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圆春滚出南昌大学#希望大家能理智一点，学校已经很努力了，很多志愿者很累，抬饭，站岗执勤，还有很多老师都一直守在我们身边，书记都骑着三轮车去给学生们拉饭，不是南昌大学的饭不好，是梦圆春餐饮有问题餐补都给了38平均下来一顿饭19元 商业街的花雕醉鸡，天建的肯德基黄焖鸡米饭还关东煮张亮麻辣烫请大家客观评价
#女子为吃15元霸王餐拔头发放碗里#
为了一碗15元的粉就践踏道德？勿以恶小而为之。
这位女子为了获得免单资格，污蔑店家存在食品安全问题，往小了说是诚信问题，往大了说就是诽谤，属于违法行为，而为了获取不正当利益，也可能涉嫌诈骗或敲诈勒索罪，好在金额较少，不会被认为是犯罪。但是这种恶意诋毁的行为也应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如果给经营者造成商誉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作为消费者，我们有权对经营者的产品质量、食品安全等问题进行监督，但商家信誉也是经营者赖以生存的保障，消费者还是应当客观理性的评价，切莫造谣毁谤，不要在违法的边缘试探。
为了一碗15元的粉就践踏道德？勿以恶小而为之。
这位女子为了获得免单资格，污蔑店家存在食品安全问题，往小了说是诚信问题，往大了说就是诽谤，属于违法行为，而为了获取不正当利益，也可能涉嫌诈骗或敲诈勒索罪，好在金额较少，不会被认为是犯罪。但是这种恶意诋毁的行为也应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如果给经营者造成商誉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作为消费者，我们有权对经营者的产品质量、食品安全等问题进行监督，但商家信誉也是经营者赖以生存的保障，消费者还是应当客观理性的评价，切莫造谣毁谤，不要在违法的边缘试探。
《怪人开发部的黑井津小姐》6-9
《不确定世界的理性选择——判断与决策心理学》
第13章下一个是什么？判断与决策研究的新方向
正如俗语所说，科学的先锋总是沿着许多小巷摸索前行，直到证实前方确实是个死胡同。
那么，行为决策科学的下一个方向是什么？
首要的一种趋势是探索判断与决策行为的神经基础，这是认知神经科学的一个分支领域，有时被称为神经经济学（ neuroeconomics ）。
尽管具体的课题还不确定，但这种趋向是必然的。
将决策过程与在大脑内部揭示认知因果关系的分析层面结合起来，这项工作肯定能有所作为。
第二种趋势是探索情绪在判断与决策中的作用。
神经科学的研究加深了我们对情绪过程本质的理解，有力地推动了该主题的发展。
第三种趋势是动态决策过程的新兴前沿领域的发展。
此领域主要是因应一些动态决策任务（如爱荷华赌博任务）的流行而开创，
在这类任务中，被试需要做出许多次选择，并且要从经验中提取与概率和结果相关的信息
13.1决策的神经科学
这一将不同分析层面和科学领域相结合的事业，如今被贴上了“融通”（ consilience ）的标签，
融通一词最早由科学家、哲学家威廉·休厄尔发明使用（他同样被认为是“科学”一词的发明者），
当代著名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则在《知识大融通》（ Consilience：The Unity of Knowledge， 1999 ）中将该词大众化。
我们认为，识别不同分析层面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非常有价值的科学进步。
现在的研究工具和方法正以非常迅猛的速度发展，变得更为精密和复杂。
因此，在您阅读本书的时候，我们所写的或许已经有点过时了。
对赌博或消费产品进行仔细思考的认知过程通常涉及背外侧前额叶（位于颞叶后部的临近脑区）的激活，该脑区普遍被认为与工作记忆密切相关。
对享乐消费经验、痛苦经验和金钱的评价过程则主要与负责动机的脑区激活相联系，这个脑区有时被称为边缘系统，包括如纹状体（包括伏隔核）、杏仁核和脑岛等。
