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军从中国周边撤走，这只是一个战术层面的兵力收缩，我们所面对的安全压力依然存在，并没有伴随着美军的撤离而减少分毫，换而言之，我们将面临更具挑战性的安全压力。
美军之所以撤走冲绳嘉手纳基地的两个F-15战斗机中队，这并不意味着美军打算放弃一线部署的兵力，而是一次基于对当前中美两军安全态势评估后的战术性兵力收缩。尽管美军距离中国沿海越来越远，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到美军的前沿存在。
美军现在很清楚，如果将兵力一味地云集在前沿，很可能会让前沿的美军陷入一个极度危险的境地。毕竟今日之解放军发展太快了，美军区域内的海空兵力优势已经所剩无几，冲绳前沿基地变得越来越不安全。
而冲绳美军一旦在战时受到重创，将直接影响到美军在整个西太平洋上的军事态势；而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中国周边一旦发生不测事态，冲绳美军基地一定是解放军重点招呼的对象。更严重的是，美军已无法对解放军新质作战力量并没有很好的应对手段。
要知道，解放军最新锐的歼-20、歼-16以及歼-10C三剑客组合批量换装沿海多支航空兵旅，歼-20已经担负起常态化战备值班任务，美军的F-35已经多次和解放军正面交手，没有讨到半点便宜，更不用说诸如F-15这类典型的三代机了。
歼-20的数量越来越多，歼-16的数量更是惊人，已经比整个日本空中自卫队的战机数量总和还多。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后，解放军将大量的先进雷达探测设备以及侦察预警、指挥通信、电子干扰等特种飞机部署在东部沿海，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空情预警体系。
美军如不能将本就数量不多的F-22轮换部署，在F-35包围圈破产的情况下，冲绳驻军的现有空中战力已经越来越难以跟解放军正面交锋了。与其这样倒不如先将一线的三代机撤出，强化二线的兵力部署，避免被解放军一锅端的风险。
美军如此作为并不担心F-15后撤会导致美军前沿兵力空虚的问题，一方面美军可以以轮换部署的方式将F-22前推部署，和解放军来一场五代机对决；另一方面以美军完整的作战体系，美军军机想要保持前沿存在，只要部署足够的空中加油机，实现这一点并不会有太大的困难。
所以，空中加油机才是支撑美军地区前沿存在的核心支柱。冲绳兵力后撤，不意味着美军将放弃冲绳，而是更加灵活地运用冲绳，前沿部署的预警机、侦察机还可以进行抵近侦察，战时再转移到安全地带，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因此，如果解放军想要彻底地解决第一岛链内美军的军事压力，只能是想办法解决掉美军数量颇多的空中加油机，只有把空中加油机这个支柱砍断，美军后撤兵力再也无力对中国沿海构成实质性威胁，所谓的前沿存在也就真的不存在了。
如何打美军列阵后方的空中加油机，是一个需要我们深度研究和摸索的反介入新课题，没了加油机的体系支撑，美军战机在中国周边活动的时间是很短的，对我们构不成想持续性的威胁。
要知道最近两年，美军在不断地摸索战机远程奔袭的战法，通俗点说就是，先飞到预定作战空域，而后在空中加油机的支撑下，进行持续作战。这是美军针对拒止作战体系想出的应对之策，我们自然也要与时俱进。
美军之所以撤走冲绳嘉手纳基地的两个F-15战斗机中队，这并不意味着美军打算放弃一线部署的兵力，而是一次基于对当前中美两军安全态势评估后的战术性兵力收缩。尽管美军距离中国沿海越来越远，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到美军的前沿存在。
美军现在很清楚，如果将兵力一味地云集在前沿，很可能会让前沿的美军陷入一个极度危险的境地。毕竟今日之解放军发展太快了，美军区域内的海空兵力优势已经所剩无几，冲绳前沿基地变得越来越不安全。
而冲绳美军一旦在战时受到重创，将直接影响到美军在整个西太平洋上的军事态势；而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中国周边一旦发生不测事态，冲绳美军基地一定是解放军重点招呼的对象。更严重的是，美军已无法对解放军新质作战力量并没有很好的应对手段。
