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子游#全国旅游推荐：成都
成都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古蜀文明发祥地，中国十大古都之一。公元前四世纪，开明王朝九世以“一年成邑，二年成都”，故名成都；先后有7个割据政权在此建都；一直是各朝代的州、郡治所；汉为全国五大都会之一；唐为中国最发达的工商业城市之一，史称“扬一益二”；北宋是汴京以外的第二大都会，发明了世界上第一种纸币交子。拥有都江堰、武侯祠、杜甫草堂、金沙遗址等名胜古迹，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旅游攻略[超话]##吴宣仪像极了考试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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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着#旅行车#去旅行】晋城古镇位于滇池东南岸的晋宁县晋城镇，三面环山，一面是滨湖丘陵平原。丘陵平原上，阡陌纵横，田畴交错，古镇西约五公里处，便是名闻遐迩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石寨山。石寨山是一代滇王或几代滇王及其家族、臣仆的墓地，如今的晋宁县晋城镇一带是古滇国都邑，是滇文化的发祥地和中心所在。
（转）1、漳州窑说
关于漳州窑生产米色开片瓷器的记载，最早是清光绪十二年郭柏苍的《闽产录异》卷一·货属条：“漳窑出漳州，明中叶始制白釉米色器，其纹如冰裂。”[7]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福建省博物馆和漳州市文化局调查下东溪头窑址，确定了“漳窑”米色釉开片瓷器的生产地点。2007 年福建博物院及华安县博物馆对东溪窑马饭坑、下洋坑窑址两处进行了考古发掘。不过在其发掘简报中，并没有看到关于米色釉开片瓷器的相关信息[8]。2015 年福建博物院和南靖县文物保护中心对南靖县东溪窑封门坑窑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在此次发掘简报中刊登了少量的米黄釉瓷，主要器形有碗、盘、杯等（图一六），该处窑址的年代被判定为明代晚期至清代中期[9]。
笔者于 2017 年前往东溪窑考察，在华安县博物馆及南靖县文物保护中心均看到不少东溪窑出土的米黄釉标本，其器型较为丰富，除去简报中所提到的碗盘等，还有不少炉类器型（图一七、一八）。另外，漳州市博物馆也收藏了不少漳州窑米黄釉的完整器。
将这些明确的漳州窑米黄釉瓷器与“新安沉船类型” 米黄釉瓷器作对比，可以发现它们之间是有区别的。器型上，漳州窑更加工整，但比“新安沉船类型”略显呆板；胎釉方面，漳州窑比“新安沉船类型”的细腻；修足方法上，漳州窑的底部修足较规整，底心满施釉，釉面平整（图一九）。而“新安沉船类型”的圈足处理随意，底足有施釉与不施釉两种，并能看到修坯痕迹（图二〇）。
从年代来看，漳州窑的文献及考古资料都表明其所生产的米黄釉瓷器不会早于明代中期，而新安沉船的下限被认为是1323 年[10]，二者之间有着较大的时间差距，如果新安沉船的四件器物是漳州窑所产，那就只能是其它沉船扰乱物品。但就目前来看，新安沉船的发掘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后期扰乱迹象。而且，出土“新安沉船类型”米黄釉瓷器的遗址皆偏向元代，与新安沉船的时间较为接近，更可证此类米黄釉瓷器非漳州窑所产。
另外，1995 年出版的《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陶瓷卷》刊登了一件米黄釉螭龙觚（图二一）被定为是漳州窑所产，并记录其是“1996 年山东兖州明巨野郡王朱阳蓥弘治十八年（1505 年）出土”[11]，此后学界一度将该器物作为漳州窑米黄釉的纪年瓷器。