眶额叶皮层（ 位于眼窝后，上部的脑区）则似乎在整合认知情境信息和情绪评价中起着独特的作用。
虽然关于决策的神经加工系统或“大脑环路”的一些结论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推论的，
但大脑的解剖学特征与这种解释是一致的，
即眶额叶皮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交换机”，
它连接着认知系统（前额叶）和动机系统（ 边缘系统）。
一些研究发现，伏隔核的激活与对于金钱获得的预期有关（ Knutson & Peterson， 2005 ）。
但也有研究发现，在预期的金钱获得和损失的过程中，伏隔核与杏仁核均被激活（ Breiter， Aharon， Kahneman， Dale，& Shizgal， 2001 ）。
一个特别有趣的结果表明，大脑对获得或损失的相对数量敏感，而不是对绝对数量敏感，这与预期理论的假设一致。
通过Ellsberg的工作，我们已经知道人们对模糊和风险的反应存在行为上的差异，大多数人强烈地偏好明确的风险预期而非模糊不清的不确定性。
研究发现，当被试考虑模糊赌博时，大脑两个区域表现出更强的激活，这两个区域是杏仁核和眶额叶皮层。
需要注意的是，杏仁核通常与情绪反应有关，尤其是与诱发恐惧的刺激相联系，如惊恐的面孔，
而眶额叶皮层似乎对整合认知和情绪信息起作用，
眶额叶皮层受损的病人在社交场合中经常行为不当，即使他们知道什么样的行为才是得体的。
相反的，背侧纹状体（包括伏隔核）在被试考虑风险预期（与模糊预期比较）时更多地被激活，这个区域似乎在预测奖赏尤其是金钱奖赏时起作用。
以上这些解释提示，对待模糊预期，大脑的反应伴随着一些惊恐 和情绪化，
而对待风险预期，大脑则是以一种“深思熟虑”的方式来思考。
行为上的风险规避（或者模糊规避）是否与特异的纹状体（或者杏仁核和眶额叶）激活相关呢？
答案是肯定的，Camerer的结果表明，
当对决策的预期结果存在不确定性时，大脑中有两个系统会做出反应，
一个涉及杏仁核和眶额叶皮层，另一个涉及纹状体。
虽然两者都很活跃，但随着不确定性的不断增强而变得模糊，相对更多的激活会向杏仁核-眶额叶系统转移。
Camerer将同样的任务呈现给眶额叶受损伤的神经病人，以考察他们的行为模式和大脑激活模式是否与这种解释相一致，
即，眶额叶皮层在风险和模糊情况下的选择中起着因果作用，而不仅仅是简单的相关关系。
一个重要的行为观察结果发现，病人对风险和模糊的选择是没有偏好的，
而无脑损伤的被试大多厌恶风险，且更厌恶模糊。
13.2决策中的情绪
情绪一直为认知和决策研究者们所忽略。
研究者们长期关注的是那些强调思考和计算的效用模型和预期理论模型。
过去在决策理论中，情绪常常被看成会干扰主要认知决策过程的一种附加现象。
冲动性的情绪系统有时会妨碍更加有序的理性系统。
我们一方面声称要自制、坚持或珍惜，另一方面却又总是行为失误，违背这些意愿（ Rachlin，1989）。
我们一时表现得像寓言中谨慎勤勉的蚂蚁，一时又像懒惰放纵的蚂蚱。
请你思考如下选择：是接受现在就可以得到的20美元，还是接受- -周后才可以得到的25美元？
大多数人选择今天得到20美元，而且他们的反应几乎都是出自本能，大概他们此刻已经在享受这20美元的消费了。
现在，还是同样数量的钱，但分别要在5周后和6周后才能得到，即35天后获得20美元和42天后获得25美元，你又会如何选择呢？
在这种情况下，延迟的结果也变得很容易被大多数人接受，他们选择等待42天后的25美元。
这种偏好反转的模式被称为“动态不一致（ dynamic inconsistency）"，它违背了标准经济学模型强调的一致性——理性模型预测25美元的价值会随着时间的推进而下降（即时间折扣 [ temporal discounting ]）。
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偏好发生反转的“分界点”并不存在，正如我们例子中的20美元和25美元。
