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只不过是更大的耐性而已】
作者：李银河
蒲丰（Buffon）有一次说：天才只不过是更大的耐性而已。此话怎讲？
蒲丰是18世纪的法国数学家，他发明了数学史上著名的投针试验，被命名为蒲丰投针试验。后人根据这个原理，做了投针1000次、3000次、5000次的试验，获得圆周率。几千次的投针试验，的确需要耐性，这只是蒲丰的话的最直接解释。
引申开来，蒲丰的话可以被理解为：当别人已经无法忍耐而离去的时候，天才是那个还在坚持的人。那些天才画家都是一直在画画的人（毕加索一生画了37000多幅画，平均每天一幅）；那些天才音乐家都是一直在作曲的人；那些天才文学家都是一直在写作的人。在别人做其他事情时或者无所事事时，他们却一直在创作着后来被称为天才的作品，他们本人也因此被后人称为天才。
如果深究这些天才的形成原因，会发现，他们之所以能够坚持，之所以有那个耐性，是因为有来自内心深处的驱动力，而一般人是缺乏这种内心冲动的。只有热爱，酷爱，内心的纠结，焦虑，才能构成这种内心的冲动。纪德在日记中写道：“有一件东西最能使人们的思想有魅力，那就是不安。”许多成功的写作者都是内心备受痛苦折磨的人。由于内心的不安、痛苦和纠结，他们总在自问自答，于是写出来的东西就打动人。只不过痛苦有大小之分，如果仅仅是个人的琐碎的小痛苦，就是一个比较渺小的作家；如果是人类面临的大痛苦，就是一个比较伟大的作家。
发自内心深处的不安和焦虑不仅最能打动人心，而且形成永不枯竭的内心动力，最终产生天才作品，最终使人变成天才。
作者：李银河
蒲丰（Buffon）有一次说：天才只不过是更大的耐性而已。此话怎讲？
蒲丰是18世纪的法国数学家，他发明了数学史上著名的投针试验，被命名为蒲丰投针试验。后人根据这个原理，做了投针1000次、3000次、5000次的试验，获得圆周率。几千次的投针试验，的确需要耐性，这只是蒲丰的话的最直接解释。
引申开来，蒲丰的话可以被理解为：当别人已经无法忍耐而离去的时候，天才是那个还在坚持的人。那些天才画家都是一直在画画的人（毕加索一生画了37000多幅画，平均每天一幅）；那些天才音乐家都是一直在作曲的人；那些天才文学家都是一直在写作的人。在别人做其他事情时或者无所事事时，他们却一直在创作着后来被称为天才的作品，他们本人也因此被后人称为天才。
如果深究这些天才的形成原因，会发现，他们之所以能够坚持，之所以有那个耐性，是因为有来自内心深处的驱动力，而一般人是缺乏这种内心冲动的。只有热爱，酷爱，内心的纠结，焦虑，才能构成这种内心的冲动。纪德在日记中写道：“有一件东西最能使人们的思想有魅力，那就是不安。”许多成功的写作者都是内心备受痛苦折磨的人。由于内心的不安、痛苦和纠结，他们总在自问自答，于是写出来的东西就打动人。只不过痛苦有大小之分，如果仅仅是个人的琐碎的小痛苦，就是一个比较渺小的作家；如果是人类面临的大痛苦，就是一个比较伟大的作家。
发自内心深处的不安和焦虑不仅最能打动人心，而且形成永不枯竭的内心动力，最终产生天才作品，最终使人变成天才。
天才
是指人拥有一定的天赋，在某一个领域做出突出贡献。
“天才”属于三才（天才、地才及人才）之一，“三才”一词出于我国古老的《易经》的“三才之道”。
《易传》讲：“《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
