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陵墓的七大谜团:神秘的羊房堡村
奇闻异事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崛起朔漠，而今却也已经埋入黄土之中，给后世人留下了无限的遐想!成吉思汗陵也成为了考古学家苦苦寻找，却直到今天成吉思汗埋葬何处，仍然未有定论!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征服者，成吉思汗最后魂归何处，却始终是个谜……
谜团之一：神秘的羊房堡村
羊房堡村位于张家口市宣化县大仓盖乡，据史料记载，羊房堡村宋辽时期就已存在，明朝时该村构建了用石头筑成的坚固城堡，堡的北面还有面积很大的城郭。
几百年来，羊房堡村流传着“给主子修坟，一辈子零三天”的怪异俚语，而当地人也一直保持着死后三天下葬的丧葬风俗。
马儿山位于羊房堡村东。在从村子去往马儿山的路上，记者随处可见白骨，颜色略发黄，骨质酥脆。据村民介绍，此地被称为“乱坟岗”，上世纪60年代，全国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村民将此处摊平种地时曾犁出几百处大面积的白骨堆。据前来的有关专家估计，约有数十万人曾埋葬于此。
金国时期最重要的通道———金大道从羊房堡村及位于该村附近的马儿山东南穿过。这条大道北通内蒙古及东三省，向南分为两条道路，一条过雁门关到大同，一条过居庸关到北京，同时，这条路还可西过张家口到包头、鄂尔多斯。
元朝时，金大道不知何故改道30余公里，其余路线不变，只是绕过羊房堡村及马儿山，改道距羊房堡村20公里的宣化县常峪口村。但从羊房堡村及马儿山前经过的这条金大道仍被使用，其北达元中都、上都(现内蒙古多伦县)、东三省，南、西仍达北京、大同、包头、鄂尔多斯。 #p#分页标题#e#
谜团之二：马儿山上的生肖图
马儿山距张家口市区11公里左右，山主体面南背北，两侧有大山相傍。从远处看，羊房堡村四周的山体构成一个巨大的太师椅模样，村庄被置于太师椅中，而马儿山主体也像是被置于另一个小太师椅中。
据当地村民介绍，马儿山得名于其形状。从远处看，该山形状酷似一匹正在低头饮水的骏马，骏马东侧还有一匹幼马紧偎身后。站在距山体几公里以外的地方看，主山坡上由西至东隐现出一个个巨大的生肖图案，可以辨出来的有马、兔、猪、蛇、鸡、鼠、虎，还有几处图案已经不能被清晰辨认。这些生肖图分布于山体上端，图身由山黏土及均匀的石块铺满，在满是草木的山坡上被清楚地勾勒出来。有关专家取图身的土样进行化验，证实该土曾经过火炒，为熟土质，故图身多年以来从未生过草木。此与秦始皇陵墓上的封土做法如出一辙。 谜团之三：被削去的山脊与巨大的石料场
在马儿山的东南侧，有一座邻山被削去了大半，从山脚下直至海拔百米处。据当地村民介绍，多年来，该村从未从此山上取石做料，而且，从如此高山上大面积取石，即使拿到机械发达的当下也是个难题。该山石质为白色石灰岩，村民曾在山底发现大量石灰窑，有可能是修陵烧石灰所用。
记者看到，在马儿山前约一公里处，厚度均匀、面积大小不等的片状石堆随处可见。像一个巨大的人工石料场，石片、石条上人工斧凿的痕迹很明显。考古人士曾将山上石质与该石片做对比，马儿山石俗称“羊石”，质软，色红似羊肉;而石片质坚，色青，明显不属同一山体。 #p#分页标题#e#
谜团之四：石垒坟与牧羊人的惊奇发现
在马儿山下2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被石墙围起来的圆形石堆有50多座，有的高达10多米，直径达20米，外形类似于宁夏发现的匈奴贵族的“石垒坟”。在羊房堡村的其他地方，这样的“石垒坟”还有1—2处。
