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存的道教官印、名号印、法印是道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传世无多，且较难识别。现介绍洛阳发现的两件颇为罕见而具有明显时代文化特征的中国古代道教法印。
一、“黄神”印
“黄神”一词，始见于先秦、多见于两汉文献，指黄帝。《淮南子·览冥训》云：“西老折胜，黄神啸吟。”高诱注：“黄帝之神，伤道之衰，故啸吟而长叹也。”①班固《幽通赋》云：“黄神邈而靡质兮，仪遗谶以臆对。”应劭曰：“黄，黄帝也，作占梦书。邈，远也。言黄神邈远，无所质问，依其遗谶文，以胸臆为对也。”②黄帝为五天帝之一，中央之神。《礼记·月令》云：“中央土，其日戊己，其帝黄帝，其神后土。”郑玄注：“此黄精之君，土官之神，自古以来，著德立功者也。”③
道教以“黄神”为具备无限法力之神，将“黄神”之形象、文辞雕刻入印，随身佩带守护其身，辟邪降魔，消灾解厄，或称之为厌胜印。《抱朴子》云：“或问：‘为道者多在山林，山林多虎狼之害也，何以辟之?’抱朴子曰：‘古之人入山者，皆佩黄神越章之印，其广四寸，其字一百二十，以封泥著所住之四方各百步，则虎狼不敢近其内也。行见新虎迹，以印顺印之，虎即去；以印逆印之，虎即还；带此印以行山林，亦不畏虎狼也。不但只辟虎狼，若有山川社庙血食恶神能作福祸者，以印封泥断其道路，则不复能神矣。’”④且举例说，道士以“黄神越章”封泥掷潭降大鼋为民除害的故事。
黄神类印章２２方⑤，印面文字少则２字，多则５字。其中为“黄神”者４方：刘喜海《长安获古编》卷上著录泥印１方，郭裕之《续齐鲁古封印攥》封泥１方，西北大学历史系藏红陶印１方，陕西历史博物馆藏陶印１方。印章形体较小，使用通行文字，这是汉代道教法印特点。著者对印章详加考证后认为，“法印实物资料都是铜印，还没有发现铜以外的材料，一部份封泥虽被人们称之为泥印或陶印，但其实都是块形的封简用的钤压印文的封泥，并非法印实物本身。这一特征是在沿袭古代官印用料的基础上形成的”。而洛阳发现的这枚红陶印，通体作卧虎形，昂首短项，张口露齿，凹腰鼓臀，腹钻透孔，长２．７厘米、宽１．４厘米、高１．８厘米。底外鼓，略近长方形，面有阳文隶书“黄神”，周饰窄边，下部略残。这是我们首次见到的立体雕刻的黄神印形象，从雕刻风格和书法字体上看，这是件东汉时期的遗物。
汉代巫风大畅，鬼道盛行，影响人民生活。洛阳为当时的国都，或领风气之先。“黄神”为“太平道”、“五斗米道”的道徒所尊信，道教将民间崇拜信仰的神祇纳入法印的印文，用其神威号令神人。这枚外形与汉代石刻“天禄”、“辟邪”类似的“黄神”印是早期道士护身和施法之宝物，对研究道教历史文化具有特殊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二、“治都总摄”印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藏有一方铜印，印面方形，边长６．８厘米，厚１．３厘米，曲篆两行六字：“治都总摄之印”。印背有长方形握柄，高３厘米，柄端镌一“上”字，以便掌正钤盖。印面有１２个小圆圈，分布于每字的四角，小圆圈之间，或以细线相连。上三星横连，下双星并列；中部六星与右下一星连线为北斗七星。印文中穿插以星宿图案，显示道教法印之特点。然而这种印面布列星宿的方式，前所未见。
此印久沦土中，发现十分偶然。１９８７年６月２１日上午，洛阳机车工厂游泳池工地施工掘土，在距地表深一米处出土铜印一方。现场施工的张焕成等三位工人将铜印交送洛阳市文物工作队，由笔者接待。据谈，工地位于洛阳机车工厂大门东南，塔湾村老砖厂西，大土冢西２０米处。
当时检阅多种印谱，未见与之相类者，正史中亦无此等官名，遂搁置探讨。近阅大著《道教法印令牌探奥》第五章《道教经藏系统中的法印印式》，第二节《道教法印印式集录》所收的第１３６号印为“治都总摄之印”，系引自《上清天枢院回车毕道正法》卷上，将法印之功用与形制叙述颇详：“夫治都总摄之印者，为之兵印。有此印者，能管天下三界。鬼神仙官，分野城隍，社庙吏兵，皆得差使。不论高下，此印佩之，如上天帝命，凶恶鬼神皆伏。若行法职官不得此印者，难用鬼兵。印行兵将行，印住兵将住，动印如动兵。若用此印，兵将不行，不论高下，并得处斩。自有鬼神值之云，斩了。便可具状，奏闻上帝。故兵随印转，将逐令行，违命之罪，皆须重焉。印阔二寸二分，方正，厚八分，印文分六字，作两行迭篆”。道教法印或模仿当时政府官印的制式和书体，考察其曲折流畅的九叠篆印文和窄边知为宋代的印式。
洛阳机车工厂出土铜印二行六字，排列与之相同，但字体有所改变，书法曲折刚硬，融以星宿，约为前印的承续发展。这种铜质方面、短柄镌“上”字的印章，与洛阳出土金代官印的形制风格相同⑥。一般说来，宋元时期的１尺，相当于今３１．２厘米⑦。道书记载的“印阔二寸二分”合６．８６厘米，“厚八分”合２．５厘米。与出土铜印相比，印面方正，尺寸相同，唯厚倍之。这枚铜印的印文布局规整，书写板正，星宿布列规矩，铸工精良，保存完好，大约是金元时期的道观遗物。
法印是道教信仰的神圣法器，在当时人的思想意识中具有特备之异能。依道书文例，此类印章为道教法印中的兵印，即施法驱令鬼神兵将的信物。文字与星宿相配成图，增加其神秘色彩。“治都总摄之印”，以出土文物证实了传世道教文献的有关记载。