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专家组组长李学勤先生称赞孔子为“天作之才”（天才）。 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童子问易》指出：“孔子心目中的天才，应是能沟通天人的圣人。
1. 天赋的才能；卓绝的创造力、想象力、灵感。天造之才。《三国志·蜀志·周群传》：“时州后部司马 蜀郡 张裕 亦晓占候，而天才过 羣 。” 元辛文房《唐才子传·李白》：“十岁通五经，自梦笔头生花，后天才赡逸。” 清阮葵生《茶馀客话》卷三：“张南华詹事，今之谪仙也。天才敏捷，诗具宿慧，兴到成篇，脱口而出，妥帖停匀。”杜鹏程《保卫延安》第三章：“这位天才的军事家象普通劳动人民一样质朴、淳厚。”
2. 指天出类拔萃的人。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必有天才，拔羣出类，为将则闇与孙武吴起同术，执政则悬得管仲子产 之教。”《新唐书·文艺传上·王勃》：“都督怒，起更衣，遣吏伺其文辄报。一再报，语益奇，乃矍然曰：‘天才也！’”鲁迅《花边文学·奇怪》：“世界上有许多事实，不看记载，是天才也想不到的。”
3. 天然的资质。三国魏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足下见直木必不可以为轮，曲者不可以为桷，盖不欲以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也。”
是指人拥有一定的天赋，在某一个领域做出突出贡献。
“天才”属于三才（天才、地才及人才）之一，“三才”一词出于我国古老的《易经》的“三才之道”。
《易传》讲：“《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
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专家组组长李学勤先生称赞孔子为“天作之才”（天才）。 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童子问易》指出：“孔子心目中的天才，应是能沟通天人的圣人。
1. 天赋的才能；卓绝的创造力、想象力、灵感。天造之才。《三国志·蜀志·周群传》：“时州后部司马 蜀郡 张裕 亦晓占候，而天才过 羣 。” 元辛文房《唐才子传·李白》：“十岁通五经，自梦笔头生花，后天才赡逸。” 清阮葵生《茶馀客话》卷三：“张南华詹事，今之谪仙也。天才敏捷，诗具宿慧，兴到成篇，脱口而出，妥帖停匀。”杜鹏程《保卫延安》第三章：“这位天才的军事家象普通劳动人民一样质朴、淳厚。”
2. 指天出类拔萃的人。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必有天才，拔羣出类，为将则闇与孙武吴起同术，执政则悬得管仲子产 之教。”《新唐书·文艺传上·王勃》：“都督怒，起更衣，遣吏伺其文辄报。一再报，语益奇，乃矍然曰：‘天才也！’”鲁迅《花边文学·奇怪》：“世界上有许多事实，不看记载，是天才也想不到的。”
3. 天然的资质。三国魏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足下见直木必不可以为轮，曲者不可以为桷，盖不欲以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也。”
