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钗学[超话]#
郑无极
白雪梵音薛宝钗传 09:01:05
这是冯其庸的捧林诬钗谬论，完全是在颠倒黑白。我在《论宝钗》第三章中专门批驳过冯其庸的此一谬论
白雪梵音薛宝钗传 09:01:14
下面再说一说宝钗当初对迎接元春省亲的态度。我们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之，就是：敬而远之。而这种态度就集中体现在宝钗所写的应制诗《凝晖钟瑞》中：
芳园筑向帝城西，华日祥云笼罩奇。
高柳喜迁莺出谷，修篁时待凤来仪。
文风已著宸游夕，孝化应隆归省时。
睿藻仙才盈彩笔，自惭何敢再为辞？
这时候，为迎接元春的驾临，姐妹们都得写应制诗对这一皇家盛事歌功颂德。书中写明，当时林黛玉对“颂圣”一事的态度是积极得不得了：“原来林黛玉安心今夜大展奇才，将众人压倒。”而宝钗这首诗又如何呢？首、颔、颈三联可谓是字字句句都符合“应制”的规范了，但多为套话、陈言，惟独缺少了最能展现自身无限忠心的激情！尾联的一句“睿藻仙才盈彩笔，自惭何敢再为辞”，虽表面上亦是谦逊恭维之语，骨子里却隐隐透出了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娘娘的诗风既然充盈了“睿藻仙才”，我等愚钝惭愧，又如何敢再提笔颂圣呢？言下之意，我们这些人哪里配继续歌颂你呢？比较一下林黛玉的两首应制诗（包括代宝玉作的一首）的尾联，《世外仙源》的尾联曰：“何幸邀恩宠，宫车过往频！”《杏帘在望》的尾联曰：“盛世无饥馁，何须耕织忙！”皆是挖空心思、别出心裁地来赞美皇权。宝钗对皇家恩宠的不屑一顾和勉强应付，已经昭然于纸上！
当然了，古人说的好：“诗无达诂。”就诗论诗往往会陷入争论不清的境地。对于以上宝钗的不屑和黛玉的积极，持拥林派观点的官方红学家是坚决不肯承认的。同样是读钗、黛的应制诗，他们的读出的是以下这些东西：
薛宝钗是恪守妇德，牢牢记住"作诗写字等事，这不是你我分内之事"的教训的，所以在《红楼梦》里她作的诗不多。她的第一首诗，就是大观园题咏……这是一首认真的应制诗，除第一句和最后一句外，其余六句，句句是颂圣，而歌颂得得体，显出了宝钗这方面的才能，所以得到了贾妃的称赞。实际上，这类的事正合她的性格。同样，林黛玉的诗颂圣的味道就大大不如宝钗，而宝玉的诗，简直不像应制颂圣……除了第二句外，没有一句像颂圣应制诗，特别是最后两句，哪有一点颂圣的味道，相反倒像是有点犯忌讳。比起宝钗的满篇颂圣，宝钗真正算得上是善颂善祷了！（见冯其庸《千古文章未尽才——为纪念茸雪芹逝世220周年而作》）
我们说宝钗对元春是“自惭何敢再为辞”的敬而远之，黛玉对元春是“何幸邀恩宠”的拼命赞颂。而这些官方红学家却偏要说什么“林黛玉的诗颂圣的味道就大大不如宝钗”。究竟谁说的对呢？我们不妨请来曹雪芹的代言人——脂砚斋来评评理，看一看这几首应制诗究竟该怎样解读才是符合曹雪芹本意的。脂批有曰：
末二首是应制诗，余谓宝、林此作未见长，何也？盖后文别有惊人之句也，在宝卿有生不屑为此，在黛卿实不足一为。（庚辰本第17、18合回双行夹批）
很清楚，在脂砚斋看来，对于写应制诗歌功颂德这一类的事情，宝钗是“有生不屑为此”，黛玉却是“实不足一为”！换言之，不是“林黛玉的诗颂圣的味道大大不如宝钗”，正好相反，恰恰是宝钗的诗的颂圣味道大大不如林黛玉！
除此而外，还有两条脂批也很能说明问题。其中一条批在宝钗《凝晖钟瑞》的末尾处：
好诗！此不过颂圣应酬耳，未见长，以后渐知。（庚辰本第17、18合回双行夹批）
另外一条则批在黛玉《世外仙源》的题头处：
