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号：GDZPS10416
书名：《建德古窑址》（建德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之二）
版别：西冷印社出版社
作者：尧志刚编著 建德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办公室编
书号：ISBN 9787550804364
定价：268.00
出版日期：201204
内容简介
建德市地处浙西，钱塘江上游，位于杭州-千岛湖-黄山这条黄金旅游线的中段，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44个重点风景旅游名胜区之。建德历史悠久，人文荟萃。“建德人”遗址的发现，表明早在10万年前就有人类在这里繁衍生息，揭开了人类发展史“浙江篇”序幕。建德在三国吴黄武四年（225）建县。唐万岁通天二年（697），睦州州治由雉山移建德（今梅城镇），建德为州治始于此，后历代均为郡、路、州、府之治地，迄今已有近1800年的历史。这里山清水秀，风景如画，吸引了大量的文人墨客流连驻足，唐代诗人孟浩然的《宿建德江》，描述的正是建德的山水之美，脍炙人口，千古流传。而同一时期的“睦州诗派”，均以山水田园诗见长，沿江而吟，堪称浙西水上唐诗之路，名动时。宋代的严州刻本，明清时期的婺剧徽班，也是赫赫有名。另外，《水浒传》、《三国演义》、《金瓶梅》、《官场现形记》等多部经典小说也是对严州多有涉及。
目录
第一章 调查缘起与工作概况
第二章 区域历史地理概述
第一节 历史沿革
第二节 地理环境
第三节 古代窑业生产
第三章 窑址
第一节 大白山窑址
一、堆积状况
二、产品及其特征
三、窑具及其装烧工艺
四、价值与保护
第二节 大慈岩脚窑址
一、堆积状况
二、产品及其特征
三、窑具及其装烧工艺
四、价值与保护
第三节 窑坞窑址
一、堆积状况
二、产品及其特征
三、窑具及其装烧工艺
四、价值与保护
第四节 后山窑址
一、堆积状况
二、产品及其特征
三、窑具及其装烧工艺
四、价值与保护
第五节 倪家窑址
一、堆积状况
二、产品及其特征
三、窑具及其装烧工艺
四、价值与保护
第四章 结语
第一节 各窑产品年代的初步分析
第二节 蓝色窑变釉相关问题的初步探讨
第三节 调查发现的意义
后记
大量批发或经销商面议
茶书网中国区北京工作站：感德真品茶业机构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马连道6号北京国际茶城三楼西北角F3-19号
客服：010-63433810
详见：茶书网（www.culturetea.com)说明https://t.cn/A6SETDXa
书名：《建德古窑址》（建德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成果之二）
版别：西冷印社出版社
作者：尧志刚编著 建德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办公室编
书号：ISBN 9787550804364
定价：268.00
出版日期：201204
内容简介
建德市地处浙西，钱塘江上游，位于杭州-千岛湖-黄山这条黄金旅游线的中段，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44个重点风景旅游名胜区之。建德历史悠久，人文荟萃。“建德人”遗址的发现，表明早在10万年前就有人类在这里繁衍生息，揭开了人类发展史“浙江篇”序幕。建德在三国吴黄武四年（225）建县。唐万岁通天二年（697），睦州州治由雉山移建德（今梅城镇），建德为州治始于此，后历代均为郡、路、州、府之治地，迄今已有近1800年的历史。这里山清水秀，风景如画，吸引了大量的文人墨客流连驻足，唐代诗人孟浩然的《宿建德江》，描述的正是建德的山水之美，脍炙人口，千古流传。而同一时期的“睦州诗派”，均以山水田园诗见长，沿江而吟，堪称浙西水上唐诗之路，名动时。宋代的严州刻本，明清时期的婺剧徽班，也是赫赫有名。另外，《水浒传》、《三国演义》、《金瓶梅》、《官场现形记》等多部经典小说也是对严州多有涉及。
目录
第一章 调查缘起与工作概况
第二章 区域历史地理概述
第一节 历史沿革
第二节 地理环境
第三节 古代窑业生产