【这金鱼不是那金鱼】长假期间，孩子翻阅《全宋词》，翻到苏轼一首《渔家傲》，下半阕是这么写的：美酒一杯谁与共？樽前舞雪狂歌送。腰挎金鱼旌旆拥，将何用？只堪妆点浮生梦。
当读到“腰挎金鱼旌旆拥”时，他不懂了，问我。我告诉他，“旌旆”就是旌旗，腰挎金鱼旌旆拥，意思就是说做大官了，腰带上挂着金鱼，还有很多人打着旌旗，给他当仪仗队。孩子又问：“金鱼不该是放在鱼缸里养吗？为啥要挂在腰带上？挂在腰带上不就死了吗？完了不得洗裤子上的鱼鳞和脏水吗！”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有必要请宋朝另一个大名人欧阳修来给我们讲讲。
【“金鱼”前身本是虎符】
我们知道，公元1057年，苏轼在开封参加中书省主持的进士初选考试，简称“省试”，主考官是欧阳修。那回苏轼不仅通过了省试，而且还被欧阳修列为第二名，于是拜欧阳修为师。欧阳修是文坛大腕，还修过《新唐书》，属于文学家兼史学家，他既熟悉宋朝官场，又懂得历史掌故，更重要的是，他的腰带上也挂过“金鱼”，所以他一定明白是怎么回事。
先看欧阳修主编的《新唐书·车服志》。在该文献里，欧阳修记载了“金鱼”的来历。简单说，古代文官武将进皇宫见皇帝，得拿出自己的通行证，跟宫门口备案的通行证做比对。在唐朝以前，国君会用金属铸成老虎形状，叫作“虎符”，它分成两半，一半交给领兵大将，另一半在宫里备案，大将进宫面君或者调兵打仗，得拿出自己那一半，跟宫里那一半合一块儿，如果严丝合缝，说明这虎符是真的，否则就是冒牌货。
可是到了唐朝，虎符不能用了，为啥？因为唐朝皇帝有个祖宗名叫李虎，文武百官们必须避讳，必须把通行证改成其它动物。又因为唐朝皇帝都姓李，“李”和“鲤”谐音，所以文官武将的通行证就被改成了鲤鱼造型。也就是说，早期的虎符在唐朝变成了鱼符。
跟虎符一样，鱼符也分成两半，是纵向分的，从头到尾剖开，每一半都是扁乎乎的，每一半的鱼头部位都留出一个小孔，可以穿绳悬挂。按《新唐书·车服志》记载，鱼符用黄金或者黄铜铸造，“亲王以金，庶官以铜”。拥有亲王爵位的宗室和勋臣使用黄金打造的鱼符，其他官员使用黄铜打造的鱼符。
问题是，黄金和黄铜颜色相近，外观上难以分辨，所以唐朝皇帝又赐给百官“鱼袋”，用鱼袋的颜色来分辨品级。用《新唐书·车服志》的说法就是：“（鱼符）皆盛以鱼袋，三品以上饰以金，五品以上饰以银。”所有鱼符都装在用丝绸制成的鱼袋里，三品以上官员的鱼袋外面用金丝绣成鱼形，四品和五品官员的鱼袋外面用银丝绣成鱼形。那么五品以下官员呢？对不起，他们地位太低，通常没机会见皇帝，没资格也没必要佩带鱼符，要鱼袋也没用。
【鱼袋象征了品级和皇帝的赏赐】
刚才说过，鱼袋都是用丝绸做的，三品以上高官的鱼袋用金丝绣鱼形，简称“金鱼”；四品和五品官员的鱼袋用银丝绣鱼形，简称“银鱼”。
在唐诗里，好多作品提到的“金鱼”并不是真正的金鱼，而是金丝鱼纹的鱼袋；同样道理，唐诗里的“银鱼”也未必是真正的银鱼，而是用银丝鱼纹的鱼袋。例如韩愈有诗：“不知官高卑，玉带悬金鱼。”虽然不知道对方品级高低，但是看见腰带上有玉制的带扣，还挂着金丝绣鱼纹的鱼袋，甭问，那至少也是三品官。杜甫也有诗：“碧山学士焚银鱼，白马却走身岩居。”碧山学士焚银鱼，绝不是拿一条银鱼烤着吃，而是将腰带上悬挂的象征着四品或五品官阶的银丝鱼纹形鱼袋烧掉，从此退出官场，骑上白马当隐士去了。
欧阳修是宋朝人，宋朝走的是简化之风，无论是文官还是武将，都不再用黄金或者黄铜铸造的鱼符当通行证，仅仅保留了盛放鱼符的鱼袋。鱼袋在宋朝失去了盛放鱼符的实用意义，但却提升了象征意义。象征什么呢？一是象征品级，二是象征皇帝的恩赐。