一年夏天，一个牧羊人在马儿山下的石堆上发现一个孔，里面往外吹冷气，站在孔口，深感舒畅。在石堆周围，这样的孔有8个，形状规则，大小相似，都由长方形与圆形组成。此后，当地村民渐渐发现，这样的孔不仅夏天有凉气散出，冬天还有热气散出。
谜团之五：不燃烟的烽火台与公主墓
在马儿山的对面山顶上，有一个“烽火台”遥遥对望。但这个“烽火台”与古代用来传递军事信息的烽火台不同。这个用砖砌成、用土夯实的“烽火台”上建有坚固而华丽的楼阁，而且所用木料讲究。所以，这个“烽火台”不能升腾烟火。当地村民称其为“了望台”。
蒙古贵族土葬时取出的土要移到别处，用树桩做棺木，内挖与人体相当的凹槽，死者便置其中。然后用铁条箍紧，埋葬后用马将坟头踏平。 #p#分页标题#e#
谜团之六：丘处机的石龙观与棋盘石玄机
马儿山后有一座石龙山，据史料记载，丘处机最早修行的石龙观即在石龙山上。现今的石龙观遗址周围还有大量石器、骨器等物。丘处机所创造的全真教被元朝列为国教，丘处机也被尊为元朝教父。丘处机及其弟子在张家口境内有4处道观，其中，使用最早、时间也最长的就是石龙观。
在马儿山上，有一块房间大小的巨石，当地人称之为棋盘石。几百年来，棋盘上的棋格没有丝毫磨损，线条棱角分明。棋盘周围曾发现散落的残破棋子。学者推测，这块棋盘可能是丘处机弟子及元代将领修陵监工时用来对弈的。
谜团之七：“帝陵”保卫战与张家口覆灭
元末，明军与元军最激烈的两场战争在宣化县境内展开。这两场战争的主战场均在马儿山南十几公里处。其中一场发生在宣化县常峪口村。该村原名常遇春口，因明朝大将常遇春得名。常遇春追击元帝出居庸关，到此进行了一场激战，死伤无数。另一场激战发生在宣化县北甘庄村，这里有明朝大将徐达与元军激战留下的城堡。据史载，这两场战争均很惨烈，死亡人数近百万。
明朝初年，山西向张家口大量移民，就是因为战争中，张家口居民几乎全部死亡。据分析，元军当时激烈抵抗的重要原因就是为了保护“帝陵”。
七百多年过去了，曾经的一代天骄，把草原的旋律借助雷鸣般的马蹄传到了西亚东欧，奏出了空前绝后的宏伟乐章，然而曾经的辉煌早已化作历史的烟尘，功过留与后人说，遗憾的是成吉思汗陵始终未有确定结论。 https://t.cn/ELT0hke
奇闻异事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崛起朔漠，而今却也已经埋入黄土之中，给后世人留下了无限的遐想!成吉思汗陵也成为了考古学家苦苦寻找，却直到今天成吉思汗埋葬何处，仍然未有定论!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征服者，成吉思汗最后魂归何处，却始终是个谜……
谜团之一：神秘的羊房堡村
羊房堡村位于张家口市宣化县大仓盖乡，据史料记载，羊房堡村宋辽时期就已存在，明朝时该村构建了用石头筑成的坚固城堡，堡的北面还有面积很大的城郭。
几百年来，羊房堡村流传着“给主子修坟，一辈子零三天”的怪异俚语，而当地人也一直保持着死后三天下葬的丧葬风俗。
马儿山位于羊房堡村东。在从村子去往马儿山的路上，记者随处可见白骨，颜色略发黄，骨质酥脆。据村民介绍，此地被称为“乱坟岗”，上世纪60年代，全国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村民将此处摊平种地时曾犁出几百处大面积的白骨堆。据前来的有关专家估计，约有数十万人曾埋葬于此。
金国时期最重要的通道———金大道从羊房堡村及位于该村附近的马儿山东南穿过。这条大道北通内蒙古及东三省，向南分为两条道路，一条过雁门关到大同，一条过居庸关到北京，同时，这条路还可西过张家口到包头、鄂尔多斯。
元朝时，金大道不知何故改道30余公里，其余路线不变，只是绕过羊房堡村及马儿山，改道距羊房堡村20公里的宣化县常峪口村。但从羊房堡村及马儿山前经过的这条金大道仍被使用，其北达元中都、上都(现内蒙古多伦县)、东三省，南、西仍达北京、大同、包头、鄂尔多斯。 #p#分页标题#e#
谜团之二：马儿山上的生肖图