注：
1.《淮南子》卷六，《览冥训》，四部备要本，上海中华书局据武进庄氏本校刊，１９３６年８月五版，第２册，第８页。
2.萧统选《文选》卷一四，《幽通赋》，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１９３１年，第３册，第９４页。
3.（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六，《礼记正义》卷一四，《月令》，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第１３７１、１３７２页。
4.（晋）葛洪：《抱朴子》内篇卷四，登涉卷一七，《百子全书》第８册，浙江人民出版社据扫叶山房１９１９年石印本影印，１９８４年５月，第１０页。
5.赵振华、张勇：《记洛阳出土的二方金代官印》，《华夏考古》，１９９７年第１期，第８７页。
6.《中国历代度制演变测算简表》，《汉语大词典》，《附录·索引》，汉语大词典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５页
#道教符咒#
#“黄神”、“治都总摄”道教法印考#
现存的道教官印、名号印、法印是道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传世无多，且较难识别。现介绍洛阳发现的两件颇为罕见而具有明显时代文化特征的中国古代道教法印。
一、“黄神”印
“黄神”一词，始见于先秦、多见于两汉文献，指黄帝。《淮南子·览冥训》云：“西老折胜，黄神啸吟。”高诱注：“黄帝之神，伤道之衰，故啸吟而长叹也。”①班固《幽通赋》云：“黄神邈而靡质兮，仪遗谶以臆对。”应劭曰：“黄，黄帝也，作占梦书。邈，远也。言黄神邈远，无所质问，依其遗谶文，以胸臆为对也。”②黄帝为五天帝之一，中央之神。《礼记·月令》云：“中央土，其日戊己，其帝黄帝，其神后土。”郑玄注：“此黄精之君，土官之神，自古以来，著德立功者也。”③
道教以“黄神”为具备无限法力之神，将“黄神”之形象、文辞雕刻入印，随身佩带守护其身，辟邪降魔，消灾解厄，或称之为厌胜印。《抱朴子》云：“或问：‘为道者多在山林，山林多虎狼之害也，何以辟之?’抱朴子曰：‘古之人入山者，皆佩黄神越章之印，其广四寸，其字一百二十，以封泥著所住之四方各百步，则虎狼不敢近其内也。行见新虎迹，以印顺印之，虎即去；以印逆印之，虎即还；带此印以行山林，亦不畏虎狼也。不但只辟虎狼，若有山川社庙血食恶神能作福祸者，以印封泥断其道路，则不复能神矣。’”④且举例说，道士以“黄神越章”封泥掷潭降大鼋为民除害的故事。
黄神类印章２２方⑤，印面文字少则２字，多则５字。其中为“黄神”者４方：刘喜海《长安获古编》卷上著录泥印１方，郭裕之《续齐鲁古封印攥》封泥１方，西北大学历史系藏红陶印１方，陕西历史博物馆藏陶印１方。印章形体较小，使用通行文字，这是汉代道教法印特点。著者对印章详加考证后认为，“法印实物资料都是铜印，还没有发现铜以外的材料，一部份封泥虽被人们称之为泥印或陶印，但其实都是块形的封简用的钤压印文的封泥，并非法印实物本身。这一特征是在沿袭古代官印用料的基础上形成的”。而洛阳发现的这枚红陶印，通体作卧虎形，昂首短项，张口露齿，凹腰鼓臀，腹钻透孔，长２．７厘米、宽１．４厘米、高１．８厘米。底外鼓，略近长方形，面有阳文隶书“黄神”，周饰窄边，下部略残。这是我们首次见到的立体雕刻的黄神印形象，从雕刻风格和书法字体上看，这是件东汉时期的遗物。
汉代巫风大畅，鬼道盛行，影响人民生活。洛阳为当时的国都，或领风气之先。“黄神”为“太平道”、“五斗米道”的道徒所尊信，道教将民间崇拜信仰的神祇纳入法印的印文，用其神威号令神人。这枚外形与汉代石刻“天禄”、“辟邪”类似的“黄神”印是早期道士护身和施法之宝物，对研究道教历史文化具有特殊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二、“治都总摄”印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藏有一方铜印，印面方形，边长６．８厘米，厚１．３厘米，曲篆两行六字：“治都总摄之印”。印背有长方形握柄，高３厘米，柄端镌一“上”字，以便掌正钤盖。印面有１２个小圆圈，分布于每字的四角，小圆圈之间，或以细线相连。上三星横连，下双星并列；中部六星与右下一星连线为北斗七星。印文中穿插以星宿图案，显示道教法印之特点。然而这种印面布列星宿的方式，前所未见。
此印久沦土中，发现十分偶然。１９８７年６月２１日上午，洛阳机车工厂游泳池工地施工掘土，在距地表深一米处出土铜印一方。现场施工的张焕成等三位工人将铜印交送洛阳市文物工作队，由笔者接待。据谈，工地位于洛阳机车工厂大门东南，塔湾村老砖厂西，大土冢西２０米处。
当时检阅多种印谱，未见与之相类者，正史中亦无此等官名，遂搁置探讨。近阅大著《道教法印令牌探奥》第五章《道教经藏系统中的法印印式》，第二节《道教法印印式集录》所收的第１３６号印为“治都总摄之印”，系引自《上清天枢院回车毕道正法》卷上，将法印之功用与形制叙述颇详：“夫治都总摄之印者，为之兵印。有此印者，能管天下三界。鬼神仙官，分野城隍，社庙吏兵，皆得差使。不论高下，此印佩之，如上天帝命，凶恶鬼神皆伏。若行法职官不得此印者，难用鬼兵。印行兵将行，印住兵将住，动印如动兵。若用此印，兵将不行，不论高下，并得处斩。自有鬼神值之云，斩了。便可具状，奏闻上帝。故兵随印转，将逐令行，违命之罪，皆须重焉。印阔二寸二分，方正，厚八分，印文分六字，作两行迭篆”。道教法印或模仿当时政府官印的制式和书体，考察其曲折流畅的九叠篆印文和窄边知为宋代的印式。