第三章 窑址
第一节 大白山窑址
一、堆积状况
二、产品及其特征
三、窑具及其装烧工艺
四、价值与保护
第二节 大慈岩脚窑址
一、堆积状况
二、产品及其特征
三、窑具及其装烧工艺
四、价值与保护
第三节 窑坞窑址
一、堆积状况
二、产品及其特征
三、窑具及其装烧工艺
四、价值与保护
第四节 后山窑址
一、堆积状况
二、产品及其特征
三、窑具及其装烧工艺
四、价值与保护
第五节 倪家窑址
一、堆积状况
二、产品及其特征
三、窑具及其装烧工艺
四、价值与保护
第四章 结语
第一节 各窑产品年代的初步分析
第二节 蓝色窑变釉相关问题的初步探讨
第三节 调查发现的意义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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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书网中国区北京工作站：感德真品茶业机构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马连道6号北京国际茶城三楼西北角F3-19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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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曾想过，手里喝水喝茶的杯子，也许来历非凡。
☀️那天阳光正好，在阁楼喝茶的我，无意间低头细看手里的水杯。宝石绿得色泽，清爽素雅，轻叩如金属相撞的清脆声响，自带一种沉稳古拙的气息。
细问下才知道，原来杯子是会理绿陶所制。
“前有唐宋青瓷，后有明清绿瓷。”会理制陶始于唐盛于明。因为是用孔雀石配方烧制而成绿釉陶，故有“会理绿陶”美誉，被称为中国最后的绿陶。
2009年7月会理《绿釉陶瓷品制作技艺》被列入四川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快看看你是否也有一只非遗绿陶水杯？
#大美凉山见证巨变##凉山州建州70周年##城市巡游记#
☀️那天阳光正好，在阁楼喝茶的我，无意间低头细看手里的水杯。宝石绿得色泽，清爽素雅，轻叩如金属相撞的清脆声响，自带一种沉稳古拙的气息。
细问下才知道，原来杯子是会理绿陶所制。
“前有唐宋青瓷，后有明清绿瓷。”会理制陶始于唐盛于明。因为是用孔雀石配方烧制而成绿釉陶，故有“会理绿陶”美誉，被称为中国最后的绿陶。
2009年7月会理《绿釉陶瓷品制作技艺》被列入四川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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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名学看村落与宗族的关系】
春秋以前中国是个族群社会，以封地为族姓、又以族姓为地名是常见的现象。但自秦以下，族群社会被官僚制帝国的编户齐民社会或曰“吏民社会”所取代，乡村聚落的命名也就十分彻底地非族姓化了。秦汉时代的闾里、吴简中所见的丘，三国以下的村坞屯聚，其名几乎都与族姓无关。秦汉的里名或取自“吉语”（如长乐、富贵、成汉、汉兴等等），或取自地理方位（如都里、西道、市阳、亭南、中治等等）及其他。由于取材有限，重名率极高（但在一个县的范围内似乎不允许重名）。例如汉简中所见，居延、昭武、故道、江陵等县都有“市阳里”，而“万岁里”之类的里名更似乎多数县都有。东汉、三国的里、丘命名渐趋多样化，尤其吴简中所见之丘名多俚俗，大概是取自民间而非官府所起。但是以族姓命名的似乎还没有。
那时偶有“郑里”“刘里丘”“吴丘”“何丘”之名，有人认为这就是以居民姓氏命名之聚落。但细考之，这些地名也不像是取自姓氏。因为这类里、丘的人户很少——大多数情况下完全没有——以里丘所名为姓者。如前所引：江陵出土的“郑里廪簿”被认为是全里的完整登记，其中并无姓郑者。走马楼吴简中有66个单名里、丘，其中11个单名可用为姓，但却与当地实际居民姓氏无关。如“何丘”已知姓氏共有19户，分属15姓，其中恰无姓何者。其他如莫丘、吴丘、寇丘、区丘、温丘、贺丘、杨丘、龙丘等，也完全没有莫吴寇区温贺杨龙等姓。只有“刘里丘”有刘姓，但也不是第一大姓。当然，后世以姓名村者也有原居姓氏流散、现居民全无村名所指姓的现象，但那时其他村落的居民姓氏同于村名者至少不罕见。如果完全没有后一种情况，就很难以姓氏流散来解释前一种现象。因此吴简所见的何丘等等，大概与其他绝大多数单字丘名（捞丘、略丘之类）一样另有所本，不是以姓名村。
