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0月，一位穿着破旧的中年妇女，畏手畏脚地走进了广州文德路的一家古董店，她谨慎小心地从她的布袋里拿出一块黑乎乎的东西给店主看，但店主看都没看，就说不收，中年妇女满脸失望，正在她走出店门时，突然有人叫住了她，跟她说道：“你这东西，我要了！”。
中年妇女停下来，脸上带着吃惊又有点激动的表情，她看着叫住她的人说道：“你真的确定要吗？”。
“是的，我确定！”，要购买中年妇女东西的人是一位穿着西装戴着眼镜的年轻人。他顿了顿，接着跟中年妇女说道：“160块卖不卖？”
中年妇女一听这数字，差点激动地摔了个跟头，要知道，160块在1951年时已经不少了，对于她来说也相当于巨款，她语无伦次地点头跟年轻人说道：“卖卖卖！”说着就马上把布袋里的那块长方形状的黑乎乎的东西塞到了年轻人手里，然后快速地将年轻人手中的钱抽了去，快速地跑开了，途中还因为跑的太快，跑掉了一只鞋。
年轻人看着中年妇女远去有些滑稽的身影，不由笑了起来，过了一会，才转身离开了那家古董店，拿着从妇女手中买到的东西走回了家。
这名年轻人就是商承祚，广东番禺人，他是一位考古学家，同时还是书法家、金石篆刻家等，他花160块从妇女手中买下的东西，正是广东有名的三大名砚之一“端石千金猴王砚”。
此砚是清朝光绪年间，在开发大西洞时，由两广总督张之洞的顾问何氏请的名匠制作而成的，当时这位名匠一共刻了三方砚台，分别是：千金猴王砚、松鹤砚以及鱼脑冻碎石砚，这三方砚台也就是被后世所称的三大名砚。
而千金猴王砚位于这三大名砚之首。
此砚台的长有17.6厘米，厚2.7厘米，砚台的左侧刻着“郭兰祥作砚项信南刻字”，右侧刻着“光绪壬辰禺山何氏闲叟珍藏”，字体均为隶书。
整个砚台的质地温润细腻，宛如婴儿肌肤娇嫩，石质上的颜色非常丰富，在砚堂内有一大片的石品花纹，花纹形成一只蹲着的一只栩栩如生的猕猴，故取名叫“端石千金猴王砚”。
“端石千金猴王砚”在平常状态下，是通体黑色，并不怎么显眼，砚台上的猴形也看不出，但它的神奇之处就是用湿布轻拭一下，石品的花纹就会立刻清晰地呈现出猕猴的形象来。
也正因为猴王砚的这一奇特之处，让它名声大震，很多人都想得到它，由此让它在很多人的手中辗转过。抗日战争时，猴王砚先是被何氏后代卖给了一位古董商，古董商又将它转手给了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接着又被接收大员所掠，最后落到了私人手中。
商承祚在最初见到猴王砚的时候，还是在猴王砚的原主人何蓬洲家中，这个人就是前面提到的张之洞的顾问何氏。所以在那家古董店看到中年妇女拿出的砚台时，商承祚一眼就认出了它。至于它为什么会在中年妇女的手中，这已经无从考证了。
而商承祚花了160块买下猴王砚后，也并没有打算据为己有，而是告知了广东省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让工作人员提款上他家里取猴王砚。
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收到这个消息后，马上就去了商承祚的家中，但是认为商承祚开出的价格太高，当即没有买下，直到过了两年，才再次登门商承祚家中，将这块猴王砚征收。
此次博物馆工作人员的登门，商承祚还告知了工作人员其他两砚的消息，并在1961年时，陪同广东省博物馆的馆长一起去了何家征购，用120元购得松鹤砚，只是碎石砚却被告知不知所踪。
就这样，千金猴王砚与松鹤砚在商承祚的主导下，最终终于被纳入了博物馆珍藏起来。
在文物收藏界，商承祚是让人非常尊敬的一位长者，他也曾为保护文物，做出很大的贡献，在抗战时期，他冒着战火去了长沙抢救文物，