洛阳机车工厂出土铜印二行六字，排列与之相同，但字体有所改变，书法曲折刚硬，融以星宿，约为前印的承续发展。这种铜质方面、短柄镌“上”字的印章，与洛阳出土金代官印的形制风格相同⑥。一般说来，宋元时期的１尺，相当于今３１．２厘米⑦。道书记载的“印阔二寸二分”合６．８６厘米，“厚八分”合２．５厘米。与出土铜印相比，印面方正，尺寸相同，唯厚倍之。这枚铜印的印文布局规整，书写板正，星宿布列规矩，铸工精良，保存完好，大约是金元时期的道观遗物。
法印是道教信仰的神圣法器，在当时人的思想意识中具有特备之异能。依道书文例，此类印章为道教法印中的兵印，即施法驱令鬼神兵将的信物。文字与星宿相配成图，增加其神秘色彩。“治都总摄之印”，以出土文物证实了传世道教文献的有关记载。
注：
1.《淮南子》卷六，《览冥训》，四部备要本，上海中华书局据武进庄氏本校刊，１９３６年８月五版，第２册，第８页。
2.萧统选《文选》卷一四，《幽通赋》，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１９３１年，第３册，第９４页。
3.（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六，《礼记正义》卷一四，《月令》，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第１３７１、１３７２页。
4.（晋）葛洪：《抱朴子》内篇卷四，登涉卷一七，《百子全书》第８册，浙江人民出版社据扫叶山房１９１９年石印本影印，１９８４年５月，第１０页。
5.赵振华、张勇：《记洛阳出土的二方金代官印》，《华夏考古》，１９９７年第１期，第８７页。
6.《中国历代度制演变测算简表》，《汉语大词典》，《附录·索引》，汉语大词典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５页
现存的道教官印、名号印、法印是道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传世无多，且较难识别。现介绍洛阳发现的两件颇为罕见而具有明显时代文化特征的中国古代道教法印。
一、“黄神”印
“黄神”一词，始见于先秦、多见于两汉文献，指黄帝。《淮南子·览冥训》云：“西老折胜，黄神啸吟。”高诱注：“黄帝之神，伤道之衰，故啸吟而长叹也。”①班固《幽通赋》云：“黄神邈而靡质兮，仪遗谶以臆对。”应劭曰：“黄，黄帝也，作占梦书。邈，远也。言黄神邈远，无所质问，依其遗谶文，以胸臆为对也。”②黄帝为五天帝之一，中央之神。《礼记·月令》云：“中央土，其日戊己，其帝黄帝，其神后土。”郑玄注：“此黄精之君，土官之神，自古以来，著德立功者也。”③
道教以“黄神”为具备无限法力之神，将“黄神”之形象、文辞雕刻入印，随身佩带守护其身，辟邪降魔，消灾解厄，或称之为厌胜印。《抱朴子》云：“或问：‘为道者多在山林，山林多虎狼之害也，何以辟之?’抱朴子曰：‘古之人入山者，皆佩黄神越章之印，其广四寸，其字一百二十，以封泥著所住之四方各百步，则虎狼不敢近其内也。行见新虎迹，以印顺印之，虎即去；以印逆印之，虎即还；带此印以行山林，亦不畏虎狼也。不但只辟虎狼，若有山川社庙血食恶神能作福祸者，以印封泥断其道路，则不复能神矣。’”④且举例说，道士以“黄神越章”封泥掷潭降大鼋为民除害的故事。
黄神类印章２２方⑤，印面文字少则２字，多则５字。其中为“黄神”者４方：刘喜海《长安获古编》卷上著录泥印１方，郭裕之《续齐鲁古封印攥》封泥１方，西北大学历史系藏红陶印１方，陕西历史博物馆藏陶印１方。印章形体较小，使用通行文字，这是汉代道教法印特点。著者对印章详加考证后认为，“法印实物资料都是铜印，还没有发现铜以外的材料，一部份封泥虽被人们称之为泥印或陶印，但其实都是块形的封简用的钤压印文的封泥，并非法印实物本身。这一特征是在沿袭古代官印用料的基础上形成的”。而洛阳发现的这枚红陶印，通体作卧虎形，昂首短项，张口露齿，凹腰鼓臀，腹钻透孔，长２．７厘米、宽１．４厘米、高１．８厘米。底外鼓，略近长方形，面有阳文隶书“黄神”，周饰窄边，下部略残。这是我们首次见到的立体雕刻的黄神印形象，从雕刻风格和书法字体上看，这是件东汉时期的遗物。
汉代巫风大畅，鬼道盛行，影响人民生活。洛阳为当时的国都，或领风气之先。“黄神”为“太平道”、“五斗米道”的道徒所尊信，道教将民间崇拜信仰的神祇纳入法印的印文，用其神威号令神人。这枚外形与汉代石刻“天禄”、“辟邪”类似的“黄神”印是早期道士护身和施法之宝物，对研究道教历史文化具有特殊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二、“治都总摄”印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藏有一方铜印，印面方形，边长６．８厘米，厚１．３厘米，曲篆两行六字：“治都总摄之印”。印背有长方形握柄，高３厘米，柄端镌一“上”字，以便掌正钤盖。印面有１２个小圆圈，分布于每字的四角，小圆圈之间，或以细线相连。上三星横连，下双星并列；中部六星与右下一星连线为北斗七星。印文中穿插以星宿图案，显示道教法印之特点。然而这种印面布列星宿的方式，前所未见。