要知道，解放军最新锐的歼-20、歼-16以及歼-10C三剑客组合批量换装沿海多支航空兵旅，歼-20已经担负起常态化战备值班任务，美军的F-35已经多次和解放军正面交手，没有讨到半点便宜，更不用说诸如F-15这类典型的三代机了。
歼-20的数量越来越多，歼-16的数量更是惊人，已经比整个日本空中自卫队的战机数量总和还多。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后，解放军将大量的先进雷达探测设备以及侦察预警、指挥通信、电子干扰等特种飞机部署在东部沿海，并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空情预警体系。
美军如不能将本就数量不多的F-22轮换部署，在F-35包围圈破产的情况下，冲绳驻军的现有空中战力已经越来越难以跟解放军正面交锋了。与其这样倒不如先将一线的三代机撤出，强化二线的兵力部署，避免被解放军一锅端的风险。
美军如此作为并不担心F-15后撤会导致美军前沿兵力空虚的问题，一方面美军可以以轮换部署的方式将F-22前推部署，和解放军来一场五代机对决；另一方面以美军完整的作战体系，美军军机想要保持前沿存在，只要部署足够的空中加油机，实现这一点并不会有太大的困难。
所以，空中加油机才是支撑美军地区前沿存在的核心支柱。冲绳兵力后撤，不意味着美军将放弃冲绳，而是更加灵活地运用冲绳，前沿部署的预警机、侦察机还可以进行抵近侦察，战时再转移到安全地带，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因此，如果解放军想要彻底地解决第一岛链内美军的军事压力，只能是想办法解决掉美军数量颇多的空中加油机，只有把空中加油机这个支柱砍断，美军后撤兵力再也无力对中国沿海构成实质性威胁，所谓的前沿存在也就真的不存在了。
如何打美军列阵后方的空中加油机，是一个需要我们深度研究和摸索的反介入新课题，没了加油机的体系支撑，美军战机在中国周边活动的时间是很短的，对我们构不成想持续性的威胁。
要知道最近两年，美军在不断地摸索战机远程奔袭的战法，通俗点说就是，先飞到预定作战空域，而后在空中加油机的支撑下，进行持续作战。这是美军针对拒止作战体系想出的应对之策，我们自然也要与时俱进。
【永州“三线一单”应用实践案例（8）| 蓝山：“三线一单”硬核支撑“湘（箱）江源头产业特色小镇”绿色高质量发展】
一、案例应用情况
（一）情况介绍
永州市蓝山县位于湘南边陲，东与临武县接壤，南与江华县、广东省连州市毗邻，西与宁远县交界，北接嘉禾县，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全县共划定环境管控单元6个，其中一般管控单元2个，重点管控单元2个，优先保护单元2个。
在湖南省生态环境厅、市委和市政府正确领导下，蓝山县充分发挥毗邻粤港澳大湾区的区位优势和4万余人在外从事皮具行业的人才优势，抢抓沿海产业向内陆转移机遇，以“三线一单”成果为指导，建设总投资60亿元的皮具箱包科技产业园，大力发展皮具箱包玩具“一主一特”产业。2021年，蓝山皮具箱包产业入列全省“十大产业集群”，蓝山皮具箱包小镇获评省级特色产业小镇。
（二）工作路径
1.坚持精准生态准入管控，指导皮具箱包产业布局落地。
蓝山县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以生态功能不降低、环境质量不下降、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不突破为底线，落实“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充分发挥国土空间规划的基础支撑作用，结合各级各类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实现主体功能区战略和“三线一单”确定的生态环境空间管控要素精准落地。以管控单元指导蓝山皮具产业园区优化布局，深入分析小微园生态功能定位，对原来散落区块进行整合，从空间约束上指导蓝山欧美皮具产业园、蓝山湘江源国际皮具产业园、蓝山县铭鹰皮具产业园等小微园科学规划布点，打造了集研发设计、原辅料供应、产品生产、配件加工、展览体验、电商销售于一体的皮具箱包全产业链，产业呈现“集群式”落地、“抱团式”入驻、“链条式”发展态势。
