“生平不作亏心事，夜半敲门心不惊。”一个人要保持勇气，须要从一切行为可以公开做起，这是第一着。第二件要不为劣等欲望之所牵制。
《论语》记：子曰：“吾未见刚者。”或对曰伸枨。子曰：“枨也欲，焉刚。”一被物质上无聊得嗜欲东拉西扯，那么百炼成刚也会变成绕指柔了。总之，一个人的意志，由刚强变为薄弱极易，由薄弱返到刚强极难。一个人有了意志薄弱的毛病，这个人可就完了。
自己作不起自己的主，还有什么事可做？受别人压制，做别人奴隶，自己只要肯奋斗，终必能恢复自由。自己的意志做了自己情欲的奴隶，那么，真是万劫沉沦，永无恢复自由的余地，终身畏首畏尾，成了个可怜人了。
孔子说：“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我老实告诉诸君说罢，做人不做到如此，决不会成一个人。但做到如此真是不容易，非时时刻刻做磨炼意志的功夫不可，意志磨炼得到家，自然是看着自己应做得事，一点不迟疑，扛起来便做，“虽千万人吾往矣。”这样才算顶天立地做一世人，绝不会有藏头躲尾左支右绌的丑态。这便是意育的目的，要教人做到“勇者不惧”。
05
我们拿这三件事作做人的标准，请诸君想想，我自己现时做到哪一件——哪一件稍微有一点把握。倘若连一件都不能做到，连一点把握都没有，嗳哟!那可真危险了，你将来做人恐怕做不成。讲到学校里的教育吗，第二层的情育，第三层的意育，可以说完全没有，剩下的只有第一层的知育。就算知育罢，又只有所谓常识和学识，至于我所讲的总体智慧靠来养成根本判断力的，却是一点儿也没有。
这种“贩卖知识杂货店”的教育，把他前途想下去，真令人不寒而栗！现在这种教育，一时又改革不来，我们可爱的青年，除了他更没有可以受教育的地方。诸君啊!你到底还要做人不要?你要知道危险呀，非你自己抖擞精神方法自救，没有人救你呀！
诸君啊！你千万别要以为得些断片的智识，就算是有学问呀。我老实不客气告诉你罢；你如果做成一个人，知识自然是越多越好：你如果做不成一个人，知识却是越多越坏。
你不信吗？试想想全国人所唾骂的卖国贼某人某人，是有智识的呀，还是没有智识的呢？试想想全国人所痛恨的官僚政客——专门助军阀作恶鱼肉良民的人，是有智识的呀，还是没有智识的呢？诸君须知道啊，这些人当十几年前在学校的时代，意气横历，天真烂漫，何尝不和诸君一样?为什么就会堕落到这样的田地呀？
屈原说：“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天下最伤心的事，莫过于看着一群好好的青年，一步一步的往坏路上走。诸君猛醒啊!现在你所厌所恨的人，就是你前车之鉴了。
诸君啊！你现在怀疑吗？沉闷吗？悲哀痛苦吗？觉得外边的压迫你不能抵抗吗？我告诉你：你怀疑和沉闷，便是你因不知才会惑；你悲哀痛苦，便是你因不仁才会忧；你觉得你不能抵抗外界的压迫，便是你因不勇才有惧。这都是你的知、情、意未经过修养磨炼，所以还未成个人。我盼望你有痛切的自觉啊!有了自觉，自然会成功。那么，学校之外，当然有许多学问，读一卷经，翻一不史，到处都可以发现诸君的良师呀！
诸君啊，醒醒罢！养足你的根本智慧，体验出你的人格人生观，保护好你的自由意志。你成人不成人，就看这几年哩！
做一个不惑、不忧、不惧的完整的人
01
如果我问诸君，“为什么进学校？”
我想人人都会众口一词的答道：“为的是求学问”。
再问：“你为什么要求学问？”“你想学些什么？”恐怕各人的答案就很不相同，或者竟自答不出来了。
诸君啊！我替你们回答一句罢：“为的是学做人。”
你在学校里头学的什么数学、几何、物理、化学、生理、心理、历史、地理、国文、英语，乃至什么哲学、文学、科学、政治、法律、经济、教育、农业、工业、商业等等，不过是做人所需的一种手段，不能说专靠这些便达到做人的目的，任凭你把这些件件学的精通，你能够成个人不成个人还是个问题。
孔子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所以教育应分为知育、情育、意育三方面——现在讲的智育、德育、体育，不对，德育范围太笼统，体育范围太狭隘——知育要教到人不惑，情育要教到人不忧，意育要教到人不惧。教育家教育学生，应该以这三件为究竟，我们自动的自己教育自己，也应该以这三件为究竟。
02
怎么样才能不惑呢？最要紧的是养成我们的判断力。想要养成判断力，第一步，最少须有相当的常识，进一步，对于自己要做的事须有专门智识，再进一步，还要有遇事能断的智慧。
假如一个人连常识都没有，听见打雷，说是雷公发威，看见月蚀，说是蛤蟆贪嘴。那么，一定闹到什么事都没有主意，碰到一点疑难问题，就靠求神问卜看相算命去解决，真所谓“大惑不解”，成了最可怜的人了。学校里小学中学所教，就是要人有了许多基本的知识，免得凡事都暗中摸索。
但仅仅有点常识还不够，我们做人，总要各有一件专门职业。这门职业，也并不是我一人破天荒去做，从前已经许多人做过，他们积累了无数经验，发现出好些原理原则，这就是专门学识。
我打算做这项职业，就应该有这项专门的学识。例如我想做农吗，怎么的改良土壤，怎么的改良种子，怎么的防御水旱病虫，等等，都是前人经验有得成为学识的；我们有了这种学识，应用他来处置这些事，自然会不惑，反是则惑了。