将那些古文物运到安全的地方，而在长沙抢救的这批古文物中，就有一面非常珍贵的战国时期的古铜镜。
在他生前，他经常说‘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所以他将家中收藏的很多件珍贵的文物都捐赠给了广东省博物馆收藏。在他离世后，他的后人也秉承了他的遗志，给深圳博物馆捐献了多件文物。
据统计，商承祚及他的后人，给国家捐赠的文物共有120件文物，这些文物当中，百分之六十是国家一、二级文物，价值无可估量，而商承祚及其后人，却不要一分一毫的回报。
这份慷慨无私之心，并不是常人能有的！除此之外，商承祚还从保存文物、弘扬文化遗产的角度出发，从事整理、诠释和考证的工作，利用古文字、古器物研究古史、整理古籍，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如今“端石猴王千金砚”收藏于广东省博物馆，你还知道哪些名砚的故事呢？
中年妇女停下来，脸上带着吃惊又有点激动的表情，她看着叫住她的人说道：“你真的确定要吗？”。
“是的，我确定！”，要购买中年妇女东西的人是一位穿着西装戴着眼镜的年轻人。他顿了顿，接着跟中年妇女说道：“160块卖不卖？”
中年妇女一听这数字，差点激动地摔了个跟头，要知道，160块在1951年时已经不少了，对于她来说也相当于巨款，她语无伦次地点头跟年轻人说道：“卖卖卖！”说着就马上把布袋里的那块长方形状的黑乎乎的东西塞到了年轻人手里，然后快速地将年轻人手中的钱抽了去，快速地跑开了，途中还因为跑的太快，跑掉了一只鞋。
年轻人看着中年妇女远去有些滑稽的身影，不由笑了起来，过了一会，才转身离开了那家古董店，拿着从妇女手中买到的东西走回了家。
这名年轻人就是商承祚，广东番禺人，他是一位考古学家，同时还是书法家、金石篆刻家等，他花160块从妇女手中买下的东西，正是广东有名的三大名砚之一“端石千金猴王砚”。
此砚是清朝光绪年间，在开发大西洞时，由两广总督张之洞的顾问何氏请的名匠制作而成的，当时这位名匠一共刻了三方砚台，分别是：千金猴王砚、松鹤砚以及鱼脑冻碎石砚，这三方砚台也就是被后世所称的三大名砚。
而千金猴王砚位于这三大名砚之首。
此砚台的长有17.6厘米，厚2.7厘米，砚台的左侧刻着“郭兰祥作砚项信南刻字”，右侧刻着“光绪壬辰禺山何氏闲叟珍藏”，字体均为隶书。
整个砚台的质地温润细腻，宛如婴儿肌肤娇嫩，石质上的颜色非常丰富，在砚堂内有一大片的石品花纹，花纹形成一只蹲着的一只栩栩如生的猕猴，故取名叫“端石千金猴王砚”。
“端石千金猴王砚”在平常状态下，是通体黑色，并不怎么显眼，砚台上的猴形也看不出，但它的神奇之处就是用湿布轻拭一下，石品的花纹就会立刻清晰地呈现出猕猴的形象来。
也正因为猴王砚的这一奇特之处，让它名声大震，很多人都想得到它，由此让它在很多人的手中辗转过。抗日战争时，猴王砚先是被何氏后代卖给了一位古董商，古董商又将它转手给了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接着又被接收大员所掠，最后落到了私人手中。
商承祚在最初见到猴王砚的时候，还是在猴王砚的原主人何蓬洲家中，这个人就是前面提到的张之洞的顾问何氏。所以在那家古董店看到中年妇女拿出的砚台时，商承祚一眼就认出了它。至于它为什么会在中年妇女的手中，这已经无从考证了。
而商承祚花了160块买下猴王砚后，也并没有打算据为己有，而是告知了广东省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让工作人员提款上他家里取猴王砚。
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收到这个消息后，马上就去了商承祚的家中，但是认为商承祚开出的价格太高，当即没有买下，直到过了两年，才再次登门商承祚家中，将这块猴王砚征收。