落思便不与人同。（庚辰本第17、18合回双行夹批）
这就说的更清楚了：宝钗的态度“不过颂圣应酬耳”，惟有黛玉才是开动脑筋、推陈出新，变着花样地赞颂皇权！宝钗诗不仅不是什么“一首认真的应制诗”，反而是敷衍、应酬。惟独黛玉的应制诗才真的以非常认真的态度来做的！
再对照以第28回中的曹雪芹原文，脂砚斋的话就更具有无可置疑的权威性了！如果黛玉不看重元春的恩宠，她何至于因为元春赏识宝钗就嫉恨不已？如果宝钗真想认真颂圣，面对元春的特别赏识，她又怎么会是“心里越发没意思起来”，而且反过来以“宝玉被一个黛玉缠绵住了，心心念念惦记着黛玉，并不理论这事”为“幸”？依传统红学的观点，这些情节能解释得通吗？黛玉嫉恨不已的东西，宝钗却不以为然，这不是脂砚斋所谓“在宝卿有生不屑为此，在黛卿实不足一为”，又是什么？究竟谁才是“善颂善祷”，或者说是在那里拼命地显弄呢？明显是黛玉，而不是宝钗！而以冯其庸为代表的官方红学家既然把这件事上升到同人物的“性格”相“合”的层面，我们也自然会根据明显与之相反的事实，得出了一个明显与之相反的结论来了：林黛玉对于“何幸邀恩宠”的热衷，正与她的世俗名位之心是相合的；而宝钗对此的“有生不屑为此”，则正好体现了宝钗愤世嫉俗且淡泊出世的思想性格！
郑无极
白雪梵音薛宝钗传 09:01:05
这是冯其庸的捧林诬钗谬论，完全是在颠倒黑白。我在《论宝钗》第三章中专门批驳过冯其庸的此一谬论
白雪梵音薛宝钗传 09:01:14
下面再说一说宝钗当初对迎接元春省亲的态度。我们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之，就是：敬而远之。而这种态度就集中体现在宝钗所写的应制诗《凝晖钟瑞》中：
芳园筑向帝城西，华日祥云笼罩奇。
高柳喜迁莺出谷，修篁时待凤来仪。
文风已著宸游夕，孝化应隆归省时。
睿藻仙才盈彩笔，自惭何敢再为辞？
这时候，为迎接元春的驾临，姐妹们都得写应制诗对这一皇家盛事歌功颂德。书中写明，当时林黛玉对“颂圣”一事的态度是积极得不得了：“原来林黛玉安心今夜大展奇才，将众人压倒。”而宝钗这首诗又如何呢？首、颔、颈三联可谓是字字句句都符合“应制”的规范了，但多为套话、陈言，惟独缺少了最能展现自身无限忠心的激情！尾联的一句“睿藻仙才盈彩笔，自惭何敢再为辞”，虽表面上亦是谦逊恭维之语，骨子里却隐隐透出了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娘娘的诗风既然充盈了“睿藻仙才”，我等愚钝惭愧，又如何敢再提笔颂圣呢？言下之意，我们这些人哪里配继续歌颂你呢？比较一下林黛玉的两首应制诗（包括代宝玉作的一首）的尾联，《世外仙源》的尾联曰：“何幸邀恩宠，宫车过往频！”《杏帘在望》的尾联曰：“盛世无饥馁，何须耕织忙！”皆是挖空心思、别出心裁地来赞美皇权。宝钗对皇家恩宠的不屑一顾和勉强应付，已经昭然于纸上！
当然了，古人说的好：“诗无达诂。”就诗论诗往往会陷入争论不清的境地。对于以上宝钗的不屑和黛玉的积极，持拥林派观点的官方红学家是坚决不肯承认的。同样是读钗、黛的应制诗，他们的读出的是以下这些东西：
薛宝钗是恪守妇德，牢牢记住"作诗写字等事，这不是你我分内之事"的教训的，所以在《红楼梦》里她作的诗不多。她的第一首诗，就是大观园题咏……这是一首认真的应制诗，除第一句和最后一句外，其余六句，句句是颂圣，而歌颂得得体，显出了宝钗这方面的才能，所以得到了贾妃的称赞。实际上，这类的事正合她的性格。同样，林黛玉的诗颂圣的味道就大大不如宝钗，而宝玉的诗，简直不像应制颂圣……除了第二句外，没有一句像颂圣应制诗，特别是最后两句，哪有一点颂圣的味道，相反倒像是有点犯忌讳。比起宝钗的满篇颂圣，宝钗真正算得上是善颂善祷了！（见冯其庸《千古文章未尽才——为纪念茸雪芹逝世220周年而作》）