做工、做商等等都各有他的专门学识，也是如此。我想做财政家吗，何种租税可以生出何样结果，何种公债可以生出何样结果等等，都是前人经验有得成为学识的；我们有了这种学识，应用他来处置这些事，自然会不惑，反是则惑了。教育家、军事家等等，都各有他的专门学说，也是如此。
我们在高等以上学校所求的知识，就是这一类。但专靠这种常识和学识就够吗？还不能。宇宙和人生是活的不是呆的，我们每日碰见的事理是复杂的变化的，不是单纯的刻板的，倘若我们只是学过这一件，才懂这一件，那么，碰着一件没有学过的事来到跟前，便手忙脚乱了。
所以还要养成总体的智慧，才能有根本的判断力。
这种总的智慧如何才能养成呢？第一件，要把我们向来粗浮的脑筋着实磨炼他，叫他变成细密而且踏实。那么，无论遇着如何繁难的事，我都可以彻头彻尾想清楚他的条理，自然不至于惑了。
第二件，要把我们向来浑浊的脑筋，着实将养他，叫他变成清明。那么，一件事理到跟前，我才能很从容很莹澈的去判断他，自然不至于惑了。以上所说常识学识和总体的智慧，都是知育的要件，目的是教人做到“知者不惑”。
03
怎么样才能不忧呢？
为什么仁者便会不忧呢？想明白这个道理，先要知道中国先哲的人生观是怎么样。
“仁”之一字，儒家人生观的全体大用都包在里头。“仁”到底是什么？很难用言语说明，勉强下个解释，可以说是：“普遍人格之实现。”孔子说：“仁者人也。”意思是说人格完成就叫做“仁”。
但我们要知道，人格不是单独一个人可以表现的，要从人和人的关系上来看。所以“仁”字从二人，郑康成解他做“相人偶”。总而言之，要彼此交感互发，成为一体，然后我的人格才能实现。所以我们若不讲人格主义，那便无话可说；讲到这个主义，当然归宿到普遍人格。
换句话说，宇宙即是人生，人生即是宇宙，我们的人格，和宇宙无二区别，体验得这个道理，就叫做“仁者”。然则这种仁者为什么就会不忧呢？大凡忧之所从来，不外两端，一曰忧成败，二曰忧得失。我们得着“仁”的人生观，就不会忧成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宇宙和人生是永远不会圆满的，所以《易经》六十四卦，始“乾”而终“未济”。正为在这永远不会圆满的宇宙中，才永远容得我们创造进化。
我们所做的事，不过在宇宙进化几万万里的长途中，往前挪一寸，两寸，那里配说成功呢？然则不做怎么样呢？不做便连这一寸都不往前挪，那可真是失败了。
“仁者”看透这种道理，信得过只有不做事才算失败，肯做事便不会失败。所以《易经》说：“君子以自强不息。”换一方面来看，他们又信得过凡事不会成功的几万万里路挪了一两寸，算成功吗？所以《论语》：“知其不可而为之。”你想，有这种人生观的人，还有什么成败可忧呢？
再者，我们得着“仁”的人生观，便不会忧得失。为什么呢？因为认定这件东西是我的，才有得失之可言。连人格都不是单独存在，不能明确的画出这一部分是我的，那一部分是人家的，然则哪里有东西可以为我们所得？既已没有东西为我所得，当然也没有东西为我所失。
我只是为学问而学问，为劳动而劳动，并不是拿学问劳动等做手段来达某种目的——可以为我们“所得”得。所以老子说：“生而不有，为而不恃。”“既以为人已愈有，既以与人已愈多。”你想，有这种人生观的人，还有什么得失可忧呢？总而言之，有了这种人生观，自然会觉得“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自然会“无人而不自得”。他的生活，纯然是趣味化艺术化。这是最高的情感教育，目的教人做到“仁者不忧”。
04
怎么样才能不惧呢？
有了不惑不忧功夫，惧当然会减少许多了。但这是属于意志方面的事。一个人若是意志力薄弱，便会有丰富的智识，临时也会用不着，便有优美的情操，临时也会变了卦。
然则，意志怎么会才坚强呢？头一件须要心地光明，孟子说：“浩然之气，至大至刚。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又说：“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
俗话说得好：“生平不作亏心事，夜半敲门心不惊。”一个人要保持勇气，须要从一切行为可以公开做起，这是第一着。第二件要不为劣等欲望之所牵制。
《论语》记：子曰：“吾未见刚者。”或对曰伸枨。子曰：“枨也欲，焉刚。”一被物质上无聊得嗜欲东拉西扯，那么百炼成刚也会变成绕指柔了。总之，一个人的意志，由刚强变为薄弱极易，由薄弱返到刚强极难。一个人有了意志薄弱的毛病，这个人可就完了。
自己作不起自己的主，还有什么事可做？受别人压制，做别人奴隶，自己只要肯奋斗，终必能恢复自由。自己的意志做了自己情欲的奴隶，那么，真是万劫沉沦，永无恢复自由的余地，终身畏首畏尾，成了个可怜人了。
孔子说：“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我老实告诉诸君说罢，做人不做到如此，决不会成一个人。但做到如此真是不容易，非时时刻刻做磨炼意志的功夫不可，意志磨炼得到家，自然是看着自己应做得事，一点不迟疑，扛起来便做，“虽千万人吾往矣。”这样才算顶天立地做一世人，绝不会有藏头躲尾左支右绌的丑态。这便是意育的目的，要教人做到“勇者不惧”。