此次博物馆工作人员的登门，商承祚还告知了工作人员其他两砚的消息，并在1961年时，陪同广东省博物馆的馆长一起去了何家征购，用120元购得松鹤砚，只是碎石砚却被告知不知所踪。
就这样，千金猴王砚与松鹤砚在商承祚的主导下，最终终于被纳入了博物馆珍藏起来。
在文物收藏界，商承祚是让人非常尊敬的一位长者，他也曾为保护文物，做出很大的贡献，在抗战时期，他冒着战火去了长沙抢救文物，
将那些古文物运到安全的地方，而在长沙抢救的这批古文物中，就有一面非常珍贵的战国时期的古铜镜。
在他生前，他经常说‘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所以他将家中收藏的很多件珍贵的文物都捐赠给了广东省博物馆收藏。在他离世后，他的后人也秉承了他的遗志，给深圳博物馆捐献了多件文物。
据统计，商承祚及他的后人，给国家捐赠的文物共有120件文物，这些文物当中，百分之六十是国家一、二级文物，价值无可估量，而商承祚及其后人，却不要一分一毫的回报。
这份慷慨无私之心，并不是常人能有的！除此之外，商承祚还从保存文物、弘扬文化遗产的角度出发，从事整理、诠释和考证的工作，利用古文字、古器物研究古史、整理古籍，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如今“端石猴王千金砚”收藏于广东省博物馆，你还知道哪些名砚的故事呢？
【红山文化C型碧玉龙：中华第一龙 | 万物日历】
C型碧玉龙的故事
1971年8月的一天下午，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赛沁塔拉村农民张凤祥在村子后面的果林里修梯田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好像是人工砌成的石洞。在石洞的底部，他摸出一块像钩子一样的东西，质地坚硬，拿在手里沉甸甸的。张凤祥以为是一块废铁，收工时顺便把它拿回了家。他的弟弟张凤良当时才六七岁，看到哥哥扔在地下的像“铁钩子”一样的东西，就找了一根绳子把它绑紧，开始拖着“铁钩子”和小伙伴们在村子里玩耍起来，过了七八天，竟然拖出光泽来了，太阳再一晒，就能看出这是玉。当张凤祥发现这是一件玉器以后，就带着它来到翁牛特旗文化馆。文化馆里一位叫王志富的干部用30元钱征集了这件文物，但他并没有在意，办完入库登记手续之后，把它当成一件普通的文物锁到了箱子里。
1984年，红山文化的发现有了重大突破。在辽宁省凌源市和建平县交界处的牛河梁，考古队员挖开了一座5000年以前的、陪葬有玉器的古墓，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古墓主人的胸部，摆放着两个精美的玉器。考古人员经过仔细辨认和研究后，认为它们是属于红山文化时期的玉猪龙。牛河梁发现5000年前的玉猪龙的消息传到翁牛特旗，文化馆负责人贾鸿恩突然想起1971年征集的赛沁塔拉出土的那件玉器。他意识到，那件被他们锁在箱子里的玉器，极有可能是与牛河梁玉猪龙一样珍贵的文物。他立即把那件玉器装进挎包，坐火车赶到北京，请苏秉琦先生鉴定。苏秉琦是中国著名考古学家、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对红山的考古发现曾经给予特别关注。根据贾鸿恩回忆，当时苏秉琦先生用手轻轻地抚摸着这件玉器，他一面仔细鉴定，一面向他了解这件玉器的出土地点和征集的过程。苏秉琦告诉贾鸿恩：这也是一件珍贵的玉龙，是一件重要的红山文化遗物。1971年在赛沁塔拉发现的玉龙，终于在被忽视了十多年以后得到正式确认：这是一件可以上溯到5000年以前，由当时的红山人精心制作的、是国内首次发现的“中华第一玉雕龙”。