马儿山距张家口市区11公里左右，山主体面南背北，两侧有大山相傍。从远处看，羊房堡村四周的山体构成一个巨大的太师椅模样，村庄被置于太师椅中，而马儿山主体也像是被置于另一个小太师椅中。
据当地村民介绍，马儿山得名于其形状。从远处看，该山形状酷似一匹正在低头饮水的骏马，骏马东侧还有一匹幼马紧偎身后。站在距山体几公里以外的地方看，主山坡上由西至东隐现出一个个巨大的生肖图案，可以辨出来的有马、兔、猪、蛇、鸡、鼠、虎，还有几处图案已经不能被清晰辨认。这些生肖图分布于山体上端，图身由山黏土及均匀的石块铺满，在满是草木的山坡上被清楚地勾勒出来。有关专家取图身的土样进行化验，证实该土曾经过火炒，为熟土质，故图身多年以来从未生过草木。此与秦始皇陵墓上的封土做法如出一辙。 谜团之三：被削去的山脊与巨大的石料场
在马儿山的东南侧，有一座邻山被削去了大半，从山脚下直至海拔百米处。据当地村民介绍，多年来，该村从未从此山上取石做料，而且，从如此高山上大面积取石，即使拿到机械发达的当下也是个难题。该山石质为白色石灰岩，村民曾在山底发现大量石灰窑，有可能是修陵烧石灰所用。
记者看到，在马儿山前约一公里处，厚度均匀、面积大小不等的片状石堆随处可见。像一个巨大的人工石料场，石片、石条上人工斧凿的痕迹很明显。考古人士曾将山上石质与该石片做对比，马儿山石俗称“羊石”，质软，色红似羊肉;而石片质坚，色青，明显不属同一山体。 #p#分页标题#e#
谜团之四：石垒坟与牧羊人的惊奇发现
在马儿山下2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被石墙围起来的圆形石堆有50多座，有的高达10多米，直径达20米，外形类似于宁夏发现的匈奴贵族的“石垒坟”。在羊房堡村的其他地方，这样的“石垒坟”还有1—2处。
一年夏天，一个牧羊人在马儿山下的石堆上发现一个孔，里面往外吹冷气，站在孔口，深感舒畅。在石堆周围，这样的孔有8个，形状规则，大小相似，都由长方形与圆形组成。此后，当地村民渐渐发现，这样的孔不仅夏天有凉气散出，冬天还有热气散出。
谜团之五：不燃烟的烽火台与公主墓
在马儿山的对面山顶上，有一个“烽火台”遥遥对望。但这个“烽火台”与古代用来传递军事信息的烽火台不同。这个用砖砌成、用土夯实的“烽火台”上建有坚固而华丽的楼阁，而且所用木料讲究。所以，这个“烽火台”不能升腾烟火。当地村民称其为“了望台”。
蒙古贵族土葬时取出的土要移到别处，用树桩做棺木，内挖与人体相当的凹槽，死者便置其中。然后用铁条箍紧，埋葬后用马将坟头踏平。 #p#分页标题#e#
谜团之六：丘处机的石龙观与棋盘石玄机
马儿山后有一座石龙山，据史料记载，丘处机最早修行的石龙观即在石龙山上。现今的石龙观遗址周围还有大量石器、骨器等物。丘处机所创造的全真教被元朝列为国教，丘处机也被尊为元朝教父。丘处机及其弟子在张家口境内有4处道观，其中，使用最早、时间也最长的就是石龙观。
在马儿山上，有一块房间大小的巨石，当地人称之为棋盘石。几百年来，棋盘上的棋格没有丝毫磨损，线条棱角分明。棋盘周围曾发现散落的残破棋子。学者推测，这块棋盘可能是丘处机弟子及元代将领修陵监工时用来对弈的。
谜团之七：“帝陵”保卫战与张家口覆灭
元末，明军与元军最激烈的两场战争在宣化县境内展开。这两场战争的主战场均在马儿山南十几公里处。其中一场发生在宣化县常峪口村。该村原名常遇春口，因明朝大将常遇春得名。常遇春追击元帝出居庸关，到此进行了一场激战，死伤无数。另一场激战发生在宣化县北甘庄村，这里有明朝大将徐达与元军激战留下的城堡。据史载，这两场战争均很惨烈，死亡人数近百万。
明朝初年，山西向张家口大量移民，就是因为战争中，张家口居民几乎全部死亡。据分析，元军当时激烈抵抗的重要原因就是为了保护“帝陵”。
七百多年过去了，曾经的一代天骄，把草原的旋律借助雷鸣般的马蹄传到了西亚东欧，奏出了空前绝后的宏伟乐章，然而曾经的辉煌早已化作历史的烟尘，功过留与后人说，遗憾的是成吉思汗陵始终未有确定结论。 https://t.cn/ELT0hke