05
我们拿这三件事作做人的标准，请诸君想想，我自己现时做到哪一件——哪一件稍微有一点把握。倘若连一件都不能做到，连一点把握都没有，嗳哟!那可真危险了，你将来做人恐怕做不成。讲到学校里的教育吗，第二层的情育，第三层的意育，可以说完全没有，剩下的只有第一层的知育。就算知育罢，又只有所谓常识和学识，至于我所讲的总体智慧靠来养成根本判断力的，却是一点儿也没有。
这种“贩卖知识杂货店”的教育，把他前途想下去，真令人不寒而栗！现在这种教育，一时又改革不来，我们可爱的青年，除了他更没有可以受教育的地方。诸君啊!你到底还要做人不要?你要知道危险呀，非你自己抖擞精神方法自救，没有人救你呀！
诸君啊！你千万别要以为得些断片的智识，就算是有学问呀。我老实不客气告诉你罢；你如果做成一个人，知识自然是越多越好：你如果做不成一个人，知识却是越多越坏。
你不信吗？试想想全国人所唾骂的卖国贼某人某人，是有智识的呀，还是没有智识的呢？试想想全国人所痛恨的官僚政客——专门助军阀作恶鱼肉良民的人，是有智识的呀，还是没有智识的呢？诸君须知道啊，这些人当十几年前在学校的时代，意气横历，天真烂漫，何尝不和诸君一样?为什么就会堕落到这样的田地呀？
屈原说：“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天下最伤心的事，莫过于看着一群好好的青年，一步一步的往坏路上走。诸君猛醒啊!现在你所厌所恨的人，就是你前车之鉴了。
诸君啊！你现在怀疑吗？沉闷吗？悲哀痛苦吗？觉得外边的压迫你不能抵抗吗？我告诉你：你怀疑和沉闷，便是你因不知才会惑；你悲哀痛苦，便是你因不仁才会忧；你觉得你不能抵抗外界的压迫，便是你因不勇才有惧。这都是你的知、情、意未经过修养磨炼，所以还未成个人。我盼望你有痛切的自觉啊!有了自觉，自然会成功。那么，学校之外，当然有许多学问，读一卷经，翻一不史，到处都可以发现诸君的良师呀！
诸君啊，醒醒罢！养足你的根本智慧，体验出你的人格人生观，保护好你的自由意志。你成人不成人，就看这几年哩！
【张文茂：“人民公社”和农村现代化的历史思考】总结人民公社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对于指导我国现阶段三农问题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人民公社在我国曾经存在20多年，是新中国的一段割不断的历史，甚至在一定意义上还在影响着今天。围绕合作化和人民公社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
这些争论实际上是我国农村如何走上现代化发展道路的问题，也是整个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的不同看法。我国是一个现代化的后发国家，新中国成立以前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在这个基础上既要赶上发达国家的近、现代工业化进程，又要走社会主义道路，那么，农民问题就成为一个根本性问题。
到底是由国家帮助农民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集体化的社会主义道路，还是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自由化发展，任由农村两极分化，最后由资本改造小农的资本主义道路，一直是争论的基本线索。在实践层面，虽然经过了前后两个30年的实践探索，争论的双方也不断出现此消彼长的变化态势，但至今仍难以取得共识，甚至分歧更加尖锐化了。这里谈点不成熟的思考，供愿意以严肃负责的态度总结人民公社制度经验教训的有识之士参考、讨论。
1、合作化初期关于要不要合作化的最初争论
1951年4月，山西省委向华北局和中央写了一份《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报告，提出引导互助组向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的思路。刘少奇和华北局不同意报告的观点，认为用互助组、合作社的办法使中国农业“直接走到社会主义化是不可能的，那是一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是错误的、危险的。毛泽东知道这件事后，明确表示不赞成刘少奇和华北局的意见，并找刘少奇和华北局的薄一波、刘澜涛谈话。根据薄一波的回忆：“毛主席批评了互助组不能生长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观点和现阶段不能动摇私有基础的观点。” 