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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参”纷争三百年(四)】#㤁惪亝药学札记#
——五加科人参派与桔梗科党参派争论述评及古典人参再考证
作者: 汤一笑
【有琴注:附图1-3是清代康熙年间的《人葠(参)花图》,里面的盆栽人参显然是五加科植物。而题款云“热河产人葠,虽不及辽左,枝叶皆同,命画者图绘,因戏作七言截句记之:旧传补气为神草,近日庸医悮地精。五叶五枝含洛数,何斟当用在权衡。”热河,即今河北、辽宁和内蒙交界地带,在康熙年间尚能采集到人参,并作为盆栽,可见其五加科人参分布的广泛,而区区两百年至今,晋冀已经不见野生,又怎么能轻易说千余年前的上党没有人参呢?同时,热河人参已经被认为不如辽东所产者佳,那么汉代上党人参药效也未必就如现在辽东野山参力大,《伤寒论》用人参量大,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二、袁俊贤先生认为,党参是上党地区传统人参存续的可能性大。上党人参易名“党参”是清政府《大清一统志》的批文所致。
始编于乾隆八年(1743)的《四部丛刊•大清一统志》有如下一段文字说明:“又府志产人参,考郡故上党也,盖今所称党参者。地气既殊,质味并薄,不堪与神区灵草同名,通志不载为是。”这里“府志”指的是《潞安府志》,“神区灵草”是指清廷龙兴之地长白山的人参。这一史料是明确说上党人参就是“今所称党参者”。对于这一史料,五加科人参派孙文采先生斥之为清廷不顾人民用药传统的民族偏见。而袁俊贤先生则认为这就是上党人参正式更名为党参的依据和史实。
认为《大清一统志》的所谓“批文”直接导致上党人参更名“党参”,其实是难以成立的。因为“党参”之名,在《大清一统志》之前的1726年《潞安府志》中已经正式改称,其卷八物产篇药之属71味药物,“党参”列为首位,并有注释:“古有人参……今所出惟党参,然亦不能多得也。”说明1726年《潞安府志》的编著者认为这种药材并非古典人参。而是另一种东西。《大清一统志》说上党人参就是党参,而《潞安府志》则认为党参不是人参,孰是孰非?按理应该是《潞安府志》可靠些,毕竟编著者是本地人。当然,也不排除《潞安府志》编著者不明党参来历的可能。另有一点基本可以确定,即桔梗科党参不可能是明人所谓“紫大稍扁”的上党紫团参(这个明确说的是药材干品)。
其实在1726年《潞安府志》之前,“党参”之名就已经出现,清王世祯著有《古夫于亭杂录》,赵伯陶先生考证认为成书于1708年。此书卷4就有“党参”条,下云:“王介甫云,平生无紫团参,亦活到今日。案紫团,上党山名也,本草及唐宋已来皆贵党参,今惟贵辽东及髙丽产,佳者每一两价至白金五两,而上党每一斤价止白金二钱,近人参禁严,价骤贵,始稍以党参代之,每一斤价至白金一两有奇,而购之亦不易也。”
由此可知,“党参”一名的出现,与1743年《大清一统志》的批文毫无关系。至少在其四十年前,“党参”一名就已经流行。
仔细分析起来,桔梗科党参派除了以上两个论据外,似乎再没有其他较有力度的论据了,其中一个还根本站不住脚。
(四)、两派的人参诗文之争
五加科、桔梗科两派都爱用唐宋有关人参的诗词佐证自己的观点,各取所需。如孙文采有《苏东坡<次韵正辅同游白水山>注释》,袁俊贤有《苏轼在惠州种的是什么人参》。用唐宋诗词做佐证要看情况,我感觉大多都不靠谱,毕竟诗人写诗爱用典故,讲求文艺性,未必是写实。但有些曾亲自种养人参的诗人写的诗词则应是写实,较有证据价值。