此印久沦土中，发现十分偶然。１９８７年６月２１日上午，洛阳机车工厂游泳池工地施工掘土，在距地表深一米处出土铜印一方。现场施工的张焕成等三位工人将铜印交送洛阳市文物工作队，由笔者接待。据谈，工地位于洛阳机车工厂大门东南，塔湾村老砖厂西，大土冢西２０米处。
当时检阅多种印谱，未见与之相类者，正史中亦无此等官名，遂搁置探讨。近阅大著《道教法印令牌探奥》第五章《道教经藏系统中的法印印式》，第二节《道教法印印式集录》所收的第１３６号印为“治都总摄之印”，系引自《上清天枢院回车毕道正法》卷上，将法印之功用与形制叙述颇详：“夫治都总摄之印者，为之兵印。有此印者，能管天下三界。鬼神仙官，分野城隍，社庙吏兵，皆得差使。不论高下，此印佩之，如上天帝命，凶恶鬼神皆伏。若行法职官不得此印者，难用鬼兵。印行兵将行，印住兵将住，动印如动兵。若用此印，兵将不行，不论高下，并得处斩。自有鬼神值之云，斩了。便可具状，奏闻上帝。故兵随印转，将逐令行，违命之罪，皆须重焉。印阔二寸二分，方正，厚八分，印文分六字，作两行迭篆”。道教法印或模仿当时政府官印的制式和书体，考察其曲折流畅的九叠篆印文和窄边知为宋代的印式。
洛阳机车工厂出土铜印二行六字，排列与之相同，但字体有所改变，书法曲折刚硬，融以星宿，约为前印的承续发展。这种铜质方面、短柄镌“上”字的印章，与洛阳出土金代官印的形制风格相同⑥。一般说来，宋元时期的１尺，相当于今３１．２厘米⑦。道书记载的“印阔二寸二分”合６．８６厘米，“厚八分”合２．５厘米。与出土铜印相比，印面方正，尺寸相同，唯厚倍之。这枚铜印的印文布局规整，书写板正，星宿布列规矩，铸工精良，保存完好，大约是金元时期的道观遗物。
法印是道教信仰的神圣法器，在当时人的思想意识中具有特备之异能。依道书文例，此类印章为道教法印中的兵印，即施法驱令鬼神兵将的信物。文字与星宿相配成图，增加其神秘色彩。“治都总摄之印”，以出土文物证实了传世道教文献的有关记载。
注：
1.《淮南子》卷六，《览冥训》，四部备要本，上海中华书局据武进庄氏本校刊，１９３６年８月五版，第２册，第８页。
2.萧统选《文选》卷一四，《幽通赋》，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１９３１年，第３册，第９４页。
3.（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六，《礼记正义》卷一四，《月令》，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第１３７１、１３７２页。
4.（晋）葛洪：《抱朴子》内篇卷四，登涉卷一七，《百子全书》第８册，浙江人民出版社据扫叶山房１９１９年石印本影印，１９８４年５月，第１０页。
5.赵振华、张勇：《记洛阳出土的二方金代官印》，《华夏考古》，１９９７年第１期，第８７页。
6.《中国历代度制演变测算简表》，《汉语大词典》，《附录·索引》，汉语大词典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５页
#世界博物馆日丨“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我会选择一天去博物馆"# (上篇)
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博物馆是人类文明和智慧的集中所在。美国盲人作家海伦•凯勒就曾说，假如给她三天光明，她会选择一天去博物馆。“那变化无穷的万古千年，这么多的年代，怎么能被压缩成一天呢？当然是通过博物馆。”
当世界沉浸于追逐速度和变革，
博物馆仿佛是时间和文明的结界，
以艺术化的方式，留存下一片哲思之所。
博物馆不仅装载着人类的文明故事，
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故事。
一座博物馆，就是一部物化的发展史。世界博物馆日到来之际，小编首先带你看看我国各地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听背后精彩的故事，体味华夏如“满天星斗”的璀璨文明。
唐代“天团”——唐三彩骆驼载乐俑
千年前的“流行天团”如何穿越时光而来？他们又吟唱着什么？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唐三彩骆驼载乐俑作为禁止出境的文物之一，吸引着众多游客的目光。
1959年，这尊唐三彩骆驼载乐俑在西安市西郊中堡村的唐墓中出土。其形为一尊昂首挺拔的骆驼，骆驼背上七位乐手围坐一圈，中间是一位丰腴婀娜的女子。七位男子意兴盎然地演奏着笛、箜篌、琵琶、笙、箫、管子等乐器，女子朱唇轻启，衣袖翩翩……
“自从张骞通西域开辟丝绸之路，中国与中亚、西亚和欧洲的交流日增，这支千年前的‘巡回乐团’，很可能正表演流行于唐开元天宝年间的‘胡部新声’。”陕西历史博物馆陈列展览部副部长姜涛说。
“这套陶俑是分塑合成，骆驼和乐舞俑独立塑成,然后组装，复杂又严谨,为中国古代陶俑艺术的精品之作。它既是唐代文化艺术、制作工艺发达昌盛的重要物证，也见证了丝绸之路上艺术的交流与融合。”