三国以降，里制渐坏，屯、聚、村、坞以及更晚的庄、寨（砦）、堡等聚落类型兴起。但在很长时间内这些聚落类型也未发现有以姓氏命名的。
以“村”为例，日本汉学界曾有过关于“村”起源的讨论。宫崎市定说“村（邨）”起源于屯田之“屯”，而堀敏一认为“屯”与屯田无关，它起源于“屯聚”，因而村与“聚”有缘。但屯、聚也好，村、坞也罢，宋以前都极少与姓氏相联系。笔者以电脑检索“二十五史”，得“村”之记载共1738处。其中最早是《三国志》卷十六《郑浑传》中“村落齐整如一”之说。《三国志》《晋书》都只有这类“村落”“村坞”的一般提法，正式以村为地名，则始于南北朝，主要是南朝。如《宋书》中有康亭村、牛门村、虎槛村等30处；《魏书》有高柳村、商王村等26处。总计南五史出现117处，北四史出现84处，但没有一处是以姓名村的。
隋唐两代仍然如此。《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各出现村名17、46、12处，基本都与姓氏无涉。如隋之宋谷村、白土村、孝敬村，唐之白石村、襄王村、水门村等。但这时已出现了个别例外。如《隋书》卷二十三：“大兴城西南四里有袁村。”这是检索出正史中以姓名村的首例。但其起源可能仍然与上层有关，正如大兴（隋都，即后之长安）附近当时已有的韦曲、杜曲、樊川等地名一样，不是以当地居民姓氏而是以与当地有关的某显贵得名。
五代时，以姓名村开始多见。《旧五代史）有任村、杨村、王村、罗村、杨村赛、杨村渡；《新五代史》有赵村、王村等。到了《宋史》中，以姓名村之例就多达37处，占该史记载239处“村”名的15%。《辽史》《金史》各有以姓名村2例与15例，分别占总村名的28.5%与16%。《元史》有34例，占总村名的41%。《明史》77例，占36%。《清史稿》则多至377处，占56%。可见，以姓名村之风，是宋代兴起，到明清才大盛的。
除了“村”以外，其他以族姓得名的聚落称谓也是如此。由电脑检索可知，“x各庄”一类地名明以前未见，始见于《明史》也只有卷八十六“纪各庄”一例，而《清史稿》则有24例。
“x格庄”，清以前没有，《清史稿》则有7例。“x家村”，《宋史》2例，《金史》1例，《明史》2例，而《清史稿》多至20例。“x家集”，明以前无，《明史》有5例，《清史稿》则多达97例。“x家寨”，始见于《旧五代史》1例，以后《辽史》3例，《元史》5例，《明史》19例，《清史稿》42例。“x家镇”，始见于《金史》1例，《明史》2例，《清史稿》达到60例。“X家堡”，是出现较早的姓氏化地名，但早期它基本上只见于边防要塞式居民点，始见于《宋史》者凡12例，皆在西北抗夏军事前沿。以后一度少见，《金史》《元史》仅各1例，《明史》9例，而《清史稿》有36例，并且扩及了河南、江苏、湖广等内地省份。
同姓相对聚居的存在不是宗族组织、尤其具有实质性功能的宗族得以形成的充分条件，但应当是必要条件。在古代生存状态下，距离对于人际交往的限制要比近代大得多。如果人们不住一处，仅凭所谓共同祖先的“伦理”基础是很难保持稳定交往、发展公共认同并形成功能性组织的。如今人们论述“国权不下县”时往往强调古代技术条件对国家权力延伸的限制。其实制度化权力组织本身就是可以创造“奇迹”的。像金字塔、始皇陵那样靠近代技术也不容易搞起来的惊人之举就是明证。
作者：秦晖来源：《书摘》2020年第10期 转引自： 江西地名研究
春秋以前中国是个族群社会，以封地为族姓、又以族姓为地名是常见的现象。但自秦以下，族群社会被官僚制帝国的编户齐民社会或曰“吏民社会”所取代，乡村聚落的命名也就十分彻底地非族姓化了。秦汉时代的闾里、吴简中所见的丘，三国以下的村坞屯聚，其名几乎都与族姓无关。秦汉的里名或取自“吉语”（如长乐、富贵、成汉、汉兴等等），或取自地理方位（如都里、西道、市阳、亭南、中治等等）及其他。由于取材有限，重名率极高（但在一个县的范围内似乎不允许重名）。例如汉简中所见，居延、昭武、故道、江陵等县都有“市阳里”，而“万岁里”之类的里名更似乎多数县都有。东汉、三国的里、丘命名渐趋多样化，尤其吴简中所见之丘名多俚俗，大概是取自民间而非官府所起。但是以族姓命名的似乎还没有。