现存的道教官印、名号印、法印是道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传世无多，且较难识别。现介绍洛阳发现的两件颇为罕见而具有明显时代文化特征的中国古代道教法印。
一、“黄神”印
“黄神”一词，始见于先秦、多见于两汉文献，指黄帝。《淮南子·览冥训》云：“西老折胜，黄神啸吟。”高诱注：“黄帝之神，伤道之衰，故啸吟而长叹也。”①班固《幽通赋》云：“黄神邈而靡质兮，仪遗谶以臆对。”应劭曰：“黄，黄帝也，作占梦书。邈，远也。言黄神邈远，无所质问，依其遗谶文，以胸臆为对也。”②黄帝为五天帝之一，中央之神。《礼记·月令》云：“中央土，其日戊己，其帝黄帝，其神后土。”郑玄注：“此黄精之君，土官之神，自古以来，著德立功者也。”③
道教以“黄神”为具备无限法力之神，将“黄神”之形象、文辞雕刻入印，随身佩带守护其身，辟邪降魔，消灾解厄，或称之为厌胜印。《抱朴子》云：“或问：‘为道者多在山林，山林多虎狼之害也，何以辟之?’抱朴子曰：‘古之人入山者，皆佩黄神越章之印，其广四寸，其字一百二十，以封泥著所住之四方各百步，则虎狼不敢近其内也。行见新虎迹，以印顺印之，虎即去；以印逆印之，虎即还；带此印以行山林，亦不畏虎狼也。不但只辟虎狼，若有山川社庙血食恶神能作福祸者，以印封泥断其道路，则不复能神矣。’”④且举例说，道士以“黄神越章”封泥掷潭降大鼋为民除害的故事。
黄神类印章２２方⑤，印面文字少则２字，多则５字。其中为“黄神”者４方：刘喜海《长安获古编》卷上著录泥印１方，郭裕之《续齐鲁古封印攥》封泥１方，西北大学历史系藏红陶印１方，陕西历史博物馆藏陶印１方。印章形体较小，使用通行文字，这是汉代道教法印特点。著者对印章详加考证后认为，“法印实物资料都是铜印，还没有发现铜以外的材料，一部份封泥虽被人们称之为泥印或陶印，但其实都是块形的封简用的钤压印文的封泥，并非法印实物本身。这一特征是在沿袭古代官印用料的基础上形成的”。而洛阳发现的这枚红陶印，通体作卧虎形，昂首短项，张口露齿，凹腰鼓臀，腹钻透孔，长２．７厘米、宽１．４厘米、高１．８厘米。底外鼓，略近长方形，面有阳文隶书“黄神”，周饰窄边，下部略残。这是我们首次见到的立体雕刻的黄神印形象，从雕刻风格和书法字体上看，这是件东汉时期的遗物。
汉代巫风大畅，鬼道盛行，影响人民生活。洛阳为当时的国都，或领风气之先。“黄神”为“太平道”、“五斗米道”的道徒所尊信，道教将民间崇拜信仰的神祇纳入法印的印文，用其神威号令神人。这枚外形与汉代石刻“天禄”、“辟邪”类似的“黄神”印是早期道士护身和施法之宝物，对研究道教历史文化具有特殊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二、“治都总摄”印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藏有一方铜印，印面方形，边长６．８厘米，厚１．３厘米，曲篆两行六字：“治都总摄之印”。印背有长方形握柄，高３厘米，柄端镌一“上”字，以便掌正钤盖。印面有１２个小圆圈，分布于每字的四角，小圆圈之间，或以细线相连。上三星横连，下双星并列；中部六星与右下一星连线为北斗七星。印文中穿插以星宿图案，显示道教法印之特点。然而这种印面布列星宿的方式，前所未见。
此印久沦土中，发现十分偶然。１９８７年６月２１日上午，洛阳机车工厂游泳池工地施工掘土，在距地表深一米处出土铜印一方。现场施工的张焕成等三位工人将铜印交送洛阳市文物工作队，由笔者接待。据谈，工地位于洛阳机车工厂大门东南，塔湾村老砖厂西，大土冢西２０米处。
