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大二的时候，在学校担任了一个什么会长，有一次和很多校友去KTV唱歌喝酒，我五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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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大二的时候，在学校担任了一个什么会长，有一次和很多校友去KTV唱歌喝酒，我五音不全不怎么喜欢唱歌，就点了一首《喀秋莎》。

因为这首歌，有一个学妹加了我QQ，说第一次听这首歌，感觉很好听。也第一次听有男生喜欢听这种类型的歌，感觉我很有故事。

我其实是不善于社交的，对社会上的朋友和学校里面的，我都是很慢热型的。谁主动了解我，我就很高兴，并喜欢聊天。对没接触我的，不管他干嘛的，我也不愿意主动去了解他们。

那天晚上回宿舍之后，那个学妹就经常找我聊天，问我一些事情，聊着聊着发现还是老乡，家里的很近很近，隔壁市县，她长的很高，一米七左右，也很漂亮，性格开朗。

然后没多久，我们就在一起了。那也是我第一次谈恋爱，我脑瓜子很懵，不知道怎么交往。

平常就一块吃饭，一块去操场散步，她喜欢听我唱俄语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

有一天，她上课的时候，好像低血糖了，她的舍友给我打电话，我从宿舍跑过去，背着她去医院。医生开了120元的药，我一摸口袋，只有100元。我的支付宝和微信，也没有钱。我当时脸红的，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好在，她的舍友帮我解了围，她舍友家庭条件优越，随手掏了几百块钱。

后来，过了几个月清明节。很多朋友都说，想去外面旅游，去天水、莫高窟什么的旅游。她也想去。我一学期，生活费，只有2000多元。我父母也都是普通的工人，经常受伤，发生意外，两个人身上都是伤病。

我看着余额，我就知道，吃不饱饭的孩子，哪有资格谈恋爱。过了几个月，我俩就分开了。

我也一直很难受，但是我又不想，她跟着我的话比较吃亏。

后面的一年多，先后还有几个女孩子，主动找我聊天，其中一个是北京的，在北京一所大学里面当老师，我就避而远之了。我不敢，因为我自己都养活不了我自己。

还有一个高中同学，真的很漂亮，个子也很高，她知道我和女孩子谈恋爱着，还经常跟我说，什么时候分手了，再找她。还让我国庆节，去她学校找她玩。

我国庆节一般是不回家的，因为坐火车回家一趟就五百块钱。我太不舍得花钱了。我也没钱，去她大学找她玩。

后面我入伍了，攒了些钱，不用跟父母要生活费和学费了。然后，还有几个公司想挖我过去，给我一年薪水10万，20万，30万……

我迷茫了。我知道我缺钱，但是我不知道该不该为了这些薪水去工作。然后就全部推掉了，说我想读书。其中，还有一个大集团的副总，给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想让我过去上班。

最近，和一个微博好友经常互动。前段时间我去广东住了一个多月，刚好这个好友也在广东。她的导师看见了她的微博，发现我俩经常互动，还以为我俩在谈恋爱。

下午，她告诉我她导师误会了，我说这有啥的。我有自知之明呀。我都不敢轻易谈恋爱的。

《山楂树》这首歌曲的潜在背景则是一段朦胧的三角恋——两个出色的青年（锻工和镟工）同时爱上了美丽的姑娘，这让姑娘陷入了难以取舍的处境，只能对着山楂树倾诉，希望它能帮助自己做出选择：“我亲爱的山楂树请你告诉我。啊，最勇敢最可爱呀到底是哪一个？”无独有偶，我国著名诗人闻捷在上世纪50年代创作了组诗《吐鲁番情歌》，其中一首《舞会结束以后》表现的也是类似的情感，一个是鼓手，另一个是琴师，他们都爱上了美丽的姑娘吐尔地汗。中国诗人设计的结局却不同，姑娘对两位追求者说：“你的鼓敲得真好，/年轻人听见就想尽情地跳；/你的琴弹得真好，/连夜莺都羞得不敢高声叫。”即便如此，姑娘最后还是不为所动，因为“阿西尔已把我的心带走，/带到乌鲁木齐发电厂去了。”二者同样反映了一定的文化差异，前者把答案交给了山楂树，留下了更多的想象空间；后者直截了当地拒绝了两位求爱者的表白，符合当时中国人对建设事业的向往与赞美。

如今，中国与俄罗斯的文化交流十分频繁，诗人之间的接触也愈来愈多，特别是一些民间活动，自然少不了吟诗唱歌跳舞等节目。记得2014年9月，我参加了在三亚举办的一个国际诗歌节，主办方还请了老库和另一位俄罗斯诗人达·丹尼丽扬茨。在主要活动结束以后，当地的一位诗人以个人的名义邀请余兴未消的一部分嘉宾诗人去唱歌，几位外国诗人也一起前往。落座后，大家放松地唱着各自喜欢的歌曲，记得有诗人出于对客人的尊重，特地点了几首俄罗斯歌曲，像《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田野静悄悄》《夜莺》《纺织姑娘》，希望两位俄罗斯诗人能用俄语为大家表演一下。没想到这个举动却招来了尴尬，原来他们根本不会演唱这些在中国耳熟能详的俄罗斯歌曲，完全出乎预料。实际上，这也是人们对90年代苏联解体以后的国情缺乏了解导致的。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给自己的好友元稹的一封信中曾经说过：“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就是说，一个人写书著文肯定要考虑到时代的特征，唱歌作诗则必须尊重和关注所面对的现实。如此，艺术的流行和传播也肯定脱离不了自己的时代和社会现实，而某些旧有的歌曲被淡忘也是正常的现象。所以，我们所熟悉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红莓花儿开》等歌曲实际已经远离了自己的祖国，它们似乎像加入了中国国籍的“侨民”，由于特殊的机缘而“安身立命”在汉语歌曲的大家庭里，实际已成了中国民歌的一部分。这是一个国际文化传播中“流散式”的典型事例，非常值得学者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