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着前窗的，是一条街，布满了18世纪的建筑，而你打开后窗看，则是一片阔大的花园与草地，上面佳木成阴，一溜慢坡伸向了垂林。”这是英国作家吉尔伯特·怀特的别墅生活，这位生活于18世纪英国的绅士是一个安静、恬淡的人。在牛津受完古典教育后，他便落户于老家——一个名叫“塞耳彭”的小村里享受生活、修养心性，并在自己的别墅写下著名的《塞耳彭自然史》。
在内城墅，在花园里，在鲁能钓鱼台美高梅，我们所知的那些细微或者高大的植物，留有时间的手迹，生活的本意是从自然中汲取智慧与完满，以此安顿身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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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城墅，在花园里，在鲁能钓鱼台美高梅，我们所知的那些细微或者高大的植物，留有时间的手迹，生活的本意是从自然中汲取智慧与完满，以此安顿身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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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一：发达国家存在“逆城市化”趋势吗？
有一种说法，说很多发达国家的大城市出现了“逆城市化”的现象，也就是大城市中心区的很多人都搬到了郊区，从而导致中心区人口在下降。真是这样吗？
陆铭：事实并非如此。
一、我们来看一组实际数据：
1、纽约的曼哈顿区
纽约曼哈顿的人口在上个世纪确实有过一段时期是下降的，从1950年的196万，下降到1980年的143万。但是，这个现象在1980年代中后期就已经逆转了。1980-2017年，曼哈顿的人口数量一直在持续上升，2017年已经回升到了166万，并且这个趋势还在持续。
2、伦敦的内城区域
伦敦的内城区域，在经历了1960年代到1980年代短暂的人口下降之后，从1990年代开始，就一直在稳步上升。仅仅从1991年到2011年，这二十年间，伦敦内城区域人口就从234万升到了323万。
3、不仅发达国家的大城市如此，中国的上海也出现了同样的现象。
2000-2010年，上海市中心大部分地方呈现出了人口密度大幅度下降的态势。但是在2010-2019年这十年间，这种趋势发生了逆转，人口再次呈现出了向中心集聚的态势，上海内环线以内的很多地区的人口密度增长幅度都很大。
问题二、大城市的中心区，为什么会出现个别时期暂时的“逆流”？
陆铭：本质上，城市是方便*人和人见面*的地方。
1、一个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在其产业结构里，服务业的比重会上升，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从事服务业。而相比于农业、制造业来说，服务业更需要人与人之间密切的交流协作。
2、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持续提升、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自然地想要更便捷、更多样化的服务，以及更好的消费体验，这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人与人见面。即使一个喜欢宅在家里、不爱交际的人，他在家里的正常生活，也需要靠快递员、外卖员，来到家门口，才能维持下去。这其实都反映出，人与人之间见面的方便程度，已经在无形中刻入了我们的生活要求。
3、随着人们见面需求的继续提升，那些更能满足这样需求的地方，自然更能吸引人口的聚集。
4、如果说，城市能够更加方便人们见面，那么市中心就是在城市里最方便人们见面的地方。道理很简单：
如果把城市看作一个圆形，圆心的位置就是综合来看、距离其他各个地方都比较近的位置，也就是最方便人们见面的地方。
我们可能都有这种经历，就是跟同一个城市里、住得比较分散的几个好友聚会，选择的地点最后通常是市中心，因为这样对谁都不会太远。
