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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独，坦荡心安
做人最高处，莫过于慎独。
“慎独”一词，出自《礼记·中庸》一书：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所谓慎独，就是在别人不能看见的时候，能慎重行事；在别人不能听到的时候，能保持清醒。
最隐蔽的东西，往往最能体现一个人的品质；最微小的东西，同时最能看出一个人的灵魂。慎独说到底其实就贵在这三个如一。
■ 言行如一，为情操
《论语·为政》篇里记述了这样一段对话：子贡问老师孔子怎样做一个君子，孔子告诉他：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意思是说，先去实践自己想要说的话，等到真的做到了以后，才把它说出来。
虽是简单的一句话，孔子却一语道破了成为君子的要诀，而他本人其实就是知行合一、言行一致的最好典范。
儒家以推行仁政为己任，把道德教化作为实现这一理想的重要渠道，而德不仅要言传，更要身教。
孔子在生活中，是一个严厉而不失可爱的小老头，以至于弟子子路、宰我经常跟他顶嘴，但几千年来，他被称为圣人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他不仅建立了一个以仁为核心的完整伦理思想体系，而且更是几十年如一日，按自己说的去做，积极践行。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如果不先行其言，而夸夸其谈，用自己的标准来教训、说服别人，而不是约束自己，往往会适当其反。
道德用于自律时，好过一切法律；道德用于律人时，坏过一切私刑。正如孔夫子所说的：巧言令色，这样的人，大多数，都是取于利而鲜于仁。
心口如一，为良知
心与口是人发语的两端，按照佛家的观点，心为善生，而口为妄生。唯有心口如一才是可信之人。
东汉名臣杨震风雅清正，为官数载一直以公正廉明著称。一次因公路过昌邑县，恰逢旧交王密在此任县令，当夜王密怀揣十金前往馆驿相赠，以谢杨震知遇之恩，杨震拒而不受。
王密急切之下说道：此时深夜，无人知矣。杨震却正声而说：岂可暗室亏心（暗地里做些亏心事），举头三尺有神明，此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何谓无知？这就是历史上传为美谈的“杨震四知”。
这世间口若悬河、信誓旦旦之人太多，然而真如杨震一般，话从口出后即使无人监督，心却一如既往遵从己言的人却是寥寥无几。
常言道人善之首，即是心口如一。这话正是告诫众人：口中所言皆应出自肺腑，语出之理也当极尽恪守。
■ 始终如一，为坦荡
中国人做事贵在一个“恒”字，而“恒”要的就是始终如一与不忘初心。三国时刘备说：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元代时许衡说：梨虽无主，我心有主。清代林则徐：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对于心中自律的坚守，他们都做到了始终如一。
始终如一可谓是慎独中的最高境界，因为它的背后是一个人处事的坦荡之志。因为长久的慎独，讲求的是内在的定力。
是古人常说每天三省吾身的省思，是在无人时、细微处，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始终不放纵、不越轨、不逾矩。
做人最高处，莫过于慎独。
“慎独”一词，出自《礼记·中庸》一书：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
所谓慎独，就是在别人不能看见的时候，能慎重行事；在别人不能听到的时候，能保持清醒。
最隐蔽的东西，往往最能体现一个人的品质；最微小的东西，同时最能看出一个人的灵魂。慎独说到底其实就贵在这三个如一。
■ 言行如一，为情操
