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深了，几位大哥聊天，我听着感悟到：一些人便悄悄地隐藏起自己，躲避深爱，不去深爱人，不去深爱物，也不去深爱自己所好，似乎全力以赴，一旦失去，就让自己沉入深渊。
然而，我们的内心没法做到不全力以赴，只不过，外在行为上，我们会让自己看上去不那么在乎，甚至冷漠，耍酷耍到自己都信以为真。
不在乎！又冷又酷！这样的伪装，并没有真正地保护自己，挚热胸膛里燃烧的爱与情不会被因刻意地隐藏而消失，本性的东西，无法改变。
爱我所爱的人，并深爱；爱我所爱的事，亦深爱，这着实是一种痛苦，因为深深知道，即便爱这个世界爱得万马奔腾。

我们告别一个又一个四季，告别一个人又一个人，告别一段又一段往事，最终也将和自己、和这个世界作别。在这漫长而又短暂的岁月里，生命往复循环，而这一生一世，我们又该怎样去爱而不痛呢？

当有一天，站在岁月的彼岸回望，那些纯真的年月，那些沧桑的磨砺，都变成泛黄的记忆，终是感动了时光，也感动了自己。
季节辗转，总有过起风的晨，也有绚丽的黄昏，一路走来，能让你驻足的，是温暖，离开的，是懂得，念与不念，舍与不舍，都变成照亮前行的路上的灯光。
总有一天，你会发现，曾经想牢牢抓住的，慢慢的就放下了，曾经痛过的，慢慢地伤口就结疤了，不是不痛了，也不是遗忘了，只是释怀了。

1950年，北京儿童医院，张金哲不顾众人的劝阻和家长的同意，一意孤行。只见，他朝着一名“双头怪婴”的脑袋一刀下去……这一刀，注定平日里门庭冷落的小儿外科不再平静。

那一天，张金哲的一位工友正在打扫卫生。突然，一声声婴儿哭啼声从污物桶里传来。

工友上前一看，竟然是名有两个脑袋的婴儿！只见两个脑袋连在一起。一个和正常小孩没两样，另一个则没有五官，布满了纵横交错的血管和血丝，看着很是吓人。

工友赶紧抱起婴儿，跑去找张金哲。

此时的张金哲，正坐在门可罗雀的科室里钻研手术器械。说是一大科室，其实也就只有5张床和一本书，手术专用器材更是稀缺。

话说这科室的建立，也是一拍脑门的决定。

1950年，胡传揆院长和诸福棠院长商议着，成立中国第一个能开刀保命的小儿外科，但由谁来负责呢？

诸院长顺手指了张金哲，张金哲信口答应。一个敢指，一个敢接！

然而，满腔热情付诸东流，三、四个月过去了，科室一个病人也没有。

其实，此时仅有30岁的张金哲也算年少有为。

1948年，他拿自己的女儿试刀，剖开她的皮肤挤血，成为我国成功救治婴儿皮下坏疽症的第一人。

一时间，我国新生儿皮下坏疽死亡率也从此前的100%降低到5%，挽救了无数家庭的幸福。

但是，当时大多数父母对于“拿刀划拉自家孩子”这事，既不熟悉又不太能接受。这不，小儿外科眼看就要关闭。

张金哲看到工友抱着个小孩火急火燎地往他这边赶，马上迎了上去。

一看，这不是什么两个脑袋，是脑膜膨出，需要开刀拿掉。由于膨出物突入鼻腔里，婴儿的呼吸时有时无，随时有窒息的危险。估计婴儿之前有不喘气的情况，被判定死亡，才会被处理掉。

婴儿情况不容乐观，这是在与死神争分夺秒，张金哲当机立断，说：“马上进行手术！”

“但是他的父母还没有赶来，还是要经过他父母的同意，否则，万一手术失败，反复失去孩子的父母怕是会急红眼，把气撒到你身上。”工友提醒道。

张金哲明白同事的善意，但还是摆摆手，说：“医生和病人是交命的朋友！果真如此，我也认了。”说完，他毅然走进手术室做准备工作。 一切准备就绪，张金哲小心翼翼地沿着“两个脑袋”交接处一点一点切开，取掉膨出物，然后熟练地修复枕部。

一场手术下来，张金哲浑身湿透了。接下来才是让人紧张万分的术后观察期。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手术室里鸦雀无声，大家一根弦绷到极限。

忽然，婴儿洪亮的哭声响起，难熬的观察期终于过去。婴儿没有任何不良反应，呼吸恢复得细匀绵长。大家激动得拥抱在一起。

整个医院也沸腾起来。同事们纷纷跑来祝贺，已经赶过来的失儿复得的父母对张金哲更是千谢万谢，恨不得当菩萨供起来。

很快，“双头怪婴”的故事传遍整个北京城，小儿外科也由此名声大振，张金哲再也不愁小孩有病不医。

此后，张金哲白天上班，晚上琢磨手术器械，共发明了“张氏钳”、“张氏膜”、“泵压器”等50多项医疗器材，他“儿不痛，母不悲”的理想不是一句空话。

现如今，张金哲爷爷已经102岁了，他用他的一生开启了无数婴孩的生命律动，捧起了数代人的岁月静好。感谢张金哲爷爷的付出，祝福他健康喜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