记者 李一博 摄
中国山水画的巅峰之作《富春山居图》
有一幅国宝级名画，分居海峡两岸，前段藏在杭州，后段存于台北，这就是中国山水画的巅峰之作《富春山居图》。
《富春山居图》由元代大画家黄公望完成于1350年或更晚。到了晚明，它被宜兴收藏家吴之矩所得，后由其子吴洪裕继承。1650年，吴洪裕临终前命人焚画殉葬。虽被抢出，但是其最前一小段已被烧毁。
重新装裱的《富春山居图》分为两截，今人分别称作《剩山图》和《无用师卷》。前者长期在民间流传，后者则在清乾隆年间进入宫廷。
“1938年，著名书画家、鉴定家吴湖帆先生用家藏的青铜器换回《剩山图》。1956年，在著名书法家沙孟海先生等人的努力下，吴湖帆将其出让给浙江省博物馆。”浙博书画部主任卢佳说。《剩山图》因尚留一山一水一丘一壑得名，林峦浑秀，草木华滋，充满了隐者悠游林泉，萧散淡泊的诗意。
2011年，《剩山图》赴台湾，与《无用师卷》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合璧展出，成为两岸文化交流的一段佳话。
浙江省博物馆供图
“镇水神兽”萌萌哒
成都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是一头萌萌哒的“镇水神兽”，它就是2013年出土于成都市中心天府广场的石犀。
石犀长3.3米、宽1.2米、高1.7米，重约8.5吨，由整块红砂岩雕刻而成，体态丰满，壮实可爱，是目前我国出土体量最大的圆雕石刻之一。
被誉为“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在秦汉以前是一个水患较为严重的地方。战国末期，秦国郡守李冰主持修建都江堰，并“作石犀五头，以厌水精”，之后成都才变得“水旱从人，不知饥馑”。考古学家判断，这头石犀很可能是李冰所造其中之一，因此它可是名副其实的千年“镇水神兽”。
从被发现开始，石犀就深受市民喜爱，市民们给它起了 “萌牛牛”“宝宝”等小名，赞它“元气满满正能量”。
成都博物馆研究员黄晓枫介绍，石犀刚出土时，表面被钢筋混凝土覆盖，还有风化粉化、片状剥落等，令人揪心。经过科学救治和保护，公众才能见到现在这样健康又神气的“神兽”。
成都博物馆供图
最接近“书圣”真迹的书法作品
“今天我们有幸得见王羲之的风采，还要感谢女皇武则天。”辽宁省博物馆学术研究部主任董宝厚对记者说。
辽宁省博物馆珍藏的《万岁通天帖》虽非王羲之真迹，但却被称为最接近“书圣”真迹的书法作品。它一直是皇家珍藏，后被溥仪带出宫，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据董宝厚介绍，当时武则天希望得到王羲之的书法作品，找到了王羲之的后人、宰相王方庆。王方庆将家传的王羲之作品都献给了武则天。武则天在万岁通天二年，命内府弘文馆对这些作品进行钩摹。
董宝厚说，武则天让内府钩摹，肯定是找到了最好的书手，找到了最好的底本，钩摹的技术是最高超的，也是最接近原作的。
不幸的是，原件再也没有流传下来，只有当时钩摹的作品保存至今。
辽宁省博物馆供图
女皇武则天的除罪金简
河南博物院的镇馆之宝之一“武则天金简”，是现存唯一一件属于武则天的文物，它的发现也极具戏剧色彩。
1982年5月，河南省登封市农民屈西怀在嵩山峻极峰的石缝里捡到了一片金灿灿的长方形物件。有文物贩子开价高达10万元，他却选择把“宝贝”上交国家，奖金是1500元。
经专家鉴定，这是武则天的除罪金简，黄金纯度在96%以上，正面镌刻63字：“大周国主武曌好乐真道，长生神仙，谨诣中岳嵩高山门，投金简一通，乞三官九府除武曌罪名……”即武则天遣道士向诸神投简以求除罪消灾。
“埋藏刻写天子心迹的简、策，曾是古代祭祀、封禅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这是天子与天帝的‘私话家语’，也是国家的‘最高机密’。”河南博物院社教部主任林晓平介绍，武则天金简为了解唐代历史和武则天生平提供了实物依据。
2018年，在发现武则天金简36年后，身患重病的屈西怀最大心愿是再看它一眼，最终如愿以偿，一个普通农民与国家一级文物的故事画上了圆满句号。
河南博物院供图
点一盏长信宫灯 看古人的环保理念
现藏于河北博物院的长信宫灯，见证了中国古人的环保意识，被誉为“中华第一灯”。
长信宫灯，因灯上刻有“长信”字样而得名。1968年出土于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区的中山靖王刘胜之妻窦绾墓中，由青铜铸成，通体鎏金。
河北博物院研究馆员范德伟说，灯的造型是一位跪地执灯的宫女形象。宫女神态优雅，左手执灯盘，灯盘中心有灯芯。盘上附有短柄可以来回转动，灯盘上面的两片弧形板也可以推动开合，不仅可以挡风还可以调节灯光亮度和照射方向。
“长信宫灯的绝妙之处在于它的环保理念。”范德伟说，汉代灯具多以动物油脂为燃料，燃烧产生的炭粒和灰烬容易造成污染。长信宫灯巧妙地将宫女的袖管与身体连接形成烟道。当灯烛点燃时，烟灰顺着宫女的袖管徐徐进入体内，宫女身体中空，如此精巧的设计可使室内减少污染。
河北博物院供图
3000年前的“青铜之书”——大克鼎