《论语·为政》篇里记述了这样一段对话：子贡问老师孔子怎样做一个君子，孔子告诉他：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意思是说，先去实践自己想要说的话，等到真的做到了以后，才把它说出来。
虽是简单的一句话，孔子却一语道破了成为君子的要诀，而他本人其实就是知行合一、言行一致的最好典范。
儒家以推行仁政为己任，把道德教化作为实现这一理想的重要渠道，而德不仅要言传，更要身教。
孔子在生活中，是一个严厉而不失可爱的小老头，以至于弟子子路、宰我经常跟他顶嘴，但几千年来，他被称为圣人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他不仅建立了一个以仁为核心的完整伦理思想体系，而且更是几十年如一日，按自己说的去做，积极践行。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如果不先行其言，而夸夸其谈，用自己的标准来教训、说服别人，而不是约束自己，往往会适当其反。
道德用于自律时，好过一切法律；道德用于律人时，坏过一切私刑。正如孔夫子所说的：巧言令色，这样的人，大多数，都是取于利而鲜于仁。
心口如一，为良知
心与口是人发语的两端，按照佛家的观点，心为善生，而口为妄生。唯有心口如一才是可信之人。
东汉名臣杨震风雅清正，为官数载一直以公正廉明著称。一次因公路过昌邑县，恰逢旧交王密在此任县令，当夜王密怀揣十金前往馆驿相赠，以谢杨震知遇之恩，杨震拒而不受。
王密急切之下说道：此时深夜，无人知矣。杨震却正声而说：岂可暗室亏心（暗地里做些亏心事），举头三尺有神明，此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何谓无知？这就是历史上传为美谈的“杨震四知”。
这世间口若悬河、信誓旦旦之人太多，然而真如杨震一般，话从口出后即使无人监督，心却一如既往遵从己言的人却是寥寥无几。
常言道人善之首，即是心口如一。这话正是告诫众人：口中所言皆应出自肺腑，语出之理也当极尽恪守。
■ 始终如一，为坦荡
中国人做事贵在一个“恒”字，而“恒”要的就是始终如一与不忘初心。三国时刘备说：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元代时许衡说：梨虽无主，我心有主。清代林则徐：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对于心中自律的坚守，他们都做到了始终如一。
始终如一可谓是慎独中的最高境界，因为它的背后是一个人处事的坦荡之志。因为长久的慎独，讲求的是内在的定力。
是古人常说每天三省吾身的省思，是在无人时、细微处，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始终不放纵、不越轨、不逾矩。
【“党参”纷争三百年（四）】#㤁惪亝药学札记#
——五加科人参派与桔梗科党参派争论述评及古典人参再考证
作者： 汤一笑
【有琴注:附图1-3是清代康熙年间的《人葠(参）花图》，里面的盆栽人参显然是五加科植物。而题款云“热河产人葠，虽不及辽左，枝叶皆同，命画者图绘，因戏作七言截句记之：旧传补气为神草，近日庸医悮地精。五叶五枝含洛数，何斟当用在权衡。”热河，即今河北、辽宁和内蒙交界地带，在康熙年间尚能采集到人参，并作为盆栽，可见其五加科人参分布的广泛，而区区两百年至今，晋冀已经不见野生，又怎么能轻易说千余年前的上党没有人参呢？同时，热河人参已经被认为不如辽东所产者佳，那么汉代上党人参药效也未必就如现在辽东野山参力大，《伤寒论》用人参量大，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二、袁俊贤先生认为，党参是上党地区传统人参存续的可能性大。上党人参易名“党参”是清政府《大清一统志》的批文所致。