薄一波认为，毛泽东说服了他们，而毛泽东说服他们的主要观点是：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的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历史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总结说：能不能在没有实现工业化、国家还不能提供大量农业机械的条件下，根据农民自愿的原则，组织和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实现农业合作化，是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当时及以后实践证明，以 土地入股、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农民比较容易接受的一种向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过渡的适当形式。在中国，即使没有大量的农业机械，但由于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统一经营，统一组织劳动力，能够合理利用土地，兴修水利，改良土壤，采用新技术等许多单干农民难以做到的事情，特别是在抗御自然灾害方面显示了自己的优越性”。
这一土地改革以后要不要引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的争论很快结束了，后来在全国掀起了农业合作化的高潮。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在一不同认识的争论中，恰恰是刘少奇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条条，坚持照搬苏联的办法，主张在国家完成工业化和有了大量的农业机械以后，“再由国家下一个命令，采取严重步骤，强行实现集体化”。而毛泽东却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通过互助组、初级社到高级社逐步过渡的办法，解决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薄一波认为“毛泽东提出一个全新的观点，突破了苏联的模式，为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走出一个新的路子”。
2、58年“左”的错误不能成为批评公社制度的根据
后来的发展，特别是从合作社到人民公社化的转变的过程中，出现了大量非理性的做法，出现了很多急于求成的“左”的倾向和形左实右的错误干扰，共产风、一平二调、浮夸风、吃食堂、急于取消商品交换、取消按劳分配、穷过渡等等，上上下下头脑不冷静，这些都是深刻的历史教训。但是，如果我们把人民公社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制度来研究，就不能仅仅停留在对58年人民公社初起时期混乱状况的批评上，而是要以体制定型以后的公社为对象。当时的很多“左”的尝试和盲目的做法，（这些极左的做法既不是毛泽东所提倡的，而且也是毛泽东最早提出加以纠正的）后来逐步被纠正了，最后形成“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和组织形式，有了人民公社60条，才成为基本定型的制度安排。研究一种制度或经济模式的优劣，不能以她不成熟阶段的特征为标准，而是应该以基本定型的特征为对象。所以，对58年“左”的错误的批评，并不能代替对人民公社制度的评判。
3、人民公社制度在历史上有重大的贡献
人民公社在历史上的贡献不容抹杀。最主要的贡献在两个方面：一是这种制度安排支持了国家建立起相对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保证了新中国靠自己的力量初步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另一个是靠这种组织起来的力量，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为解决农业问题，特别是粮食生产问题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使人民公社后期初步的、尽管是低水平的解决了8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仅就这两个方面来说，人民公社制度保证了整个国家在帝国主义封锁条件下现代化进程的真正起步，建立起现代工业基础和现代农业的物质技术基础。人民公社时期是值得中国人骄傲的历史时期。就像一个贫困落后家庭的创业初期，不靠偷、不靠抢，完全靠自己的艰苦奋斗，勒紧裤带，省吃简用，积累了自己的家业，奠定了发展的基础。简单化地讽刺挖苦这一时期的落后和贫困，试图完全抹黑、否定这段历史，是缺乏起码的公正和严肃的态度。当然，如果要全面总结人民公社的历史，其贡献也决不仅这两个方面。当然，从发展的角度看，人民公社在体制、组织、分配和管理等方面也确有需要改革、完善和不断创新的问题。