2.精简审批流程，优化皮具箱包产业营商环境。
根据“三线一单”主导产业定位，创新实行“一站式”、保姆式审批和告知承诺制审批。以“迎老乡、回故乡、建家乡”的诚恳态度服务吸引外地蓝山籍皮具箱包厂商，坚持做到“三个一”（服务一扇门、审批一枚章、事情一次办），将皮具箱包企业审批时间在原来压缩50%的情况下再压缩至法定工作日的20%。2020年蓝山县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实施后，共为23家皮具箱包及相关产业链制造企业落地蓝山提供了生态保护强助推；2021年蓝山皮具箱包玩具产业进出口额比上年增长132.7%。
3.充分利用“三线一单”，深化“放管服”改革。
在皮具箱包企业生产发展过程中，优化事中事后监管手段，充分融合“三线一单”、规划环评、项目环评成果，环境监管人员全程指导、精心服务，帮助企业在产排污各环节、各生产要素及环保设备上精准施策，助力皮具箱包企业污染“零排放”。
二、案例应用成效
蓝山县以“三线一单”为支撑，指导园区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持续以实力与创新为市场赋能，营商环境不断优化，承接产业转移增加区位优势明显，打造了箱包特色小镇，形成了“箱”约永州的生动局面。目前，蓝山皮具箱包产业特色小镇已有49家企业成功入驻；二期以政府自建的13万平方米标准厂房主体全面完成并已全部承租，入驻企业18家；三期皮具箱包科技产业园占地4200亩，其中工业用地2400亩，已平整土地2000余亩，以浙江籍、广东籍为主的较大招商引资企业成功签约落地的46家，总投资45亿元，全县县皮具箱包玩具产业链企业发展到100余家，从业人员近1万人；同时蓝山县将“三线一单”成果作为改善环境质量、实施生态修复、防控环境风险的重要依据，科学指导乡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入河排污口整治和重点行业 VOCs 综合治理工作，推动全县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是国家级重点生态功能区、国家主体功能区建设试点示范县、中国天然氧吧县、国家有机产品认证示范创建区、全国富硒产业推广示范县、全国十大生态产茶县、全国木材战略储备试点县、全国畜禽粪污无害化处理试点县、湘江源头区域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县。
三、案例应用启示
蓝山经济开发区利用“三线一单”作为绿色高质量发展的“标尺”，按照“准入清单”要求指导项目科学准入；按照“空间布局约束”要求限制耗排水量大，高能耗企业，切实保护湘江源头水域安全；按照“污染物排放管控”要求促进企业工艺技术和生产设备升级改造；按照“资源开发效率要求”推动水、电、化石能源、土地等生产要素集约、高效、绿色发展。蓝山将持续推动“三线一单”的落地应用，坚决守护好“浮空如蓝、万水千山”，让“湘江源•蓝山蓝”成为最响亮的生态名片。
（文字/供图：永州市生态环境局蓝山分局）
一、案例应用情况
（一）情况介绍
永州市蓝山县位于湘南边陲，东与临武县接壤，南与江华县、广东省连州市毗邻，西与宁远县交界，北接嘉禾县，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全县共划定环境管控单元6个，其中一般管控单元2个，重点管控单元2个，优先保护单元2个。
在湖南省生态环境厅、市委和市政府正确领导下，蓝山县充分发挥毗邻粤港澳大湾区的区位优势和4万余人在外从事皮具行业的人才优势，抢抓沿海产业向内陆转移机遇，以“三线一单”成果为指导，建设总投资60亿元的皮具箱包科技产业园，大力发展皮具箱包玩具“一主一特”产业。2021年，蓝山皮具箱包产业入列全省“十大产业集群”，蓝山皮具箱包小镇获评省级特色产业小镇。
（二）工作路径
1.坚持精准生态准入管控，指导皮具箱包产业布局落地。