我们说宝钗对元春是“自惭何敢再为辞”的敬而远之，黛玉对元春是“何幸邀恩宠”的拼命赞颂。而这些官方红学家却偏要说什么“林黛玉的诗颂圣的味道就大大不如宝钗”。究竟谁说的对呢？我们不妨请来曹雪芹的代言人——脂砚斋来评评理，看一看这几首应制诗究竟该怎样解读才是符合曹雪芹本意的。脂批有曰：
末二首是应制诗，余谓宝、林此作未见长，何也？盖后文别有惊人之句也，在宝卿有生不屑为此，在黛卿实不足一为。（庚辰本第17、18合回双行夹批）
很清楚，在脂砚斋看来，对于写应制诗歌功颂德这一类的事情，宝钗是“有生不屑为此”，黛玉却是“实不足一为”！换言之，不是“林黛玉的诗颂圣的味道大大不如宝钗”，正好相反，恰恰是宝钗的诗的颂圣味道大大不如林黛玉！
除此而外，还有两条脂批也很能说明问题。其中一条批在宝钗《凝晖钟瑞》的末尾处：
好诗！此不过颂圣应酬耳，未见长，以后渐知。（庚辰本第17、18合回双行夹批）
另外一条则批在黛玉《世外仙源》的题头处：
落思便不与人同。（庚辰本第17、18合回双行夹批）
这就说的更清楚了：宝钗的态度“不过颂圣应酬耳”，惟有黛玉才是开动脑筋、推陈出新，变着花样地赞颂皇权！宝钗诗不仅不是什么“一首认真的应制诗”，反而是敷衍、应酬。惟独黛玉的应制诗才真的以非常认真的态度来做的！
再对照以第28回中的曹雪芹原文，脂砚斋的话就更具有无可置疑的权威性了！如果黛玉不看重元春的恩宠，她何至于因为元春赏识宝钗就嫉恨不已？如果宝钗真想认真颂圣，面对元春的特别赏识，她又怎么会是“心里越发没意思起来”，而且反过来以“宝玉被一个黛玉缠绵住了，心心念念惦记着黛玉，并不理论这事”为“幸”？依传统红学的观点，这些情节能解释得通吗？黛玉嫉恨不已的东西，宝钗却不以为然，这不是脂砚斋所谓“在宝卿有生不屑为此，在黛卿实不足一为”，又是什么？究竟谁才是“善颂善祷”，或者说是在那里拼命地显弄呢？明显是黛玉，而不是宝钗！而以冯其庸为代表的官方红学家既然把这件事上升到同人物的“性格”相“合”的层面，我们也自然会根据明显与之相反的事实，得出了一个明显与之相反的结论来了：林黛玉对于“何幸邀恩宠”的热衷，正与她的世俗名位之心是相合的；而宝钗对此的“有生不屑为此”，则正好体现了宝钗愤世嫉俗且淡泊出世的思想性格！
#郑无极钗学红楼[超话]#
郑无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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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冯其庸的捧林诬钗谬论，完全是在颠倒黑白。我在《论宝钗》第三章中专门批驳过冯其庸的此一谬论
白雪梵音薛宝钗传 09:01:14
下面再说一说宝钗当初对迎接元春省亲的态度。我们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之，就是：敬而远之。而这种态度就集中体现在宝钗所写的应制诗《凝晖钟瑞》中：
芳园筑向帝城西，华日祥云笼罩奇。
高柳喜迁莺出谷，修篁时待凤来仪。
文风已著宸游夕，孝化应隆归省时。
睿藻仙才盈彩笔，自惭何敢再为辞？