4、人民公社的制度安排决不是仅仅针对农业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后，从农村的角度看，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和制度安排，都是要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现代化发展问题。而这些问题中首要的是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问题。因为先解决吃饭问题是整个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所以，人民公社在一定时期坚持“以粮为纲”的方针没有什么不对。但是，从更长的历史发展角度看，农村的现代化发展又绝不是仅仅解决粮食生产问题，更本质的问题是农村的工业化和农民的产业转移问题，是产业结构的根本变革，即“全面发展”的问题，而这种发展的本质是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并且，农业的现代化也只有在这一整体的发展中才能真正解决。这里其实是国家的、城市的工业化和一个农村的、人民公社的工业化及其相互关系的问题。这是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有发展的阶段性。这种阶段性决定了人民公社的第一步必需先解决粮食生产问题，解决全国人民的吃饭和温饱问题。所以，要先靠农民组织起来进行农业基本建设，提高农业的生产水平。所以，毛泽东非常赞赏大寨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只有靠这种精神，才能实现人民公社先搞好农业、先支持国家的工业化建设的初期阶段的历史任务。在这个问题基本解决以后，人民公社必然要进入多种经营和农村产业结构变革的发展阶段，进入人民公社自身的工业化发展阶段，也是人民公社的工业化和国家的工业化共同发展阶段。通过公社工业化的发展，农村实现产业分化和劳动力的非农产业转移，同时又靠公社工业化发展的成果反哺农业，进一步带动农业的现代化，进而带动农村的城镇化社会转型，并最终实现城乡经济和社会的一体化和协调发展。所以，对人民公社制度的研究，必须将其放在中国农村必然要经历一个工业化的产业革命过程这样一个客观的大趋势下来考察，而不能仅仅将其放在农业的范畴内去考察，不能将人民公社仅仅作为一个农业的集体化组织来认识。把人民公社仅仅看成是“农业的集体经济组织”，是一个严重的理论误区。很多否定人民公社制度的“学者”、“专家”们，都是只拿“农业”问题来说事，说农业是如何地适应家庭经营，不适应集体化等等，人们就跟着跳进这样的思维陷阱，还以为是多大的理论创新。这种肤浅的认识，是先把人民公社仅仅归结为农业的体制，再批判这种体制对农业的如何不适应。而持不同意见的人们也没有看出这一理论的误导性在那里，没有看到人民公社的真正的历史使命是完成农村产业革命即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体制安排，却同样立足于在农业问题的范围内讨论人民公社。所以，在否定人民公社的舆论面前就显得更加苍白无力，使支持人民公社的舆论完全丧失了反驳的空间和力量。试想，人民公社真的能够在传统农业经济的基础上长期存在吗？如果人民公社的经济基础就是农业经济，那么，这又与刘少奇批评过的“农业的社会主义”有什么区别？谁能证明农业生产过程需要组建类似一个乡镇这么大规模的组织形式是合理的、高效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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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公社在我国曾经存在20多年，是新中国的一段割不断的历史，甚至在一定意义上还在影响着今天。围绕合作化和人民公社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
这些争论实际上是我国农村如何走上现代化发展道路的问题，也是整个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的不同看法。我国是一个现代化的后发国家，新中国成立以前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在这个基础上既要赶上发达国家的近、现代工业化进程，又要走社会主义道路，那么，农民问题就成为一个根本性问题。
到底是由国家帮助农民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集体化的社会主义道路，还是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自由化发展，任由农村两极分化，最后由资本改造小农的资本主义道路，一直是争论的基本线索。在实践层面，虽然经过了前后两个30年的实践探索，争论的双方也不断出现此消彼长的变化态势，但至今仍难以取得共识，甚至分歧更加尖锐化了。这里谈点不成熟的思考，供愿意以严肃负责的态度总结人民公社制度经验教训的有识之士参考、讨论。