3000年前的“青铜之书”，记载着怎样的秘密？在上海博物馆，威严厚重的大克鼎陈列于古代青铜器馆展厅的“C位”，引人瞩目。
“大克鼎铸造于公元前10世纪末的西周时期，年龄已经有3000岁了。”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部副主任马今洪说。
清光绪年间，大克鼎在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任村出土。它高达93.1厘米、重达201.5千克，是不折不扣的“国之重器”。
大克鼎“蹄足”“兽面”，纹饰线条凹凸峻深、艺术风格粗犷质朴，鼎腹内壁有一篇长达290字的钟鼎文铭文，堪称青铜“天书”。
“端庄美哉，文采斐然的我的祖父！充和谦让的心胸、淡泊宁静的神思，清纯智慧的德行……”大克鼎的作器者叫“克”，是管理周王饮食的官员。这段铭文不仅追忆了克的祖父，也记载了周王对克的册命和赏赐。
鼎，自古以来就是国家昌盛、山河永固的象征。新中国成立后，国宝守护者——潘氏家族将它捐给国家，入藏上博。渡尽劫波的大克鼎，终于迎来安宁繁华。
上海博物馆供图
“拼图”而成的魏晋“男子天团”
在南京博物院内，一幅长4.8米、高0.88米的砖画中，绘有魏晋名士“竹林七贤”和春秋时期的隐士荣启期8人，他们席地而坐、宽衣博带，或谱曲弹琴、或饮酒长啸，姿态放松、自得其乐，如同“男子天团”。
1960年，南京博物院等单位考古工作者在南京市西善桥宫山北麓，发掘了一座南朝时期的皇室墓葬。其中，墓室南北两壁的大型模印拼砌砖画“竹林七贤与荣启期”颇具价值。该砖画分两组，各由近300块砖拼嵌而成。南墓壁描绘嵇康、阮籍、山涛、王戎，北墓壁描绘向秀、刘伶、阮咸、荣启期。每人身旁均标有姓名，人物间以松树、银杏、垂柳等隔开。
据南京博物院社会服务部主任郑晶介绍，该砖画的制作过程如同“拼图”。据推测，南朝人先在绢本上将人物画好，然后分段制成模子，压印在砖坯上，再在砖坯侧面刻画编号，烧制完毕后，按编号顺序将砖坯拼接，嵌砌在墓壁上，组成这幅完整而宏大的壁画。
南京博物院院长龚良说，这幅砖画人物线条流畅而飘逸，表达了竹林七贤和荣启期高逸淡薄的情怀，在中国绘画史上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珍品。
记者 朱筱 摄
海昏侯墓葬中的“明星当卢”
2013年，江西南昌一个汉代墓园车马陪葬坑中，出土了3000余件精美车马器，其中一件文物被江西省博物馆誉为“明星当卢”。后来人们才知道，这个墓园是在位仅27天的汉废帝、第一代海昏侯刘贺的家族墓园。
“明星当卢”在出土时基底酥松发脆，纹样锈蚀无法分辨，国家博物馆研究员杨小林和她的文保修复团队用了20多天时间让其重放异彩。
修复后的当卢纹饰构图蕴含的文化内涵丰富。“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元素，还有鹿、羽人、权杖等图样。我们通过纹饰了解到四神图的演变，以及汉代的宇宙天文观和图腾崇拜。”江西省博物馆党委书记徐长青说，渴望长生不死和升仙是两汉时期盛行的生死观，纹饰内容寄托了古人渴望由死亡到再生、再到永生的生死观。
江西省博物馆资料图片
晋侯鸟尊“碎片”后重生
2000年，3000余岁的“神鸟”鸟尊出土于西周晋国的首任国君燮父墓中，考古工作者发现它时只是一堆“碎片”，爆破盗掘使青铜器受损。
2001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师生开始修复鸟尊，经过反复拼对、修补、去锈后，一件惊世之器再现人间。它呈高冠凤鸟形，作回首站立状，圆眼，钩形眉，两翼上卷，尾部为一鼻向内卷的象首，身上饰有羽毛及云雷纹，两翅和两足饰卷云纹，背上有盖，盖内侧及器内有铭文，可惜尾部残缺了一块。
2002年，鸟尊赴上海展览时，上海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对其尾部进行了修补。近年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研究人员在碎铜片中发现了鸟尊遗失的尾部残片，并于2018年归还给山西博物院，2019年山西博物院文物保护中心对鸟尊进行了修复。
“它是一件重要的宗庙祭祀的礼器，是晋文化的象征和代表。这次修复后，多年的遗憾弥补上了。”山西博物院副院长张慧国说。
山西博物院供图
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博物馆是人类文明和智慧的集中所在。美国盲人作家海伦•凯勒就曾说，假如给她三天光明，她会选择一天去博物馆。“那变化无穷的万古千年，这么多的年代，怎么能被压缩成一天呢？当然是通过博物馆。”
当世界沉浸于追逐速度和变革，
博物馆仿佛是时间和文明的结界，
以艺术化的方式，留存下一片哲思之所。
博物馆不仅装载着人类的文明故事，
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故事。
一座博物馆，就是一部物化的发展史。世界博物馆日到来之际，小编首先带你看看我国各地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听背后精彩的故事，体味华夏如“满天星斗”的璀璨文明。
唐代“天团”——唐三彩骆驼载乐俑