始编于乾隆八年（1743）的《四部丛刊•大清一统志》有如下一段文字说明：“又府志产人参，考郡故上党也，盖今所称党参者。地气既殊，质味并薄，不堪与神区灵草同名，通志不载为是。”这里“府志”指的是《潞安府志》，“神区灵草”是指清廷龙兴之地长白山的人参。这一史料是明确说上党人参就是“今所称党参者”。对于这一史料，五加科人参派孙文采先生斥之为清廷不顾人民用药传统的民族偏见。而袁俊贤先生则认为这就是上党人参正式更名为党参的依据和史实。
认为《大清一统志》的所谓“批文”直接导致上党人参更名“党参”，其实是难以成立的。因为“党参”之名，在《大清一统志》之前的1726年《潞安府志》中已经正式改称，其卷八物产篇药之属71味药物，“党参”列为首位，并有注释：“古有人参……今所出惟党参，然亦不能多得也。”说明1726年《潞安府志》的编著者认为这种药材并非古典人参。而是另一种东西。《大清一统志》说上党人参就是党参，而《潞安府志》则认为党参不是人参，孰是孰非？按理应该是《潞安府志》可靠些，毕竟编著者是本地人。当然，也不排除《潞安府志》编著者不明党参来历的可能。另有一点基本可以确定，即桔梗科党参不可能是明人所谓“紫大稍扁”的上党紫团参（这个明确说的是药材干品）。
其实在1726年《潞安府志》之前，“党参”之名就已经出现，清王世祯著有《古夫于亭杂录》，赵伯陶先生考证认为成书于1708年。此书卷4就有“党参”条，下云：“王介甫云，平生无紫团参，亦活到今日。案紫团，上党山名也，本草及唐宋已来皆贵党参，今惟贵辽东及髙丽产，佳者每一两价至白金五两，而上党每一斤价止白金二钱，近人参禁严，价骤贵，始稍以党参代之，每一斤价至白金一两有奇，而购之亦不易也。”
由此可知，“党参”一名的出现，与1743年《大清一统志》的批文毫无关系。至少在其四十年前，“党参”一名就已经流行。
仔细分析起来，桔梗科党参派除了以上两个论据外，似乎再没有其他较有力度的论据了，其中一个还根本站不住脚。
（四）、两派的人参诗文之争
五加科、桔梗科两派都爱用唐宋有关人参的诗词佐证自己的观点，各取所需。如孙文采有《苏东坡<次韵正辅同游白水山>注释》，袁俊贤有《苏轼在惠州种的是什么人参》。用唐宋诗词做佐证要看情况，我感觉大多都不靠谱，毕竟诗人写诗爱用典故，讲求文艺性，未必是写实。但有些曾亲自种养人参的诗人写的诗词则应是写实，较有证据价值。
唐宋诗人有亲自种养人参的，如唐代陆龟蒙《奉和袭美题达上人药圃二首》：“药味多从远客赍（送给），旋添花圃旋成畦。三桠旧种根应异，九节初移叶尚低。”诗人陪友僧游园时，僧即兴题《药圃诗》，诗人以本诗作和以谢之。诗人种养的应是远方朋友送的人参宿根，当年大概一般不会用人参种子繁殖。“三桠”应是写实，如果苗不同于人参常识则诗人必定诧异。可惜诗歌里没有交代种源来自哪里。
北宋苏轼被贬广东惠州（1093年）期间，曾说在庭院小圃里种养过人参，并写有《小圃五咏.人参》一诗。对于东坡南方惠州种参这件事情，历来就颇有议论，多认为难以置信。东坡是否真的“移根到罗浮”无法确定，又或者只是他的艺术虚构，借物咏怀。苏轼曾任定州知州（1093年3月至1094年初），时间恰是其在被贬谪南方英州、惠州之前，定州地处太行山东麓，北宋初年的《太平寰宇记》卷六十二记载，定州贡恒山、人参、瓷器。也就是说苏轼到过人参产地。另外，苏轼有朋友在在上党地区做官，见苏轼《浣溪沙（送梅庭老赴潞州学官）》。袁俊贤先生《苏轼在惠州种的是什么人参》一文，从“青桠缀紫萼，圆实堕红米”一句出发，比对五加科人参和桔梗科党参的花、实并佐以气候因素，从而推断苏轼在惠州种的是桔梗科党参，进而推论宋代上党人参是桔梗科党参。如果仔细综合分析东坡的所有人参诗，就不难发现，袁氏所论其实很难站得住脚。从文艺角度看，“青桠缀紫萼，圆实堕红米”一句，无非是表现人参“紫花”“红实”而已，同样可以认为是对宋代《证类本草》人参花果描写的艺术化：“（人参）三月、四月有花，细小如粟，蕊如丝，紫白色，秋后结子，或七、八枚，如大豆，生青熟红，自落。”另外，此诗中又有“肩肢或具体”一句，桔梗科党参显然很难长成四肢具全者，有两腿就不错了。
其实东坡有交代自己种的是什么人参，东坡在惠州时的另一首诗《次韵正辅同游白水山》又有：“恣倾白蜜收五棱（指杨桃），细劚黄土栽三桠。”此句后东坡原注：“正辅分人参一苗，归种韶阳。……”显然东坡明说在惠州种的是三椏五叶的五加科人参，东坡总不至于种着蔓生的党参而写成三椏五叶吧？文字表达对这种才子而言根本不成问题。这首诗东坡写于1095年重阳之后与表兄兼姐夫程正辅同游白水山之时，当时程正辅任广东提刑，居韶州，韶州唐宋有个标志建筑韶阳楼，韶阳也就指代韶州，分别时，苏东坡送给程一苗人参，所以说正辅“归种韶阳”。东坡惠州所种的五加科人参很可能就是来自太行山东麓的定州。