1、合作化初期关于要不要合作化的最初争论
1951年4月，山西省委向华北局和中央写了一份《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报告，提出引导互助组向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的思路。刘少奇和华北局不同意报告的观点，认为用互助组、合作社的办法使中国农业“直接走到社会主义化是不可能的，那是一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是错误的、危险的。毛泽东知道这件事后，明确表示不赞成刘少奇和华北局的意见，并找刘少奇和华北局的薄一波、刘澜涛谈话。根据薄一波的回忆：“毛主席批评了互助组不能生长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观点和现阶段不能动摇私有基础的观点。” 薄一波认为，毛泽东说服了他们，而毛泽东说服他们的主要观点是：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的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历史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总结说：能不能在没有实现工业化、国家还不能提供大量农业机械的条件下，根据农民自愿的原则，组织和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实现农业合作化，是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当时及以后实践证明，以 土地入股、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农民比较容易接受的一种向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过渡的适当形式。在中国，即使没有大量的农业机械，但由于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统一经营，统一组织劳动力，能够合理利用土地，兴修水利，改良土壤，采用新技术等许多单干农民难以做到的事情，特别是在抗御自然灾害方面显示了自己的优越性”。
这一土地改革以后要不要引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的争论很快结束了，后来在全国掀起了农业合作化的高潮。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在一不同认识的争论中，恰恰是刘少奇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条条，坚持照搬苏联的办法，主张在国家完成工业化和有了大量的农业机械以后，“再由国家下一个命令，采取严重步骤，强行实现集体化”。而毛泽东却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通过互助组、初级社到高级社逐步过渡的办法，解决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薄一波认为“毛泽东提出一个全新的观点，突破了苏联的模式，为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走出一个新的路子”。
2、58年“左”的错误不能成为批评公社制度的根据
后来的发展，特别是从合作社到人民公社化的转变的过程中，出现了大量非理性的做法，出现了很多急于求成的“左”的倾向和形左实右的错误干扰，共产风、一平二调、浮夸风、吃食堂、急于取消商品交换、取消按劳分配、穷过渡等等，上上下下头脑不冷静，这些都是深刻的历史教训。但是，如果我们把人民公社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制度来研究，就不能仅仅停留在对58年人民公社初起时期混乱状况的批评上，而是要以体制定型以后的公社为对象。当时的很多“左”的尝试和盲目的做法，（这些极左的做法既不是毛泽东所提倡的，而且也是毛泽东最早提出加以纠正的）后来逐步被纠正了，最后形成“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和组织形式，有了人民公社60条，才成为基本定型的制度安排。研究一种制度或经济模式的优劣，不能以她不成熟阶段的特征为标准，而是应该以基本定型的特征为对象。所以，对58年“左”的错误的批评，并不能代替对人民公社制度的评判。
3、人民公社制度在历史上有重大的贡献