对动态不一致现象的一种解释是：当某种结果是即刻发生的时候，本能的情绪系统会控制我们的行为，选择立即可以获得的满足。
但当这种满足不是即刻可得的时候，冷静理智的理性系统则会使我们更加明智地做出选择（Thaler & Shefrin， 1981）。
有许多例子可以表明，反映在情绪中的一些本能因素（visceral factor），如与药物成瘾相关的渴求、性唤醒和强烈的饥渴，会驱使人们做出一些恰恰对自己最不利的行为（ e.g.，Loewenstein， 1996 ）。
这种解释符合我们的主观经验，尤其是在我们面对一份丰富可口的餐后甜点、一次性奇遇或发横财的机会时。
它也符合人们在诱惑和谨慎的行动之间进行选择时，头脑中两种思想在交锋的体验。
McClure、 Laibson、 Loewenstein 和Cohen （ 2005 ）尝试将行为学和神经科学相结合的检验方法。
在研究中，他们让被试在即刻的和延迟的金钱奖赏之间做出选择，同时进行脑部扫描。
他们的假设是：当两种选择结果都是延迟奖赏的时候，只有沉思的大脑皮层系统会被激活，促使被试采取理智谨慎的方案来解决这种选择困境；
而当一种结果是即刻奖赏的时候，情绪-本能系统会支配他们的选择。
他们的行为结果证实了前面提到的动态不一致现象，
当同一对选择项分别在较近和较远的时间点呈现时，选择偏好便会发生反转。
大脑扫描数据表明，即刻的选择通常会激活与情绪反应相关的脑区（边缘系统和眶额叶区域），
而与思考推理相关的脑区（额叶和顶叶）在对即刻选择和延迟选择进行配对比较的时候会被激活（请参考Kable和Glimcher在2007年研究中的不同解释）。
值得注意的是，道德判断和消费者决策的“双重系统”解释也已经得到类似的差异化激活模式的支持，
当情绪在决策中起主要作用时，边缘系统和皮层的特定区域就会被激活。
神经经济学家和行为经济学家们推测，通过记录边缘系统活动所测量到的情绪反应能解释某些股市异常现象和崩溃（Akerlof&Shiller，2009）。
Robert ZajonC （1980）确立了情绪反应在快速评价、趋避行为中的重要作用。
他的经典格言“偏好无需推断”揭示了一个事实，即情绪的唤醒以及基于情绪的选择通常是无可避免地先于任何有意识的分析。
这样看来，认知活动（如对项目的识别）对偏好（喜欢的程度）来说似乎并不是必要的。
尽管单纯暴露效应（也可译为曝光效应）仅仅能解释人们对日常事物偏好的很小一部分（请参见章节5.3，现在人们认为流畅性是单纯暴露效应的主要机制），
但它依然很重要，因为它阐述了一种非常纯粹的偏好形成形式。
在Slovic （ 1987）的一项经典研究中，基于被试对不同社会风险来源相似性的判断，
他发现在决定个体和社会应付出多少努力来应对某种风险时（例如，客观的个人风险），风险的“个性”可能比理性的思考更为重要。
Slovic发现了一个二维的相似度空间（图13.3）。
一个维度是对风险的知道-熟悉度，指该风险事件是否是高度可见和易于理解的，
另一个维度是想到风险时唤起的恐惧的程度，即该风险事件是否是难以控制、致命且恐怖的。
他的结果对政府进行风险沟通和管理规划具有重要的影响。
这些结果促使Slovic提出了一种更具一般性的“情绪启发式（affectheuristic）”，在以一种概念（情绪、流畅性、相似性）取代另一种概念（危险、频次、概率）的意义上，它与我们在第5章回顾的其他启发式相类似。
George等人（ George Laewenstein， Chris Hsee， Elke Weber， & Ned Weloh， 2001）进一步扩 展了这个研究主题，
他们提出一种非因果论的“风险即情绪”框架，用以描述对威胁性事件的反应模式。
这种“风险即情绪”的假设认为，我们的反应基于特定情境下被快速唤醒且未经分析的情绪，或是基于分析决策过程的附加情绪体验。
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反应模式可能取代经典的理性模型或准理性模型所假设的对成本-收益的严谨分析。
这个假设认为人们情绪性地进行反应，这就暗示着更多的认知因素将会被忽略，比如概率。