苏轼在《紫团参寄王定国》中对紫团参也有描写：“纤攕虎豹鬣，蹙（皱）缩龙蛇瘿。”也就是说，紫团参的须根如同虎豹颈上鬃毛一样长，而主体则收缩得如同龙蛇身上的瘤子，此形态类似野山参的特征“紧皮细纹疙瘩体”，即古人所谓“皱面还丹”。桔梗科党参药材除个别粗短品种外，显然很难与苏轼的这一体征描述相符。（注：民间传说有头上长冠或角的异蛇，冠角或瘿瘤之类）。
南宋谢翱（1249—1295）《效孟郊体》曰：“移参窗北地，经岁日不至。悠悠荒郊云，背植足阴气。新雨养陈根，乃复作药饵。天涯葵藿心，怜尔独种参。”是写种养喜阴的人参陈根。谢翱是岭南福建人，中年之后定居浙江，也是江南。不知他种养的是否五加科人参？如是，则又是一个古人南方种养人参的事例。
至于南方能否种养五加科人参，自己因未试验过，不敢妄加断言。当年东坡花甲多病之年被放逐岭南，自知难免终老蛮荒异乡，若真携带自己种养的宿根盆栽人参前往南方也合情理，南北气候相异，如果其品种原是来自定州，则应该比辽东参好养些。如今有盆栽人参当花卉出售的，如有机会我也想买盆来试验在南方能否种养东北人参
——五加科人参派与桔梗科党参派争论述评及古典人参再考证
作者： 汤一笑
【有琴注:附图1-3是清代康熙年间的《人葠(参）花图》，里面的盆栽人参显然是五加科植物。而题款云“热河产人葠，虽不及辽左，枝叶皆同，命画者图绘，因戏作七言截句记之：旧传补气为神草，近日庸医悮地精。五叶五枝含洛数，何斟当用在权衡。”热河，即今河北、辽宁和内蒙交界地带，在康熙年间尚能采集到人参，并作为盆栽，可见其五加科人参分布的广泛，而区区两百年至今，晋冀已经不见野生，又怎么能轻易说千余年前的上党没有人参呢？同时，热河人参已经被认为不如辽东所产者佳，那么汉代上党人参药效也未必就如现在辽东野山参力大，《伤寒论》用人参量大，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二、袁俊贤先生认为，党参是上党地区传统人参存续的可能性大。上党人参易名“党参”是清政府《大清一统志》的批文所致。
始编于乾隆八年（1743）的《四部丛刊•大清一统志》有如下一段文字说明：“又府志产人参，考郡故上党也，盖今所称党参者。地气既殊，质味并薄，不堪与神区灵草同名，通志不载为是。”这里“府志”指的是《潞安府志》，“神区灵草”是指清廷龙兴之地长白山的人参。这一史料是明确说上党人参就是“今所称党参者”。对于这一史料，五加科人参派孙文采先生斥之为清廷不顾人民用药传统的民族偏见。而袁俊贤先生则认为这就是上党人参正式更名为党参的依据和史实。
认为《大清一统志》的所谓“批文”直接导致上党人参更名“党参”，其实是难以成立的。因为“党参”之名，在《大清一统志》之前的1726年《潞安府志》中已经正式改称，其卷八物产篇药之属71味药物，“党参”列为首位，并有注释：“古有人参……今所出惟党参，然亦不能多得也。”说明1726年《潞安府志》的编著者认为这种药材并非古典人参。而是另一种东西。《大清一统志》说上党人参就是党参，而《潞安府志》则认为党参不是人参，孰是孰非？按理应该是《潞安府志》可靠些，毕竟编著者是本地人。当然，也不排除《潞安府志》编著者不明党参来历的可能。另有一点基本可以确定，即桔梗科党参不可能是明人所谓“紫大稍扁”的上党紫团参（这个明确说的是药材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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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党参”一名的出现，与1743年《大清一统志》的批文毫无关系。至少在其四十年前，“党参”一名就已经流行。
仔细分析起来，桔梗科党参派除了以上两个论据外，似乎再没有其他较有力度的论据了，其中一个还根本站不住脚。
