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报说·快评# 丨彭健：深圳能给颜宁什么？】#颜宁宣布离美归国# 颜宁来深圳了！
11月1日，在2022深圳全球创新人才论坛上，著名结构生物学家颜宁宣布，即将辞去普林斯顿大学教职，出任深圳医学科学院创始院长。
颜宁何许人也？
她是著名学者施一公的得意门生，未满30岁即从普林斯顿博士毕业回到清华任教，成为“清华最年轻教授”。此后，她的科研成果更令人瞩目——2009年以来，她以通讯作者身份在国际最有影响力的顶级学术期刊《自然》《科学》《细胞》上发表了19篇论文，其中两篇被《科学》“年度十大进展”引用。
2017年4月，颜宁离开待了10年的清华大学，成为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首位雪莉·蒂尔曼终身讲席教授。雪莉·蒂尔曼是世界著名分子生物学家、普林斯顿大学建校200多年来的首位女校长，这样的头衔在美国教授序列里被认为是独一无二的。
颜宁的脚步并未止步于此。2019年，她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2021年，又当选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外籍院士。在颜宁之前，和她一样当选美国技术与科学院院士的华人屈指可数，比如钱学森、丁肇中，还有她的老师施一公。
无论是清华还是普林斯顿，都是令人仰视的学术重镇，作为身披光环的学术明星，颜宁何以会选择深圳，深圳又能给颜宁什么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可以从深圳的历史中找寻。
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之初，一大批人放弃了编制和“铁饭碗”来到深圳，为的就是追寻梦想、舒展筋骨、实现自身的价值，而得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深圳，则给予了这些心怀梦想的“拓荒牛”最自由、宽广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他们可以挣脱羁绊，尽情挥洒，在这个舞台上，他们可以听见自己内心的呼喊。
因为深圳这片土地的“魔力”，很多人陆续“赶来”。1987年，43岁的退伍军人任正非在深圳蛇口创办了华为；1989年，张思民携妻子离开北京，创办了海王集团的前身深圳工贸公司；1990年，徐少春与女友一起南下深圳，3年后创办了金蝶；1995年，30岁出头的王传福则辞职创办了比亚迪⋯⋯
现在，深圳人的名单上又多了一个名字——颜宁。
深圳所能给予的，除了融入这座城市血脉的对梦想的执着，还有对逐梦者的尊重、珍视与呵护。
在寸土寸金的深圳湾畔，有座以“人才”命名的公园，这是全国首个人才公园。公园内的星光大道上，由中外科学家组成的人才星光柱格外夺目。为了体现对人才的尊重，深圳还将每年的11月1日定为“人才日”，同时专门出台了《深圳经济特区人才工作条例》，最大限度地为实现人尽其才提供了制度保障。
要回答深圳能给颜宁什么，或许还可以从“不给什么”中探寻。此次颜宁加盟的深圳医学科学院，不定编制，不定级别，实行社会化用人制度，院长是深圳医学科学院的法定代表人，将面向全球招聘——让学术的归学术，尊重科学研究的规律，对一些既有的条条框框果断地说“不”，才能让人才真正能展现其价值，也是最好的“给予”。
深圳市医学科学院计划2025年建成，对标美国 NIH（国立卫生研究院）等世界顶级的医学研究及资助机构，力争到本世纪中叶，成为全球著名医学研究机构——这是深圳的梦想，也是颜宁和深圳人的梦想。#颜宁37岁攻克50年不解难题#

#职场有话说##博士# 创新创业界的惊雷！曾经是清华大学最年轻教授的科学家颜宁icon将辞去普林斯顿大学教职，出任深圳医学科学院首任院长。

今天上午，在深圳全球人才大会上，著名科学家颜宁宣布，即将辞去普林斯顿大学教职，到深圳创立医学科学院。深圳又一次引进了一位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科学家。我们必须为深圳的科技创新发展点赞。
据介绍，深圳医学科学院由市政府设立，属于新型研发机构，不定编制，沒有行政级别，理事会是深圳医学科学院的最高决策机构；院长面向全球招聘，由理事会聘任。
根据已经颁布的相关发展规划，医学院到 本世纪中叶，将成为全球著名医学研究机构，引领大湾区医学科学走向全球卓著。我们不能不说深圳市政府在创新发展和基础研究方面的战略布局具有极強的前瞻性和国际化视野，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人才是第一要素。对未来研究院和颜宁教授的发展，我们非常期待。[赞]