据欧阳修《归田录》记载：“国朝之制，学士以上赐命带者，例不佩鱼，若奉使契丹及馆伴北使，则佩。事已，复去之。……唯两府之臣则赐佩，谓之‘重金’。”宋朝带“学士”衔的官员都是皇帝近臣，却不一定能佩鱼袋，只有在出使辽国或者迎接辽国使臣的时候，才能临时佩上鱼袋，表明对辽国的重视，等差使办完，还得把鱼袋缴上去。只有“两府之臣”，也就是在政事堂或枢密院主持工作的宰相级大臣，才有资格同时获得皇帝赏赐的金带和金鱼。所谓“金带”，是指带扣用黄金打造的腰带；所谓“金鱼”，自然是指绣着金丝鱼纹的鱼袋。将金带拴在腰间，将金鱼挂在金带之上，这叫“重金”，如果谁身上有这两样法宝，那往往是相臣，例如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参知政事、枢密使、枢密副使等人。
北宋前期，皇帝将金带和金鱼看得极重，极少赏赐给相臣以外的臣子，所以普通官员是很难见到“重金”的。即使只有一副金带而无金鱼，那也相当了不起，因为金带往往赐给翰林学士之类的御用智囊。当时开封官场上有一句玩笑话：“眼前何时赤？腰下几时黄？”眼前何时赤，是盼望成为翰林学士，从而得到一副金带；腰下何时黄，是盼望进入权力中枢，从而在腰带悬挂金鱼。
【同样具有象征意义的还有“算袋”】
今天看起来，金带还有点儿价值（黄金带扣可以卖掉换钱），金鱼就不值什么钱了（金丝太轻，把丝织鱼袋上的金丝全抠出来称一称，绝对不到一克），但在宋朝，那可是权力的象征，是尊贵身份的象征。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就像现代人花几万或者几十万买一只瑞士表，如果论时间精确度，这种机械名表连一个十块钱的电子表都比不上，但那却是品位和格调的象征，表示“大爷有钱”。
如果您了解一些计时原理，那您肯定知道，无论多么名贵的机械表，计时误差都远远超过最普通的石英钟，更加比不上手机里免费赠送的计时器。从这个意义上说，机械名表早就失去了实用价值，只剩下一些象征意义。像这样只剩象征意义的物品在古代还有没有呢？当然有，例如一千多年前曾经出现在官员腰带上的另一样东西：算袋。
据《新唐书·李靖传》记载，唐朝名将李靖李药师出征时，腰带上挂着三样东西：匕首、打火石、算袋。“算袋”是啥？其实就是装着一把小木棍儿的袋子。这把小木棍儿叫做“算筹”，是算盘出现之前的计算工具，可以用来做加减乘除，还能开平方和解方程。
李靖为什么要带算袋？是因为他喜欢做数学题吗？确实如此。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唐朝初年风俗如此——贵族们都要佩一种用皮革制成的“蹀躞（diéxiè）带”，蹀躞带上都要滴里当啷地挂着许多小玩意儿，其中包括算袋。
后来这种风俗被演变成规定。唐高宗、唐睿宗、唐玄宗，以及女皇帝武则天，多次颁布诏令，规定文官上朝和办公时，腰带上必须悬挂算袋，否则视为失仪。再后来，这项规定被辽国继承了，但是宋朝、元朝、明朝、清朝却没有继承。
唐朝官员和辽国官员都腰挂算袋，他们数学水平高吗？不可否认会有极个别出类拔萃的数学天才，会像祖冲之那样使用算筹推算圆周率，但古代中国绝大多数官员的数学水平都远远低于现代中学生。比如说，一元二次方程的求根公式是啥？怎么用泰勒展开式手算三角函数？明朝以前没有任何一个中国人知道，到明朝后期才从西方引入。
文并供图/李开周（图片为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唐代古墓出土的铜鱼符）