蓝山县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以生态功能不降低、环境质量不下降、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不突破为底线，落实“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充分发挥国土空间规划的基础支撑作用，结合各级各类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实现主体功能区战略和“三线一单”确定的生态环境空间管控要素精准落地。以管控单元指导蓝山皮具产业园区优化布局，深入分析小微园生态功能定位，对原来散落区块进行整合，从空间约束上指导蓝山欧美皮具产业园、蓝山湘江源国际皮具产业园、蓝山县铭鹰皮具产业园等小微园科学规划布点，打造了集研发设计、原辅料供应、产品生产、配件加工、展览体验、电商销售于一体的皮具箱包全产业链，产业呈现“集群式”落地、“抱团式”入驻、“链条式”发展态势。
2.精简审批流程，优化皮具箱包产业营商环境。
根据“三线一单”主导产业定位，创新实行“一站式”、保姆式审批和告知承诺制审批。以“迎老乡、回故乡、建家乡”的诚恳态度服务吸引外地蓝山籍皮具箱包厂商，坚持做到“三个一”（服务一扇门、审批一枚章、事情一次办），将皮具箱包企业审批时间在原来压缩50%的情况下再压缩至法定工作日的20%。2020年蓝山县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实施后，共为23家皮具箱包及相关产业链制造企业落地蓝山提供了生态保护强助推；2021年蓝山皮具箱包玩具产业进出口额比上年增长132.7%。
3.充分利用“三线一单”，深化“放管服”改革。
在皮具箱包企业生产发展过程中，优化事中事后监管手段，充分融合“三线一单”、规划环评、项目环评成果，环境监管人员全程指导、精心服务，帮助企业在产排污各环节、各生产要素及环保设备上精准施策，助力皮具箱包企业污染“零排放”。
二、案例应用成效
蓝山县以“三线一单”为支撑，指导园区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持续以实力与创新为市场赋能，营商环境不断优化，承接产业转移增加区位优势明显，打造了箱包特色小镇，形成了“箱”约永州的生动局面。目前，蓝山皮具箱包产业特色小镇已有49家企业成功入驻；二期以政府自建的13万平方米标准厂房主体全面完成并已全部承租，入驻企业18家；三期皮具箱包科技产业园占地4200亩，其中工业用地2400亩，已平整土地2000余亩，以浙江籍、广东籍为主的较大招商引资企业成功签约落地的46家，总投资45亿元，全县县皮具箱包玩具产业链企业发展到100余家，从业人员近1万人；同时蓝山县将“三线一单”成果作为改善环境质量、实施生态修复、防控环境风险的重要依据，科学指导乡镇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入河排污口整治和重点行业 VOCs 综合治理工作，推动全县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是国家级重点生态功能区、国家主体功能区建设试点示范县、中国天然氧吧县、国家有机产品认证示范创建区、全国富硒产业推广示范县、全国十大生态产茶县、全国木材战略储备试点县、全国畜禽粪污无害化处理试点县、湘江源头区域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县。
三、案例应用启示
蓝山经济开发区利用“三线一单”作为绿色高质量发展的“标尺”，按照“准入清单”要求指导项目科学准入；按照“空间布局约束”要求限制耗排水量大，高能耗企业，切实保护湘江源头水域安全；按照“污染物排放管控”要求促进企业工艺技术和生产设备升级改造；按照“资源开发效率要求”推动水、电、化石能源、土地等生产要素集约、高效、绿色发展。蓝山将持续推动“三线一单”的落地应用，坚决守护好“浮空如蓝、万水千山”，让“湘江源•蓝山蓝”成为最响亮的生态名片。
（文字/供图：永州市生态环境局蓝山分局）
【尧舜禹联盟：北狄东夷西戎汇聚形成的复合制华夏集团】
中原五帝时代的族邦联盟是华夏民族的前身。中原地区的族邦联盟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黄帝、颛顼、帝喾时期，第二阶段是尧舜禹时期。因第二阶段的联盟与尧舜禹禅让传说联系在一起，所以其特征特别鲜明。就联盟的构成而言，在尧舜禹族邦联盟中，有来自北部戎狄的祁姓陶唐氏，来自西部姜戎的姜姓四岳和共工氏，来自东夷的姚姓虞舜和有虞氏、偃姓皋陶和嬴姓伯益等。