#昀哥读书# 其实王伟的这本书是2016年出版的，但对“民主国家”官和吏的各自为政和上下平衡的描写，时至今日，仍然入木三分，尤其是值此特拉斯乱政和安倍之死之时。

在王伟看来，“官”与“吏”是两个概念，“官”的作用是制定大方向或者说是政策、法案，而“吏”则是具体的执行者，负责将这一“大方向”落实到实际中。

英国和日本的大臣以及作为政府首脑的首相都属于“官”的范畴，他们都是通过选举坐到这个位置上来的。
在英国、日本这样的内阁制政体下，各个部的大臣虽然是由首相任命的，但大臣必须得是议员，而议员则是依靠地区选举产生的，在此之前他们所做的更多的是社会性活动（演说、辩论等），而极少涉足具体的事务性工作。因此对于技术性工作大部分政治家们其实都是门外汉，一个人如果对某一领域知之甚少的话，那么“制定大方向”也就无从谈起。而且即便做到了那个位置上，政治家们的大部分精力还得继续放在自己选区的民意支持率上，琢磨着如何兑现给选民的承诺，如何募集政治捐款，免得在下一轮选举之前乡亲们把自个给忘了。既不会，也没有精力去管，那么各个部门的正常运行就有赖于为数众多的职业官僚（吏）。久而久之，原本作为政府政策执行者的职业官僚，就成了事实上的权力拥有者。
《是，大臣》中的政务次官汉弗莱有一段台词，大致意思是说：职业官僚（又译为公务员）才是国家真正的管理者，大臣们的任务就是负责给大伙争取更多的部门经费和编制，并且为本部门的各种问题承担责任。

事实上日本政府的大部分决策都是在次官会议上做出的——按理说，次官会议的职能就是将每天的事务加以区分，事务性的工作就不再麻烦大臣他老人家了，大伙直接分配下去就处理，剩下的少数性质特殊的，再交给大臣、首相们去拍板，至于什么算是事务性工作，这也得是由事务次官们来认定。如此一来，别看政治家们在台前风风光光，一旦做到大臣的位置上，立马就会被官僚们当泥菩萨往庙里一放，然后庙门一关，大伙该干什么继续干什么。

往好的一面说，这种机制下，无论门阀派系之间斗得如何昏天黑地，在“无人驾驶”的状态下政府基本职能该运转照样运转。而往坏的一面说，就是当你发现方向不对需要转向的时候，无论你如何拧方向盘它都不听你使唤，而最终的你会作为“糟糕的司机”被一脚踢下车，而“车”本身会继续走，只不过是换了一个家伙坐到驾驶位上等着被踢而已。所以首相和前首相，死不死，什么时候死，其实无所谓。说白了就是官和吏都在混日子。

但外部环境是没法让你一直稀里糊涂混下去的，一直以来日本经济始终存在两大顽疾：美国对日本国防的限制其实也是对军事工业的限制，日本民用制造业领域的产业升级空间基本已经耗尽，随着中国等新兴工业国的崛起，日本制造业始终面临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窘境。日本政界一直嚷嚷着要重建军队，要打破武器出口限制，很大一部分原因其实是背后的财阀们盯着军工领域丰厚的利润眼睛直滴血；另一个顽疾是日本社会的高龄少子化——你恐怕很难想象这个国家如今给老人用的成人纸尿裤的销售量已经超过了婴儿纸尿裤，这意味着社会上消费的人没见少，可是干活的人却越来越少了，更何况一个国家要维系一个相对完整的工业体系，劳动人口的数量是不能过低的。长此下去，总有混不下去的一天。

安倍晋三在任期间的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其实从思路上说和鸠山由纪夫在任期间的国家战略局没有本质的区别，只不过借助日本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加之安倍全面亲美的外交政策，他们的这一步对比小泽、鸠山等人，走的要牢靠得多。由此再看日本政府在包括钓鱼岛在内的一系列问题上反复激怒中国，恐怕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所以日本在激怒中国的道路上势必越走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