对于这些，研究者们倾向于解释为人们在思考与情绪唤醒相关的结果时赋予概率的权重很小。
情绪会改变预期理论的决策加权函数（参见图12.2），使中间区域更加平坦，而两极部分更加陡峭。
大多数文化都一致认为，人类行为背后的内在过程具有双重性质，并将其描述为彼此区别的情绪-认知双系统。
问题是这两种系统之间没有清晰的界限，也没有被广泛接受的操作可以识别其中任意种系统的作用。
神经科学的方法确实可以帮助区分这两种系统并描述它们之间的交互作用，甚至可以用更加有效的定义来替换双重系统的概念。
我们已经知道，大脑皮层与边缘系统在解剖学上存在明显的差异。
大脑皮层一般被认为是认知过程产生的主要部位，
边缘系统涉及纹状体（包括伏隔核）、杏仁核、脑岛（皮层和边缘系统间的桥梁）等区域，通常被认为与人类情绪体验的主观报告以及如老鼠和猫等动物的情绪状态的操纵有关。
但是，目前还没有人能自信地指出情绪过程的神经标记。
《不确定世界的理性选择——判断与决策心理学》
第13章下一个是什么？判断与决策研究的新方向
正如俗语所说，科学的先锋总是沿着许多小巷摸索前行，直到证实前方确实是个死胡同。
那么，行为决策科学的下一个方向是什么？
首要的一种趋势是探索判断与决策行为的神经基础，这是认知神经科学的一个分支领域，有时被称为神经经济学（ neuroeconomics ）。
尽管具体的课题还不确定，但这种趋向是必然的。
将决策过程与在大脑内部揭示认知因果关系的分析层面结合起来，这项工作肯定能有所作为。
第二种趋势是探索情绪在判断与决策中的作用。
神经科学的研究加深了我们对情绪过程本质的理解，有力地推动了该主题的发展。
第三种趋势是动态决策过程的新兴前沿领域的发展。
此领域主要是因应一些动态决策任务（如爱荷华赌博任务）的流行而开创，
在这类任务中，被试需要做出许多次选择，并且要从经验中提取与概率和结果相关的信息
13.1决策的神经科学
这一将不同分析层面和科学领域相结合的事业，如今被贴上了“融通”（ consilience ）的标签，
融通一词最早由科学家、哲学家威廉·休厄尔发明使用（他同样被认为是“科学”一词的发明者），
当代著名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则在《知识大融通》（ Consilience：The Unity of Knowledge， 1999 ）中将该词大众化。
我们认为，识别不同分析层面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非常有价值的科学进步。
现在的研究工具和方法正以非常迅猛的速度发展，变得更为精密和复杂。
因此，在您阅读本书的时候，我们所写的或许已经有点过时了。
对赌博或消费产品进行仔细思考的认知过程通常涉及背外侧前额叶（位于颞叶后部的临近脑区）的激活，该脑区普遍被认为与工作记忆密切相关。
对享乐消费经验、痛苦经验和金钱的评价过程则主要与负责动机的脑区激活相联系，这个脑区有时被称为边缘系统，包括如纹状体（包括伏隔核）、杏仁核和脑岛等。
眶额叶皮层（ 位于眼窝后，上部的脑区）则似乎在整合认知情境信息和情绪评价中起着独特的作用。
虽然关于决策的神经加工系统或“大脑环路”的一些结论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推论的，
但大脑的解剖学特征与这种解释是一致的，
即眶额叶皮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交换机”，
它连接着认知系统（前额叶）和动机系统（ 边缘系统）。
一些研究发现，伏隔核的激活与对于金钱获得的预期有关（ Knutson & Peterson， 2005 ）。
但也有研究发现，在预期的金钱获得和损失的过程中，伏隔核与杏仁核均被激活（ Breiter， Aharon， Kahneman， Dale，& Shizgal， 2001 ）。
一个特别有趣的结果表明，大脑对获得或损失的相对数量敏感，而不是对绝对数量敏感，这与预期理论的假设一致。