当时检阅多种印谱，未见与之相类者，正史中亦无此等官名，遂搁置探讨。近阅大著《道教法印令牌探奥》第五章《道教经藏系统中的法印印式》，第二节《道教法印印式集录》所收的第１３６号印为“治都总摄之印”，系引自《上清天枢院回车毕道正法》卷上，将法印之功用与形制叙述颇详：“夫治都总摄之印者，为之兵印。有此印者，能管天下三界。鬼神仙官，分野城隍，社庙吏兵，皆得差使。不论高下，此印佩之，如上天帝命，凶恶鬼神皆伏。若行法职官不得此印者，难用鬼兵。印行兵将行，印住兵将住，动印如动兵。若用此印，兵将不行，不论高下，并得处斩。自有鬼神值之云，斩了。便可具状，奏闻上帝。故兵随印转，将逐令行，违命之罪，皆须重焉。印阔二寸二分，方正，厚八分，印文分六字，作两行迭篆”。道教法印或模仿当时政府官印的制式和书体，考察其曲折流畅的九叠篆印文和窄边知为宋代的印式。
洛阳机车工厂出土铜印二行六字，排列与之相同，但字体有所改变，书法曲折刚硬，融以星宿，约为前印的承续发展。这种铜质方面、短柄镌“上”字的印章，与洛阳出土金代官印的形制风格相同⑥。一般说来，宋元时期的１尺，相当于今３１．２厘米⑦。道书记载的“印阔二寸二分”合６．８６厘米，“厚八分”合２．５厘米。与出土铜印相比，印面方正，尺寸相同，唯厚倍之。这枚铜印的印文布局规整，书写板正，星宿布列规矩，铸工精良，保存完好，大约是金元时期的道观遗物。
法印是道教信仰的神圣法器，在当时人的思想意识中具有特备之异能。依道书文例，此类印章为道教法印中的兵印，即施法驱令鬼神兵将的信物。文字与星宿相配成图，增加其神秘色彩。“治都总摄之印”，以出土文物证实了传世道教文献的有关记载。
注：
1.《淮南子》卷六，《览冥训》，四部备要本，上海中华书局据武进庄氏本校刊，１９３６年８月五版，第２册，第８页。
2.萧统选《文选》卷一四，《幽通赋》，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１９３１年，第３册，第９４页。
3.（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六，《礼记正义》卷一四，《月令》，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第１３７１、１３７２页。
4.（晋）葛洪：《抱朴子》内篇卷四，登涉卷一七，《百子全书》第８册，浙江人民出版社据扫叶山房１９１９年石印本影印，１９８４年５月，第１０页。
5.赵振华、张勇：《记洛阳出土的二方金代官印》，《华夏考古》，１９９７年第１期，第８７页。
6.《中国历代度制演变测算简表》，《汉语大词典》，《附录·索引》，汉语大词典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５页
#道教符咒#
#“黄神”、“治都总摄”道教法印考#
现存的道教官印、名号印、法印是道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传世无多，且较难识别。现介绍洛阳发现的两件颇为罕见而具有明显时代文化特征的中国古代道教法印。
一、“黄神”印
“黄神”一词，始见于先秦、多见于两汉文献，指黄帝。《淮南子·览冥训》云：“西老折胜，黄神啸吟。”高诱注：“黄帝之神，伤道之衰，故啸吟而长叹也。”①班固《幽通赋》云：“黄神邈而靡质兮，仪遗谶以臆对。”应劭曰：“黄，黄帝也，作占梦书。邈，远也。言黄神邈远，无所质问，依其遗谶文，以胸臆为对也。”②黄帝为五天帝之一，中央之神。《礼记·月令》云：“中央土，其日戊己，其帝黄帝，其神后土。”郑玄注：“此黄精之君，土官之神，自古以来，著德立功者也。”③
道教以“黄神”为具备无限法力之神，将“黄神”之形象、文辞雕刻入印，随身佩带守护其身，辟邪降魔，消灾解厄，或称之为厌胜印。《抱朴子》云：“或问：‘为道者多在山林，山林多虎狼之害也，何以辟之?’抱朴子曰：‘古之人入山者，皆佩黄神越章之印，其广四寸，其字一百二十，以封泥著所住之四方各百步，则虎狼不敢近其内也。行见新虎迹，以印顺印之，虎即去；以印逆印之，虎即还；带此印以行山林，亦不畏虎狼也。不但只辟虎狼，若有山川社庙血食恶神能作福祸者，以印封泥断其道路，则不复能神矣。’”④且举例说，道士以“黄神越章”封泥掷潭降大鼋为民除害的故事。