这时候，为迎接元春的驾临，姐妹们都得写应制诗对这一皇家盛事歌功颂德。书中写明，当时林黛玉对“颂圣”一事的态度是积极得不得了：“原来林黛玉安心今夜大展奇才，将众人压倒。”而宝钗这首诗又如何呢？首、颔、颈三联可谓是字字句句都符合“应制”的规范了，但多为套话、陈言，惟独缺少了最能展现自身无限忠心的激情！尾联的一句“睿藻仙才盈彩笔，自惭何敢再为辞”，虽表面上亦是谦逊恭维之语，骨子里却隐隐透出了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娘娘的诗风既然充盈了“睿藻仙才”，我等愚钝惭愧，又如何敢再提笔颂圣呢？言下之意，我们这些人哪里配继续歌颂你呢？比较一下林黛玉的两首应制诗（包括代宝玉作的一首）的尾联，《世外仙源》的尾联曰：“何幸邀恩宠，宫车过往频！”《杏帘在望》的尾联曰：“盛世无饥馁，何须耕织忙！”皆是挖空心思、别出心裁地来赞美皇权。宝钗对皇家恩宠的不屑一顾和勉强应付，已经昭然于纸上！
当然了，古人说的好：“诗无达诂。”就诗论诗往往会陷入争论不清的境地。对于以上宝钗的不屑和黛玉的积极，持拥林派观点的官方红学家是坚决不肯承认的。同样是读钗、黛的应制诗，他们的读出的是以下这些东西：
薛宝钗是恪守妇德，牢牢记住"作诗写字等事，这不是你我分内之事"的教训的，所以在《红楼梦》里她作的诗不多。她的第一首诗，就是大观园题咏……这是一首认真的应制诗，除第一句和最后一句外，其余六句，句句是颂圣，而歌颂得得体，显出了宝钗这方面的才能，所以得到了贾妃的称赞。实际上，这类的事正合她的性格。同样，林黛玉的诗颂圣的味道就大大不如宝钗，而宝玉的诗，简直不像应制颂圣……除了第二句外，没有一句像颂圣应制诗，特别是最后两句，哪有一点颂圣的味道，相反倒像是有点犯忌讳。比起宝钗的满篇颂圣，宝钗真正算得上是善颂善祷了！（见冯其庸《千古文章未尽才——为纪念茸雪芹逝世220周年而作》）
我们说宝钗对元春是“自惭何敢再为辞”的敬而远之，黛玉对元春是“何幸邀恩宠”的拼命赞颂。而这些官方红学家却偏要说什么“林黛玉的诗颂圣的味道就大大不如宝钗”。究竟谁说的对呢？我们不妨请来曹雪芹的代言人——脂砚斋来评评理，看一看这几首应制诗究竟该怎样解读才是符合曹雪芹本意的。脂批有曰：
末二首是应制诗，余谓宝、林此作未见长，何也？盖后文别有惊人之句也，在宝卿有生不屑为此，在黛卿实不足一为。（庚辰本第17、18合回双行夹批）
很清楚，在脂砚斋看来，对于写应制诗歌功颂德这一类的事情，宝钗是“有生不屑为此”，黛玉却是“实不足一为”！换言之，不是“林黛玉的诗颂圣的味道大大不如宝钗”，正好相反，恰恰是宝钗的诗的颂圣味道大大不如林黛玉！
除此而外，还有两条脂批也很能说明问题。其中一条批在宝钗《凝晖钟瑞》的末尾处：
好诗！此不过颂圣应酬耳，未见长，以后渐知。（庚辰本第17、18合回双行夹批）
另外一条则批在黛玉《世外仙源》的题头处：
落思便不与人同。（庚辰本第17、18合回双行夹批）
这就说的更清楚了：宝钗的态度“不过颂圣应酬耳”，惟有黛玉才是开动脑筋、推陈出新，变着花样地赞颂皇权！宝钗诗不仅不是什么“一首认真的应制诗”，反而是敷衍、应酬。惟独黛玉的应制诗才真的以非常认真的态度来做的！
再对照以第28回中的曹雪芹原文，脂砚斋的话就更具有无可置疑的权威性了！如果黛玉不看重元春的恩宠，她何至于因为元春赏识宝钗就嫉恨不已？如果宝钗真想认真颂圣，面对元春的特别赏识，她又怎么会是“心里越发没意思起来”，而且反过来以“宝玉被一个黛玉缠绵住了，心心念念惦记着黛玉，并不理论这事”为“幸”？依传统红学的观点，这些情节能解释得通吗？黛玉嫉恨不已的东西，宝钗却不以为然，这不是脂砚斋所谓“在宝卿有生不屑为此，在黛卿实不足一为”，又是什么？究竟谁才是“善颂善祷”，或者说是在那里拼命地显弄呢？明显是黛玉，而不是宝钗！而以冯其庸为代表的官方红学家既然把这件事上升到同人物的“性格”相“合”的层面，我们也自然会根据明显与之相反的事实，得出了一个明显与之相反的结论来了：林黛玉对于“何幸邀恩宠”的热衷，正与她的世俗名位之心是相合的；而宝钗对此的“有生不屑为此”，则正好体现了宝钗愤世嫉俗且淡泊出世的思想性格！