5、既然市中心是城市里最方便人们见面的地方，那么，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就是，市中心的地价往往最贵，而愿意出这个价钱的，就是那些最需要跟他人见面的行业或个人。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会在城市里看到一种圈层式的结构。最市中心聚集的，是最需要与人见面的行业，比如金融业，还有一些大型的商业街和商业中心。另外，有一些有公共服务性质的设施，比如博物馆、音乐厅、图书馆，等等，也往往放在靠近市中心的位置，好让尽量多的市民使用。
6、从市中心往外走一点，通常是一些科技型的企业，还有教育企业。这些行业相对来说也比较需要面对面交流。
7、再往城市的外围走，就会越来越多地看到制造业。把制造业放在城市的外围，部分原因是为了避免污染、降低租金成本。也有很大一个原因是，制造业并不像服务业那样需要通过跟人打交道来完成生产。
8、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会出现一些发达国家大城市的发展历史上，曾经有一段时期，城市中心的人口出现了暂时的下降。这往往发生在这个城市工业化发展迅速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城市的制造业发达，大量就业岗位在城市的郊区。另外，郊区的房价低、环境好，当时汽车也普及了。所以，就会有一些居民从市中心搬迁到郊区。
9、随着工业化高峰期过去，进入服务业主导经济发展的时代，大多数的服务业岗位都聚集在了市中心，人口也就随之回流了。
——《向心城市》（作者：陆铭），笔记
PS：事实上，东京的城市发展也是如此。
延展阅读｜“沿着轨道交通先疏散、再收缩” https://t.cn/A6oQYNon
有一种说法，说很多发达国家的大城市出现了“逆城市化”的现象，也就是大城市中心区的很多人都搬到了郊区，从而导致中心区人口在下降。真是这样吗？
陆铭：事实并非如此。
一、我们来看一组实际数据：
1、纽约的曼哈顿区
纽约曼哈顿的人口在上个世纪确实有过一段时期是下降的，从1950年的196万，下降到1980年的143万。但是，这个现象在1980年代中后期就已经逆转了。1980-2017年，曼哈顿的人口数量一直在持续上升，2017年已经回升到了166万，并且这个趋势还在持续。
2、伦敦的内城区域
伦敦的内城区域，在经历了1960年代到1980年代短暂的人口下降之后，从1990年代开始，就一直在稳步上升。仅仅从1991年到2011年，这二十年间，伦敦内城区域人口就从234万升到了323万。
3、不仅发达国家的大城市如此，中国的上海也出现了同样的现象。
2000-2010年，上海市中心大部分地方呈现出了人口密度大幅度下降的态势。但是在2010-2019年这十年间，这种趋势发生了逆转，人口再次呈现出了向中心集聚的态势，上海内环线以内的很多地区的人口密度增长幅度都很大。
问题二、大城市的中心区，为什么会出现个别时期暂时的“逆流”？
陆铭：本质上，城市是方便*人和人见面*的地方。
1、一个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在其产业结构里，服务业的比重会上升，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从事服务业。而相比于农业、制造业来说，服务业更需要人与人之间密切的交流协作。
2、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持续提升、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自然地想要更便捷、更多样化的服务，以及更好的消费体验，这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人与人见面。即使一个喜欢宅在家里、不爱交际的人，他在家里的正常生活，也需要靠快递员、外卖员，来到家门口，才能维持下去。这其实都反映出，人与人之间见面的方便程度，已经在无形中刻入了我们的生活要求。
3、随着人们见面需求的继续提升，那些更能满足这样需求的地方，自然更能吸引人口的聚集。