实际上，这件器物在当时并非考古发掘所得。2014 年山东博物馆和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出版了《鲁荒王墓》，在其第八章附录中刊登了兖州钜野庄宪王朱当涵墓的情况，此墓“在20世纪 60 年代被毁坏土塚被削平，墓葬被掘。在破坏的多座墓葬中曾出土大量文物，有的被破坏，有的被抢走， 还有几件存放在大队仓库里。其后博物馆征集到部分流散文物，其中有数件国家珍贵文物。”[12]这些征集回来的文物中有名为“青釉镶铜边双螭觚” 即是这件米黄釉螭龙觚。而且，在报告的“ 出土器物”部分也明确提出“因为掘开多座墓葬，因此出土遗物并不限于钜野庄宪王一座墓。”[13] 这样看来，这件器物的出土信息具有很大的扰乱可能，其纪年的准确性也就值得怀疑了。当然，这种可能性不是必然性。但是从现有的实物来看，漳州窑至今还没有发现类似的螭龙觚，虽然漳州窑米黄釉瓷器中也有花觚或者螭龙堆塑装饰（图二二、二三），但工艺和韵味都与之相去甚远。
反而近年来在江西地区出土了不少同类花觚（图二四），包括前文所提景德镇浮梁县衙出土的标本中也有此类螭龙堆塑花觚。所以，笔者认为该件器物也应当归属于“新安沉船类型”，而非漳州窑所产。
前文讲到“新安沉船类型”中包含了那种带剔花装饰的米黄釉瓷器，学术界几乎都将其判定为吉州窑所产。如 2000 年版的《中国陶瓷全集·元（ 上）》将上文所举的图一二定为吉州窑[14]。2007 年的《雅俗之间·吉州窑》中亦将图一二、图一三定为吉州窑所产[15]。2013年的《中国吉州窑》中仍然将这两件器物定为吉州窑所产[16]。但令人疑惑的是，在1982 年的《江西吉州窑遗址发掘简报》[17]和 2014 年的《吉州窑遗址近几年考古调查发掘的主要收获》[18]都没有看到此类器物的发表。笔者曾赴吉州窑址考察，也并没有看到同类型的标本。就目前已有的吉州窑出土白瓷（图二五）来看，虽然釉色偏米黄，但基本没有开片，釉层稀薄，透明度较低，且胎质较为粗糙，与“ 新安沉船类型” 米黄釉瓷器有着明显的区别。
那么在窑址没有发现同类产品的前提下，学术界为什么会将此类器物归为吉州窑所产呢？从文献角度看，在天顺三年王佐增补的《新增格古要论》古窑器论·吉州窑一则中提到：“···书公烧者最佳，有白色、有紫色，花瓶大者值数两，小者有花又有碎器最佳。”[19]其后又有清代的 《景德镇陶录》·卷六·碎器窑：“南宋时所烧造者，本吉安之庐邑永和镇另一种窑。土粗坚，体厚、质重，亦具米色、粉青样。用滑石配釉，走纹如块碎，以低墨、土赭搽熏，既成之器然后揩净，遂隐含红墨纹痕，冰碎可观。亦有碎纹素地加青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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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漳州窑生产米色开片瓷器的记载，最早是清光绪十二年郭柏苍的《闽产录异》卷一·货属条：“漳窑出漳州，明中叶始制白釉米色器，其纹如冰裂。”[7]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福建省博物馆和漳州市文化局调查下东溪头窑址，确定了“漳窑”米色釉开片瓷器的生产地点。2007 年福建博物院及华安县博物馆对东溪窑马饭坑、下洋坑窑址两处进行了考古发掘。不过在其发掘简报中，并没有看到关于米色釉开片瓷器的相关信息[8]。2015 年福建博物院和南靖县文物保护中心对南靖县东溪窑封门坑窑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在此次发掘简报中刊登了少量的米黄釉瓷，主要器形有碗、盘、杯等（图一六），该处窑址的年代被判定为明代晚期至清代中期[9]。
笔者于 2017 年前往东溪窑考察，在华安县博物馆及南靖县文物保护中心均看到不少东溪窑出土的米黄釉标本，其器型较为丰富，除去简报中所提到的碗盘等，还有不少炉类器型（图一七、一八）。另外，漳州市博物馆也收藏了不少漳州窑米黄釉的完整器。