郑无极
白雪梵音薛宝钗传 09:01:05
这是冯其庸的捧林诬钗谬论，完全是在颠倒黑白。我在《论宝钗》第三章中专门批驳过冯其庸的此一谬论
白雪梵音薛宝钗传 09:01:14
下面再说一说宝钗当初对迎接元春省亲的态度。我们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之，就是：敬而远之。而这种态度就集中体现在宝钗所写的应制诗《凝晖钟瑞》中：
芳园筑向帝城西，华日祥云笼罩奇。
高柳喜迁莺出谷，修篁时待凤来仪。
文风已著宸游夕，孝化应隆归省时。
睿藻仙才盈彩笔，自惭何敢再为辞？
这时候，为迎接元春的驾临，姐妹们都得写应制诗对这一皇家盛事歌功颂德。书中写明，当时林黛玉对“颂圣”一事的态度是积极得不得了：“原来林黛玉安心今夜大展奇才，将众人压倒。”而宝钗这首诗又如何呢？首、颔、颈三联可谓是字字句句都符合“应制”的规范了，但多为套话、陈言，惟独缺少了最能展现自身无限忠心的激情！尾联的一句“睿藻仙才盈彩笔，自惭何敢再为辞”，虽表面上亦是谦逊恭维之语，骨子里却隐隐透出了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娘娘的诗风既然充盈了“睿藻仙才”，我等愚钝惭愧，又如何敢再提笔颂圣呢？言下之意，我们这些人哪里配继续歌颂你呢？比较一下林黛玉的两首应制诗（包括代宝玉作的一首）的尾联，《世外仙源》的尾联曰：“何幸邀恩宠，宫车过往频！”《杏帘在望》的尾联曰：“盛世无饥馁，何须耕织忙！”皆是挖空心思、别出心裁地来赞美皇权。宝钗对皇家恩宠的不屑一顾和勉强应付，已经昭然于纸上！
当然了，古人说的好：“诗无达诂。”就诗论诗往往会陷入争论不清的境地。对于以上宝钗的不屑和黛玉的积极，持拥林派观点的官方红学家是坚决不肯承认的。同样是读钗、黛的应制诗，他们的读出的是以下这些东西：
薛宝钗是恪守妇德，牢牢记住"作诗写字等事，这不是你我分内之事"的教训的，所以在《红楼梦》里她作的诗不多。她的第一首诗，就是大观园题咏……这是一首认真的应制诗，除第一句和最后一句外，其余六句，句句是颂圣，而歌颂得得体，显出了宝钗这方面的才能，所以得到了贾妃的称赞。实际上，这类的事正合她的性格。同样，林黛玉的诗颂圣的味道就大大不如宝钗，而宝玉的诗，简直不像应制颂圣……除了第二句外，没有一句像颂圣应制诗，特别是最后两句，哪有一点颂圣的味道，相反倒像是有点犯忌讳。比起宝钗的满篇颂圣，宝钗真正算得上是善颂善祷了！（见冯其庸《千古文章未尽才——为纪念茸雪芹逝世220周年而作》）
我们说宝钗对元春是“自惭何敢再为辞”的敬而远之，黛玉对元春是“何幸邀恩宠”的拼命赞颂。而这些官方红学家却偏要说什么“林黛玉的诗颂圣的味道就大大不如宝钗”。究竟谁说的对呢？我们不妨请来曹雪芹的代言人——脂砚斋来评评理，看一看这几首应制诗究竟该怎样解读才是符合曹雪芹本意的。脂批有曰：
末二首是应制诗，余谓宝、林此作未见长，何也？盖后文别有惊人之句也，在宝卿有生不屑为此，在黛卿实不足一为。（庚辰本第17、18合回双行夹批）
很清楚，在脂砚斋看来，对于写应制诗歌功颂德这一类的事情，宝钗是“有生不屑为此”，黛玉却是“实不足一为”！换言之，不是“林黛玉的诗颂圣的味道大大不如宝钗”，正好相反，恰恰是宝钗的诗的颂圣味道大大不如林黛玉！
除此而外，还有两条脂批也很能说明问题。其中一条批在宝钗《凝晖钟瑞》的末尾处：
好诗！此不过颂圣应酬耳，未见长，以后渐知。（庚辰本第17、18合回双行夹批）
另外一条则批在黛玉《世外仙源》的题头处：
落思便不与人同。（庚辰本第17、18合回双行夹批）