黄神类印章２２方⑤，印面文字少则２字，多则５字。其中为“黄神”者４方：刘喜海《长安获古编》卷上著录泥印１方，郭裕之《续齐鲁古封印攥》封泥１方，西北大学历史系藏红陶印１方，陕西历史博物馆藏陶印１方。印章形体较小，使用通行文字，这是汉代道教法印特点。著者对印章详加考证后认为，“法印实物资料都是铜印，还没有发现铜以外的材料，一部份封泥虽被人们称之为泥印或陶印，但其实都是块形的封简用的钤压印文的封泥，并非法印实物本身。这一特征是在沿袭古代官印用料的基础上形成的”。而洛阳发现的这枚红陶印，通体作卧虎形，昂首短项，张口露齿，凹腰鼓臀，腹钻透孔，长２．７厘米、宽１．４厘米、高１．８厘米。底外鼓，略近长方形，面有阳文隶书“黄神”，周饰窄边，下部略残。这是我们首次见到的立体雕刻的黄神印形象，从雕刻风格和书法字体上看，这是件东汉时期的遗物。
汉代巫风大畅，鬼道盛行，影响人民生活。洛阳为当时的国都，或领风气之先。“黄神”为“太平道”、“五斗米道”的道徒所尊信，道教将民间崇拜信仰的神祇纳入法印的印文，用其神威号令神人。这枚外形与汉代石刻“天禄”、“辟邪”类似的“黄神”印是早期道士护身和施法之宝物，对研究道教历史文化具有特殊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二、“治都总摄”印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藏有一方铜印，印面方形，边长６．８厘米，厚１．３厘米，曲篆两行六字：“治都总摄之印”。印背有长方形握柄，高３厘米，柄端镌一“上”字，以便掌正钤盖。印面有１２个小圆圈，分布于每字的四角，小圆圈之间，或以细线相连。上三星横连，下双星并列；中部六星与右下一星连线为北斗七星。印文中穿插以星宿图案，显示道教法印之特点。然而这种印面布列星宿的方式，前所未见。
此印久沦土中，发现十分偶然。１９８７年６月２１日上午，洛阳机车工厂游泳池工地施工掘土，在距地表深一米处出土铜印一方。现场施工的张焕成等三位工人将铜印交送洛阳市文物工作队，由笔者接待。据谈，工地位于洛阳机车工厂大门东南，塔湾村老砖厂西，大土冢西２０米处。
当时检阅多种印谱，未见与之相类者，正史中亦无此等官名，遂搁置探讨。近阅大著《道教法印令牌探奥》第五章《道教经藏系统中的法印印式》，第二节《道教法印印式集录》所收的第１３６号印为“治都总摄之印”，系引自《上清天枢院回车毕道正法》卷上，将法印之功用与形制叙述颇详：“夫治都总摄之印者，为之兵印。有此印者，能管天下三界。鬼神仙官，分野城隍，社庙吏兵，皆得差使。不论高下，此印佩之，如上天帝命，凶恶鬼神皆伏。若行法职官不得此印者，难用鬼兵。印行兵将行，印住兵将住，动印如动兵。若用此印，兵将不行，不论高下，并得处斩。自有鬼神值之云，斩了。便可具状，奏闻上帝。故兵随印转，将逐令行，违命之罪，皆须重焉。印阔二寸二分，方正，厚八分，印文分六字，作两行迭篆”。道教法印或模仿当时政府官印的制式和书体，考察其曲折流畅的九叠篆印文和窄边知为宋代的印式。
洛阳机车工厂出土铜印二行六字，排列与之相同，但字体有所改变，书法曲折刚硬，融以星宿，约为前印的承续发展。这种铜质方面、短柄镌“上”字的印章，与洛阳出土金代官印的形制风格相同⑥。一般说来，宋元时期的１尺，相当于今３１．２厘米⑦。道书记载的“印阔二寸二分”合６．８６厘米，“厚八分”合２．５厘米。与出土铜印相比，印面方正，尺寸相同，唯厚倍之。这枚铜印的印文布局规整，书写板正，星宿布列规矩，铸工精良，保存完好，大约是金元时期的道观遗物。
法印是道教信仰的神圣法器，在当时人的思想意识中具有特备之异能。依道书文例，此类印章为道教法印中的兵印，即施法驱令鬼神兵将的信物。文字与星宿相配成图，增加其神秘色彩。“治都总摄之印”，以出土文物证实了传世道教文献的有关记载。