通过Ellsberg的工作，我们已经知道人们对模糊和风险的反应存在行为上的差异，大多数人强烈地偏好明确的风险预期而非模糊不清的不确定性。
研究发现，当被试考虑模糊赌博时，大脑两个区域表现出更强的激活，这两个区域是杏仁核和眶额叶皮层。
需要注意的是，杏仁核通常与情绪反应有关，尤其是与诱发恐惧的刺激相联系，如惊恐的面孔，
而眶额叶皮层似乎对整合认知和情绪信息起作用，
眶额叶皮层受损的病人在社交场合中经常行为不当，即使他们知道什么样的行为才是得体的。
相反的，背侧纹状体（包括伏隔核）在被试考虑风险预期（与模糊预期比较）时更多地被激活，这个区域似乎在预测奖赏尤其是金钱奖赏时起作用。
以上这些解释提示，对待模糊预期，大脑的反应伴随着一些惊恐 和情绪化，
而对待风险预期，大脑则是以一种“深思熟虑”的方式来思考。
行为上的风险规避（或者模糊规避）是否与特异的纹状体（或者杏仁核和眶额叶）激活相关呢？
答案是肯定的，Camerer的结果表明，
当对决策的预期结果存在不确定性时，大脑中有两个系统会做出反应，
一个涉及杏仁核和眶额叶皮层，另一个涉及纹状体。
虽然两者都很活跃，但随着不确定性的不断增强而变得模糊，相对更多的激活会向杏仁核-眶额叶系统转移。
Camerer将同样的任务呈现给眶额叶受损伤的神经病人，以考察他们的行为模式和大脑激活模式是否与这种解释相一致，
即，眶额叶皮层在风险和模糊情况下的选择中起着因果作用，而不仅仅是简单的相关关系。
一个重要的行为观察结果发现，病人对风险和模糊的选择是没有偏好的，
而无脑损伤的被试大多厌恶风险，且更厌恶模糊。
13.2决策中的情绪
情绪一直为认知和决策研究者们所忽略。
研究者们长期关注的是那些强调思考和计算的效用模型和预期理论模型。
过去在决策理论中，情绪常常被看成会干扰主要认知决策过程的一种附加现象。
冲动性的情绪系统有时会妨碍更加有序的理性系统。
我们一方面声称要自制、坚持或珍惜，另一方面却又总是行为失误，违背这些意愿（ Rachlin，1989）。
我们一时表现得像寓言中谨慎勤勉的蚂蚁，一时又像懒惰放纵的蚂蚱。
请你思考如下选择：是接受现在就可以得到的20美元，还是接受- -周后才可以得到的25美元？
大多数人选择今天得到20美元，而且他们的反应几乎都是出自本能，大概他们此刻已经在享受这20美元的消费了。
现在，还是同样数量的钱，但分别要在5周后和6周后才能得到，即35天后获得20美元和42天后获得25美元，你又会如何选择呢？
在这种情况下，延迟的结果也变得很容易被大多数人接受，他们选择等待42天后的25美元。
这种偏好反转的模式被称为“动态不一致（ dynamic inconsistency）"，它违背了标准经济学模型强调的一致性——理性模型预测25美元的价值会随着时间的推进而下降（即时间折扣 [ temporal discounting ]）。
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偏好发生反转的“分界点”并不存在，正如我们例子中的20美元和25美元。
对动态不一致现象的一种解释是：当某种结果是即刻发生的时候，本能的情绪系统会控制我们的行为，选择立即可以获得的满足。
但当这种满足不是即刻可得的时候，冷静理智的理性系统则会使我们更加明智地做出选择（Thaler & Shefrin， 1981）。
有许多例子可以表明，反映在情绪中的一些本能因素（visceral factor），如与药物成瘾相关的渴求、性唤醒和强烈的饥渴，会驱使人们做出一些恰恰对自己最不利的行为（ e.g.，Loewenstein， 1996 ）。
这种解释符合我们的主观经验，尤其是在我们面对一份丰富可口的餐后甜点、一次性奇遇或发横财的机会时。
它也符合人们在诱惑和谨慎的行动之间进行选择时，头脑中两种思想在交锋的体验。
McClure、 Laibson、 Loewenstein 和Cohen （ 2005 ）尝试将行为学和神经科学相结合的检验方法。
在研究中，他们让被试在即刻的和延迟的金钱奖赏之间做出选择，同时进行脑部扫描。
他们的假设是：当两种选择结果都是延迟奖赏的时候，只有沉思的大脑皮层系统会被激活，促使被试采取理智谨慎的方案来解决这种选择困境；