陶唐氏是祁姓，而祁姓乃黄帝族十二姓之一。据《山海经·大荒西经》：“有北狄之国。黄帝之孙曰始均，始均生北狄。”黄帝族由轩辕氏和有熊氏两大支、二十五宗、十二姓所组成，是部族融合的结果，有熊氏大概就属于“黄帝北狄”这一支。这样，我们可以说，祁姓陶唐氏属于黄帝部族集团的“北狄”分支之一。陶唐氏最初活动于今河北唐县一带，其后逐步向南迁移，最后定居于今晋南临汾与翼城一带——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即帝尧都城遗址。《汉书·地理志》中山国唐县条下，班固自注：“尧山在南”。颜师古注引应劭曰：“故尧国也，唐水在西。”《后汉书·郡国志二》唐县条下注引《帝王世纪》同此说，《水经注·滱水注》《读史方舆纪要》亦然。这些都是陶唐在今河北唐县一带留下的足迹。其后，陶唐氏迁往晋中地区。《毛诗·唐谱》：“唐者，帝尧之旧都之地，今曰太原晋阳，是尧始居此，后乃迁河东平阳。”《汉书·地理志》太原郡晋阳条班固自注及《水经·晋水注》均遵此说。陶唐氏最后定居于今晋南临汾与翼城一带，上引《毛诗·唐谱》《帝王世纪》“尧都平阳，于《诗》为唐国”，都主张临汾为陶唐氏所都。《左传》昭公元年与定公四年说成王封弟唐叔虞于夏墟，也即故唐国。《史记·晋世家》记载此事说：“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故曰唐叔虞。”《正义》引《括地志》云：“故唐城在绛州翼城县西二十里，即尧裔子所封。”顾炎武辩驳晋国都城在太原晋阳的说法时，主张唐叔始封迄侯缗之灭，并在翼城。顾氏的说法是有道理的。笔者认为，帝尧陶唐氏最后定居于晋南临汾与翼城一带的唐地，“尧都平阳”，这在地望上与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是一致的；在时代上，陶寺遗址作为都城的时间是其早期和中期（即距今4300—4100年），与唐尧称雄的时间也一致；在文化特征上，陶寺遗址四座大墓出土四个龙盘所展现的龙崇拜与文献上说陶唐氏以龙为图腾是一致的，陶寺遗址所呈现的天文历法的成就与《尚书·尧典》记载的尧对天文历法的贡献是吻合的，由这些综合因素可以判定陶寺是尧都。
四岳和共工氏也是尧舜禹族邦联盟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他们却来自姜戎。《国语·周语中》：“齐、许、申、吕由大姜。”《国语·周语下》：“昔共工氏……欲壅防百川……其后伯禹念前之非度……共之从孙四岳佐之……皇天嘉之……祚四岳国，命以侯伯，赐姓曰姜，氏曰有吕。……申、吕虽衰，齐、许犹在。”齐、许、申、吕四国都是姜姓，是四岳的后代，而四岳则是共工的从孙。但就是这个姜姓的四岳却又被称为“姜戎”。《左传》襄公十四年，范宣子称戎子驹支为“姜戎氏”，戎人驹支自己说“我诸戎是四岳之裔胄也”，表明四岳与诸戎原本为同一部族。
戎狄之外，在中原族邦联盟中还有来自史前东夷的，既有前面已论述的“颛顼—祝融”集团中重和黎以及有虞氏和虞舜，也有皋陶和伯益诸部。
皋陶偃姓，伯益嬴姓，偃、嬴，同音通用，这是两个关系紧密的部族。嬴姓是东夷大姓，少暤氏就是嬴姓，所以皋陶和伯益与少皞部族有渊源关系。关于皋陶与少皞族的关系，《帝王世纪》：“皋陶生于曲阜。”《左传》定公四年又说曲阜本为“少皞之虚”，由此也可证皋陶部族是从少皞部族衍生出来的。少皞属于东夷族，皋陶、伯夷也属于东夷族。皋陶的后裔有英、六、蓼和群舒（舒鲍、舒蓼、舒龚、舒庸、舒龙、舒鸠），分布于今安徽六安一带，这是皋陶族向南迁徙发展的结果。
伯益即柏翳（伯翳），是秦人的先祖。前引《史记·秦本纪》：“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脩。女脩织，玄鸟陨卵，女脩吞之，生子大业。大业……生大费，与禹平水土……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翳。舜赐姓嬴氏。”这段记载告诉我们四方面信息：（1）秦人的女性始祖“女脩”因为吞食玄鸟卵而孕育出男性祖先“大业”，这样的“祖先诞生神话”表明秦人上层集团的图腾崇拜与东夷少皞氏的鸟图腾相一致；（2）秦人的祖先“大费”在族邦联盟中辅佐大舜，驯化鸟兽，发展畜牧业；（3）大费还辅佐大禹“平水土”，治理水患；（4）秦人上层集团是嬴姓。《孟子·滕文公上》：“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这说明伯益与虞舜是同一时代之人，在族邦联盟中担任驯化鸟兽、管理山林的职务。