注：
1.《淮南子》卷六，《览冥训》，四部备要本，上海中华书局据武进庄氏本校刊，１９３６年８月五版，第２册，第８页。
2.萧统选《文选》卷一四，《幽通赋》，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１９３１年，第３册，第９４页。
3.（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六，《礼记正义》卷一四，《月令》，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第１３７１、１３７２页。
4.（晋）葛洪：《抱朴子》内篇卷四，登涉卷一七，《百子全书》第８册，浙江人民出版社据扫叶山房１９１９年石印本影印，１９８４年５月，第１０页。
5.赵振华、张勇：《记洛阳出土的二方金代官印》，《华夏考古》，１９９７年第１期，第８７页。
6.《中国历代度制演变测算简表》，《汉语大词典》，《附录·索引》，汉语大词典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５页
现存的道教官印、名号印、法印是道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传世无多，且较难识别。现介绍洛阳发现的两件颇为罕见而具有明显时代文化特征的中国古代道教法印。
一、“黄神”印
“黄神”一词，始见于先秦、多见于两汉文献，指黄帝。《淮南子·览冥训》云：“西老折胜，黄神啸吟。”高诱注：“黄帝之神，伤道之衰，故啸吟而长叹也。”①班固《幽通赋》云：“黄神邈而靡质兮，仪遗谶以臆对。”应劭曰：“黄，黄帝也，作占梦书。邈，远也。言黄神邈远，无所质问，依其遗谶文，以胸臆为对也。”②黄帝为五天帝之一，中央之神。《礼记·月令》云：“中央土，其日戊己，其帝黄帝，其神后土。”郑玄注：“此黄精之君，土官之神，自古以来，著德立功者也。”③
道教以“黄神”为具备无限法力之神，将“黄神”之形象、文辞雕刻入印，随身佩带守护其身，辟邪降魔，消灾解厄，或称之为厌胜印。《抱朴子》云：“或问：‘为道者多在山林，山林多虎狼之害也，何以辟之?’抱朴子曰：‘古之人入山者，皆佩黄神越章之印，其广四寸，其字一百二十，以封泥著所住之四方各百步，则虎狼不敢近其内也。行见新虎迹，以印顺印之，虎即去；以印逆印之，虎即还；带此印以行山林，亦不畏虎狼也。不但只辟虎狼，若有山川社庙血食恶神能作福祸者，以印封泥断其道路，则不复能神矣。’”④且举例说，道士以“黄神越章”封泥掷潭降大鼋为民除害的故事。
黄神类印章２２方⑤，印面文字少则２字，多则５字。其中为“黄神”者４方：刘喜海《长安获古编》卷上著录泥印１方，郭裕之《续齐鲁古封印攥》封泥１方，西北大学历史系藏红陶印１方，陕西历史博物馆藏陶印１方。印章形体较小，使用通行文字，这是汉代道教法印特点。著者对印章详加考证后认为，“法印实物资料都是铜印，还没有发现铜以外的材料，一部份封泥虽被人们称之为泥印或陶印，但其实都是块形的封简用的钤压印文的封泥，并非法印实物本身。这一特征是在沿袭古代官印用料的基础上形成的”。而洛阳发现的这枚红陶印，通体作卧虎形，昂首短项，张口露齿，凹腰鼓臀，腹钻透孔，长２．７厘米、宽１．４厘米、高１．８厘米。底外鼓，略近长方形，面有阳文隶书“黄神”，周饰窄边，下部略残。这是我们首次见到的立体雕刻的黄神印形象，从雕刻风格和书法字体上看，这是件东汉时期的遗物。