唐宋诗人有亲自种养人参的,如唐代陆龟蒙《奉和袭美题达上人药圃二首》:“药味多从远客赍(送给),旋添花圃旋成畦。三桠旧种根应异,九节初移叶尚低。”诗人陪友僧游园时,僧即兴题《药圃诗》,诗人以本诗作和以谢之。诗人种养的应是远方朋友送的人参宿根,当年大概一般不会用人参种子繁殖。“三桠”应是写实,如果苗不同于人参常识则诗人必定诧异。可惜诗歌里没有交代种源来自哪里。
北宋苏轼被贬广东惠州(1093年)期间,曾说在庭院小圃里种养过人参,并写有《小圃五咏.人参》一诗。对于东坡南方惠州种参这件事情,历来就颇有议论,多认为难以置信。东坡是否真的“移根到罗浮”无法确定,又或者只是他的艺术虚构,借物咏怀。苏轼曾任定州知州(1093年3月至1094年初),时间恰是其在被贬谪南方英州、惠州之前,定州地处太行山东麓,北宋初年的《太平寰宇记》卷六十二记载,定州贡恒山、人参、瓷器。也就是说苏轼到过人参产地。另外,苏轼有朋友在在上党地区做官,见苏轼《浣溪沙(送梅庭老赴潞州学官)》。袁俊贤先生《苏轼在惠州种的是什么人参》一文,从“青桠缀紫萼,圆实堕红米”一句出发,比对五加科人参和桔梗科党参的花、实并佐以气候因素,从而推断苏轼在惠州种的是桔梗科党参,进而推论宋代上党人参是桔梗科党参。如果仔细综合分析东坡的所有人参诗,就不难发现,袁氏所论其实很难站得住脚。从文艺角度看,“青桠缀紫萼,圆实堕红米”一句,无非是表现人参“紫花”“红实”而已,同样可以认为是对宋代《证类本草》人参花果描写的艺术化:“(人参)三月、四月有花,细小如粟,蕊如丝,紫白色,秋后结子,或七、八枚,如大豆,生青熟红,自落。”另外,此诗中又有“肩肢或具体”一句,桔梗科党参显然很难长成四肢具全者,有两腿就不错了。
其实东坡有交代自己种的是什么人参,东坡在惠州时的另一首诗《次韵正辅同游白水山》又有:“恣倾白蜜收五棱(指杨桃),细劚黄土栽三桠。”此句后东坡原注:“正辅分人参一苗,归种韶阳。……”显然东坡明说在惠州种的是三椏五叶的五加科人参,东坡总不至于种着蔓生的党参而写成三椏五叶吧?文字表达对这种才子而言根本不成问题。这首诗东坡写于1095年重阳之后与表兄兼姐夫程正辅同游白水山之时,当时程正辅任广东提刑,居韶州,韶州唐宋有个标志建筑韶阳楼,韶阳也就指代韶州,分别时,苏东坡送给程一苗人参,所以说正辅“归种韶阳”。东坡惠州所种的五加科人参很可能就是来自太行山东麓的定州。
苏轼在《紫团参寄王定国》中对紫团参也有描写:“纤攕虎豹鬣,蹙(皱)缩龙蛇瘿。”也就是说,紫团参的须根如同虎豹颈上鬃毛一样长,而主体则收缩得如同龙蛇身上的瘤子,此形态类似野山参的特征“紧皮细纹疙瘩体”,即古人所谓“皱面还丹”。桔梗科党参药材除个别粗短品种外,显然很难与苏轼的这一体征描述相符。(注:民间传说有头上长冠或角的异蛇,冠角或瘿瘤之类)。
南宋谢翱(1249—1295)《效孟郊体》曰:“移参窗北地,经岁日不至。悠悠荒郊云,背植足阴气。新雨养陈根,乃复作药饵。天涯葵藿心,怜尔独种参。”是写种养喜阴的人参陈根。谢翱是岭南福建人,中年之后定居浙江,也是江南。不知他种养的是否五加科人参?如是,则又是一个古人南方种养人参的事例。
至于南方能否种养五加科人参,自己因未试验过,不敢妄加断言。当年东坡花甲多病之年被放逐岭南,自知难免终老蛮荒异乡,若真携带自己种养的宿根盆栽人参前往南方也合情理,南北气候相异,如果其品种原是来自定州,则应该比辽东参好养些。如今有盆栽人参当花卉出售的,如有机会我也想买盆来试验在南方能否种养东北人参
——五加科人参派与桔梗科党参派争论述评及古典人参再考证
作者: 汤一笑