当读到“腰挎金鱼旌旆拥”时，他不懂了，问我。我告诉他，“旌旆”就是旌旗，腰挎金鱼旌旆拥，意思就是说做大官了，腰带上挂着金鱼，还有很多人打着旌旗，给他当仪仗队。孩子又问：“金鱼不该是放在鱼缸里养吗？为啥要挂在腰带上？挂在腰带上不就死了吗？完了不得洗裤子上的鱼鳞和脏水吗！”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有必要请宋朝另一个大名人欧阳修来给我们讲讲。
【“金鱼”前身本是虎符】
我们知道，公元1057年，苏轼在开封参加中书省主持的进士初选考试，简称“省试”，主考官是欧阳修。那回苏轼不仅通过了省试，而且还被欧阳修列为第二名，于是拜欧阳修为师。欧阳修是文坛大腕，还修过《新唐书》，属于文学家兼史学家，他既熟悉宋朝官场，又懂得历史掌故，更重要的是，他的腰带上也挂过“金鱼”，所以他一定明白是怎么回事。
先看欧阳修主编的《新唐书·车服志》。在该文献里，欧阳修记载了“金鱼”的来历。简单说，古代文官武将进皇宫见皇帝，得拿出自己的通行证，跟宫门口备案的通行证做比对。在唐朝以前，国君会用金属铸成老虎形状，叫作“虎符”，它分成两半，一半交给领兵大将，另一半在宫里备案，大将进宫面君或者调兵打仗，得拿出自己那一半，跟宫里那一半合一块儿，如果严丝合缝，说明这虎符是真的，否则就是冒牌货。
可是到了唐朝，虎符不能用了，为啥？因为唐朝皇帝有个祖宗名叫李虎，文武百官们必须避讳，必须把通行证改成其它动物。又因为唐朝皇帝都姓李，“李”和“鲤”谐音，所以文官武将的通行证就被改成了鲤鱼造型。也就是说，早期的虎符在唐朝变成了鱼符。
跟虎符一样，鱼符也分成两半，是纵向分的，从头到尾剖开，每一半都是扁乎乎的，每一半的鱼头部位都留出一个小孔，可以穿绳悬挂。按《新唐书·车服志》记载，鱼符用黄金或者黄铜铸造，“亲王以金，庶官以铜”。拥有亲王爵位的宗室和勋臣使用黄金打造的鱼符，其他官员使用黄铜打造的鱼符。
问题是，黄金和黄铜颜色相近，外观上难以分辨，所以唐朝皇帝又赐给百官“鱼袋”，用鱼袋的颜色来分辨品级。用《新唐书·车服志》的说法就是：“（鱼符）皆盛以鱼袋，三品以上饰以金，五品以上饰以银。”所有鱼符都装在用丝绸制成的鱼袋里，三品以上官员的鱼袋外面用金丝绣成鱼形，四品和五品官员的鱼袋外面用银丝绣成鱼形。那么五品以下官员呢？对不起，他们地位太低，通常没机会见皇帝，没资格也没必要佩带鱼符，要鱼袋也没用。
【鱼袋象征了品级和皇帝的赏赐】
刚才说过，鱼袋都是用丝绸做的，三品以上高官的鱼袋用金丝绣鱼形，简称“金鱼”；四品和五品官员的鱼袋用银丝绣鱼形，简称“银鱼”。
在唐诗里，好多作品提到的“金鱼”并不是真正的金鱼，而是金丝鱼纹的鱼袋；同样道理，唐诗里的“银鱼”也未必是真正的银鱼，而是用银丝鱼纹的鱼袋。例如韩愈有诗：“不知官高卑，玉带悬金鱼。”虽然不知道对方品级高低，但是看见腰带上有玉制的带扣，还挂着金丝绣鱼纹的鱼袋，甭问，那至少也是三品官。杜甫也有诗：“碧山学士焚银鱼，白马却走身岩居。”碧山学士焚银鱼，绝不是拿一条银鱼烤着吃，而是将腰带上悬挂的象征着四品或五品官阶的银丝鱼纹形鱼袋烧掉，从此退出官场，骑上白马当隐士去了。
欧阳修是宋朝人，宋朝走的是简化之风，无论是文官还是武将，都不再用黄金或者黄铜铸造的鱼符当通行证，仅仅保留了盛放鱼符的鱼袋。鱼袋在宋朝失去了盛放鱼符的实用意义，但却提升了象征意义。象征什么呢？一是象征品级，二是象征皇帝的恩赐。