那时偶有“郑里”“刘里丘”“吴丘”“何丘”之名，有人认为这就是以居民姓氏命名之聚落。但细考之，这些地名也不像是取自姓氏。因为这类里、丘的人户很少——大多数情况下完全没有——以里丘所名为姓者。如前所引：江陵出土的“郑里廪簿”被认为是全里的完整登记，其中并无姓郑者。走马楼吴简中有66个单名里、丘，其中11个单名可用为姓，但却与当地实际居民姓氏无关。如“何丘”已知姓氏共有19户，分属15姓，其中恰无姓何者。其他如莫丘、吴丘、寇丘、区丘、温丘、贺丘、杨丘、龙丘等，也完全没有莫吴寇区温贺杨龙等姓。只有“刘里丘”有刘姓，但也不是第一大姓。当然，后世以姓名村者也有原居姓氏流散、现居民全无村名所指姓的现象，但那时其他村落的居民姓氏同于村名者至少不罕见。如果完全没有后一种情况，就很难以姓氏流散来解释前一种现象。因此吴简所见的何丘等等，大概与其他绝大多数单字丘名（捞丘、略丘之类）一样另有所本，不是以姓名村。
三国以降，里制渐坏，屯、聚、村、坞以及更晚的庄、寨（砦）、堡等聚落类型兴起。但在很长时间内这些聚落类型也未发现有以姓氏命名的。
以“村”为例，日本汉学界曾有过关于“村”起源的讨论。宫崎市定说“村（邨）”起源于屯田之“屯”，而堀敏一认为“屯”与屯田无关，它起源于“屯聚”，因而村与“聚”有缘。但屯、聚也好，村、坞也罢，宋以前都极少与姓氏相联系。笔者以电脑检索“二十五史”，得“村”之记载共1738处。其中最早是《三国志》卷十六《郑浑传》中“村落齐整如一”之说。《三国志》《晋书》都只有这类“村落”“村坞”的一般提法，正式以村为地名，则始于南北朝，主要是南朝。如《宋书》中有康亭村、牛门村、虎槛村等30处；《魏书》有高柳村、商王村等26处。总计南五史出现117处，北四史出现84处，但没有一处是以姓名村的。
隋唐两代仍然如此。《隋书》《旧唐书》《新唐书》各出现村名17、46、12处，基本都与姓氏无涉。如隋之宋谷村、白土村、孝敬村，唐之白石村、襄王村、水门村等。但这时已出现了个别例外。如《隋书》卷二十三：“大兴城西南四里有袁村。”这是检索出正史中以姓名村的首例。但其起源可能仍然与上层有关，正如大兴（隋都，即后之长安）附近当时已有的韦曲、杜曲、樊川等地名一样，不是以当地居民姓氏而是以与当地有关的某显贵得名。
五代时，以姓名村开始多见。《旧五代史）有任村、杨村、王村、罗村、杨村赛、杨村渡；《新五代史》有赵村、王村等。到了《宋史》中，以姓名村之例就多达37处，占该史记载239处“村”名的15%。《辽史》《金史》各有以姓名村2例与15例，分别占总村名的28.5%与16%。《元史》有34例，占总村名的41%。《明史》77例，占36%。《清史稿》则多至377处，占56%。可见，以姓名村之风，是宋代兴起，到明清才大盛的。
除了“村”以外，其他以族姓得名的聚落称谓也是如此。由电脑检索可知，“x各庄”一类地名明以前未见，始见于《明史》也只有卷八十六“纪各庄”一例，而《清史稿》则有24例。
“x格庄”，清以前没有，《清史稿》则有7例。“x家村”，《宋史》2例，《金史》1例，《明史》2例，而《清史稿》多至20例。“x家集”，明以前无，《明史》有5例，《清史稿》则多达97例。“x家寨”，始见于《旧五代史》1例，以后《辽史》3例，《元史》5例，《明史》19例，《清史稿》42例。“x家镇”，始见于《金史》1例，《明史》2例，《清史稿》达到60例。“X家堡”，是出现较早的姓氏化地名，但早期它基本上只见于边防要塞式居民点，始见于《宋史》者凡12例，皆在西北抗夏军事前沿。以后一度少见，《金史》《元史》仅各1例，《明史》9例，而《清史稿》有36例，并且扩及了河南、江苏、湖广等内地省份。
同姓相对聚居的存在不是宗族组织、尤其具有实质性功能的宗族得以形成的充分条件，但应当是必要条件。在古代生存状态下，距离对于人际交往的限制要比近代大得多。如果人们不住一处，仅凭所谓共同祖先的“伦理”基础是很难保持稳定交往、发展公共认同并形成功能性组织的。如今人们论述“国权不下县”时往往强调古代技术条件对国家权力延伸的限制。其实制度化权力组织本身就是可以创造“奇迹”的。像金字塔、始皇陵那样靠近代技术也不容易搞起来的惊人之举就是明证。
作者：秦晖来源：《书摘》2020年第10期 转引自：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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