【有琴注:附图1-3是清代康熙年间的《人葠(参)花图》,里面的盆栽人参显然是五加科植物。而题款云“热河产人葠,虽不及辽左,枝叶皆同,命画者图绘,因戏作七言截句记之:旧传补气为神草,近日庸医悮地精。五叶五枝含洛数,何斟当用在权衡。”热河,即今河北、辽宁和内蒙交界地带,在康熙年间尚能采集到人参,并作为盆栽,可见其五加科人参分布的广泛,而区区两百年至今,晋冀已经不见野生,又怎么能轻易说千余年前的上党没有人参呢?同时,热河人参已经被认为不如辽东所产者佳,那么汉代上党人参药效也未必就如现在辽东野山参力大,《伤寒论》用人参量大,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二、袁俊贤先生认为,党参是上党地区传统人参存续的可能性大。上党人参易名“党参”是清政府《大清一统志》的批文所致。
始编于乾隆八年(1743)的《四部丛刊•大清一统志》有如下一段文字说明:“又府志产人参,考郡故上党也,盖今所称党参者。地气既殊,质味并薄,不堪与神区灵草同名,通志不载为是。”这里“府志”指的是《潞安府志》,“神区灵草”是指清廷龙兴之地长白山的人参。这一史料是明确说上党人参就是“今所称党参者”。对于这一史料,五加科人参派孙文采先生斥之为清廷不顾人民用药传统的民族偏见。而袁俊贤先生则认为这就是上党人参正式更名为党参的依据和史实。
认为《大清一统志》的所谓“批文”直接导致上党人参更名“党参”,其实是难以成立的。因为“党参”之名,在《大清一统志》之前的1726年《潞安府志》中已经正式改称,其卷八物产篇药之属71味药物,“党参”列为首位,并有注释:“古有人参……今所出惟党参,然亦不能多得也。”说明1726年《潞安府志》的编著者认为这种药材并非古典人参。而是另一种东西。《大清一统志》说上党人参就是党参,而《潞安府志》则认为党参不是人参,孰是孰非?按理应该是《潞安府志》可靠些,毕竟编著者是本地人。当然,也不排除《潞安府志》编著者不明党参来历的可能。另有一点基本可以确定,即桔梗科党参不可能是明人所谓“紫大稍扁”的上党紫团参(这个明确说的是药材干品)。
其实在1726年《潞安府志》之前,“党参”之名就已经出现,清王世祯著有《古夫于亭杂录》,赵伯陶先生考证认为成书于1708年。此书卷4就有“党参”条,下云:“王介甫云,平生无紫团参,亦活到今日。案紫团,上党山名也,本草及唐宋已来皆贵党参,今惟贵辽东及髙丽产,佳者每一两价至白金五两,而上党每一斤价止白金二钱,近人参禁严,价骤贵,始稍以党参代之,每一斤价至白金一两有奇,而购之亦不易也。”
由此可知,“党参”一名的出现,与1743年《大清一统志》的批文毫无关系。至少在其四十年前,“党参”一名就已经流行。
仔细分析起来,桔梗科党参派除了以上两个论据外,似乎再没有其他较有力度的论据了,其中一个还根本站不住脚。
(四)、两派的人参诗文之争
五加科、桔梗科两派都爱用唐宋有关人参的诗词佐证自己的观点,各取所需。如孙文采有《苏东坡<次韵正辅同游白水山>注释》,袁俊贤有《苏轼在惠州种的是什么人参》。用唐宋诗词做佐证要看情况,我感觉大多都不靠谱,毕竟诗人写诗爱用典故,讲求文艺性,未必是写实。但有些曾亲自种养人参的诗人写的诗词则应是写实,较有证据价值。
唐宋诗人有亲自种养人参的,如唐代陆龟蒙《奉和袭美题达上人药圃二首》:“药味多从远客赍(送给),旋添花圃旋成畦。三桠旧种根应异,九节初移叶尚低。”诗人陪友僧游园时,僧即兴题《药圃诗》,诗人以本诗作和以谢之。诗人种养的应是远方朋友送的人参宿根,当年大概一般不会用人参种子繁殖。“三桠”应是写实,如果苗不同于人参常识则诗人必定诧异。可惜诗歌里没有交代种源来自哪里。