由上述可知，中原地区在五帝时代尤其是尧舜禹时期，其族邦联盟成员的族属是复杂的，并不单一。这些蛮夷戎狄四方之民来到中原时，起初也曾发生过冲突和战争，如黄帝与炎帝的阪泉之战，黄帝联合炎帝与蚩尤的涿鹿之战，以及共工氏与颛顼之间争夺霸权的战争等，但通过结成族邦联盟，逐步走向了民族融合，从而使得这样的族邦联盟成为中原地区华夏民族的前身——华夏集团。
笔者之所以把尧舜禹时期的族邦联盟视为华夏民族的前身，这是因为华夏民族的真正形成应该从夏朝开始算起。在五帝时代，对于一个个部族国家而言，其国人可以是同一部族血缘的族众；但对于联盟而言，却超脱了部族血缘的藩篱，从而也会逐步产生超越部族意识的某些新文化因素。而这种新文化因素就是促使各部族的人们朝着民族方向发展的动因，并由血缘的部族走向文化的民族。然而，由于族邦联盟毕竟是松散的、不稳定的，随着盟主的更换，联盟的中心也是游移的，所以，对于民族的形成来说，仅仅有某些新文化因素是远远不够的，它需要有一种更大范围的、超越邦国限制的、能容纳和包裹诸多部族的“大国家机制”。而从其后出现的夏商周王朝的历史实际来看，这种“大国家机制”就是笔者所说的“复合制王朝国家结构”。只有复合制王朝国家结构才会出现多元一体的政治格局，才使分散的部族国家走向某种形式统一的民族的国家，出现王朝体制下的血缘之根与文化之根相交织的以大文化为纽带的华夏民族。
（作者王震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特聘教授；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1期转引自：万物简史）
中原五帝时代的族邦联盟是华夏民族的前身。中原地区的族邦联盟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黄帝、颛顼、帝喾时期，第二阶段是尧舜禹时期。因第二阶段的联盟与尧舜禹禅让传说联系在一起，所以其特征特别鲜明。就联盟的构成而言，在尧舜禹族邦联盟中，有来自北部戎狄的祁姓陶唐氏，来自西部姜戎的姜姓四岳和共工氏，来自东夷的姚姓虞舜和有虞氏、偃姓皋陶和嬴姓伯益等。
陶唐氏是祁姓，而祁姓乃黄帝族十二姓之一。据《山海经·大荒西经》：“有北狄之国。黄帝之孙曰始均，始均生北狄。”黄帝族由轩辕氏和有熊氏两大支、二十五宗、十二姓所组成，是部族融合的结果，有熊氏大概就属于“黄帝北狄”这一支。这样，我们可以说，祁姓陶唐氏属于黄帝部族集团的“北狄”分支之一。陶唐氏最初活动于今河北唐县一带，其后逐步向南迁移，最后定居于今晋南临汾与翼城一带——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即帝尧都城遗址。《汉书·地理志》中山国唐县条下，班固自注：“尧山在南”。颜师古注引应劭曰：“故尧国也，唐水在西。”《后汉书·郡国志二》唐县条下注引《帝王世纪》同此说，《水经注·滱水注》《读史方舆纪要》亦然。这些都是陶唐在今河北唐县一带留下的足迹。其后，陶唐氏迁往晋中地区。《毛诗·唐谱》：“唐者，帝尧之旧都之地，今曰太原晋阳，是尧始居此，后乃迁河东平阳。”《汉书·地理志》太原郡晋阳条班固自注及《水经·晋水注》均遵此说。陶唐氏最后定居于今晋南临汾与翼城一带，上引《毛诗·唐谱》《帝王世纪》“尧都平阳，于《诗》为唐国”，都主张临汾为陶唐氏所都。《左传》昭公元年与定公四年说成王封弟唐叔虞于夏墟，也即故唐国。《史记·晋世家》记载此事说：“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故曰唐叔虞。”《正义》引《括地志》云：“故唐城在绛州翼城县西二十里，即尧裔子所封。”顾炎武辩驳晋国都城在太原晋阳的说法时，主张唐叔始封迄侯缗之灭，并在翼城。顾氏的说法是有道理的。笔者认为，帝尧陶唐氏最后定居于晋南临汾与翼城一带的唐地，“尧都平阳”，这在地望上与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是一致的；在时代上，陶寺遗址作为都城的时间是其早期和中期（即距今4300—4100年），与唐尧称雄的时间也一致；在文化特征上，陶寺遗址四座大墓出土四个龙盘所展现的龙崇拜与文献上说陶唐氏以龙为图腾是一致的，陶寺遗址所呈现的天文历法的成就与《尚书·尧典》记载的尧对天文历法的贡献是吻合的，由这些综合因素可以判定陶寺是尧都。
