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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学是宋儒所创立的新儒学。自宋以后，这种新儒学对社会上层分子的思想意识确是长期起了相当深巨的支配作用。但理学虽以继承孔孟的道统自居，其哲学体系实建立在佛教禅宗和道教《参同契》的基础之上，以儒为表，以释道为里，冶三教于一炉，所以无论是程朱还是陆王，宋明的理学绝不能与孔孟的学说等同起来。宋以后儒者主张排斥二氏者尽管代有其人，那是极个别的所谓“醇儒”，多数士大夫则都是既读圣贤书，同时又出入甚至笃信佛道。纲常名教这一套固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人们所毕生追求的却是功名利禄，他们所顶礼膜拜、崇信敬畏的不是儒教中的先圣先贤，而是佛、菩萨、玉皇大帝、十殿阎王以及各色神仙鬼怪。

明代理学之盛不亚于宋，且看谢肇淛所撰《五杂组》所描述的明代士大夫精神面貌：

世之人有不求富贵利达者乎？有衣食已足、不愿赢余者乎？有素位自守、不希进取者乎？有不贪生畏死、择利避害者乎？有不喜谀恶谤、党同伐异者乎？有不上人求胜、悦不若己者乎？有不媚神谄鬼、禁忌求福者乎？有不卜筮堪舆、行无顾虑者乎？有天性孝友、不私妻孥者乎？有见钱不吝、见色不迷者乎？有一于此，足以称善士矣，吾未之见也。（卷一三事部）

可见当时绝大多数士大夫嘴上讲的尽管是修齐治平、仁义道德，头脑里却无非是富贵鬼神、钱财女色。

——谭其骧著，葛剑雄、孟刚选编《谭其骧历史地理十讲》

#读书打卡# 理学是宋儒所创立的新儒学。自宋以后，这种新儒学对社会上层分子的思想意识确是长期起了相当深巨的支配作用。但理学虽以继承孔孟的道统自居，其哲学体系实建立在佛教禅宗和道教《参同契》的基础之上，以儒为表，以释道为里，冶三教于一炉，所以无论是程朱还是陆王，宋明的理学绝不能与孔孟的学说等同起来。宋以后儒者主张排斥二氏者尽管代有其人，那是极个别的所谓“醇儒”，多数士大夫则都是既读圣贤书，同时又出入甚至笃信佛道。纲常名教这一套固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人们所毕生追求的却是功名利禄，他们所顶礼膜拜、崇信敬畏的不是儒教中的先圣先贤，而是佛、菩萨、玉皇大帝、十殿阎王以及各色神仙鬼怪。

明代理学之盛不亚于宋，且看谢肇淛所撰《五杂组》所描述的明代士大夫精神面貌：

世之人有不求富贵利达者乎？有衣食已足、不愿赢余者乎？有素位自守、不希进取者乎？有不贪生畏死、择利避害者乎？有不喜谀恶谤、党同伐异者乎？有不上人求胜、悦不若己者乎？有不媚神谄鬼、禁忌求福者乎？有不卜筮堪舆、行无顾虑者乎？有天性孝友、不私妻孥者乎？有见钱不吝、见色不迷者乎？有一于此，足以称善士矣，吾未之见也。（卷一三事部）

可见当时绝大多数士大夫嘴上讲的尽管是修齐治平、仁义道德，头脑里却无非是富贵鬼神、钱财女色。
——谭其骧著，葛剑雄、孟刚选编《谭其骧历史地理十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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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逍遥游》是《庄子》内篇的第一篇，也是整部《庄子》的第一篇，应该说具有头等的重要性。它开篇以如今人们耳熟能详的鲲鹏升腾九万里，而后展翅南翔的寓言，呈现了一个广阔的世界图景，但这在《庄子》的心目中，实在还不能算“逍遥”之“游”，因为鲲鹏之所以先得向上升腾九万里，就是为凭借高天的云气承载，而后飞向南方自己的目的地，这仍是一种依待，是一种其有限性的证明。推而广之，宇宙人间的一切，如何能绝对超然而置身其外呢？怕是无法做到，所能做的，是尽量减少一己之私的身心欲求，追求无我（用《逍遥游》的话说，即“无己”），而与天地自然之道协调、契合，所谓“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辨”（《逍遥游》）或“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从而达到最大、最高的“自由”之境。

也正因为《庄子》在天地自然和人之间，持有这样的一种观点，所以《庄子》内篇的第二篇《齐物论》开篇，描写的便是一位形如槁木、心如死灰的人物，摆脱了自我的种种身心欲求，进入了“吾丧我”（很大程度上，类似于《逍遥游》的“无己”）的状态。如果单纯到达“无我”或“无己”的状态，还不够，人们总得面临如何应对周遭现实的问题。应对现实，便有一个如何看待的问题在。《齐物论》即是这个意义上，讨论如何从与天地自然合一的高度上，返顾世间种种事物、言论。世间的种种事物，都处于层层交错的对比关系如长短、善恶、是非、美丑等等之中，人们难免站在某一特定的立场、从某一特定的视角来表述自我、评判他者，难免自我肯定而贬斥他者。在《齐物论》看来，这就是世上无数纷争的根由。超乎其上的恰当态度，是同情地了解各有所偏的立场和姿态，各有其是非，不必相争相杀；如果一定要争的话，庄子的态度便是“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即是说，各自在自己的境遇下都有道理，而易位以处，就可能失去了合理性。过去人们常常将这认定为“相对主义”，“和稀泥”，实在是没能体会《齐物论》的真意。庄子只是不想也不愿陷身于各种片面而无休止的纷争之中，而持一种超乎其上又怀抱同情甚至怜悯的息事宁人的态度。

——陈引驰《〈庄子〉通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