将这些明确的漳州窑米黄釉瓷器与“新安沉船类型” 米黄釉瓷器作对比，可以发现它们之间是有区别的。器型上，漳州窑更加工整，但比“新安沉船类型”略显呆板；胎釉方面，漳州窑比“新安沉船类型”的细腻；修足方法上，漳州窑的底部修足较规整，底心满施釉，釉面平整（图一九）。而“新安沉船类型”的圈足处理随意，底足有施釉与不施釉两种，并能看到修坯痕迹（图二〇）。
从年代来看，漳州窑的文献及考古资料都表明其所生产的米黄釉瓷器不会早于明代中期，而新安沉船的下限被认为是1323 年[10]，二者之间有着较大的时间差距，如果新安沉船的四件器物是漳州窑所产，那就只能是其它沉船扰乱物品。但就目前来看，新安沉船的发掘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后期扰乱迹象。而且，出土“新安沉船类型”米黄釉瓷器的遗址皆偏向元代，与新安沉船的时间较为接近，更可证此类米黄釉瓷器非漳州窑所产。
另外，1995 年出版的《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陶瓷卷》刊登了一件米黄釉螭龙觚（图二一）被定为是漳州窑所产，并记录其是“1996 年山东兖州明巨野郡王朱阳蓥弘治十八年（1505 年）出土”[11]，此后学界一度将该器物作为漳州窑米黄釉的纪年瓷器。
实际上，这件器物在当时并非考古发掘所得。2014 年山东博物馆和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出版了《鲁荒王墓》，在其第八章附录中刊登了兖州钜野庄宪王朱当涵墓的情况，此墓“在20世纪 60 年代被毁坏土塚被削平，墓葬被掘。在破坏的多座墓葬中曾出土大量文物，有的被破坏，有的被抢走， 还有几件存放在大队仓库里。其后博物馆征集到部分流散文物，其中有数件国家珍贵文物。”[12]这些征集回来的文物中有名为“青釉镶铜边双螭觚” 即是这件米黄釉螭龙觚。而且，在报告的“ 出土器物”部分也明确提出“因为掘开多座墓葬，因此出土遗物并不限于钜野庄宪王一座墓。”[13] 这样看来，这件器物的出土信息具有很大的扰乱可能，其纪年的准确性也就值得怀疑了。当然，这种可能性不是必然性。但是从现有的实物来看，漳州窑至今还没有发现类似的螭龙觚，虽然漳州窑米黄釉瓷器中也有花觚或者螭龙堆塑装饰（图二二、二三），但工艺和韵味都与之相去甚远。
反而近年来在江西地区出土了不少同类花觚（图二四），包括前文所提景德镇浮梁县衙出土的标本中也有此类螭龙堆塑花觚。所以，笔者认为该件器物也应当归属于“新安沉船类型”，而非漳州窑所产。
前文讲到“新安沉船类型”中包含了那种带剔花装饰的米黄釉瓷器，学术界几乎都将其判定为吉州窑所产。如 2000 年版的《中国陶瓷全集·元（ 上）》将上文所举的图一二定为吉州窑[14]。2007 年的《雅俗之间·吉州窑》中亦将图一二、图一三定为吉州窑所产[15]。2013年的《中国吉州窑》中仍然将这两件器物定为吉州窑所产[16]。但令人疑惑的是，在1982 年的《江西吉州窑遗址发掘简报》[17]和 2014 年的《吉州窑遗址近几年考古调查发掘的主要收获》[18]都没有看到此类器物的发表。笔者曾赴吉州窑址考察，也并没有看到同类型的标本。就目前已有的吉州窑出土白瓷（图二五）来看，虽然釉色偏米黄，但基本没有开片，釉层稀薄，透明度较低，且胎质较为粗糙，与“ 新安沉船类型” 米黄釉瓷器有着明显的区别。
那么在窑址没有发现同类产品的前提下，学术界为什么会将此类器物归为吉州窑所产呢？从文献角度看，在天顺三年王佐增补的《新增格古要论》古窑器论·吉州窑一则中提到：“···书公烧者最佳，有白色、有紫色，花瓶大者值数两，小者有花又有碎器最佳。”[19]其后又有清代的 《景德镇陶录》·卷六·碎器窑：“南宋时所烧造者，本吉安之庐邑永和镇另一种窑。土粗坚，体厚、质重，亦具米色、粉青样。用滑石配釉，走纹如块碎，以低墨、土赭搽熏，既成之器然后揩净，遂隐含红墨纹痕，冰碎可观。亦有碎纹素地加青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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