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这个星球上过着一种非凡的生活，我利用奇思异想和物理定律穿越宇宙。我到过银河系最远处，旅行进入过黑洞，还返回过时间的起点。在这个地球上，我经历了高峰和低谷、动荡与安宁、成功和痛苦。我遭遇贫穷，享用富裕，我既受到赞扬，也受到批评，但从未被忽视过。曾经矫健，又身患残疾。通过我的研究，我非常荣幸地能够为人类对宇宙的理解做出贡献。但如果宇宙中不存在我所爱且爱我的人，那的确会是一个空虚的宇宙。没有他们，它的一切奇迹都对我毫无意义。”《十问;霍金沉思录》
1
何怀宏：我们可以欣赏文明之光，但也要警惕文明之殇。我们要努力让人类享其文明的“天年”。
我会着力去研究和总结人性的问题，尤其是“人性论”的基础。这个比较像是康德当时的一个思想进路，他在《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里讨论人可以知道什么、可以希望什么、可以做什么这些根本性的命题，但后来在《逻辑学讲义》里，他还是回到了一个更为优先的问题：人是什么？其实最底层的问题会是人性的问题，这是很多大问题的基础。我希望发现一些“被掩盖”甚至“被掩埋”的思想者。
2
何怀宏：现代性的问题难以通过现代化本身来解决。我们曾经笃信随着物质、科技的繁荣，人类的道德也能随着一并完善，但今天看来似乎也并不如此。物质足够后，我们还会去追求更多的物质，难以发生向精神和道德的转向，似乎多少都不算“够”。此外，今天我们的世界似乎并没有逐渐朝着一个更团结的方向走，而是变得更分裂，人们的精神世界也变得更焦虑，一些智能技术的威胁也在隐隐出现，这种单向度的进步越来越值得我们反思。
3
何怀宏：年轻的时候当然也有过很浪漫、很憧憬的时候，但那的确是很年轻的时候，是在接触底层之前的中学时代。后来走向学术，总体上我的思想基调一直都是追求平衡、温和、中道的。包括我自己的早些年做的比较多的翻译，我翻译了自由主义的左翼罗尔斯，也翻译了自由主义的右翼诺齐克，翻译了专心注意善好的《沉思录》，也翻译了拉罗什福科的揭示不道德动机的《道德箴言录》。我想这个可能和后来的长期底层生活相关，当你对人性的认识深入一些后，就会发现人可能不那么容易改变。
4
何怀宏：恰巧就是这些看起来思想气质并不相同的著作都能吸引我，当时我对它们都有非常强烈的兴趣。但是现在回过头去看，发现整个翻译的过程自然地体现了这种平衡感。
5
何怀宏：我对罗尔斯的态度也慢慢有一些变化。比如我觉得他的两个正义原则里并没有给予“生命”优先的、独立的地位。当然，他可能会觉得生命原则已经包含在这两个原则里面了。但我认为如果不把生命原则单独提出来，有时候是会有问题的——比如经济平等与自由原则和生命原则可能会冲突。当它们冲突的时候，一种价值的排序就很重要：生命是不是应该被看作最优先？
新京报：在很多评论家眼中，似乎你说的这两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何怀宏：是有联系，但其中可能需要区分重要性和紧迫性。首要的是生命不会被剥夺和侵害，这是社会第一需要考虑的，其次是生命的维系和供养，它涉及经济物质的生活条件。这些都是生命原则的题中应有之义。尽管现在物质发达了，但我们还是应该首先注重保障每个人都具备一种基本的生活条件，但至于说每个人都应该过一种“均富”的生活，这属于福利平等原则，它应该居于生命和自由原则之后。我们今天理解的平等很多是福利平等、经济平等，但首要的还应该是生命的平等。
6
何怀宏：查尔斯·泰勒是提供了身份政治的思想资源的。要求“承认”首先是包含了要求正名或者说好名声的。但也有一些人希望在这个运动中成为风云人物。你会发现，在许多成功的运动中，最后其实都是这个群体中的少数“精英”（他们当然自己不承认是“精英”）出名和获益，而这个群体本身的状况并没有得到实质上的改善。
7
何怀宏：我还是很喜欢中国的哲学家，比如孔子。主要还是欣赏他的温和、平和、中道、平衡，而且他也不那么形而上学——这点也很重要，他的思想贴近现实和尊重人性。
8
知识分子还是应该警惕不要太过于急切地希望自己的观念能指导现世的实践。太急切的话，就会努力去寻找自己和权力的共同点，但有可能就找错了，成为悲剧或笑话。
9
何怀宏：“温和”是肯定的，选择这种立场往往就意味着你会遭遇来自各方的质疑，同时也会被推到时代的边缘。但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有一种坚定，“温和的坚定”。坚信对的东西而非一时影响最大的东西。
10
何怀宏：“中道”和“没有立场”是容易混淆的。我觉得中道恰恰需要一种理性的执着，前提是你得深入了解不同的立场，并拥有一种辨识的能力，这和完全没有任何立场、随波逐流有大的差别。换言之，我们需要去识别“真正的中道”。而且其实坚持真正的中道也需要定力，否则你也很容易跟风，当一个墙头草。就像我之前说的，时代的标准会发生位移，有人昨天说你进步，今天说你保守，没有我自己的判断，就容易陷入一种迷茫。
https://t.cn/A6o6znVU
何怀宏：我们可以欣赏文明之光，但也要警惕文明之殇。我们要努力让人类享其文明的“天年”。
我会着力去研究和总结人性的问题，尤其是“人性论”的基础。这个比较像是康德当时的一个思想进路，他在《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里讨论人可以知道什么、可以希望什么、可以做什么这些根本性的命题，但后来在《逻辑学讲义》里，他还是回到了一个更为优先的问题：人是什么？其实最底层的问题会是人性的问题，这是很多大问题的基础。我希望发现一些“被掩盖”甚至“被掩埋”的思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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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怀宏：现代性的问题难以通过现代化本身来解决。我们曾经笃信随着物质、科技的繁荣，人类的道德也能随着一并完善，但今天看来似乎也并不如此。物质足够后，我们还会去追求更多的物质，难以发生向精神和道德的转向，似乎多少都不算“够”。此外，今天我们的世界似乎并没有逐渐朝着一个更团结的方向走，而是变得更分裂，人们的精神世界也变得更焦虑，一些智能技术的威胁也在隐隐出现，这种单向度的进步越来越值得我们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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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怀宏：年轻的时候当然也有过很浪漫、很憧憬的时候，但那的确是很年轻的时候，是在接触底层之前的中学时代。