4、如果说，城市能够更加方便人们见面，那么市中心就是在城市里最方便人们见面的地方。道理很简单：
如果把城市看作一个圆形，圆心的位置就是综合来看、距离其他各个地方都比较近的位置，也就是最方便人们见面的地方。
我们可能都有这种经历，就是跟同一个城市里、住得比较分散的几个好友聚会，选择的地点最后通常是市中心，因为这样对谁都不会太远。
5、既然市中心是城市里最方便人们见面的地方，那么，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就是，市中心的地价往往最贵，而愿意出这个价钱的，就是那些最需要跟他人见面的行业或个人。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会在城市里看到一种圈层式的结构。最市中心聚集的，是最需要与人见面的行业，比如金融业，还有一些大型的商业街和商业中心。另外，有一些有公共服务性质的设施，比如博物馆、音乐厅、图书馆，等等，也往往放在靠近市中心的位置，好让尽量多的市民使用。
6、从市中心往外走一点，通常是一些科技型的企业，还有教育企业。这些行业相对来说也比较需要面对面交流。
7、再往城市的外围走，就会越来越多地看到制造业。把制造业放在城市的外围，部分原因是为了避免污染、降低租金成本。也有很大一个原因是，制造业并不像服务业那样需要通过跟人打交道来完成生产。
8、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会出现一些发达国家大城市的发展历史上，曾经有一段时期，城市中心的人口出现了暂时的下降。这往往发生在这个城市工业化发展迅速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城市的制造业发达，大量就业岗位在城市的郊区。另外，郊区的房价低、环境好，当时汽车也普及了。所以，就会有一些居民从市中心搬迁到郊区。
9、随着工业化高峰期过去，进入服务业主导经济发展的时代，大多数的服务业岗位都聚集在了市中心，人口也就随之回流了。
——《向心城市》（作者：陆铭），笔记
PS：事实上，东京的城市发展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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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城西北缺一角的原因
洪武元年八月庚午（初二），即1368年9月14日，徐达率明军占领元大都。“封府库，守宫室”，抚民布防，休息士卒。打下元大都后的第七天，即八月初九，徐达命大将华云龙“经理故元都，新筑城垣”。
华云龙“新筑城垣”的原因是，当时元主虽然败走塞外，但元朝残存的军事力量仍然很雄厚。元顺帝逡巡在上都开平，命令控制秦、晋地区的王保保率兵出雁门关，经居庸关南下袭取明军，收复大都。仅洪武二年二月和六月，元丞相也速就两次进犯通州。
面对故元势力对北平（大都）的威胁，徐达一方面采取围魏救赵之术，与常遇春一同进攻陕西，饿虎掏心直袭太原，迫使王保保回兵。另一方面，鉴于元大都城池过大，且北部地区空旷无人，战时难以全面防守，因此徐达在打下大都后的第七天后就决定放弃大都城北半部，将城墙向南缩进五里，在明清城墙北垣（今北二环路）位置紧急增筑一道新城墙。如果故元势力反扑，北边的元大都土城为第一道防线，新城垣为第二道防线，明军可以在这两道城墙之间倚势抗衡，甚至可以佯败将元军引入两城之间，然后堵住土关（元大都北边四座城门故址），对元军采取“关门打狗”的战术。
徐达选定新城墙位置的原因是，元代从积水潭向东有一条河流（坝河）东西横贯全城，原本是从通州到元大都积水潭的运河北支，恰好可以用作新城垣之外的护城河。
60年代北京拆除城墙时，文物考古部门对城墙剖面进行了勘测，发现北城墙是分为几期筑成的，最早的墙体横截面是圆弧形，土质较软，夯层薄厚不匀，夯窝大小不等。夯土中夹杂着各种元代的建筑杂件，有石磨、碑石、旗杆等等。在桦皮厂、后英房等地发现了直接被城墙填埋的住宅和寺观遗址，桦皮厂福寿兴元观的石碑、旗杆都被压在了城下。此外在部分墙垣下端还发现大批被填埋的木料，有房屋柱子、大梁、檩、椽子、额枋等等，有些还带着彩画。可见这道城墙修筑得非常匆忙，甚至来不及清理建筑基址。另外北城墙的厚度是北京内城四面城墙最厚的，其次是南城墙，然后是东西城墙。