C形黄玉龙的故事
赤峰，红山文化的发源地。1971年，在赤峰市翁牛特旗赛沁塔拉小北山出土了目前国内时代最早、体积最大的C形碧玉龙，属于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遗物，被史学界定为“中华第一龙”，赤峰“玉龙之乡”的美名由此传播开来。
无独有偶，1987年，赤峰市翁牛特旗博物馆又征集到一件C形黄玉龙，经过多方取证、考察和专家组鉴定，这件C形黄玉龙的年代比碧玉龙还要早，还要珍贵！
那么，如果当初是黄玉龙先被发现，那现在珍藏在国家博物馆的是不是就是黄玉龙了？不得而知。下面就来说说这件C形黄玉龙背后的故事。
1987年的某一天，家住翁牛特旗乌丹镇的农民李井荣，同在当地法院工作的外甥女婿孙平一起拿着一幅物件描图去当地文管所，想让时任文管所所长的贾洪恩给鉴定一下，贾洪恩看到后很兴奋，按照物件原样描出的东西和以前发现的碧玉龙一个模样，又是一条C字龙！但从事多年文物工作的他并没有露出声色，只是淡淡地说，光凭纸上的图案，看不出是啥，还是把东西拿来看看吧。几天后，贾洪恩拿到实物一看，果然是玉龙，一问是从哪儿来的，李井荣说是从老家黄谷屯的山上捡的。为了保护国家文物，他说需要到外地找专家鉴定，于是，黄玉龙就留在了翁牛特旗文管所。
1987年末，贾洪恩带着黄玉龙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找到曾给碧玉龙鉴定的考古界泰斗苏秉琦先生，苏先生看后，非常激动，说它的年代比碧玉龙还要早，还要珍贵。苏秉琦先生委托刘观民队长写了鉴定书，认为这件黄玉龙与以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玉龙大同小异，实为国内罕见的科学标本。宜做为国家一级文物收藏。
然而， 马忠信将黄玉龙交给贾洪恩时，并没有提供黄玉龙来源的真实情况，致使当时把C形黄玉龙的出土地点错误地确定为翁牛特旗广德公镇黄谷屯村。但经过专家实地考察，黄谷屯村作为耕地已有300年的历史，不可能出土距今几千年的文物。
为了弄清楚C形黄玉龙的真正出土地点，澄清学术界有人认为翁牛特旗出土的碧玉龙不属于红山文化，而是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观点，2008年夏，为了配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翁牛特旗借用“探源”之意，成立了“翁牛特旗两条C形玉龙探源调查组”，对C形黄玉龙的真正出土地点和两条C形玉龙出土地的周边环境进行了艰辛的访谈求证和实地踏查。
两年的时间里，调查组辗转走访了将黄玉龙送去当地文管所鉴定的李井荣、将玉龙卖给李井荣的马跃，三赴辽宁盘锦走访了马忠信一家，实地踏查了翁牛特旗黄谷屯、东拐沟村等地，终于揭开了黄玉龙的身世之谜。
1949年春季，翁牛特旗农民马忠信（1924—1995）在乌丹镇新地村东拐棒沟的半山腰驾犁开垦荒地时，发现自己的犁铧尖好像被什么东西挡了一下，走近一看，犁铧尖上套上了个圈子，马忠信以为是铁或是石圈子，根本没在意，收工时顺手带回了家。孩子们觉得好玩，有时还拴上绳子拖拉着玩，时间长了，经过不断的摩擦，里面的玉质逐渐显露，马家人于是将其妥善地保存了起来。
1955年，马忠信的二儿子马金海出生，马金海长大当家后，这个玉器发生了命运的转折。马金海最初有过将其铣成烟袋嘴子的想法，因120元的工钱太贵没铣成。
1978年，马金海为给老母亲治病，差点以25元的价钱将其卖给了南方收大洋等杂物的老客，正要成交时，被同村的村民马跃看中，说卖25元太亏了，于是，马金海将玉器交给了马跃，让他帮着给卖个好价钱。