人民公社在历史上的贡献不容抹杀。最主要的贡献在两个方面：一是这种制度安排支持了国家建立起相对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保证了新中国靠自己的力量初步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另一个是靠这种组织起来的力量，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为解决农业问题，特别是粮食生产问题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使人民公社后期初步的、尽管是低水平的解决了8亿人口的吃饭问题。仅就这两个方面来说，人民公社制度保证了整个国家在帝国主义封锁条件下现代化进程的真正起步，建立起现代工业基础和现代农业的物质技术基础。人民公社时期是值得中国人骄傲的历史时期。就像一个贫困落后家庭的创业初期，不靠偷、不靠抢，完全靠自己的艰苦奋斗，勒紧裤带，省吃简用，积累了自己的家业，奠定了发展的基础。简单化地讽刺挖苦这一时期的落后和贫困，试图完全抹黑、否定这段历史，是缺乏起码的公正和严肃的态度。当然，如果要全面总结人民公社的历史，其贡献也决不仅这两个方面。当然，从发展的角度看，人民公社在体制、组织、分配和管理等方面也确有需要改革、完善和不断创新的问题。
4、人民公社的制度安排决不是仅仅针对农业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后，从农村的角度看，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和制度安排，都是要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现代化发展问题。而这些问题中首要的是农业、特别是粮食生产问题。因为先解决吃饭问题是整个国家现代化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所以，人民公社在一定时期坚持“以粮为纲”的方针没有什么不对。但是，从更长的历史发展角度看，农村的现代化发展又绝不是仅仅解决粮食生产问题，更本质的问题是农村的工业化和农民的产业转移问题，是产业结构的根本变革，即“全面发展”的问题，而这种发展的本质是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并且，农业的现代化也只有在这一整体的发展中才能真正解决。这里其实是国家的、城市的工业化和一个农村的、人民公社的工业化及其相互关系的问题。这是一个较长的发展过程，有发展的阶段性。这种阶段性决定了人民公社的第一步必需先解决粮食生产问题，解决全国人民的吃饭和温饱问题。所以，要先靠农民组织起来进行农业基本建设，提高农业的生产水平。所以，毛泽东非常赞赏大寨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只有靠这种精神，才能实现人民公社先搞好农业、先支持国家的工业化建设的初期阶段的历史任务。在这个问题基本解决以后，人民公社必然要进入多种经营和农村产业结构变革的发展阶段，进入人民公社自身的工业化发展阶段，也是人民公社的工业化和国家的工业化共同发展阶段。通过公社工业化的发展，农村实现产业分化和劳动力的非农产业转移，同时又靠公社工业化发展的成果反哺农业，进一步带动农业的现代化，进而带动农村的城镇化社会转型，并最终实现城乡经济和社会的一体化和协调发展。所以，对人民公社制度的研究，必须将其放在中国农村必然要经历一个工业化的产业革命过程这样一个客观的大趋势下来考察，而不能仅仅将其放在农业的范畴内去考察，不能将人民公社仅仅作为一个农业的集体化组织来认识。把人民公社仅仅看成是“农业的集体经济组织”，是一个严重的理论误区。很多否定人民公社制度的“学者”、“专家”们，都是只拿“农业”问题来说事，说农业是如何地适应家庭经营，不适应集体化等等，人们就跟着跳进这样的思维陷阱，还以为是多大的理论创新。这种肤浅的认识，是先把人民公社仅仅归结为农业的体制，再批判这种体制对农业的如何不适应。而持不同意见的人们也没有看出这一理论的误导性在那里，没有看到人民公社的真正的历史使命是完成农村产业革命即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体制安排，却同样立足于在农业问题的范围内讨论人民公社。所以，在否定人民公社的舆论面前就显得更加苍白无力，使支持人民公社的舆论完全丧失了反驳的空间和力量。试想，人民公社真的能够在传统农业经济的基础上长期存在吗？如果人民公社的经济基础就是农业经济，那么，这又与刘少奇批评过的“农业的社会主义”有什么区别？谁能证明农业生产过程需要组建类似一个乡镇这么大规模的组织形式是合理的、高效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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