四岳和共工氏也是尧舜禹族邦联盟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他们却来自姜戎。《国语·周语中》：“齐、许、申、吕由大姜。”《国语·周语下》：“昔共工氏……欲壅防百川……其后伯禹念前之非度……共之从孙四岳佐之……皇天嘉之……祚四岳国，命以侯伯，赐姓曰姜，氏曰有吕。……申、吕虽衰，齐、许犹在。”齐、许、申、吕四国都是姜姓，是四岳的后代，而四岳则是共工的从孙。但就是这个姜姓的四岳却又被称为“姜戎”。《左传》襄公十四年，范宣子称戎子驹支为“姜戎氏”，戎人驹支自己说“我诸戎是四岳之裔胄也”，表明四岳与诸戎原本为同一部族。
戎狄之外，在中原族邦联盟中还有来自史前东夷的，既有前面已论述的“颛顼—祝融”集团中重和黎以及有虞氏和虞舜，也有皋陶和伯益诸部。
皋陶偃姓，伯益嬴姓，偃、嬴，同音通用，这是两个关系紧密的部族。嬴姓是东夷大姓，少暤氏就是嬴姓，所以皋陶和伯益与少皞部族有渊源关系。关于皋陶与少皞族的关系，《帝王世纪》：“皋陶生于曲阜。”《左传》定公四年又说曲阜本为“少皞之虚”，由此也可证皋陶部族是从少皞部族衍生出来的。少皞属于东夷族，皋陶、伯夷也属于东夷族。皋陶的后裔有英、六、蓼和群舒（舒鲍、舒蓼、舒龚、舒庸、舒龙、舒鸠），分布于今安徽六安一带，这是皋陶族向南迁徙发展的结果。
伯益即柏翳（伯翳），是秦人的先祖。前引《史记·秦本纪》：“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脩。女脩织，玄鸟陨卵，女脩吞之，生子大业。大业……生大费，与禹平水土……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翳。舜赐姓嬴氏。”这段记载告诉我们四方面信息：（1）秦人的女性始祖“女脩”因为吞食玄鸟卵而孕育出男性祖先“大业”，这样的“祖先诞生神话”表明秦人上层集团的图腾崇拜与东夷少皞氏的鸟图腾相一致；（2）秦人的祖先“大费”在族邦联盟中辅佐大舜，驯化鸟兽，发展畜牧业；（3）大费还辅佐大禹“平水土”，治理水患；（4）秦人上层集团是嬴姓。《孟子·滕文公上》：“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这说明伯益与虞舜是同一时代之人，在族邦联盟中担任驯化鸟兽、管理山林的职务。
由上述可知，中原地区在五帝时代尤其是尧舜禹时期，其族邦联盟成员的族属是复杂的，并不单一。这些蛮夷戎狄四方之民来到中原时，起初也曾发生过冲突和战争，如黄帝与炎帝的阪泉之战，黄帝联合炎帝与蚩尤的涿鹿之战，以及共工氏与颛顼之间争夺霸权的战争等，但通过结成族邦联盟，逐步走向了民族融合，从而使得这样的族邦联盟成为中原地区华夏民族的前身——华夏集团。
笔者之所以把尧舜禹时期的族邦联盟视为华夏民族的前身，这是因为华夏民族的真正形成应该从夏朝开始算起。在五帝时代，对于一个个部族国家而言，其国人可以是同一部族血缘的族众；但对于联盟而言，却超脱了部族血缘的藩篱，从而也会逐步产生超越部族意识的某些新文化因素。而这种新文化因素就是促使各部族的人们朝着民族方向发展的动因，并由血缘的部族走向文化的民族。然而，由于族邦联盟毕竟是松散的、不稳定的，随着盟主的更换，联盟的中心也是游移的，所以，对于民族的形成来说，仅仅有某些新文化因素是远远不够的，它需要有一种更大范围的、超越邦国限制的、能容纳和包裹诸多部族的“大国家机制”。而从其后出现的夏商周王朝的历史实际来看，这种“大国家机制”就是笔者所说的“复合制王朝国家结构”。只有复合制王朝国家结构才会出现多元一体的政治格局，才使分散的部族国家走向某种形式统一的民族的国家，出现王朝体制下的血缘之根与文化之根相交织的以大文化为纽带的华夏民族。
（作者王震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特聘教授；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1期转引自：万物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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