后来，马跃以120元的价钱卖给了自己的叔伯连襟李井荣。做羊皮袄生意的李井荣盘算着用这件玉器铣三个烟袋嘴子，然后，用铣好的三个上好的烟袋嘴子换上三匹马，这笔买卖倒是很划算。但因本约好的做烟袋嘴子的玉匠师傅没上门来，于是这事就被搁置了。
在这期间的1971年，翁牛特旗博物馆征集到一件C形碧玉龙。1974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考古队队长刘观民看到了这件玉器，认为它是红山文化的遗物，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重视。1985年，考古界泰斗苏秉琦先生对这件玉器进行了鉴定，并指出这是一块红山文化时期的碧玉龙。
当时，《中国文物》《人民画报》等杂志都发表了介绍红山碧玉龙的重要历史地位和价值的文章，碧玉龙逐渐被世人所知。
此后1987年的某一天，李井荣一家看到对碧玉龙的宣传后，想到自己家的那件玉器与碧玉龙形状相似，于是，同外甥女婿孙平一起拿着这件玉器的描图去当地文管所鉴定。于是就发生了贾洪恩所长巧妙将黄玉龙留在文管所的事情。
至此，C形黄玉龙的准确出土时间和地点的调查终于尘埃落定。调查组确认C形黄玉龙的出土时间为1949年春季，地点为乌丹镇新地村东拐棒沟。并在两条玉龙的出土地分别采集到若干红山文化遗物，在C形碧玉龙出土地周边发现19处红山文化遗址，在C形黄玉龙出土地周边发现15处红山文化遗址。由此可以断定，现藏于翁旗博物馆的C形黄玉龙和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C形碧玉龙均属红山文化时期遗物，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象征。
（万物简史）
C型碧玉龙的故事
1971年8月的一天下午，内蒙古自治区翁牛特旗赛沁塔拉村农民张凤祥在村子后面的果林里修梯田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好像是人工砌成的石洞。在石洞的底部，他摸出一块像钩子一样的东西，质地坚硬，拿在手里沉甸甸的。张凤祥以为是一块废铁，收工时顺便把它拿回了家。他的弟弟张凤良当时才六七岁，看到哥哥扔在地下的像“铁钩子”一样的东西，就找了一根绳子把它绑紧，开始拖着“铁钩子”和小伙伴们在村子里玩耍起来，过了七八天，竟然拖出光泽来了，太阳再一晒，就能看出这是玉。当张凤祥发现这是一件玉器以后，就带着它来到翁牛特旗文化馆。文化馆里一位叫王志富的干部用30元钱征集了这件文物，但他并没有在意，办完入库登记手续之后，把它当成一件普通的文物锁到了箱子里。
1984年，红山文化的发现有了重大突破。在辽宁省凌源市和建平县交界处的牛河梁，考古队员挖开了一座5000年以前的、陪葬有玉器的古墓，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古墓主人的胸部，摆放着两个精美的玉器。考古人员经过仔细辨认和研究后，认为它们是属于红山文化时期的玉猪龙。牛河梁发现5000年前的玉猪龙的消息传到翁牛特旗，文化馆负责人贾鸿恩突然想起1971年征集的赛沁塔拉出土的那件玉器。他意识到，那件被他们锁在箱子里的玉器，极有可能是与牛河梁玉猪龙一样珍贵的文物。他立即把那件玉器装进挎包，坐火车赶到北京，请苏秉琦先生鉴定。苏秉琦是中国著名考古学家、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对红山的考古发现曾经给予特别关注。根据贾鸿恩回忆，当时苏秉琦先生用手轻轻地抚摸着这件玉器，他一面仔细鉴定，一面向他了解这件玉器的出土地点和征集的过程。苏秉琦告诉贾鸿恩：这也是一件珍贵的玉龙，是一件重要的红山文化遗物。1971年在赛沁塔拉发现的玉龙，终于在被忽视了十多年以后得到正式确认：这是一件可以上溯到5000年以前，由当时的红山人精心制作的、是国内首次发现的“中华第一玉雕龙”。