北宋苏轼被贬广东惠州(1093年)期间,曾说在庭院小圃里种养过人参,并写有《小圃五咏.人参》一诗。对于东坡南方惠州种参这件事情,历来就颇有议论,多认为难以置信。东坡是否真的“移根到罗浮”无法确定,又或者只是他的艺术虚构,借物咏怀。苏轼曾任定州知州(1093年3月至1094年初),时间恰是其在被贬谪南方英州、惠州之前,定州地处太行山东麓,北宋初年的《太平寰宇记》卷六十二记载,定州贡恒山、人参、瓷器。也就是说苏轼到过人参产地。另外,苏轼有朋友在在上党地区做官,见苏轼《浣溪沙(送梅庭老赴潞州学官)》。袁俊贤先生《苏轼在惠州种的是什么人参》一文,从“青桠缀紫萼,圆实堕红米”一句出发,比对五加科人参和桔梗科党参的花、实并佐以气候因素,从而推断苏轼在惠州种的是桔梗科党参,进而推论宋代上党人参是桔梗科党参。如果仔细综合分析东坡的所有人参诗,就不难发现,袁氏所论其实很难站得住脚。从文艺角度看,“青桠缀紫萼,圆实堕红米”一句,无非是表现人参“紫花”“红实”而已,同样可以认为是对宋代《证类本草》人参花果描写的艺术化:“(人参)三月、四月有花,细小如粟,蕊如丝,紫白色,秋后结子,或七、八枚,如大豆,生青熟红,自落。”另外,此诗中又有“肩肢或具体”一句,桔梗科党参显然很难长成四肢具全者,有两腿就不错了。
其实东坡有交代自己种的是什么人参,东坡在惠州时的另一首诗《次韵正辅同游白水山》又有:“恣倾白蜜收五棱(指杨桃),细劚黄土栽三桠。”此句后东坡原注:“正辅分人参一苗,归种韶阳。……”显然东坡明说在惠州种的是三椏五叶的五加科人参,东坡总不至于种着蔓生的党参而写成三椏五叶吧?文字表达对这种才子而言根本不成问题。这首诗东坡写于1095年重阳之后与表兄兼姐夫程正辅同游白水山之时,当时程正辅任广东提刑,居韶州,韶州唐宋有个标志建筑韶阳楼,韶阳也就指代韶州,分别时,苏东坡送给程一苗人参,所以说正辅“归种韶阳”。东坡惠州所种的五加科人参很可能就是来自太行山东麓的定州。
苏轼在《紫团参寄王定国》中对紫团参也有描写:“纤攕虎豹鬣,蹙(皱)缩龙蛇瘿。”也就是说,紫团参的须根如同虎豹颈上鬃毛一样长,而主体则收缩得如同龙蛇身上的瘤子,此形态类似野山参的特征“紧皮细纹疙瘩体”,即古人所谓“皱面还丹”。桔梗科党参药材除个别粗短品种外,显然很难与苏轼的这一体征描述相符。(注:民间传说有头上长冠或角的异蛇,冠角或瘿瘤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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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舒辞面前学弟乖巧听话得不可思议,简直就是贴心的小棉袄。
舒辞刚到家,学弟会倒好水给他:“学长工作辛苦了,喝点水休息一下吧!”
不在舒辞面前的学弟一脸冷漠地看着他面前的几个人:“你们再出现在学长面前的话,我会让你们知道叫后悔两个字怎么写。”
唯唯诺诺的几人不敢说话:“……”
片段二:
某天学弟带着伤回到家,舒辞担心极了。
学弟委屈抱着他哭:“没关系的学长,反正我也不是第一次被他们欺负了。”
学弟可怜兮兮的的样子让舒辞心疼:“别哭,有学长在呢,大不了学长养你。”
学弟在舒辞看不到的角度偷偷扬起了一抹得逞的笑。
某位看破一切的亲友表示,这小学弟哪里是一只柔弱的小白兔,这明明就是一匹吃人不吐骨头的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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