这就说的更清楚了：宝钗的态度“不过颂圣应酬耳”，惟有黛玉才是开动脑筋、推陈出新，变着花样地赞颂皇权！宝钗诗不仅不是什么“一首认真的应制诗”，反而是敷衍、应酬。惟独黛玉的应制诗才真的以非常认真的态度来做的！
再对照以第28回中的曹雪芹原文，脂砚斋的话就更具有无可置疑的权威性了！如果黛玉不看重元春的恩宠，她何至于因为元春赏识宝钗就嫉恨不已？如果宝钗真想认真颂圣，面对元春的特别赏识，她又怎么会是“心里越发没意思起来”，而且反过来以“宝玉被一个黛玉缠绵住了，心心念念惦记着黛玉，并不理论这事”为“幸”？依传统红学的观点，这些情节能解释得通吗？黛玉嫉恨不已的东西，宝钗却不以为然，这不是脂砚斋所谓“在宝卿有生不屑为此，在黛卿实不足一为”，又是什么？究竟谁才是“善颂善祷”，或者说是在那里拼命地显弄呢？明显是黛玉，而不是宝钗！而以冯其庸为代表的官方红学家既然把这件事上升到同人物的“性格”相“合”的层面，我们也自然会根据明显与之相反的事实，得出了一个明显与之相反的结论来了：林黛玉对于“何幸邀恩宠”的热衷，正与她的世俗名位之心是相合的；而宝钗对此的“有生不屑为此”，则正好体现了宝钗愤世嫉俗且淡泊出世的思想性格！
#红学[超话]#
郑无极
白雪梵音薛宝钗传 09:01:05
这是冯其庸的捧林诬钗谬论，完全是在颠倒黑白。我在《论宝钗》第三章中专门批驳过冯其庸的此一谬论
白雪梵音薛宝钗传 09:01:14
下面再说一说宝钗当初对迎接元春省亲的态度。我们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之，就是：敬而远之。而这种态度就集中体现在宝钗所写的应制诗《凝晖钟瑞》中：
芳园筑向帝城西，华日祥云笼罩奇。
高柳喜迁莺出谷，修篁时待凤来仪。
文风已著宸游夕，孝化应隆归省时。
睿藻仙才盈彩笔，自惭何敢再为辞？
这时候，为迎接元春的驾临，姐妹们都得写应制诗对这一皇家盛事歌功颂德。书中写明，当时林黛玉对“颂圣”一事的态度是积极得不得了：“原来林黛玉安心今夜大展奇才，将众人压倒。”而宝钗这首诗又如何呢？首、颔、颈三联可谓是字字句句都符合“应制”的规范了，但多为套话、陈言，惟独缺少了最能展现自身无限忠心的激情！尾联的一句“睿藻仙才盈彩笔，自惭何敢再为辞”，虽表面上亦是谦逊恭维之语，骨子里却隐隐透出了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娘娘的诗风既然充盈了“睿藻仙才”，我等愚钝惭愧，又如何敢再提笔颂圣呢？言下之意，我们这些人哪里配继续歌颂你呢？比较一下林黛玉的两首应制诗（包括代宝玉作的一首）的尾联，《世外仙源》的尾联曰：“何幸邀恩宠，宫车过往频！”《杏帘在望》的尾联曰：“盛世无饥馁，何须耕织忙！”皆是挖空心思、别出心裁地来赞美皇权。宝钗对皇家恩宠的不屑一顾和勉强应付，已经昭然于纸上！
当然了，古人说的好：“诗无达诂。”就诗论诗往往会陷入争论不清的境地。对于以上宝钗的不屑和黛玉的积极，持拥林派观点的官方红学家是坚决不肯承认的。同样是读钗、黛的应制诗，他们的读出的是以下这些东西：
薛宝钗是恪守妇德，牢牢记住"作诗写字等事，这不是你我分内之事"的教训的，所以在《红楼梦》里她作的诗不多。她的第一首诗，就是大观园题咏……这是一首认真的应制诗，除第一句和最后一句外，其余六句，句句是颂圣，而歌颂得得体，显出了宝钗这方面的才能，所以得到了贾妃的称赞。实际上，这类的事正合她的性格。同样，林黛玉的诗颂圣的味道就大大不如宝钗，而宝玉的诗，简直不像应制颂圣……除了第二句外，没有一句像颂圣应制诗，特别是最后两句，哪有一点颂圣的味道，相反倒像是有点犯忌讳。比起宝钗的满篇颂圣，宝钗真正算得上是善颂善祷了！（见冯其庸《千古文章未尽才——为纪念茸雪芹逝世220周年而作》）