在徐达修筑的这道城墙的西端，是元代积水潭“海子”西边的一片湖泊。如果城墙笔直向西，势必从湖面上经过。如果采取取土填湖再筑城墙的方法，势必会耽误工期，增加筑城成本。因此城墙在这里水面最狭窄的地方（也就是后来的德胜门水关）横跨而过，沿着这片水域的南岸，与元大都西垣相接。“海子”积水潭西边的这片水域被隔出城墙外，即明清的太平湖，现在的北京地铁太平湖车辆段。后来在20世纪经地质勘测，发现太平湖这一片正好处于一片地震断裂带上，但这是明初的人无法知道也无法勘测出来的，只能说是巧合吧。
徐达筑城后，北平城的平面成为“日”字形，北半边是放弃的元大都土城，南半边是居住防守的北平城。华云龙主持建造的燕王府在太液池以西，元代隆福宫的位置上。
靖难成功之后，朱棣篡改洪武朝实录，称燕王府正殿规格十一间，高于奉天殿，给人留下“燕王府在元大内”的假象，但对王府城垣长度和建筑尺寸则语焉不详，讳莫如深。朱棣此举是试图让后人认为朱元璋早已钟意于燕王，因此特许其使用帝宫规格的殿宇王城。但是洪武实录没篡改干净，仍留下了一些蛛丝马迹。比如洪武六年下令“王府公厅造作可暂停罢，北平官员上奏说燕王府“社稷山川坛望殿未覆，王城门未甃”，这正是当时在元大内之外的地方新建燕王府的证据，因为元大内当时建成已逾百年，宫城四门的楼台和门殿都是完备的。燕王府即使用隆福宫改造，其规格也高于其他诸王府（秦王府由陕西台治改建，楚王府由灵竹寺改建，齐王府由益都县治改建，潭王府由玄妙观改建）。所以朱元璋《祖训》说“燕府因元旧有”。但其位置并非在元大内。
洪武元年徐达攻下大都后，元大内处于封闭状态，之后朱元璋曾派萧洵至北平考察元故宫，用作改建南京宫殿的参考。洪武三年决定封燕王朱棣于北平后，一方面在太液池西岸的故元西内兴建燕王府，一方面拆毁元大内宫殿，包括凿毁元代御桥上的盘龙石刻【宋纳《过元故宫诗》】。到洪武十二年朱棣赴北平就藩时，一方面燕王府已修建完毕，另一方面元故宫已完全拆毁，成为兵营和练兵场。元代萧墙（皇城）以内的区域也改为北平各护卫的驻所。宋纳《过元故宫诗》形容当时的景象：“百辟门庭戍卒家”“戍并骑马出萧墙”“金水河成饮马沟”。可见元故宫萧墙之内应该是已经成了一片很大的兵营区。
PS，北京九门名称，在正统朝之前多沿用元代旧名
洪武元年（1368）：
丽正门、文明门、顺承门、齐化门、平则门、崇仁门、和义门、德胜门、安定门
——该年明军攻克元大都，将健德门改名德胜门，安贞门改名安定门
——华云龙改筑城墙，城北收缩五里，洪武四年完工。北城墙上新筑两门，仍取名德胜门、安定门
永乐元年（1403）：
丽正门、文明门、顺承门、齐化门、平则门、崇仁门、和义门、德胜门、安定门
——沿用元代城门名称未变
永乐十三年（1415）：
丽正门、文明门、顺承门、齐化门、平则门、东直门、西直门、德胜门、安定门
——该年改崇仁门为东直门，和义门为西直门
——将南城墙向南移建二里，至永乐十七年竣工。南城墙新建城门三座，仍沿用丽正、文明、顺承的旧名
正统二年十月前：
丽正门、文明门、顺承门、齐化门、平则门、东直门、西直门、德胜门、安定门
——永乐、洪熙、宣德三朝时的北京九门名称
正统二年十月后：
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朝阳门、阜成门、东直门、西直门、德胜门、安定门
——正统二年十月，将北京其余五门（南面三门，东西各一门）沿用自元代的旧名废弃，另取新名
洪武元年八月庚午（初二），即1368年9月14日，徐达率明军占领元大都。“封府库，守宫室”，抚民布防，休息士卒。打下元大都后的第七天，即八月初九，徐达命大将华云龙“经理故元都，新筑城垣”。
华云龙“新筑城垣”的原因是，当时元主虽然败走塞外，但元朝残存的军事力量仍然很雄厚。元顺帝逡巡在上都开平，命令控制秦、晋地区的王保保率兵出雁门关，经居庸关南下袭取明军，收复大都。仅洪武二年二月和六月，元丞相也速就两次进犯通州。
面对故元势力对北平（大都）的威胁，徐达一方面采取围魏救赵之术，与常遇春一同进攻陕西，饿虎掏心直袭太原，迫使王保保回兵。另一方面，鉴于元大都城池过大，且北部地区空旷无人，战时难以全面防守，因此徐达在打下大都后的第七天后就决定放弃大都城北半部，将城墙向南缩进五里，在明清城墙北垣（今北二环路）位置紧急增筑一道新城墙。如果故元势力反扑，北边的元大都土城为第一道防线，新城垣为第二道防线，明军可以在这两道城墙之间倚势抗衡，甚至可以佯败将元军引入两城之间，然后堵住土关（元大都北边四座城门故址），对元军采取“关门打狗”的战术。