C形黄玉龙的故事
赤峰，红山文化的发源地。1971年，在赤峰市翁牛特旗赛沁塔拉小北山出土了目前国内时代最早、体积最大的C形碧玉龙，属于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遗物，被史学界定为“中华第一龙”，赤峰“玉龙之乡”的美名由此传播开来。
无独有偶，1987年，赤峰市翁牛特旗博物馆又征集到一件C形黄玉龙，经过多方取证、考察和专家组鉴定，这件C形黄玉龙的年代比碧玉龙还要早，还要珍贵！
那么，如果当初是黄玉龙先被发现，那现在珍藏在国家博物馆的是不是就是黄玉龙了？不得而知。下面就来说说这件C形黄玉龙背后的故事。
1987年的某一天，家住翁牛特旗乌丹镇的农民李井荣，同在当地法院工作的外甥女婿孙平一起拿着一幅物件描图去当地文管所，想让时任文管所所长的贾洪恩给鉴定一下，贾洪恩看到后很兴奋，按照物件原样描出的东西和以前发现的碧玉龙一个模样，又是一条C字龙！但从事多年文物工作的他并没有露出声色，只是淡淡地说，光凭纸上的图案，看不出是啥，还是把东西拿来看看吧。几天后，贾洪恩拿到实物一看，果然是玉龙，一问是从哪儿来的，李井荣说是从老家黄谷屯的山上捡的。为了保护国家文物，他说需要到外地找专家鉴定，于是，黄玉龙就留在了翁牛特旗文管所。
1987年末，贾洪恩带着黄玉龙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找到曾给碧玉龙鉴定的考古界泰斗苏秉琦先生，苏先生看后，非常激动，说它的年代比碧玉龙还要早，还要珍贵。苏秉琦先生委托刘观民队长写了鉴定书，认为这件黄玉龙与以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玉龙大同小异，实为国内罕见的科学标本。宜做为国家一级文物收藏。
然而， 马忠信将黄玉龙交给贾洪恩时，并没有提供黄玉龙来源的真实情况，致使当时把C形黄玉龙的出土地点错误地确定为翁牛特旗广德公镇黄谷屯村。但经过专家实地考察，黄谷屯村作为耕地已有300年的历史，不可能出土距今几千年的文物。
为了弄清楚C形黄玉龙的真正出土地点，澄清学术界有人认为翁牛特旗出土的碧玉龙不属于红山文化，而是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观点，2008年夏，为了配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翁牛特旗借用“探源”之意，成立了“翁牛特旗两条C形玉龙探源调查组”，对C形黄玉龙的真正出土地点和两条C形玉龙出土地的周边环境进行了艰辛的访谈求证和实地踏查。
两年的时间里，调查组辗转走访了将黄玉龙送去当地文管所鉴定的李井荣、将玉龙卖给李井荣的马跃，三赴辽宁盘锦走访了马忠信一家，实地踏查了翁牛特旗黄谷屯、东拐沟村等地，终于揭开了黄玉龙的身世之谜。
1949年春季，翁牛特旗农民马忠信（1924—1995）在乌丹镇新地村东拐棒沟的半山腰驾犁开垦荒地时，发现自己的犁铧尖好像被什么东西挡了一下，走近一看，犁铧尖上套上了个圈子，马忠信以为是铁或是石圈子，根本没在意，收工时顺手带回了家。孩子们觉得好玩，有时还拴上绳子拖拉着玩，时间长了，经过不断的摩擦，里面的玉质逐渐显露，马家人于是将其妥善地保存了起来。
1955年，马忠信的二儿子马金海出生，马金海长大当家后，这个玉器发生了命运的转折。马金海最初有过将其铣成烟袋嘴子的想法，因120元的工钱太贵没铣成。
1978年，马金海为给老母亲治病，差点以25元的价钱将其卖给了南方收大洋等杂物的老客，正要成交时，被同村的村民马跃看中，说卖25元太亏了，于是，马金海将玉器交给了马跃，让他帮着给卖个好价钱。