我们说宝钗对元春是“自惭何敢再为辞”的敬而远之，黛玉对元春是“何幸邀恩宠”的拼命赞颂。而这些官方红学家却偏要说什么“林黛玉的诗颂圣的味道就大大不如宝钗”。究竟谁说的对呢？我们不妨请来曹雪芹的代言人——脂砚斋来评评理，看一看这几首应制诗究竟该怎样解读才是符合曹雪芹本意的。脂批有曰：
末二首是应制诗，余谓宝、林此作未见长，何也？盖后文别有惊人之句也，在宝卿有生不屑为此，在黛卿实不足一为。（庚辰本第17、18合回双行夹批）
很清楚，在脂砚斋看来，对于写应制诗歌功颂德这一类的事情，宝钗是“有生不屑为此”，黛玉却是“实不足一为”！换言之，不是“林黛玉的诗颂圣的味道大大不如宝钗”，正好相反，恰恰是宝钗的诗的颂圣味道大大不如林黛玉！
除此而外，还有两条脂批也很能说明问题。其中一条批在宝钗《凝晖钟瑞》的末尾处：
好诗！此不过颂圣应酬耳，未见长，以后渐知。（庚辰本第17、18合回双行夹批）
另外一条则批在黛玉《世外仙源》的题头处：
落思便不与人同。（庚辰本第17、18合回双行夹批）
这就说的更清楚了：宝钗的态度“不过颂圣应酬耳”，惟有黛玉才是开动脑筋、推陈出新，变着花样地赞颂皇权！宝钗诗不仅不是什么“一首认真的应制诗”，反而是敷衍、应酬。惟独黛玉的应制诗才真的以非常认真的态度来做的！
再对照以第28回中的曹雪芹原文，脂砚斋的话就更具有无可置疑的权威性了！如果黛玉不看重元春的恩宠，她何至于因为元春赏识宝钗就嫉恨不已？如果宝钗真想认真颂圣，面对元春的特别赏识，她又怎么会是“心里越发没意思起来”，而且反过来以“宝玉被一个黛玉缠绵住了，心心念念惦记着黛玉，并不理论这事”为“幸”？依传统红学的观点，这些情节能解释得通吗？黛玉嫉恨不已的东西，宝钗却不以为然，这不是脂砚斋所谓“在宝卿有生不屑为此，在黛卿实不足一为”，又是什么？究竟谁才是“善颂善祷”，或者说是在那里拼命地显弄呢？明显是黛玉，而不是宝钗！而以冯其庸为代表的官方红学家既然把这件事上升到同人物的“性格”相“合”的层面，我们也自然会根据明显与之相反的事实，得出了一个明显与之相反的结论来了：林黛玉对于“何幸邀恩宠”的热衷，正与她的世俗名位之心是相合的；而宝钗对此的“有生不屑为此”，则正好体现了宝钗愤世嫉俗且淡泊出世的思想性格！
郑无极
白雪梵音薛宝钗传 09:01:05
这是冯其庸的捧林诬钗谬论，完全是在颠倒黑白。我在《论宝钗》第三章中专门批驳过冯其庸的此一谬论
白雪梵音薛宝钗传 09:01:14
下面再说一说宝钗当初对迎接元春省亲的态度。我们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之，就是：敬而远之。而这种态度就集中体现在宝钗所写的应制诗《凝晖钟瑞》中：
芳园筑向帝城西，华日祥云笼罩奇。
高柳喜迁莺出谷，修篁时待凤来仪。
文风已著宸游夕，孝化应隆归省时。
睿藻仙才盈彩笔，自惭何敢再为辞？
这时候，为迎接元春的驾临，姐妹们都得写应制诗对这一皇家盛事歌功颂德。书中写明，当时林黛玉对“颂圣”一事的态度是积极得不得了：“原来林黛玉安心今夜大展奇才，将众人压倒。”而宝钗这首诗又如何呢？首、颔、颈三联可谓是字字句句都符合“应制”的规范了，但多为套话、陈言，惟独缺少了最能展现自身无限忠心的激情！尾联的一句“睿藻仙才盈彩笔，自惭何敢再为辞”，虽表面上亦是谦逊恭维之语，骨子里却隐隐透出了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娘娘的诗风既然充盈了“睿藻仙才”，我等愚钝惭愧，又如何敢再提笔颂圣呢？言下之意，我们这些人哪里配继续歌颂你呢？比较一下林黛玉的两首应制诗（包括代宝玉作的一首）的尾联，《世外仙源》的尾联曰：“何幸邀恩宠，宫车过往频！”《杏帘在望》的尾联曰：“盛世无饥馁，何须耕织忙！”皆是挖空心思、别出心裁地来赞美皇权。宝钗对皇家恩宠的不屑一顾和勉强应付，已经昭然于纸上！