（四）、两派的人参诗文之争
五加科、桔梗科两派都爱用唐宋有关人参的诗词佐证自己的观点，各取所需。如孙文采有《苏东坡<次韵正辅同游白水山>注释》，袁俊贤有《苏轼在惠州种的是什么人参》。用唐宋诗词做佐证要看情况，我感觉大多都不靠谱，毕竟诗人写诗爱用典故，讲求文艺性，未必是写实。但有些曾亲自种养人参的诗人写的诗词则应是写实，较有证据价值。
唐宋诗人有亲自种养人参的，如唐代陆龟蒙《奉和袭美题达上人药圃二首》：“药味多从远客赍（送给），旋添花圃旋成畦。三桠旧种根应异，九节初移叶尚低。”诗人陪友僧游园时，僧即兴题《药圃诗》，诗人以本诗作和以谢之。诗人种养的应是远方朋友送的人参宿根，当年大概一般不会用人参种子繁殖。“三桠”应是写实，如果苗不同于人参常识则诗人必定诧异。可惜诗歌里没有交代种源来自哪里。
北宋苏轼被贬广东惠州（1093年）期间，曾说在庭院小圃里种养过人参，并写有《小圃五咏.人参》一诗。对于东坡南方惠州种参这件事情，历来就颇有议论，多认为难以置信。东坡是否真的“移根到罗浮”无法确定，又或者只是他的艺术虚构，借物咏怀。苏轼曾任定州知州（1093年3月至1094年初），时间恰是其在被贬谪南方英州、惠州之前，定州地处太行山东麓，北宋初年的《太平寰宇记》卷六十二记载，定州贡恒山、人参、瓷器。也就是说苏轼到过人参产地。另外，苏轼有朋友在在上党地区做官，见苏轼《浣溪沙（送梅庭老赴潞州学官）》。袁俊贤先生《苏轼在惠州种的是什么人参》一文，从“青桠缀紫萼，圆实堕红米”一句出发，比对五加科人参和桔梗科党参的花、实并佐以气候因素，从而推断苏轼在惠州种的是桔梗科党参，进而推论宋代上党人参是桔梗科党参。如果仔细综合分析东坡的所有人参诗，就不难发现，袁氏所论其实很难站得住脚。从文艺角度看，“青桠缀紫萼，圆实堕红米”一句，无非是表现人参“紫花”“红实”而已，同样可以认为是对宋代《证类本草》人参花果描写的艺术化：“（人参）三月、四月有花，细小如粟，蕊如丝，紫白色，秋后结子，或七、八枚，如大豆，生青熟红，自落。”另外，此诗中又有“肩肢或具体”一句，桔梗科党参显然很难长成四肢具全者，有两腿就不错了。
其实东坡有交代自己种的是什么人参，东坡在惠州时的另一首诗《次韵正辅同游白水山》又有：“恣倾白蜜收五棱（指杨桃），细劚黄土栽三桠。”此句后东坡原注：“正辅分人参一苗，归种韶阳。……”显然东坡明说在惠州种的是三椏五叶的五加科人参，东坡总不至于种着蔓生的党参而写成三椏五叶吧？文字表达对这种才子而言根本不成问题。这首诗东坡写于1095年重阳之后与表兄兼姐夫程正辅同游白水山之时，当时程正辅任广东提刑，居韶州，韶州唐宋有个标志建筑韶阳楼，韶阳也就指代韶州，分别时，苏东坡送给程一苗人参，所以说正辅“归种韶阳”。东坡惠州所种的五加科人参很可能就是来自太行山东麓的定州。
苏轼在《紫团参寄王定国》中对紫团参也有描写：“纤攕虎豹鬣，蹙（皱）缩龙蛇瘿。”也就是说，紫团参的须根如同虎豹颈上鬃毛一样长，而主体则收缩得如同龙蛇身上的瘤子，此形态类似野山参的特征“紧皮细纹疙瘩体”，即古人所谓“皱面还丹”。桔梗科党参药材除个别粗短品种外，显然很难与苏轼的这一体征描述相符。（注：民间传说有头上长冠或角的异蛇，冠角或瘿瘤之类）。
南宋谢翱（1249—1295）《效孟郊体》曰：“移参窗北地，经岁日不至。悠悠荒郊云，背植足阴气。新雨养陈根，乃复作药饵。天涯葵藿心，怜尔独种参。”是写种养喜阴的人参陈根。谢翱是岭南福建人，中年之后定居浙江，也是江南。不知他种养的是否五加科人参？如是，则又是一个古人南方种养人参的事例。
至于南方能否种养五加科人参，自己因未试验过，不敢妄加断言。当年东坡花甲多病之年被放逐岭南，自知难免终老蛮荒异乡，若真携带自己种养的宿根盆栽人参前往南方也合情理，南北气候相异，如果其品种原是来自定州，则应该比辽东参好养些。如今有盆栽人参当花卉出售的，如有机会我也想买盆来试验在南方能否种养东北人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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