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在九十年代:最后的辉煌(一)

当时代的巨轮碾压过20世纪最后一个十年的门槛时，喧嚣欢腾的市场经济狂潮呼啸而至，裹挟着数以亿计中国人民前所未有的致富梦想，一起汇聚成20世纪末中国社会复杂多面、生机勃勃、机遇与风险并存、辉煌与狞恶交织的生态。地处古都西安的陕西作协，在现代经济大潮冲击下，愈发显得境遇尴尬。路遥的文友、作家李天芳在回忆文章《财富》中写到了路遥为代表的作家们的生存困境:

不管作家们如何钟情于改革，如何欢呼它、颂扬它，但当它的脚步日渐逼近真正到来之际，灵魂工程师首先感到的还是它对自己的挑战。报纸上见天见日披露的住房改革、教育改革、公费医疗制度改革等等，一样一件都在说明社会主义大锅饭是吃不成了，要你自己掏腰包。而这一切对所有人则一律平等，它不因为你是作家，你曾为它讲过一大箩筐的好话，你就可以少给一个铜板。作为刚刚步入中年的路遥，上有高堂健在，下有未成年的子女，他可能比谁都更加敏锐地意识到生存的挑战和未来的负担。那天他带着明显的焦虑又不失他惯常的幽默对我说:“把他的，咱们从小就知道喊依靠组织依靠党，党好像灵醒了，眼看着依靠不成哩!”

我笑道:“党早该灵醒了，这么沉重的包袱谁能背下去？再背下去更不得了!”

不知是因为我的附和，还是他思路的跳跃，他一下从沙发上坐起，不安地说:“不行，咱们得赚点钱，要不，哪一天就像独联体那些文化人一样，全都成了最穷的人!”

不是他有意装穷，有意隐瞒经济情报，实在是收入有限，支出无穷。钱需要一把一把地花，文章却得一个个字地写。他仿佛有一个永远填不满的坑。远在陕北山村的两个家，四个生身父母和养父母，还有众多的兄弟姊妹，都需要他一一帮扶和赡养。远亲近邻，七姑八舅，哪个乡下人遇到难处，能不向他伸手?在城里他还有他的小家，他又极不善于精打细算，计划经济。
“金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
他不止一次调侃着这句流行语。关于如何赚钱以适应社会的变化，他脑子里的设想像小说构思一样，一串一串的。时而是开家大餐厅，时而是搞个运输队，时而又想在黄土高原办个牧场……务虚少说也务了两三年，但无论他还是我，还是我们大院的其他人，总不见有谁迈出去一步。

1991年3月路遥荣膺茅盾文学奖的辉光刚散去，至高无上的文学殊荣只给作家带来五千元的奖金，这对切实改善他的生活环境没有多大助益。同年冬天，路遥应约写作创作随笔《早晨从中午开始》，次年春天完稿。这部用六万多文字谱写出的英雄交响曲，倾注了路遥的激情、思考和心血，成为路遥的作品里当之无愧的绝响。同时，这部绝笔之作也给路遥带来了优渥的稿酬。即便这样，路遥的经济状况依然是入不敷出，他似乎永远拼尽全力拉拽着一辆负重的大车，一声不响地低头向前艰难爬坡，只是到了生命力量接近耗尽的时候，他才悲怆而无助地倒在了路上。

　二岁，住在重庆，那地方有个好听的名字，叫金刚玻，记忆就从那里开始。似乎自己的头特别大，老是走不稳，却又爱走，所以总是跌跤，但因长得圆滚倒也没受伤。她常常从山坡上滚下去，家人找不到她的时候就不免要到附近草丛里拨拨看，但这种跌跤对小女孩来说，差不多是一种诡秘的神奇经验。

　　有时候她跌进一片森林，也许不是森林只是灌木丛，但对小女孩来说却是森林，有时她跌跌撞撞滚到池边，静静的池塘边一个人也没有，她发现了一种“好大好大蓝色的花”，她说给家人听，大家都笑笑，不予相信，那秘密因此封缄了十几年。

　　直到她上了师大，有一次到阳明山写生，忽然在池边又看到那种花，象重逢了前世的友人，她急忙跑去问林玉山教授，教授回答说是“鸢尾花”，可是就在那一刹那，一个持续了十几年的幻象忽然消灭了。那种花从梦里走到现实里来。它从此只是一个有名有姓有谱可查的规规矩矩的花，而不再是小女孩记忆里好大好大几乎用仰角才能去看的蓝花了。

　　如何一个小孩能在一个普普通通的池塘边窥见一朵花的天机，那其间有什么神秘的召唤？三十六年过去，她仍然惴惶不安的走过今春的白茶花，美，一直对她有一种蛊惑力。

　　如果说，那种被蛊惑的遗传特质早就潜伏在她母亲身上，也是对的。一九四九，世难如涨潮，她仓促走避，财物中她撇下了家传宗教中的重要财物“舍利子”，却把新做不久的大窗帘带着，那窗帘据席慕蓉回忆起来，十分美丽，初到台湾，母亲把它张挂起来，小女孩每次睡觉都眷眷不舍的盯着看，也许窗帘是比舍利子更为宗教更为庄严的，如果它那玫瑰图案的花边，能令一个小孩久久感动的话。

　　

#总在记忆里[超话]#
孩子
你似乎有什么话要跟爸爸说
好几次都听见你的声音
不知梦中还是现实中
以前的夜转瞬即逝
如今显得很漫长
经常醒来、情不自禁
悲从中来
回忆有你在的时光
若你还在人世
已是13岁少年
每逢周末
我们一家人总是去远足
你和弟弟在林中奔跑
如今只剩我们仨
#宋昊然大画家[超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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