据欧阳修《归田录》记载：“国朝之制，学士以上赐命带者，例不佩鱼，若奉使契丹及馆伴北使，则佩。事已，复去之。……唯两府之臣则赐佩，谓之‘重金’。”宋朝带“学士”衔的官员都是皇帝近臣，却不一定能佩鱼袋，只有在出使辽国或者迎接辽国使臣的时候，才能临时佩上鱼袋，表明对辽国的重视，等差使办完，还得把鱼袋缴上去。只有“两府之臣”，也就是在政事堂或枢密院主持工作的宰相级大臣，才有资格同时获得皇帝赏赐的金带和金鱼。所谓“金带”，是指带扣用黄金打造的腰带；所谓“金鱼”，自然是指绣着金丝鱼纹的鱼袋。将金带拴在腰间，将金鱼挂在金带之上，这叫“重金”，如果谁身上有这两样法宝，那往往是相臣，例如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参知政事、枢密使、枢密副使等人。
北宋前期，皇帝将金带和金鱼看得极重，极少赏赐给相臣以外的臣子，所以普通官员是很难见到“重金”的。即使只有一副金带而无金鱼，那也相当了不起，因为金带往往赐给翰林学士之类的御用智囊。当时开封官场上有一句玩笑话：“眼前何时赤？腰下几时黄？”眼前何时赤，是盼望成为翰林学士，从而得到一副金带；腰下何时黄，是盼望进入权力中枢，从而在腰带悬挂金鱼。
【同样具有象征意义的还有“算袋”】
今天看起来，金带还有点儿价值（黄金带扣可以卖掉换钱），金鱼就不值什么钱了（金丝太轻，把丝织鱼袋上的金丝全抠出来称一称，绝对不到一克），但在宋朝，那可是权力的象征，是尊贵身份的象征。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就像现代人花几万或者几十万买一只瑞士表，如果论时间精确度，这种机械名表连一个十块钱的电子表都比不上，但那却是品位和格调的象征，表示“大爷有钱”。
如果您了解一些计时原理，那您肯定知道，无论多么名贵的机械表，计时误差都远远超过最普通的石英钟，更加比不上手机里免费赠送的计时器。从这个意义上说，机械名表早就失去了实用价值，只剩下一些象征意义。像这样只剩象征意义的物品在古代还有没有呢？当然有，例如一千多年前曾经出现在官员腰带上的另一样东西：算袋。
据《新唐书·李靖传》记载，唐朝名将李靖李药师出征时，腰带上挂着三样东西：匕首、打火石、算袋。“算袋”是啥？其实就是装着一把小木棍儿的袋子。这把小木棍儿叫做“算筹”，是算盘出现之前的计算工具，可以用来做加减乘除，还能开平方和解方程。
李靖为什么要带算袋？是因为他喜欢做数学题吗？确实如此。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唐朝初年风俗如此——贵族们都要佩一种用皮革制成的“蹀躞（diéxiè）带”，蹀躞带上都要滴里当啷地挂着许多小玩意儿，其中包括算袋。
后来这种风俗被演变成规定。唐高宗、唐睿宗、唐玄宗，以及女皇帝武则天，多次颁布诏令，规定文官上朝和办公时，腰带上必须悬挂算袋，否则视为失仪。再后来，这项规定被辽国继承了，但是宋朝、元朝、明朝、清朝却没有继承。
唐朝官员和辽国官员都腰挂算袋，他们数学水平高吗？不可否认会有极个别出类拔萃的数学天才，会像祖冲之那样使用算筹推算圆周率，但古代中国绝大多数官员的数学水平都远远低于现代中学生。比如说，一元二次方程的求根公式是啥？怎么用泰勒展开式手算三角函数？明朝以前没有任何一个中国人知道，到明朝后期才从西方引入。
文并供图/李开周（图片为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唐代古墓出土的铜鱼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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