千年前的“流行天团”如何穿越时光而来？他们又吟唱着什么？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唐三彩骆驼载乐俑作为禁止出境的文物之一，吸引着众多游客的目光。
1959年，这尊唐三彩骆驼载乐俑在西安市西郊中堡村的唐墓中出土。其形为一尊昂首挺拔的骆驼，骆驼背上七位乐手围坐一圈，中间是一位丰腴婀娜的女子。七位男子意兴盎然地演奏着笛、箜篌、琵琶、笙、箫、管子等乐器，女子朱唇轻启，衣袖翩翩……
“自从张骞通西域开辟丝绸之路，中国与中亚、西亚和欧洲的交流日增，这支千年前的‘巡回乐团’，很可能正表演流行于唐开元天宝年间的‘胡部新声’。”陕西历史博物馆陈列展览部副部长姜涛说。
“这套陶俑是分塑合成，骆驼和乐舞俑独立塑成,然后组装，复杂又严谨,为中国古代陶俑艺术的精品之作。它既是唐代文化艺术、制作工艺发达昌盛的重要物证，也见证了丝绸之路上艺术的交流与融合。”
记者 李一博 摄
中国山水画的巅峰之作《富春山居图》
有一幅国宝级名画，分居海峡两岸，前段藏在杭州，后段存于台北，这就是中国山水画的巅峰之作《富春山居图》。
《富春山居图》由元代大画家黄公望完成于1350年或更晚。到了晚明，它被宜兴收藏家吴之矩所得，后由其子吴洪裕继承。1650年，吴洪裕临终前命人焚画殉葬。虽被抢出，但是其最前一小段已被烧毁。
重新装裱的《富春山居图》分为两截，今人分别称作《剩山图》和《无用师卷》。前者长期在民间流传，后者则在清乾隆年间进入宫廷。
“1938年，著名书画家、鉴定家吴湖帆先生用家藏的青铜器换回《剩山图》。1956年，在著名书法家沙孟海先生等人的努力下，吴湖帆将其出让给浙江省博物馆。”浙博书画部主任卢佳说。《剩山图》因尚留一山一水一丘一壑得名，林峦浑秀，草木华滋，充满了隐者悠游林泉，萧散淡泊的诗意。
2011年，《剩山图》赴台湾，与《无用师卷》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合璧展出，成为两岸文化交流的一段佳话。
浙江省博物馆供图
“镇水神兽”萌萌哒
成都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是一头萌萌哒的“镇水神兽”，它就是2013年出土于成都市中心天府广场的石犀。
石犀长3.3米、宽1.2米、高1.7米，重约8.5吨，由整块红砂岩雕刻而成，体态丰满，壮实可爱，是目前我国出土体量最大的圆雕石刻之一。
被誉为“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在秦汉以前是一个水患较为严重的地方。战国末期，秦国郡守李冰主持修建都江堰，并“作石犀五头，以厌水精”，之后成都才变得“水旱从人，不知饥馑”。考古学家判断，这头石犀很可能是李冰所造其中之一，因此它可是名副其实的千年“镇水神兽”。
从被发现开始，石犀就深受市民喜爱，市民们给它起了 “萌牛牛”“宝宝”等小名，赞它“元气满满正能量”。
成都博物馆研究员黄晓枫介绍，石犀刚出土时，表面被钢筋混凝土覆盖，还有风化粉化、片状剥落等，令人揪心。经过科学救治和保护，公众才能见到现在这样健康又神气的“神兽”。
成都博物馆供图
最接近“书圣”真迹的书法作品
“今天我们有幸得见王羲之的风采，还要感谢女皇武则天。”辽宁省博物馆学术研究部主任董宝厚对记者说。
辽宁省博物馆珍藏的《万岁通天帖》虽非王羲之真迹，但却被称为最接近“书圣”真迹的书法作品。它一直是皇家珍藏，后被溥仪带出宫，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据董宝厚介绍，当时武则天希望得到王羲之的书法作品，找到了王羲之的后人、宰相王方庆。王方庆将家传的王羲之作品都献给了武则天。武则天在万岁通天二年，命内府弘文馆对这些作品进行钩摹。
董宝厚说，武则天让内府钩摹，肯定是找到了最好的书手，找到了最好的底本，钩摹的技术是最高超的，也是最接近原作的。
不幸的是，原件再也没有流传下来，只有当时钩摹的作品保存至今。
辽宁省博物馆供图
女皇武则天的除罪金简
河南博物院的镇馆之宝之一“武则天金简”，是现存唯一一件属于武则天的文物，它的发现也极具戏剧色彩。
1982年5月，河南省登封市农民屈西怀在嵩山峻极峰的石缝里捡到了一片金灿灿的长方形物件。有文物贩子开价高达10万元，他却选择把“宝贝”上交国家，奖金是1500元。
经专家鉴定，这是武则天的除罪金简，黄金纯度在96%以上，正面镌刻63字：“大周国主武曌好乐真道，长生神仙，谨诣中岳嵩高山门，投金简一通，乞三官九府除武曌罪名……”即武则天遣道士向诸神投简以求除罪消灾。
“埋藏刻写天子心迹的简、策，曾是古代祭祀、封禅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这是天子与天帝的‘私话家语’，也是国家的‘最高机密’。”河南博物院社教部主任林晓平介绍，武则天金简为了解唐代历史和武则天生平提供了实物依据。
2018年，在发现武则天金简36年后，身患重病的屈西怀最大心愿是再看它一眼，最终如愿以偿，一个普通农民与国家一级文物的故事画上了圆满句号。
河南博物院供图
点一盏长信宫灯 看古人的环保理念
现藏于河北博物院的长信宫灯，见证了中国古人的环保意识，被誉为“中华第一灯”。