汉代巫风大畅，鬼道盛行，影响人民生活。洛阳为当时的国都，或领风气之先。“黄神”为“太平道”、“五斗米道”的道徒所尊信，道教将民间崇拜信仰的神祇纳入法印的印文，用其神威号令神人。这枚外形与汉代石刻“天禄”、“辟邪”类似的“黄神”印是早期道士护身和施法之宝物，对研究道教历史文化具有特殊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二、“治都总摄”印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藏有一方铜印，印面方形，边长６．８厘米，厚１．３厘米，曲篆两行六字：“治都总摄之印”。印背有长方形握柄，高３厘米，柄端镌一“上”字，以便掌正钤盖。印面有１２个小圆圈，分布于每字的四角，小圆圈之间，或以细线相连。上三星横连，下双星并列；中部六星与右下一星连线为北斗七星。印文中穿插以星宿图案，显示道教法印之特点。然而这种印面布列星宿的方式，前所未见。
此印久沦土中，发现十分偶然。１９８７年６月２１日上午，洛阳机车工厂游泳池工地施工掘土，在距地表深一米处出土铜印一方。现场施工的张焕成等三位工人将铜印交送洛阳市文物工作队，由笔者接待。据谈，工地位于洛阳机车工厂大门东南，塔湾村老砖厂西，大土冢西２０米处。
当时检阅多种印谱，未见与之相类者，正史中亦无此等官名，遂搁置探讨。近阅大著《道教法印令牌探奥》第五章《道教经藏系统中的法印印式》，第二节《道教法印印式集录》所收的第１３６号印为“治都总摄之印”，系引自《上清天枢院回车毕道正法》卷上，将法印之功用与形制叙述颇详：“夫治都总摄之印者，为之兵印。有此印者，能管天下三界。鬼神仙官，分野城隍，社庙吏兵，皆得差使。不论高下，此印佩之，如上天帝命，凶恶鬼神皆伏。若行法职官不得此印者，难用鬼兵。印行兵将行，印住兵将住，动印如动兵。若用此印，兵将不行，不论高下，并得处斩。自有鬼神值之云，斩了。便可具状，奏闻上帝。故兵随印转，将逐令行，违命之罪，皆须重焉。印阔二寸二分，方正，厚八分，印文分六字，作两行迭篆”。道教法印或模仿当时政府官印的制式和书体，考察其曲折流畅的九叠篆印文和窄边知为宋代的印式。
洛阳机车工厂出土铜印二行六字，排列与之相同，但字体有所改变，书法曲折刚硬，融以星宿，约为前印的承续发展。这种铜质方面、短柄镌“上”字的印章，与洛阳出土金代官印的形制风格相同⑥。一般说来，宋元时期的１尺，相当于今３１．２厘米⑦。道书记载的“印阔二寸二分”合６．８６厘米，“厚八分”合２．５厘米。与出土铜印相比，印面方正，尺寸相同，唯厚倍之。这枚铜印的印文布局规整，书写板正，星宿布列规矩，铸工精良，保存完好，大约是金元时期的道观遗物。
法印是道教信仰的神圣法器，在当时人的思想意识中具有特备之异能。依道书文例，此类印章为道教法印中的兵印，即施法驱令鬼神兵将的信物。文字与星宿相配成图，增加其神秘色彩。“治都总摄之印”，以出土文物证实了传世道教文献的有关记载。
注：
1.《淮南子》卷六，《览冥训》，四部备要本，上海中华书局据武进庄氏本校刊，１９３６年８月五版，第２册，第８页。
2.萧统选《文选》卷一四，《幽通赋》，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１９３１年，第３册，第９４页。
3.（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六，《礼记正义》卷一四，《月令》，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第１３７１、１３７２页。
4.（晋）葛洪：《抱朴子》内篇卷四，登涉卷一七，《百子全书》第８册，浙江人民出版社据扫叶山房１９１９年石印本影印，１９８４年５月，第１０页。
5.赵振华、张勇：《记洛阳出土的二方金代官印》，《华夏考古》，１９９７年第１期，第８７页。
6.《中国历代度制演变测算简表》，《汉语大词典》，《附录·索引》，汉语大词典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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