后来，马跃以120元的价钱卖给了自己的叔伯连襟李井荣。做羊皮袄生意的李井荣盘算着用这件玉器铣三个烟袋嘴子，然后，用铣好的三个上好的烟袋嘴子换上三匹马，这笔买卖倒是很划算。但因本约好的做烟袋嘴子的玉匠师傅没上门来，于是这事就被搁置了。
在这期间的1971年，翁牛特旗博物馆征集到一件C形碧玉龙。1974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考古队队长刘观民看到了这件玉器，认为它是红山文化的遗物，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重视。1985年，考古界泰斗苏秉琦先生对这件玉器进行了鉴定，并指出这是一块红山文化时期的碧玉龙。
当时，《中国文物》《人民画报》等杂志都发表了介绍红山碧玉龙的重要历史地位和价值的文章，碧玉龙逐渐被世人所知。
此后1987年的某一天，李井荣一家看到对碧玉龙的宣传后，想到自己家的那件玉器与碧玉龙形状相似，于是，同外甥女婿孙平一起拿着这件玉器的描图去当地文管所鉴定。于是就发生了贾洪恩所长巧妙将黄玉龙留在文管所的事情。
至此，C形黄玉龙的准确出土时间和地点的调查终于尘埃落定。调查组确认C形黄玉龙的出土时间为1949年春季，地点为乌丹镇新地村东拐棒沟。并在两条玉龙的出土地分别采集到若干红山文化遗物，在C形碧玉龙出土地周边发现19处红山文化遗址，在C形黄玉龙出土地周边发现15处红山文化遗址。由此可以断定，现藏于翁旗博物馆的C形黄玉龙和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C形碧玉龙均属红山文化时期遗物，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象征。
（万物简史）
1997年，内蒙古，一个小伙子随手花150元买下一块石头，石头上居然有张人脸。4年后，这块石头升值到了9600万元，还被称为“中国四大奇石之一”。
领略过苍山云海，聆听过溪水潺潺，可你是否见过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1997年，在内蒙古一位小伙儿就亲眼见识到了。他随手花150元买下一块石头，那石头上竟然是张人脸！
这究竟是一块怎样的石头？故事还得从小伙儿，赵立云说起。
赵立云生于银川长于银川，是个土生土长的西北人。
八十年代时，他顺利成为一位媒体人，从此踏上去往全国各个城市出差的旅程，也正是这一次次的出差中，让他与“人脸石头”不期而遇。
在遇到“人脸石头”之前，他曾在青岛出差时，见到过抛光后在上面刻写名人名言的鹅卵石，他一见如故，于是买下一些放在家中欣赏，由此开始他对石头的无限兴趣。
终于，在一次前往内蒙古阿拉善地区拍摄关于火山喷发与岩石形成的纪录片时，他与命中的“人脸石头”相遇了。
初去阿拉善，他只觉黄沙漫天，条件艰苦。到达拍摄地后，他便被戈壁滩上堆积的石头吸引。火山熔岩喷发而凝结的石块令他大开眼界。他一边进行拍摄工作，一边寻找各种石头，连同事们也被他的热情感染。
就在他如火如荼的对爱好一展拳脚的时候，同事连忙叫他过去，说发现个好东西。
那是一户农家，同事往灶台一指，只见一张“老妇人”的脸出现在眼前，赵立云不由得看得出神，这石头竟栩栩如生。
但当时他并未决定要收下这块石头，在返程的路上，他心里始终放不下，终于在第二日，他又重返农家。
他提出想要将石头带走的请求，农家并不答应。这块石头是用来支撑灶台的，一旦取出来，灶台就塌了。见状，赵立云提出用钱买，开出150元的高价。
90年代，300、400元已是当时最高的工资标准，150元在当地可以支撑起一个家庭一年的生活。