后来走向学术，总体上我的思想基调一直都是追求平衡、温和、中道的。包括我自己的早些年做的比较多的翻译，我翻译了自由主义的左翼罗尔斯，也翻译了自由主义的右翼诺齐克，翻译了专心注意善好的《沉思录》，也翻译了拉罗什福科的揭示不道德动机的《道德箴言录》。我想这个可能和后来的长期底层生活相关，当你对人性的认识深入一些后，就会发现人可能不那么容易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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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怀宏：恰巧就是这些看起来思想气质并不相同的著作都能吸引我，当时我对它们都有非常强烈的兴趣。但是现在回过头去看，发现整个翻译的过程自然地体现了这种平衡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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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怀宏：我对罗尔斯的态度也慢慢有一些变化。比如我觉得他的两个正义原则里并没有给予“生命”优先的、独立的地位。当然，他可能会觉得生命原则已经包含在这两个原则里面了。但我认为如果不把生命原则单独提出来，有时候是会有问题的——比如经济平等与自由原则和生命原则可能会冲突。当它们冲突的时候，一种价值的排序就很重要：生命是不是应该被看作最优先？
新京报：在很多评论家眼中，似乎你说的这两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何怀宏：是有联系，但其中可能需要区分重要性和紧迫性。首要的是生命不会被剥夺和侵害，这是社会第一需要考虑的，其次是生命的维系和供养，它涉及经济物质的生活条件。这些都是生命原则的题中应有之义。尽管现在物质发达了，但我们还是应该首先注重保障每个人都具备一种基本的生活条件，但至于说每个人都应该过一种“均富”的生活，这属于福利平等原则，它应该居于生命和自由原则之后。我们今天理解的平等很多是福利平等、经济平等，但首要的还应该是生命的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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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怀宏：查尔斯·泰勒是提供了身份政治的思想资源的。要求“承认”首先是包含了要求正名或者说好名声的。但也有一些人希望在这个运动中成为风云人物。你会发现，在许多成功的运动中，最后其实都是这个群体中的少数“精英”（他们当然自己不承认是“精英”）出名和获益，而这个群体本身的状况并没有得到实质上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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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怀宏：我还是很喜欢中国的哲学家，比如孔子。主要还是欣赏他的温和、平和、中道、平衡，而且他也不那么形而上学——这点也很重要，他的思想贴近现实和尊重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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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还是应该警惕不要太过于急切地希望自己的观念能指导现世的实践。太急切的话，就会努力去寻找自己和权力的共同点，但有可能就找错了，成为悲剧或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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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怀宏：“温和”是肯定的，选择这种立场往往就意味着你会遭遇来自各方的质疑，同时也会被推到时代的边缘。但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有一种坚定，“温和的坚定”。坚信对的东西而非一时影响最大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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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怀宏：“中道”和“没有立场”是容易混淆的。我觉得中道恰恰需要一种理性的执着，前提是你得深入了解不同的立场，并拥有一种辨识的能力，这和完全没有任何立场、随波逐流有大的差别。换言之，我们需要去识别“真正的中道”。而且其实坚持真正的中道也需要定力，否则你也很容易跟风，当一个墙头草。就像我之前说的，时代的标准会发生位移，有人昨天说你进步，今天说你保守，没有我自己的判断，就容易陷入一种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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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到深处是中庸》：女人一矫情，年轻的男人先是不知所措，继而抓狂。关键是男人没有耐心总哄着女人玩儿，所以一到中年时，男人们就宁愿手里有珠儿、有串儿，去盘物件儿去了，为什么呢？因为手里的玩意儿听话，擦它，它就亮；盘它，它就有神采。不像女人总叽叽歪歪，弄不清她到底要啥。这时的女人呢，就从先前的任性和不逊变成了怨，因怨，还得了病。其实呢，矫情不怕，就是要有度，而且女人还得会撒娇。总之，no作，no die。多看看我的《生命沉思录》就明白了。
周末快乐啊！快手上讲胃经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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