徐达选定新城墙位置的原因是，元代从积水潭向东有一条河流（坝河）东西横贯全城，原本是从通州到元大都积水潭的运河北支，恰好可以用作新城垣之外的护城河。
60年代北京拆除城墙时，文物考古部门对城墙剖面进行了勘测，发现北城墙是分为几期筑成的，最早的墙体横截面是圆弧形，土质较软，夯层薄厚不匀，夯窝大小不等。夯土中夹杂着各种元代的建筑杂件，有石磨、碑石、旗杆等等。在桦皮厂、后英房等地发现了直接被城墙填埋的住宅和寺观遗址，桦皮厂福寿兴元观的石碑、旗杆都被压在了城下。此外在部分墙垣下端还发现大批被填埋的木料，有房屋柱子、大梁、檩、椽子、额枋等等，有些还带着彩画。可见这道城墙修筑得非常匆忙，甚至来不及清理建筑基址。另外北城墙的厚度是北京内城四面城墙最厚的，其次是南城墙，然后是东西城墙。
在徐达修筑的这道城墙的西端，是元代积水潭“海子”西边的一片湖泊。如果城墙笔直向西，势必从湖面上经过。如果采取取土填湖再筑城墙的方法，势必会耽误工期，增加筑城成本。因此城墙在这里水面最狭窄的地方（也就是后来的德胜门水关）横跨而过，沿着这片水域的南岸，与元大都西垣相接。“海子”积水潭西边的这片水域被隔出城墙外，即明清的太平湖，现在的北京地铁太平湖车辆段。后来在20世纪经地质勘测，发现太平湖这一片正好处于一片地震断裂带上，但这是明初的人无法知道也无法勘测出来的，只能说是巧合吧。
徐达筑城后，北平城的平面成为“日”字形，北半边是放弃的元大都土城，南半边是居住防守的北平城。华云龙主持建造的燕王府在太液池以西，元代隆福宫的位置上。
靖难成功之后，朱棣篡改洪武朝实录，称燕王府正殿规格十一间，高于奉天殿，给人留下“燕王府在元大内”的假象，但对王府城垣长度和建筑尺寸则语焉不详，讳莫如深。朱棣此举是试图让后人认为朱元璋早已钟意于燕王，因此特许其使用帝宫规格的殿宇王城。但是洪武实录没篡改干净，仍留下了一些蛛丝马迹。比如洪武六年下令“王府公厅造作可暂停罢，北平官员上奏说燕王府“社稷山川坛望殿未覆，王城门未甃”，这正是当时在元大内之外的地方新建燕王府的证据，因为元大内当时建成已逾百年，宫城四门的楼台和门殿都是完备的。燕王府即使用隆福宫改造，其规格也高于其他诸王府（秦王府由陕西台治改建，楚王府由灵竹寺改建，齐王府由益都县治改建，潭王府由玄妙观改建）。所以朱元璋《祖训》说“燕府因元旧有”。但其位置并非在元大内。
洪武元年徐达攻下大都后，元大内处于封闭状态，之后朱元璋曾派萧洵至北平考察元故宫，用作改建南京宫殿的参考。洪武三年决定封燕王朱棣于北平后，一方面在太液池西岸的故元西内兴建燕王府，一方面拆毁元大内宫殿，包括凿毁元代御桥上的盘龙石刻【宋纳《过元故宫诗》】。到洪武十二年朱棣赴北平就藩时，一方面燕王府已修建完毕，另一方面元故宫已完全拆毁，成为兵营和练兵场。元代萧墙（皇城）以内的区域也改为北平各护卫的驻所。宋纳《过元故宫诗》形容当时的景象：“百辟门庭戍卒家”“戍并骑马出萧墙”“金水河成饮马沟”。可见元故宫萧墙之内应该是已经成了一片很大的兵营区。
PS，北京九门名称，在正统朝之前多沿用元代旧名
洪武元年（1368）：
丽正门、文明门、顺承门、齐化门、平则门、崇仁门、和义门、德胜门、安定门
——该年明军攻克元大都，将健德门改名德胜门，安贞门改名安定门
——华云龙改筑城墙，城北收缩五里，洪武四年完工。北城墙上新筑两门，仍取名德胜门、安定门
永乐元年（1403）：
丽正门、文明门、顺承门、齐化门、平则门、崇仁门、和义门、德胜门、安定门
——沿用元代城门名称未变
永乐十三年（1415）：
丽正门、文明门、顺承门、齐化门、平则门、东直门、西直门、德胜门、安定门
——该年改崇仁门为东直门，和义门为西直门
——将南城墙向南移建二里，至永乐十七年竣工。南城墙新建城门三座，仍沿用丽正、文明、顺承的旧名
正统二年十月前：
丽正门、文明门、顺承门、齐化门、平则门、东直门、西直门、德胜门、安定门
——永乐、洪熙、宣德三朝时的北京九门名称
正统二年十月后：
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朝阳门、阜成门、东直门、西直门、德胜门、安定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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