农家欣然接受，赵立云也如愿得到自己钟爱的石头。
赵立云给这块石头取名为“岁月”，在一众爱好石头的朋友的口口相传下，“岁月”的名气越来越大。
四年后，赵立云带着“岁月”前往北京故宫博物院，决定鉴定一番。不鉴定不知道，一鉴定吓一跳，这块石头竟然价值9600万元。
“岁月”属于戈壁石类，由三色玛瑙组成，整体形象如同一位西洋老妇人，完全是大自然鬼斧神工的杰作，拳头大小却宛若真人。
经过这一番鉴定，“岁月”的身价更是水涨船高，与“东坡肉形石”“小鸟破壳石”“中华神鹰石”并称为中国四大神石。
随着近年来，石头收藏的风靡，翡翠，天然彩色钻石等价格一路水涨船高。像“岁月”这样的由大自然雕刻的石头更是一石难求。但“岁月”并未流通于市场中拍卖，或交于博物馆展览，它一直被赵立云悉心收藏。
见过“岁月”才知大自然的伟大。人类想要征服大自然，好像一句笑话，不过，大自然能带给人们的惊喜，从来都不是一句戏言。
领略过苍山云海，聆听过溪水潺潺，可你是否见过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1997年，在内蒙古一位小伙儿就亲眼见识到了。他随手花150元买下一块石头，那石头上竟然是张人脸！
这究竟是一块怎样的石头？故事还得从小伙儿，赵立云说起。
赵立云生于银川长于银川，是个土生土长的西北人。
八十年代时，他顺利成为一位媒体人，从此踏上去往全国各个城市出差的旅程，也正是这一次次的出差中，让他与“人脸石头”不期而遇。
在遇到“人脸石头”之前，他曾在青岛出差时，见到过抛光后在上面刻写名人名言的鹅卵石，他一见如故，于是买下一些放在家中欣赏，由此开始他对石头的无限兴趣。
终于，在一次前往内蒙古阿拉善地区拍摄关于火山喷发与岩石形成的纪录片时，他与命中的“人脸石头”相遇了。
初去阿拉善，他只觉黄沙漫天，条件艰苦。到达拍摄地后，他便被戈壁滩上堆积的石头吸引。火山熔岩喷发而凝结的石块令他大开眼界。他一边进行拍摄工作，一边寻找各种石头，连同事们也被他的热情感染。
就在他如火如荼的对爱好一展拳脚的时候，同事连忙叫他过去，说发现个好东西。
那是一户农家，同事往灶台一指，只见一张“老妇人”的脸出现在眼前，赵立云不由得看得出神，这石头竟栩栩如生。
但当时他并未决定要收下这块石头，在返程的路上，他心里始终放不下，终于在第二日，他又重返农家。
他提出想要将石头带走的请求，农家并不答应。这块石头是用来支撑灶台的，一旦取出来，灶台就塌了。见状，赵立云提出用钱买，开出150元的高价。
90年代，300、400元已是当时最高的工资标准，150元在当地可以支撑起一个家庭一年的生活。
农家欣然接受，赵立云也如愿得到自己钟爱的石头。
赵立云给这块石头取名为“岁月”，在一众爱好石头的朋友的口口相传下，“岁月”的名气越来越大。
四年后，赵立云带着“岁月”前往北京故宫博物院，决定鉴定一番。不鉴定不知道，一鉴定吓一跳，这块石头竟然价值9600万元。
“岁月”属于戈壁石类，由三色玛瑙组成，整体形象如同一位西洋老妇人，完全是大自然鬼斧神工的杰作，拳头大小却宛若真人。
经过这一番鉴定，“岁月”的身价更是水涨船高，与“东坡肉形石”“小鸟破壳石”“中华神鹰石”并称为中国四大神石。
随着近年来，石头收藏的风靡，翡翠，天然彩色钻石等价格一路水涨船高。像“岁月”这样的由大自然雕刻的石头更是一石难求。但“岁月”并未流通于市场中拍卖，或交于博物馆展览，它一直被赵立云悉心收藏。
见过“岁月”才知大自然的伟大。人类想要征服大自然，好像一句笑话，不过，大自然能带给人们的惊喜，从来都不是一句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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