长信宫灯，因灯上刻有“长信”字样而得名。1968年出土于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区的中山靖王刘胜之妻窦绾墓中，由青铜铸成，通体鎏金。
河北博物院研究馆员范德伟说，灯的造型是一位跪地执灯的宫女形象。宫女神态优雅，左手执灯盘，灯盘中心有灯芯。盘上附有短柄可以来回转动，灯盘上面的两片弧形板也可以推动开合，不仅可以挡风还可以调节灯光亮度和照射方向。
“长信宫灯的绝妙之处在于它的环保理念。”范德伟说，汉代灯具多以动物油脂为燃料，燃烧产生的炭粒和灰烬容易造成污染。长信宫灯巧妙地将宫女的袖管与身体连接形成烟道。当灯烛点燃时，烟灰顺着宫女的袖管徐徐进入体内，宫女身体中空，如此精巧的设计可使室内减少污染。
河北博物院供图
3000年前的“青铜之书”——大克鼎
3000年前的“青铜之书”，记载着怎样的秘密？在上海博物馆，威严厚重的大克鼎陈列于古代青铜器馆展厅的“C位”，引人瞩目。
“大克鼎铸造于公元前10世纪末的西周时期，年龄已经有3000岁了。”上海博物馆青铜器研究部副主任马今洪说。
清光绪年间，大克鼎在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任村出土。它高达93.1厘米、重达201.5千克，是不折不扣的“国之重器”。
大克鼎“蹄足”“兽面”，纹饰线条凹凸峻深、艺术风格粗犷质朴，鼎腹内壁有一篇长达290字的钟鼎文铭文，堪称青铜“天书”。
“端庄美哉，文采斐然的我的祖父！充和谦让的心胸、淡泊宁静的神思，清纯智慧的德行……”大克鼎的作器者叫“克”，是管理周王饮食的官员。这段铭文不仅追忆了克的祖父，也记载了周王对克的册命和赏赐。
鼎，自古以来就是国家昌盛、山河永固的象征。新中国成立后，国宝守护者——潘氏家族将它捐给国家，入藏上博。渡尽劫波的大克鼎，终于迎来安宁繁华。
上海博物馆供图
“拼图”而成的魏晋“男子天团”
在南京博物院内，一幅长4.8米、高0.88米的砖画中，绘有魏晋名士“竹林七贤”和春秋时期的隐士荣启期8人，他们席地而坐、宽衣博带，或谱曲弹琴、或饮酒长啸，姿态放松、自得其乐，如同“男子天团”。
1960年，南京博物院等单位考古工作者在南京市西善桥宫山北麓，发掘了一座南朝时期的皇室墓葬。其中，墓室南北两壁的大型模印拼砌砖画“竹林七贤与荣启期”颇具价值。该砖画分两组，各由近300块砖拼嵌而成。南墓壁描绘嵇康、阮籍、山涛、王戎，北墓壁描绘向秀、刘伶、阮咸、荣启期。每人身旁均标有姓名，人物间以松树、银杏、垂柳等隔开。
据南京博物院社会服务部主任郑晶介绍，该砖画的制作过程如同“拼图”。据推测，南朝人先在绢本上将人物画好，然后分段制成模子，压印在砖坯上，再在砖坯侧面刻画编号，烧制完毕后，按编号顺序将砖坯拼接，嵌砌在墓壁上，组成这幅完整而宏大的壁画。
南京博物院院长龚良说，这幅砖画人物线条流畅而飘逸，表达了竹林七贤和荣启期高逸淡薄的情怀，在中国绘画史上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珍品。
记者 朱筱 摄
海昏侯墓葬中的“明星当卢”
2013年，江西南昌一个汉代墓园车马陪葬坑中，出土了3000余件精美车马器，其中一件文物被江西省博物馆誉为“明星当卢”。后来人们才知道，这个墓园是在位仅27天的汉废帝、第一代海昏侯刘贺的家族墓园。
“明星当卢”在出土时基底酥松发脆，纹样锈蚀无法分辨，国家博物馆研究员杨小林和她的文保修复团队用了20多天时间让其重放异彩。
修复后的当卢纹饰构图蕴含的文化内涵丰富。“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元素，还有鹿、羽人、权杖等图样。我们通过纹饰了解到四神图的演变，以及汉代的宇宙天文观和图腾崇拜。”江西省博物馆党委书记徐长青说，渴望长生不死和升仙是两汉时期盛行的生死观，纹饰内容寄托了古人渴望由死亡到再生、再到永生的生死观。
江西省博物馆资料图片
晋侯鸟尊“碎片”后重生
2000年，3000余岁的“神鸟”鸟尊出土于西周晋国的首任国君燮父墓中，考古工作者发现它时只是一堆“碎片”，爆破盗掘使青铜器受损。
2001年，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师生开始修复鸟尊，经过反复拼对、修补、去锈后，一件惊世之器再现人间。它呈高冠凤鸟形，作回首站立状，圆眼，钩形眉，两翼上卷，尾部为一鼻向内卷的象首，身上饰有羽毛及云雷纹，两翅和两足饰卷云纹，背上有盖，盖内侧及器内有铭文，可惜尾部残缺了一块。
2002年，鸟尊赴上海展览时，上海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对其尾部进行了修补。近年来，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研究人员在碎铜片中发现了鸟尊遗失的尾部残片，并于2018年归还给山西博物院，2019年山西博物院文物保护中心对鸟尊进行了修复。
“它是一件重要的宗庙祭祀的礼器，是晋文化的象征和代表。这次修复后，多年的遗憾弥补上了。”山西博物院副院长张慧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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