而当一种结果是即刻奖赏的时候，情绪-本能系统会支配他们的选择。
他们的行为结果证实了前面提到的动态不一致现象，
当同一对选择项分别在较近和较远的时间点呈现时，选择偏好便会发生反转。
大脑扫描数据表明，即刻的选择通常会激活与情绪反应相关的脑区（边缘系统和眶额叶区域），
而与思考推理相关的脑区（额叶和顶叶）在对即刻选择和延迟选择进行配对比较的时候会被激活（请参考Kable和Glimcher在2007年研究中的不同解释）。
值得注意的是，道德判断和消费者决策的“双重系统”解释也已经得到类似的差异化激活模式的支持，
当情绪在决策中起主要作用时，边缘系统和皮层的特定区域就会被激活。
神经经济学家和行为经济学家们推测，通过记录边缘系统活动所测量到的情绪反应能解释某些股市异常现象和崩溃（Akerlof&Shiller，2009）。
Robert ZajonC （1980）确立了情绪反应在快速评价、趋避行为中的重要作用。
他的经典格言“偏好无需推断”揭示了一个事实，即情绪的唤醒以及基于情绪的选择通常是无可避免地先于任何有意识的分析。
这样看来，认知活动（如对项目的识别）对偏好（喜欢的程度）来说似乎并不是必要的。
尽管单纯暴露效应（也可译为曝光效应）仅仅能解释人们对日常事物偏好的很小一部分（请参见章节5.3，现在人们认为流畅性是单纯暴露效应的主要机制），
但它依然很重要，因为它阐述了一种非常纯粹的偏好形成形式。
在Slovic （ 1987）的一项经典研究中，基于被试对不同社会风险来源相似性的判断，
他发现在决定个体和社会应付出多少努力来应对某种风险时（例如，客观的个人风险），风险的“个性”可能比理性的思考更为重要。
Slovic发现了一个二维的相似度空间（图13.3）。
一个维度是对风险的知道-熟悉度，指该风险事件是否是高度可见和易于理解的，
另一个维度是想到风险时唤起的恐惧的程度，即该风险事件是否是难以控制、致命且恐怖的。
他的结果对政府进行风险沟通和管理规划具有重要的影响。
这些结果促使Slovic提出了一种更具一般性的“情绪启发式（affectheuristic）”，在以一种概念（情绪、流畅性、相似性）取代另一种概念（危险、频次、概率）的意义上，它与我们在第5章回顾的其他启发式相类似。
George等人（ George Laewenstein， Chris Hsee， Elke Weber， & Ned Weloh， 2001）进一步扩 展了这个研究主题，
他们提出一种非因果论的“风险即情绪”框架，用以描述对威胁性事件的反应模式。
这种“风险即情绪”的假设认为，我们的反应基于特定情境下被快速唤醒且未经分析的情绪，或是基于分析决策过程的附加情绪体验。
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反应模式可能取代经典的理性模型或准理性模型所假设的对成本-收益的严谨分析。
这个假设认为人们情绪性地进行反应，这就暗示着更多的认知因素将会被忽略，比如概率。
对于这些，研究者们倾向于解释为人们在思考与情绪唤醒相关的结果时赋予概率的权重很小。
情绪会改变预期理论的决策加权函数（参见图12.2），使中间区域更加平坦，而两极部分更加陡峭。
大多数文化都一致认为，人类行为背后的内在过程具有双重性质，并将其描述为彼此区别的情绪-认知双系统。
问题是这两种系统之间没有清晰的界限，也没有被广泛接受的操作可以识别其中任意种系统的作用。
神经科学的方法确实可以帮助区分这两种系统并描述它们之间的交互作用，甚至可以用更加有效的定义来替换双重系统的概念。
我们已经知道，大脑皮层与边缘系统在解剖学上存在明显的差异。
大脑皮层一般被认为是认知过程产生的主要部位，
边缘系统涉及纹状体（包括伏隔核）、杏仁核、脑岛（皮层和边缘系统间的桥梁）等区域，通常被认为与人类情绪体验的主观报告以及如老鼠和猫等动物的情绪状态的操纵有关。
但是，目前还没有人能自信地指出情绪过程的神经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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