当然了，古人说的好：“诗无达诂。”就诗论诗往往会陷入争论不清的境地。对于以上宝钗的不屑和黛玉的积极，持拥林派观点的官方红学家是坚决不肯承认的。同样是读钗、黛的应制诗，他们的读出的是以下这些东西：
薛宝钗是恪守妇德，牢牢记住"作诗写字等事，这不是你我分内之事"的教训的，所以在《红楼梦》里她作的诗不多。她的第一首诗，就是大观园题咏……这是一首认真的应制诗，除第一句和最后一句外，其余六句，句句是颂圣，而歌颂得得体，显出了宝钗这方面的才能，所以得到了贾妃的称赞。实际上，这类的事正合她的性格。同样，林黛玉的诗颂圣的味道就大大不如宝钗，而宝玉的诗，简直不像应制颂圣……除了第二句外，没有一句像颂圣应制诗，特别是最后两句，哪有一点颂圣的味道，相反倒像是有点犯忌讳。比起宝钗的满篇颂圣，宝钗真正算得上是善颂善祷了！（见冯其庸《千古文章未尽才——为纪念茸雪芹逝世220周年而作》）
我们说宝钗对元春是“自惭何敢再为辞”的敬而远之，黛玉对元春是“何幸邀恩宠”的拼命赞颂。而这些官方红学家却偏要说什么“林黛玉的诗颂圣的味道就大大不如宝钗”。究竟谁说的对呢？我们不妨请来曹雪芹的代言人——脂砚斋来评评理，看一看这几首应制诗究竟该怎样解读才是符合曹雪芹本意的。脂批有曰：
末二首是应制诗，余谓宝、林此作未见长，何也？盖后文别有惊人之句也，在宝卿有生不屑为此，在黛卿实不足一为。（庚辰本第17、18合回双行夹批）
很清楚，在脂砚斋看来，对于写应制诗歌功颂德这一类的事情，宝钗是“有生不屑为此”，黛玉却是“实不足一为”！换言之，不是“林黛玉的诗颂圣的味道大大不如宝钗”，正好相反，恰恰是宝钗的诗的颂圣味道大大不如林黛玉！
除此而外，还有两条脂批也很能说明问题。其中一条批在宝钗《凝晖钟瑞》的末尾处：
好诗！此不过颂圣应酬耳，未见长，以后渐知。（庚辰本第17、18合回双行夹批）
另外一条则批在黛玉《世外仙源》的题头处：
落思便不与人同。（庚辰本第17、18合回双行夹批）
这就说的更清楚了：宝钗的态度“不过颂圣应酬耳”，惟有黛玉才是开动脑筋、推陈出新，变着花样地赞颂皇权！宝钗诗不仅不是什么“一首认真的应制诗”，反而是敷衍、应酬。惟独黛玉的应制诗才真的以非常认真的态度来做的！
再对照以第28回中的曹雪芹原文，脂砚斋的话就更具有无可置疑的权威性了！如果黛玉不看重元春的恩宠，她何至于因为元春赏识宝钗就嫉恨不已？如果宝钗真想认真颂圣，面对元春的特别赏识，她又怎么会是“心里越发没意思起来”，而且反过来以“宝玉被一个黛玉缠绵住了，心心念念惦记着黛玉，并不理论这事”为“幸”？依传统红学的观点，这些情节能解释得通吗？黛玉嫉恨不已的东西，宝钗却不以为然，这不是脂砚斋所谓“在宝卿有生不屑为此，在黛卿实不足一为”，又是什么？究竟谁才是“善颂善祷”，或者说是在那里拼命地显弄呢？明显是黛玉，而不是宝钗！而以冯其庸为代表的官方红学家既然把这件事上升到同人物的“性格”相“合”的层面，我们也自然会根据明显与之相反的事实，得出了一个明显与之相反的结论来了：林黛玉对于“何幸邀恩宠”的热衷，正与她的世俗名位之心是相合的；而宝钗对此的“有生不屑为此”，则正好体现了宝钗愤世嫉俗且淡泊出世的思想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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